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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岭南，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及今属越南的部分地区。地域虽比今天广阔，但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士人眼里，是不折不扣的“化外之地”“贬谪之所”。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所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旷达如北宋苏轼，被贬岭南时，也不免悲从中来，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说自己“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兩目昏障，仅分道路”。
大概要到明朝中叶，岭南才摘掉了“化外之地”的帽子。其时岭南人才济济，明代大儒王阳明提起同时期的潮汕地区才俊，已经是叹赏的语气：“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祭杨士鸣文》）相比之下，一代儒宗陈献章作为岭南历史上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人物，对岭南学术文化的贡献尤大。从祀，是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常设的、次于主要祭祀对象但与其密切关联的祭祀对象。从祀孔庙，是古代学者的最高荣誉，虽说也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评价体系，但古人以“成圣”为“德业第一功”，自白沙之后，学者再不敢小觑岭南文化。
陈献章，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宣德三年（1428年）出生于广东新会都会村，因曾居于白沙村（今江门市郊白沙村），学者称白沙先生，世称陈白沙，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祀孔庙，谥文恭。其门下弟子湛若水、梁储、张廷实、林光等人，皆一时名士。陈白沙多才多艺，除精研儒学，还兼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的诗以自然为宗，不事雕琢而格调清高，有陶渊明之风。他的书法脱胎于欧阳询，又研习怀素草书，参以米芾、东坡书法之势，自成一体，尤其是以新会圭峰山上的白茅制成茅龙笔，写出来的字“生辣野趣，刚劲有力”，影响深远。当然，白沙一生之精神与安身立命之本，还在于儒学，有“广东第一大儒”之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理学”“理学家”可谓声名狼藉。在大众眼里，理学家要么是食古不化的腐儒，要么是道貌岸然但满肚子利害算计的乡愿。这实际上是文化断裂之后人们对儒家的想象，其中不乏标签化和脸谱化，与真实相去甚远。以陈白沙为例，其学问功夫在于静坐，宗旨归于自得，由博而返约，与流俗小儒截然不同。静坐，即端坐澄心，白沙曾自述“见道”的过程：二十七岁时师从江西名儒吴康斋，对于儒家经典无所不涉，却始终找不到着力处。后来回到白沙村，筑春阳台，杜门不出，潜心学问多年才意识到，一味观书博识也是为外物所累，本末倒置。于是舍弃纷纭复杂的外在知识，于静坐冥思中返归自我本心，“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正是由于这段求学经历，白沙反对盲目推崇权威、牵拘于文义训诂。其《道学传序》说：“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求之吾心”，意味着一切认知的来源在于用心体悟，务求此心与此理凑泊吻合，而为学的着力处则在于“致养此心”，使其不受见闻、欲望的囿蔽。“作圣之功”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外在见闻知识的累积。倘非得之于心，即使遍览先贤著作，也将一无所得，甚至反为僵化、琐碎的知识所溺没。这便是他所确立的“自得”之学。
与朱熹主张对四书五经“字求其证，句索其旨”相比，在白沙这里，主体自我的价值大大提升了。不仅如此，白沙个性洒落，他的“自得”，还有安然自足之义，即随处体认天理，“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领会天理流行、生生不息之意，因而心体“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
白沙的“自得”之学，上承陆象山心学，经由门下弟子湛若水而为王阳明所接受，这才有了王阳明“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等解放思想的言述。这等言论，放在古代无疑堪称惊世骇俗，而首开风气的，则为白沙先生。所以在学术史上，白沙可说是明代心学思潮的肇始，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正如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所言，“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
白沙虽力倡“自得”“静坐”，却不是空言无实，这可以其一生的出处、进退为证。他二十岁即考中举人第九名，此后科举却一直不顺，中年见道之后声名鹊起，由于不屑巴结朝中权贵，仕途始终坎坷，但他并不以为意，一直居留乡间，以明道修身、传经授业为己任。讲学之余，白沙与弟子耕耘自家二顷薄田，供书院日常开销，享受耕读之乐，其《咏江门墟》“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正是居乡数十年的真实写照。白沙的门下弟子，也继承了他的风骨，所以黄宗羲说：“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
江西硕儒罗一峰曾评价说，白沙“充道以富，崇德以贵，天下之物，可爱可求，漠然无动于其中”。观白沙一生的行藏与著述，可以当之而无愧。
插图 / 王 伟 责任编辑 / 周锦宜
大概要到明朝中叶，岭南才摘掉了“化外之地”的帽子。其时岭南人才济济，明代大儒王阳明提起同时期的潮汕地区才俊，已经是叹赏的语气：“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祭杨士鸣文》）相比之下，一代儒宗陈献章作为岭南历史上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人物，对岭南学术文化的贡献尤大。从祀，是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常设的、次于主要祭祀对象但与其密切关联的祭祀对象。从祀孔庙，是古代学者的最高荣誉，虽说也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评价体系，但古人以“成圣”为“德业第一功”，自白沙之后，学者再不敢小觑岭南文化。
陈献章，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宣德三年（1428年）出生于广东新会都会村，因曾居于白沙村（今江门市郊白沙村），学者称白沙先生，世称陈白沙，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从祀孔庙，谥文恭。其门下弟子湛若水、梁储、张廷实、林光等人，皆一时名士。陈白沙多才多艺，除精研儒学，还兼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的诗以自然为宗，不事雕琢而格调清高，有陶渊明之风。他的书法脱胎于欧阳询，又研习怀素草书，参以米芾、东坡书法之势，自成一体，尤其是以新会圭峰山上的白茅制成茅龙笔，写出来的字“生辣野趣，刚劲有力”，影响深远。当然，白沙一生之精神与安身立命之本，还在于儒学，有“广东第一大儒”之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理学”“理学家”可谓声名狼藉。在大众眼里，理学家要么是食古不化的腐儒，要么是道貌岸然但满肚子利害算计的乡愿。这实际上是文化断裂之后人们对儒家的想象，其中不乏标签化和脸谱化，与真实相去甚远。以陈白沙为例，其学问功夫在于静坐，宗旨归于自得，由博而返约，与流俗小儒截然不同。静坐，即端坐澄心，白沙曾自述“见道”的过程：二十七岁时师从江西名儒吴康斋，对于儒家经典无所不涉，却始终找不到着力处。后来回到白沙村，筑春阳台，杜门不出，潜心学问多年才意识到，一味观书博识也是为外物所累，本末倒置。于是舍弃纷纭复杂的外在知识，于静坐冥思中返归自我本心，“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正是由于这段求学经历，白沙反对盲目推崇权威、牵拘于文义训诂。其《道学传序》说：“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求之吾心”，意味着一切认知的来源在于用心体悟，务求此心与此理凑泊吻合，而为学的着力处则在于“致养此心”，使其不受见闻、欲望的囿蔽。“作圣之功”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外在见闻知识的累积。倘非得之于心，即使遍览先贤著作，也将一无所得，甚至反为僵化、琐碎的知识所溺没。这便是他所确立的“自得”之学。
与朱熹主张对四书五经“字求其证，句索其旨”相比，在白沙这里，主体自我的价值大大提升了。不仅如此，白沙个性洒落，他的“自得”，还有安然自足之义，即随处体认天理，“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领会天理流行、生生不息之意，因而心体“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
白沙的“自得”之学，上承陆象山心学，经由门下弟子湛若水而为王阳明所接受，这才有了王阳明“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等解放思想的言述。这等言论，放在古代无疑堪称惊世骇俗，而首开风气的，则为白沙先生。所以在学术史上，白沙可说是明代心学思潮的肇始，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正如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所言，“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
白沙虽力倡“自得”“静坐”，却不是空言无实，这可以其一生的出处、进退为证。他二十岁即考中举人第九名，此后科举却一直不顺，中年见道之后声名鹊起，由于不屑巴结朝中权贵，仕途始终坎坷，但他并不以为意，一直居留乡间，以明道修身、传经授业为己任。讲学之余，白沙与弟子耕耘自家二顷薄田，供书院日常开销，享受耕读之乐，其《咏江门墟》“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正是居乡数十年的真实写照。白沙的门下弟子，也继承了他的风骨，所以黄宗羲说：“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
江西硕儒罗一峰曾评价说，白沙“充道以富，崇德以贵，天下之物，可爱可求，漠然无动于其中”。观白沙一生的行藏与著述，可以当之而无愧。
插图 / 王 伟 责任编辑 / 周锦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