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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略联盟是高等院校实现国际化的动因与手段。建立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跨国大学联盟，有助于拓展高校的办学空间，促进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文章聚焦于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跨国大学联盟，以中波大学联盟为例，回顾了我国跨国大学联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涵、主要类型，并针对跨国大学联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的发展建议，包括积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联盟的经验，确立协同共生的联盟文化和理念，注重联盟院校的国际化，重视联盟与政府、社会的合作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跨国大学联盟；中波大学联盟；发展战略
一、引言
作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重大机遇。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各国对贯通丝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人才短缺、教育资源共享度低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掣肘因素[1]，另一方面，随着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大学国际化打破传统的交流模式，人才培养呈现跨国趋势，跨国大学联盟应运而生。
2015年11月，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俄罗斯乌拉尔国立经济大学、韩国釜庆大学等8个国家的4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联合发布《敦煌共识》，决定成立“‘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2016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8所高校在西安加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上述联盟的宗旨是搭建协同攻关与学术交流的平台，努力提升全球教育创新，并关注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2]。2017年3月，北京工业大学、波兰奥波莱工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共同发起，由7所北京高校、7所重庆高校、9所波兰高校共同参与建立“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该联盟旨在发展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国家大学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推动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国际化进程。[3]
当前，我国大学愈加关注大学国际联盟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大学联盟相比，相关实践仍处于萌芽阶段，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不够成熟[4]，同时在实质性合作、联盟中话语权、跨文化协作、合作深度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间[5]，且多个不同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协作较为复杂，跨国大学联盟的管理必然面临挑战[6]。因此，从跨国大学联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涵和主要类型出发，选取典型案例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并针对其提出一定的建议，这对促进我国大学联盟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我国的跨国大学联盟
——以中波大学联盟为例
（一）内涵
跨国大学联盟是由至少三个高等教育机构自发组成的，以在国际上传播、提升知识为使命的机构联合体[7]。它们一般依据共同愿景而自主结合，在高校之间签订联盟协议及章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并借助联盟平台，形成高水平研究性大学的强强联盟[8]。参加联盟的大学在本科生及研究生层次提供联合服务，包括图书馆资源共享、校园联合采购、学术交流与合作等[9]。当前，跨国大学联盟的典型代表包括2004年组建的全球七校联盟，由中国厦门大学、韩国仁荷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大学组成；1997年组建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由美、中、日、澳等15个国家的23所大学组成，其中中国的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10]
（二）我国跨国大学联盟的发展态势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跨国大学联盟的形式、途径和合作机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一是研究型大学加入世界一流大学国际联盟。1996年开始，我国大陆地区有10余所重点大学陆续加入大学国际联盟，包括1996年的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AEARU）、1997年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1997年的21世纪大学联盟（U21）、21世纪的学术联盟（AC21）等。
二是政府合作组织衍生的跨国大学联盟。21世纪以来，中国同沿线国家先后签署了不同层次的合作条约、关系协定、联合声明，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开展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法制保障[11]。例如，2007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高校间的非实体合作网络，其由来自上海合作组织5个成员国的74所院校组成，旨在为各成员国培养文化、科学、教育、经济等优先合作领域的高水平人才。
三是“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催生的跨国大学联盟。“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催生的跨国大学联盟所涉及的国别和院校数量与以往跨国大学联盟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2015年5月22日，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百所高校积极响应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正式成立，发展至今，已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135所高校加入，逐步打造“丝绸之路学术带”[12]；再如2015年11月，由8个国家的4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联合成立的“‘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至2016年，该联盟高校由最初的47所增加至126所，涵盖亚、欧、非、北美、南美等6个大洲的23个国家。[13]
（三）“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的实践
1.成立背景
中波教育合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有很长的历史渊源。2004年，中国开始向波兰派出汉语教师，2009年开始建立孔子学院。目前在波兰设立的孔子学院有4所。2011年12月20日，中波双方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波兰共和国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教育合作协议》，中波双方50余所大学校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席“中波大学校长论坛”，两国之间的教育合作进入常态化。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波兰是“琥珀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并号召“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2016年11月，波兰理工大学校长联盟代表团访问北京工业大学，为中波大学聯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17年3月，北京工业大学、波兰奥波莱工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共同发起，由7所北京高校、7所重庆高校、9所波兰高校共同参与建立“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 2.联盟目标及意义
“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旨在发展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大学的全面交流与合作；致力于高素质、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培育模式的创新实践，为企业培养高水平、实践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才，实现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教育的新突破；致力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以及集成解决企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以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为牵引，打造跨国界多校对多企业的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间的资金、产品、人才、服务跨国界流动；致力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鼓励大学间人员跨国界流动，联合举办各类学术会议，科技竞赛，以及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推动联盟内部的大学申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的前期使命和责任是推动中国和波兰教育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进而服务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该平台的搭建不仅可使中国与波兰在高校之间达成单边或多边合作，共享优质资源，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中西部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通有无。[14]
3.管理模式
一般而言，大部分跨国大学联盟的管理模式为设立理事会，并且有常设管理机构（见表1）。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管理机构包括校长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校长办公室、院校专家委员会[15]。同时，为了加强中方院校与其他成员国院校的工作协调与沟通，中国教育部在项目院校设立一系列的支撑机构，如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内部协调秘书处，在大连外国语大学设立中方校长办公室等。
“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自成立之初即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理事会主席实行轮值制度。每两年轮值一次，每次轮值由中方和波兰方理事共同担任轮值主席，同时成立项目组，负责联盟具体项目的策划与管理。项目组可根据联盟提出不同的项目主题，下设若干个项目小组。
三、我国跨国大学联盟建设中
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战略
（一）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催生下的跨国大学联盟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跨国大学联盟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学联盟目标的短期化。当前，一些跨国大学联盟较看重眼前或短期内容易实现的既得利益，缺乏长远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双赢联盟。此外，各联盟在目标阐述中基本都提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但缺乏清晰可操作的具体目标。[16]
第二，沟通不畅。联盟内高校以往交流与合作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的高校交流基础薄弱。不同国家的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等问题给联盟的发展带来一定阻碍。
第三，资金和安全问题亟待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开展交流合作存在资金不足的挑战，导致一些交流项目不能如期进行或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通讯设施、酒店设施等）不够发达，甚至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影响院校师生及其他人员来往交流的积极性。
第四，发展不平衡。当前，在我国现有的跨国大学联盟中，多数联盟的成员国院校已签署相关协议，但在合作院校已经启动的学生互派工作中，由于成员国发展水平不一，造成单向派出或者接收不平衡现象。[17]
（二）未来发展建议
第一，进一步确立协同共生的联盟文化和理念。跨国大学联盟是多成员、多文化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一带一路”倡议涉及60多个国家、44 亿人口，并将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连为一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成员在文化观念及处理高校与本国企业、政府的关系上存在较大差异，进而体现为管理行为上的差异，这也给战略联盟的人际管理和协调带来难度。因此，联盟在建设过程中要重视联盟伙伴的思想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建设。例如，可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的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探讨人类共同面对的资源、环境、生态、教育等全球性问题，并在交流过程中促进沿线国家公民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和共同合作。
第二，设立联盟的组织管理体系，健全内部运行机制。国外著名大学联盟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内生的发展动力，具备切实可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般其核心构成是由“决策层-管理层-运行层”组成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18]。例如，成立于1900年的首个大学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由决策体系、管理体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而成，其中，成员资格委员会是AAU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
我国的“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也具有健全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成立之初即建立联盟章程，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和项目部，但目前缺少相应的支撑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因此，一方面，可以借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经验，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中方大学秘书处等相应的支撑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包括联盟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等制度规范；督导委员会、评估委员会、考核小组等评估监控机构，重点就各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
第三，注重战略联盟院校的国际化，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从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有10余所研究型大学加入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AEARU）等世界一流大学国际联盟，每年在科研合作、教育创新等方面定期开展系列行动计划。随着“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联盟高校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积极将以“引进来”为主导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19]，在吸引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同时，有选择地促进优秀学生赴国外学习，逐步实现学分互认和网络教学的国际化。此外，聯盟高校可以通过加强与联盟内其他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本校的国际化水平，包括校际之间的战略合作、师生的国际交流与互派、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和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0] 以“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为例，联盟高校应积极、充分利用大学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同各类联盟组织开展合作，通过研讨、论坛交流等活动建立并拓展伙伴关系，寻找合适的办学合作对象，同时与世界一流大学在优势学科领域合作举办非独立设置的二级学院，设立研究机构，建设一流学科，推动国内高校办学水平的提高。此外，由于“致力于高素质、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是该联盟的宗旨之一，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工程教育资源更加稀缺。因此，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合作办学等形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输出联盟院校的部分学位教育或者部分课程体系，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外部企业“引进来”，进而促进优质工程技术教育及人才的发展与培养。
第四，重视联盟与政府、社会的合作。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其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角协调模式”中强调，大学联盟与政府、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循环的互动关系，即大学在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努力中形成独具一格的组织，并反过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1]。马万华通过研究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APRU）发现，在跨国合作研究项目中，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已经成为大学合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2]。澳大利亚八校（Group of Eight，Go8）联盟中的8所高校在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中均有杰出表现，被政府、企业、社会领导者视为政策建议、分析的权威，同时被国际组织认可，成为集权威专家、基础设施于一体的智库中心。[23]
以“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为例，除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之外，该联盟还着眼于对接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在波兰乃至中东欧的投资、产品销售及服务；为中国及当地企业提供相应的培训与支持[24]。支持波兰企业“走进来”，为其在中国的各项业务开展提供咨询、培训服务。“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将有效助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开展中波乃至中东欧的交流与合作，为人才、资本、产品、服务等的跨国界流动提供咨询、培训、政策、法律和技术支持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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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4]新华网.中波23所高校成立“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EB/OL].http：//education.news.cn/2017-03/21/c_129514747.htm，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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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一带一路网.教育部：首届“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主题论坛在敦煌举行[EB/OL].https：//www.yidaiyilu.gov.cn/yw/bwdt/279.htm，2016-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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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袁义. 国内外高校联盟发展的比较研究[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4（2）：37-41.
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跨国大学联盟；中波大学联盟；发展战略
一、引言
作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重大机遇。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各国对贯通丝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人才短缺、教育资源共享度低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掣肘因素[1]，另一方面，随着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依赖性增强，大学国际化打破传统的交流模式，人才培养呈现跨国趋势，跨国大学联盟应运而生。
2015年11月，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俄罗斯乌拉尔国立经济大学、韩国釜庆大学等8个国家的4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联合发布《敦煌共识》，决定成立“‘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2016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8所高校在西安加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上述联盟的宗旨是搭建协同攻关与学术交流的平台，努力提升全球教育创新，并关注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2]。2017年3月，北京工业大学、波兰奥波莱工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共同发起，由7所北京高校、7所重庆高校、9所波兰高校共同参与建立“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该联盟旨在发展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国家大学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推动教育综合改革和教育国际化进程。[3]
当前，我国大学愈加关注大学国际联盟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大学联盟相比，相关实践仍处于萌芽阶段，管理制度和运作方式不够成熟[4]，同时在实质性合作、联盟中话语权、跨文化协作、合作深度等方面尚存在提升空间[5]，且多个不同的教育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协作较为复杂，跨国大学联盟的管理必然面临挑战[6]。因此，从跨国大学联盟产生的历史背景、内涵和主要类型出发，选取典型案例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并针对其提出一定的建议，这对促进我国大学联盟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我国的跨国大学联盟
——以中波大学联盟为例
（一）内涵
跨国大学联盟是由至少三个高等教育机构自发组成的，以在国际上传播、提升知识为使命的机构联合体[7]。它们一般依据共同愿景而自主结合，在高校之间签订联盟协议及章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并借助联盟平台，形成高水平研究性大学的强强联盟[8]。参加联盟的大学在本科生及研究生层次提供联合服务，包括图书馆资源共享、校园联合采购、学术交流与合作等[9]。当前，跨国大学联盟的典型代表包括2004年组建的全球七校联盟，由中国厦门大学、韩国仁荷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大学组成；1997年组建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由美、中、日、澳等15个国家的23所大学组成，其中中国的5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10]
（二）我国跨国大学联盟的发展态势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跨国大学联盟的形式、途径和合作机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一是研究型大学加入世界一流大学国际联盟。1996年开始，我国大陆地区有10余所重点大学陆续加入大学国际联盟，包括1996年的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AEARU）、1997年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1997年的21世纪大学联盟（U21）、21世纪的学术联盟（AC21）等。
二是政府合作组织衍生的跨国大学联盟。21世纪以来，中国同沿线国家先后签署了不同层次的合作条约、关系协定、联合声明，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开展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法制保障[11]。例如，2007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高校间的非实体合作网络，其由来自上海合作组织5个成员国的74所院校组成，旨在为各成员国培养文化、科学、教育、经济等优先合作领域的高水平人才。
三是“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催生的跨国大学联盟。“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催生的跨国大学联盟所涉及的国别和院校数量与以往跨国大学联盟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2015年5月22日，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百所高校积极响应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正式成立，发展至今，已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135所高校加入，逐步打造“丝绸之路学术带”[12]；再如2015年11月，由8个国家的4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校联合成立的“‘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至2016年，该联盟高校由最初的47所增加至126所，涵盖亚、欧、非、北美、南美等6个大洲的23个国家。[13]
（三）“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的实践
1.成立背景
中波教育合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有很长的历史渊源。2004年，中国开始向波兰派出汉语教师，2009年开始建立孔子学院。目前在波兰设立的孔子学院有4所。2011年12月20日，中波双方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波兰共和国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教育合作协议》，中波双方50余所大学校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席“中波大学校长论坛”，两国之间的教育合作进入常态化。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对波兰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波兰是“琥珀之路”和“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并号召“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2016年11月，波兰理工大学校长联盟代表团访问北京工业大学，为中波大学聯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17年3月，北京工业大学、波兰奥波莱工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共同发起，由7所北京高校、7所重庆高校、9所波兰高校共同参与建立“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 2.联盟目标及意义
“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旨在发展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中国与波兰及中东欧大学的全面交流与合作；致力于高素质、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培育模式的创新实践，为企业培养高水平、实践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才，实现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教育的新突破；致力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以及集成解决企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以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为牵引，打造跨国界多校对多企业的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企业间的资金、产品、人才、服务跨国界流动；致力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鼓励大学间人员跨国界流动，联合举办各类学术会议，科技竞赛，以及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推动联盟内部的大学申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的前期使命和责任是推动中国和波兰教育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进而服务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该平台的搭建不仅可使中国与波兰在高校之间达成单边或多边合作，共享优质资源，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中西部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通有无。[14]
3.管理模式
一般而言，大部分跨国大学联盟的管理模式为设立理事会，并且有常设管理机构（见表1）。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管理机构包括校长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校长办公室、院校专家委员会[15]。同时，为了加强中方院校与其他成员国院校的工作协调与沟通，中国教育部在项目院校设立一系列的支撑机构，如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方内部协调秘书处，在大连外国语大学设立中方校长办公室等。
“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自成立之初即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理事会主席实行轮值制度。每两年轮值一次，每次轮值由中方和波兰方理事共同担任轮值主席，同时成立项目组，负责联盟具体项目的策划与管理。项目组可根据联盟提出不同的项目主题，下设若干个项目小组。
三、我国跨国大学联盟建设中
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战略
（一）存在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催生下的跨国大学联盟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跨国大学联盟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学联盟目标的短期化。当前，一些跨国大学联盟较看重眼前或短期内容易实现的既得利益，缺乏长远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双赢联盟。此外，各联盟在目标阐述中基本都提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但缺乏清晰可操作的具体目标。[16]
第二，沟通不畅。联盟内高校以往交流与合作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的高校交流基础薄弱。不同国家的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等问题给联盟的发展带来一定阻碍。
第三，资金和安全问题亟待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开展交流合作存在资金不足的挑战，导致一些交流项目不能如期进行或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通讯设施、酒店设施等）不够发达，甚至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影响院校师生及其他人员来往交流的积极性。
第四，发展不平衡。当前，在我国现有的跨国大学联盟中，多数联盟的成员国院校已签署相关协议，但在合作院校已经启动的学生互派工作中，由于成员国发展水平不一，造成单向派出或者接收不平衡现象。[17]
（二）未来发展建议
第一，进一步确立协同共生的联盟文化和理念。跨国大学联盟是多成员、多文化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一带一路”倡议涉及60多个国家、44 亿人口，并将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连为一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成员在文化观念及处理高校与本国企业、政府的关系上存在较大差异，进而体现为管理行为上的差异，这也给战略联盟的人际管理和协调带来难度。因此，联盟在建设过程中要重视联盟伙伴的思想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建设。例如，可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的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探讨人类共同面对的资源、环境、生态、教育等全球性问题，并在交流过程中促进沿线国家公民之间的互相认识、互相理解和共同合作。
第二，设立联盟的组织管理体系，健全内部运行机制。国外著名大学联盟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内生的发展动力，具备切实可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般其核心构成是由“决策层-管理层-运行层”组成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18]。例如，成立于1900年的首个大学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由决策体系、管理体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而成，其中，成员资格委员会是AAU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
我国的“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也具有健全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成立之初即建立联盟章程，实行理事会制度，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和项目部，但目前缺少相应的支撑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因此，一方面，可以借鉴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经验，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中方大学秘书处等相应的支撑机构。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包括联盟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等制度规范；督导委员会、评估委员会、考核小组等评估监控机构，重点就各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
第三，注重战略联盟院校的国际化，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从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有10余所研究型大学加入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AEARU）等世界一流大学国际联盟，每年在科研合作、教育创新等方面定期开展系列行动计划。随着“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开展，联盟高校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积极将以“引进来”为主导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19]，在吸引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同时，有选择地促进优秀学生赴国外学习，逐步实现学分互认和网络教学的国际化。此外，聯盟高校可以通过加强与联盟内其他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本校的国际化水平，包括校际之间的战略合作、师生的国际交流与互派、课程体系的国际化和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0] 以“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为例，联盟高校应积极、充分利用大学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同各类联盟组织开展合作，通过研讨、论坛交流等活动建立并拓展伙伴关系，寻找合适的办学合作对象，同时与世界一流大学在优势学科领域合作举办非独立设置的二级学院，设立研究机构，建设一流学科，推动国内高校办学水平的提高。此外，由于“致力于高素质、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是该联盟的宗旨之一，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工程教育资源更加稀缺。因此，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合作办学等形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输出联盟院校的部分学位教育或者部分课程体系，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外部企业“引进来”，进而促进优质工程技术教育及人才的发展与培养。
第四，重视联盟与政府、社会的合作。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其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角协调模式”中强调，大学联盟与政府、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循环的互动关系，即大学在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努力中形成独具一格的组织，并反过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1]。马万华通过研究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APRU）发现，在跨国合作研究项目中，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支持已经成为大学合作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2]。澳大利亚八校（Group of Eight，Go8）联盟中的8所高校在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中均有杰出表现，被政府、企业、社会领导者视为政策建议、分析的权威，同时被国际组织认可，成为集权威专家、基础设施于一体的智库中心。[23]
以“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为例，除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之外，该联盟还着眼于对接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在波兰乃至中东欧的投资、产品销售及服务；为中国及当地企业提供相应的培训与支持[24]。支持波兰企业“走进来”，为其在中国的各项业务开展提供咨询、培训服务。“一带一路”中波大学联盟将有效助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开展中波乃至中东欧的交流与合作，为人才、资本、产品、服务等的跨国界流动提供咨询、培训、政策、法律和技术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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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