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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1940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首任党工委书记、首任管委会主任。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会议新闻发言人。
“上海的国际化体现在哪里？”《环球人物》记者问赵启正。
这位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任管理委员会主任思考了一会，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从浦东的工作岗位上离开时，他手中仅日本客人的名片就有3500多张。
在浦东工作时，和外国人打交道是赵启正日常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当时到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70%以上都会到上海参观访问，其中包括多个国家的总统。
“上海传统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浦东则依托改革开放赋予的优势，打造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环境。”赵启正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浦东是继深圳之后的又一块试验田，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时，这里的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到2019年，数字已经变成1.27万亿元。
浦东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列“全国第一”，承载了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赵启正对《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自己亲身参与和见证的“浦东故事”。
“浦东这个‘足球场’要能举办世界杯”
今年80岁的赵启正，经历过新中国最艰难、最贫穷的时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赵启正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所为培养“两弹一星”人才而成立的学校里，他受教于钱学森、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年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被分配到研究第一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赵启正也是其中一员。
在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赵启正一直从事着与核工业相关的工作，1978年获得了上海市和航天部授予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仅缺少科技人才，也缺少管理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赵启正接受上级安排，离开老本行，投身到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新跑道上，于1984年进入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就在那一年，赵启正第一次去深圳出差，有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地一栋刚盖好的大楼堵住了新建道路，不得不马上拆掉。赵启正被深深震撼，意识到规划的重要性。
1992年秋天，当他带领团队开展浦东新区的建设规划工作时，专门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就是先想好新区的各个项目要具备什么经济功能，再去设计和建设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比如，浦东当时要建一个足球场，必须先确定是大众健身用，还是举办大型比赛用？规模是国家级的，还是世界级的？先根据实际需要建国家级的，将来再建世界级的也不迟。把功能定下来，再去设计足球场的形态。超出太多是浪费，不满足需要则是保守。”事实上，赵启正眼中的浦东就像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巨大球场，未来这里将上演很多重大比赛，最好能办世界杯。
当时的西方正用怀疑和警惕的目光盯着浦东。之前亚洲“四小龙”崛起时，西方的心态是放松的，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转让上也相对宽松。但对中国的发展，西方则抱着几种心态：一是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做不成;二是警惕中國成为对手，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加以支持;三是坐观其变，如果中国真的做成了，就搭便车。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和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相比。而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几乎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就连上海也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顺口溜，尽管二者之间只隔着一条黄浦江。
“那时浦西的上海人管浦东叫乡下，浦东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每次过江都说是进城。当时江上没有桥和隧道，只有轮渡和小舢板，浦东的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农田只有一些仓库。”赵启正回忆道。
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极少见到，无论是伦敦的泰晤士河还是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的发展程度都相差无几。赵启正当时的构想就是以黄浦江为圆心，把两岸划到一个圈里，描绘一幅整体发展、共同繁荣的美丽画卷，这就是今天让无数游客慕名“打卡”的外滩和陆家嘴。
“硬成果和软成果是孪生兄弟”
1993年，赵启正访问美国。在洛杉矶，他向迪士尼时任总裁韦尔斯介绍了上海和浦东的发展之后，韦尔斯表示“迪士尼若要进入中国，最好的地点是上海”，并在一周之内就派人到浦东考察。后来由于韦尔斯在飞机事故中身亡，迪士尼人事变动，导致项目延后了10多年，但他对投资浦东的热情和向往，一直令赵启正难以忘怀。
为了吸引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者，浦东新区在规划和管理等方面重视科学性、开放性、前瞻性和包容性，形成了很多被赵启正视为“软成果”的经验。
“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时，我们请了4个国家的顶级专家，加上本地设计院，一共5家。我们给每家一张地图、一份说明书，说明这个地方将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外国企业的中国总部所在地。他们各自设计，我们最后把5个模型的优点综合成最终模型。”
人们今天熟知的陆家嘴中心区高层建筑群，也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作品：东方明珠电视塔出自上海设计师之手;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设计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由日本企业投资、美国公司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访问上海，赵启正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规划。那时激光笔还很少见，老布什指着笔说，这个东西他见过，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国将军鲍威尔就是拿着它讲解战争局势的。赵启正马上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会建起来。”听到这番话，老布什点头道：“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也要来浦东投资。” 同样是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公布了一个“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由美国麦肯锡公司负责论证、设计，轰动一时。在当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台湾记者问赵启正：“浦东将如何呼应台湾的这项计划？”
赵启正回答：“浦东开发已经起步了，‘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刚刚宣布，应该问后者如何呼应前者，然后再互相呼应。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没想到短短几年后，“亚太营运中心”就烟消云散了。赵启正认为，这个要与浦东开发比肩的计划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大陆强大的经济支撑能力。
浦东开发的第一个5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到220多亿元，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内环线等十大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实现了浦东、浦西联动，极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城市面貌;1996年至2000年，浦东新区又投资600多亿元，建设了浦东国际机场、浦东国际信息港等项目;2017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超过8700亿元;2018年，浦东主要经济指标迈上重要整数平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超过4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
2019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迈向大达卡》，将“浦东经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的成功案例，向南亚国家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作重点推荐。
“浦东开发开放的硬成果，是数据、照片、录像，或一栋楼、一条路、一座高科技工厂。而软成果，则是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思想收获，比如思路、方法和经验，它们往往被忽略，却十分重要。”赵启正说。他总结了一系列浦东开发的软成果，除了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还包括：法规和规划先行;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严格按规划使用土地，“惜土如金”;先“简政”，再“精兵”;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等等。
赵启正认为，浦东开发不仅是项目开发，更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硬成果和软成果是孪生兄弟，软成果虽不能被直观看见，但是其影响力更大。”
“长三角就像一列动车组”
赵启正在上海工作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几乎每年都要到浦东来一两次。在基辛格眼中，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浦东，回去就可以告诉美国人整个中国的情况。
1995年，基辛格对赵启正说：“西方报纸说浦东开发只是你们的一句口号、一种政治宣传，中国只是做个姿态。但我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
西方媒体不了解中国人的雄心。浦东开发之初，赵启正和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意思是要谋求上海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位置。他们瞄准的是世界一流城市，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当時，规划团队已经有了建设“亚洲经济走廊”的初步构想。赵启正形象地将主要城市比喻为走廊上的灯，“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当时它们的总GDP约占全世界的1/5，而上海就是这条走廊的中间点”。
30年后，这条经济走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上海这盏明灯也越来越抢眼。
“长三角骨干城市就像一列动车组，上海就是火车头。每一节动车都有自己的动力，而且取长补短、共同前行，向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迈进。”赵启正说。
他也希望国内外学者在关注浦东发展硬成果的同时，不要忽视软成果，尤其是那些促进社会进步、转变政府职能、培养人才等方面的思路和经验。
“浦东的开发不只是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不只是把农田变为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更促进了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浦东的发展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赵启正记得，新区刚成立时征用了农民土地，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有些农民被安排去开出租车，结果开了几天就以“不认路”“不会看地图”为由不干了。赵启正因此在接受采访时说，浦东要乘着高速列车向前进，许多外来人员都上了车，有些浦东本地人却不愿上车，自己放弃了机会，而浦东管委会就是要帮助大家上车，帮助他们转变观念。
“那时，我们明显看出浦东城乡发展速度的差别，所以要求各功能开发区积极带动周围乡镇的发展。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要优先培训和使用当地乡镇的人，给他们投资，提供技术，或者帮他们引进外资。在浦东这列火车上，各大开发区相当于车头，必须带着周边乡镇一起开，火车才能真正跑起来。”
今天，这列火车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的车头，上海又成为整个长三角的车头，长三角带动中国经济，中国又带动着世界。
“未来的浦东，不仅要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还要为中国和世界连接发挥重要作用，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赵启正说，“列车是要一起前进的，每一节都不应该被扔下。”
“上海的国际化体现在哪里？”《环球人物》记者问赵启正。
这位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任管理委员会主任思考了一会，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从浦东的工作岗位上离开时，他手中仅日本客人的名片就有3500多张。
在浦东工作时，和外国人打交道是赵启正日常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当时到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70%以上都会到上海参观访问，其中包括多个国家的总统。
“上海传统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浦东则依托改革开放赋予的优势，打造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环境。”赵启正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浦东是继深圳之后的又一块试验田，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时，这里的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到2019年，数字已经变成1.27万亿元。
浦东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列“全国第一”，承载了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赵启正对《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自己亲身参与和见证的“浦东故事”。
“浦东这个‘足球场’要能举办世界杯”
今年80岁的赵启正，经历过新中国最艰难、最贫穷的时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赵启正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所为培养“两弹一星”人才而成立的学校里，他受教于钱学森、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年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被分配到研究第一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赵启正也是其中一员。
在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赵启正一直从事着与核工业相关的工作，1978年获得了上海市和航天部授予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仅缺少科技人才，也缺少管理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赵启正接受上级安排，离开老本行，投身到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新跑道上，于1984年进入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就在那一年，赵启正第一次去深圳出差，有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地一栋刚盖好的大楼堵住了新建道路，不得不马上拆掉。赵启正被深深震撼，意识到规划的重要性。
1992年秋天，当他带领团队开展浦东新区的建设规划工作时，专门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就是先想好新区的各个项目要具备什么经济功能，再去设计和建设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比如，浦东当时要建一个足球场，必须先确定是大众健身用，还是举办大型比赛用？规模是国家级的，还是世界级的？先根据实际需要建国家级的，将来再建世界级的也不迟。把功能定下来，再去设计足球场的形态。超出太多是浪费，不满足需要则是保守。”事实上，赵启正眼中的浦东就像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巨大球场，未来这里将上演很多重大比赛，最好能办世界杯。
当时的西方正用怀疑和警惕的目光盯着浦东。之前亚洲“四小龙”崛起时，西方的心态是放松的，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转让上也相对宽松。但对中国的发展，西方则抱着几种心态：一是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做不成;二是警惕中國成为对手，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加以支持;三是坐观其变，如果中国真的做成了，就搭便车。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和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相比。而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几乎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就连上海也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顺口溜，尽管二者之间只隔着一条黄浦江。
“那时浦西的上海人管浦东叫乡下，浦东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每次过江都说是进城。当时江上没有桥和隧道，只有轮渡和小舢板，浦东的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农田只有一些仓库。”赵启正回忆道。
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极少见到，无论是伦敦的泰晤士河还是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的发展程度都相差无几。赵启正当时的构想就是以黄浦江为圆心，把两岸划到一个圈里，描绘一幅整体发展、共同繁荣的美丽画卷，这就是今天让无数游客慕名“打卡”的外滩和陆家嘴。
“硬成果和软成果是孪生兄弟”
1993年，赵启正访问美国。在洛杉矶，他向迪士尼时任总裁韦尔斯介绍了上海和浦东的发展之后，韦尔斯表示“迪士尼若要进入中国，最好的地点是上海”，并在一周之内就派人到浦东考察。后来由于韦尔斯在飞机事故中身亡，迪士尼人事变动，导致项目延后了10多年，但他对投资浦东的热情和向往，一直令赵启正难以忘怀。
为了吸引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者，浦东新区在规划和管理等方面重视科学性、开放性、前瞻性和包容性，形成了很多被赵启正视为“软成果”的经验。
“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时，我们请了4个国家的顶级专家，加上本地设计院，一共5家。我们给每家一张地图、一份说明书，说明这个地方将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外国企业的中国总部所在地。他们各自设计，我们最后把5个模型的优点综合成最终模型。”
人们今天熟知的陆家嘴中心区高层建筑群，也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作品：东方明珠电视塔出自上海设计师之手;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设计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由日本企业投资、美国公司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访问上海，赵启正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规划。那时激光笔还很少见，老布什指着笔说，这个东西他见过，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国将军鲍威尔就是拿着它讲解战争局势的。赵启正马上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会建起来。”听到这番话，老布什点头道：“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也要来浦东投资。” 同样是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公布了一个“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由美国麦肯锡公司负责论证、设计，轰动一时。在当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台湾记者问赵启正：“浦东将如何呼应台湾的这项计划？”
赵启正回答：“浦东开发已经起步了，‘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刚刚宣布，应该问后者如何呼应前者，然后再互相呼应。我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成功。”没想到短短几年后，“亚太营运中心”就烟消云散了。赵启正认为，这个要与浦东开发比肩的计划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大陆强大的经济支撑能力。
浦东开发的第一个5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到220多亿元，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内环线等十大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实现了浦东、浦西联动，极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和城市面貌;1996年至2000年，浦东新区又投资600多亿元，建设了浦东国际机场、浦东国际信息港等项目;2017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超过8700亿元;2018年，浦东主要经济指标迈上重要整数平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超过4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
2019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报告《迈向大达卡》，将“浦东经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的成功案例，向南亚国家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作重点推荐。
“浦东开发开放的硬成果，是数据、照片、录像，或一栋楼、一条路、一座高科技工厂。而软成果，则是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思想收获，比如思路、方法和经验，它们往往被忽略，却十分重要。”赵启正说。他总结了一系列浦东开发的软成果，除了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还包括：法规和规划先行;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先行;严格按规划使用土地，“惜土如金”;先“简政”，再“精兵”;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勤政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等等。
赵启正认为，浦东开发不仅是项目开发，更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硬成果和软成果是孪生兄弟，软成果虽不能被直观看见，但是其影响力更大。”
“长三角就像一列动车组”
赵启正在上海工作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几乎每年都要到浦东来一两次。在基辛格眼中，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浦东，回去就可以告诉美国人整个中国的情况。
1995年，基辛格对赵启正说：“西方报纸说浦东开发只是你们的一句口号、一种政治宣传，中国只是做个姿态。但我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
西方媒体不了解中国人的雄心。浦东开发之初，赵启正和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意思是要谋求上海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重要位置。他们瞄准的是世界一流城市，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当時，规划团队已经有了建设“亚洲经济走廊”的初步构想。赵启正形象地将主要城市比喻为走廊上的灯，“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当时它们的总GDP约占全世界的1/5，而上海就是这条走廊的中间点”。
30年后，这条经济走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上海这盏明灯也越来越抢眼。
“长三角骨干城市就像一列动车组，上海就是火车头。每一节动车都有自己的动力，而且取长补短、共同前行，向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迈进。”赵启正说。
他也希望国内外学者在关注浦东发展硬成果的同时，不要忽视软成果，尤其是那些促进社会进步、转变政府职能、培养人才等方面的思路和经验。
“浦东的开发不只是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不只是把农田变为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更促进了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浦东的发展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赵启正记得，新区刚成立时征用了农民土地，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有些农民被安排去开出租车，结果开了几天就以“不认路”“不会看地图”为由不干了。赵启正因此在接受采访时说，浦东要乘着高速列车向前进，许多外来人员都上了车，有些浦东本地人却不愿上车，自己放弃了机会，而浦东管委会就是要帮助大家上车，帮助他们转变观念。
“那时，我们明显看出浦东城乡发展速度的差别，所以要求各功能开发区积极带动周围乡镇的发展。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要优先培训和使用当地乡镇的人，给他们投资，提供技术，或者帮他们引进外资。在浦东这列火车上，各大开发区相当于车头，必须带着周边乡镇一起开，火车才能真正跑起来。”
今天，这列火车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的车头，上海又成为整个长三角的车头，长三角带动中国经济，中国又带动着世界。
“未来的浦东，不仅要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还要为中国和世界连接发挥重要作用，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赵启正说，“列车是要一起前进的，每一节都不应该被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