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二期《随笔》杂志刊登的谢宗玉先生的文章《〈狗镇〉:一部颠覆整个人类价值观的影片》(以下简称《狗镇》),是一篇张扬人类绝对恶的哲学宣言。通读之后,我深感该文立论虚妄,语言偏激,叙述庞杂,析理武断,存在着不少需要澄清的问题。人性非常复杂。古今中外已有许多思想大家和哲学巨擘论及人性的善恶,但谁也没有得出最终的答案。本人的观点,人性既善又恶,是个二元结构,既非本善,亦非本恶。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身居小城,孤陋寡闻,没有看过《狗镇》电影。不过从谢先生的中文介绍,大致知道了这个影片故事的基本内容。冯提尔的《狗镇》的总体思想是什么?他是不是主张人性绝对的恶?他对人类社会组织的乡村、城市、国家、世界的理解倾向于民主,抑或倾向于强权?我都不甚清楚,不敢妄下结论。我现在只针对谢宗玉先生所理解的《狗镇》发表的文章,谈点自己的看法。
　　谢宗玉先生在《狗镇》一文中说:“这个导演应该枪毙,最好由我去执行。”看来,作者对《狗镇》影片深恶痛绝。但作者接着说的下面一段话,却让人感到他如此发狠的激烈声明,仿佛又是爱极怜极的反义词。他说:“但在枪毙他之前,我会趴在他的脚下,压肩耸臀,先磕九个响头。磕头,是因为他无与伦比的才华;枪毙,是因为他极具颠覆的思想。”我不知道谢宗玉说的这些话是由衷之言,还是隐身烟幕?但他的膜拜与否定出现明显的矛盾,却是毫无疑问的。谢先生真的是因为冯提尔的颠覆思想才要枪毙他的吗?如果确是这样,他干嘛又说:“如果导演冯提尔不死,整个人类似乎都会在他的赤裸裸的逼问下羞愧而死。”冯提尔逼问什么?谢先生没有说。但看看他对《狗镇》的分析与解读,看看他对整个影片从思想到艺术是怎样交口称赞的,我们便立马明白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了。
　　《狗镇》一文通篇主旨是对人性的论证。以《狗镇》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为契入的突破口,确定人性之恶是绝对的、主流的,而人性之善则是脆弱的、相对的。这个论点很值得商榷。我在想,谢先生那么欣赏《狗镇》,肯定人性绝对为恶,是不是与他认定基督教的人有原罪有关。从西方的哲学史看,哲学家们多数是主张人性本恶(唯恶)的。除了苏格拉底、芝诺、西塞罗、洛克、孟德斯鸠等人主张人有善性,更多的人,如海欧西德、奥古斯丁、加尔文、黑格尔、尼采、卢梭、海德格尔……等都强调人性唯恶,强调人性是绝对恶的。加尔文说“人性只恶,没有任何善”。黑格尔说“战争像春风吹动池水,不使腐化”,还说:“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更是如此。他和中国的杨朱哲学一样,“主张人要赶快行动,要自己决策,只有这才是真实的存在”(海德格尔正是在这样的哲学驱使下,成了希特勒纳粹的帮凶,甚至出卖他的恩师)。最集中最露骨宣扬人性恶的哲学家,还要算中世纪意大利的玛基雅维利。他的《君主论》一书,列出了惊世骇俗的人性恶言。他对独裁极权的君主狂热崇拜。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提谢宗玉先生对《狗镇》所作的赞美。他说:“正是目睹了权力社会的极端腐败和黑暗,格蕾丝才决定去投奔广阔民间的民主和自由。但她很快发现如果没有极权的约束,民主的力量对道德来说,简直形同虚设。换句话说,不是民主保证了道德,而是极权维护了道德。极权也许是邪恶的,但它却用格杀勿论的邪恶震慑了民间的邪恶,从而使广大的民间只能更多地表现出善的一面。道德是在敬畏中产生,强权才让人类敬畏。”
　　谢宗玉的这段话,是玛基雅维利的思想触类旁通,错误之多,可说俯拾皆是。我们先从他的最后两句谈起。道德是在敬畏中产生的吗?孟子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敬畏谁呢?敬畏可怜的弱者吗?恻隐之心的道德,完全是人之善性萌发的同情表现。它与敬畏与极权有什么相干呢?强权让人敬畏甚至害怕,倒是一句真话。在此,我要把玛基雅维利的经典语言引上几段了。玛基雅维利说:“被人畏惧,要比受人尊敬安全得多。”“恶行,应该一次干完。恩惠,应该是一点点地赐予。”“君主必须知道,如何把野兽的特性伪装起来。必须仿照狐狸的行为,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伪装者和假面好人”……谢宗玉先生说的“极权维护了道德”岂不是地地道道的谎言吗?极权不但不能使民间更多地表现出善的一面,而它即使有个别的惩治恶的现象,那也是一种狐狸的表现和十足的假面好人(严格地说,个别惩治恶行也只是法律的约束,而不是极权的施舍)。极权更大的恶与更大的灾害,就隐藏在后面。它怎么可能维护道德呢?例如,斯大林的极权曾使当时的社会吸毒、卖淫减少了,有了一点善象。但他的极权的大规模政治屠杀和大规模农业集体化饿死人,远远超过了那微弱的一点吸毒嫖娼的罪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谢宗玉把民主牵扯在内,说什么“如果没有极权的约束,民主的力量对道德来说形同虚设……强权政府也许不会被上帝称道,但它却能用少数人的恶,来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善”。民主的力量,就是宪政法权的力量,它为什么就不能约束反道德的非法行为呢?恰恰相反,强权的约束,“用少数人”的斯大林一类的恶来约束,不但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善,倒会把他们送进地狱里去。谢先生还由此得出结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是被黑社会把持,或者干脆说,都是黑社会组织。”与无政府主义相对立,谢先生发明了黑社会组织政府一词,并且肯定它的极权(强权)作用。这同样荒谬。作为一个哲学理论问题探讨,我承认有类似黑社会组织的政府,但也有稍具善意的专制政府,更有比较开明的民主政府。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人类社会需要秩序、理性、和平、安宁,没有政府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文明的民主政府,而不需要格蕾丝所发现的“极权约束”。只有民主的政府通过法的权力约束才有可能使社会表现出更多的善的一面,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善。
　　行文到此,我觉得有必要把两个概念弄弄清楚,即:“权力”与“极权”。谢先生在前面用了“权力”两个字(正是目睹了权力社会……),后面便全部改成“极权”二字了。权力和极权是有很大区别的。权力可以为人民大众所有,即民主;也可以为寡头个人所有,即独裁。谢先生把极权、民主与道德混为一谈,是把水给搅浑了。道德是道德,民主是民主。它们几乎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民主是权力的归属,而道德是个人的品格修养。道德好的人固然可以在权力的运用上善良一些,但有道德的人并不一定主张民主。我不能把谢宗玉先生的论证归结为替“极权”辩护,但至少他的大段论述,让人感到有如坠五里雾中,糊里糊涂,搞不清楚。
　　民主文明,是人性善的体现,而独裁极权则多是人性恶的表现。两者必须区分开来,分个是非。至于谢先生说的“狗镇人为非作歹也居然采取很时髦的民主形式”,应当说,那不是民主,而是群盲,是盲从的多数,是多数的暴力,就像古希腊处死苏格拉底的多数暴政一样,就像中国“文革”时期的铺天盖地的群众造反一样。为了驳斥“人性唯恶论”可能造成的危害,有必要对玛基雅维利的极端理论作点分析。玛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政治是权力的游戏,强权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他错了。政治可善可恶,哈维尔说:“政治应当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强权既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也不能使君主更安全。中国有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独裁极权,作恶多端的人,多数是没有好下场的。
　　谢宗玉说:“由于人类社会的不平衡,导致了人性中相对的善和绝对的恶,让人类不得不选择强权的统治。强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不是强权选择了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社会在利益最大化面前选择强权。人类其实跟别的物种一样, 都是集体无意识的‘贱种’,只有用强权规范,才能跌跌撞撞驶向所谓文明的未来。”关于人性绝对的恶,我已说过,是错误的。当然,我也不敢说人性的善是绝对的。人性的善恶只是一个对立斗争的消长过程。此一时,彼一时,由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事态、不同情状确定。但从人类历史演变的长河来看,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为了生存,总在向和平与文明的方向前进。谢先生说人类跟其他物种一样是“贱种”,是把人动物化,是对人自身的亵渎。我是不能同意谢宗玉的说法的;说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选择强权,那么,华盛顿为什么放弃总统的权力,解甲归田呢?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捐款捐物呢?为什么有人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呢?人类驶向文明的未来也许跌跌撞撞、磕磕绊绊,但不大可能是靠强权的规范,而只能是人类共同的善意创造出来的法律、制度、契约、道德、宽容、和谐、协调、双赢……等制约的结果。用《狗镇》那么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电影来概括人类社会的复杂状况,概括人性善恶的多重表现,并把它上升为理论,委实有些造次了。至于“强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物竞天择’”,更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已受人批判过了。想不到谢先生居然还拿来作立论的依据。
　　谢先生以《狗镇》社会作参照系把人性之恶归罪于发展的不平衡,亦令人困惑生疑。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就一定会导致恶的发生吗?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两种情况:(1)人由于体力、智力、勤惰、机遇、运气……种种情况的不同,其劳动所得必然不同,不平衡便产生了。这种不平衡不但不产生恶,而且是善的。伏尔泰说:“人不可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尤其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平等,平等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据我国财政部财政研究所的最近的文章分析:“人们的收入差别有多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是正常收入的差别,就是多劳多得。第二种是由于各人能力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第三种是先天性收入差别,比如个人在继承、资金、不动产……等方面所得的收入差别……”(2010年3月15日《中国经营报》)。财政研究所所列的几种收入差别,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不平衡;(2)只有人性恶的因素掺和进来,利用职权、为非作歹、贪污受贿、弄虚作假、敲诈勒索、偷盗抢劫、侵犯掠夺、哄吓诈骗……而造成的地位、权力、财富拥有的不平衡才是罪恶的,不正常的。不是不平衡导致了人性的恶,而是人性恶派生出不合理的失衡。
　　我们从整个人类社会大格局的宏观来看世界的平衡与不平衡,也不会得出谢先生所说的那种绝对恶的结论。谢先生说:“狗镇也像宇宙中我们生存的小小星球……镇里所有的人都实力相当,因此能和平共处。”格蕾丝之所以在狗镇受到侮辱与虐待,是因为她是弱势,孤独一人。狗镇的人对她有伤害的合法权。因此“不平衡是人类施恶的最大诱因”。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悖论。为了证实这个推论,谢先生还说:“人类活动的空间,更多的是人与人实力的不平衡,家与家实力的不平衡,族与族实力的不平衡,国与国实力的不平衡。”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平衡,有了这个诱因,人与人之间施恶好像就不可避免了,战争好像就是永恒的了(黑格尔哲学)。然而,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且以自己生存的这个小小星球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特别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国际形势是相当不稳定的。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不说是剑拔弩张,也是极其严重地对峙着。美苏两个核大国,一是北约盟主,一是华沙条约盟主,可算势均力敌。应该说它们能像狗镇那样和平共处了。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冷战到热战。战乱的星火随时都有可能大规模爆发。中国伟大领袖一直预言有大战发生的危险,要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人施恶的概率比今天这个看似不大平衡的世界——美国已成一霸、华沙条约已烟消云散、苏联亦已解体、北约是最大的军事集团——要大得多了。相反,不平衡的今天世界比那个平衡的冷战时代发生大战的几率却要小得多了。人的作恶与不平衡(实力的不平衡)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恃强凌弱固然是人们恶的表现,但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善良的强者为受害的弱者抱打不平哩。
　　《狗镇》一文最后说:“民主和自由都是强权的衍生物。离开了强权,二者皆不存在。”我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善良意志的理性期望,是人民大众的权力回归。强权——尽管作者在这里把概念又进行了一次置换,不说“极权”,而说“强权”;尽管强权在特殊情况下是需要的,如军队作战时,但它是个人和极少数利益集团的权力把持,与自由民主根本对立,是不可能衍生出民主和自由的。
　　人性绝对恶的哲学,既是强权理论的保护色,又是极权理论的合法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