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生活

　　1923年9月1日，对于18岁的戴望舒来说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他走进上海闸北青云路的弄堂，来到刚创办不久的上海大学报到。金色阳光下，那件白衬衣恍若一块光斑，飘浮在街巷阡陌间，亮得耀眼。他身后是40岁刚出头的父亲戴修甫。中年男子穿一件蓝布长袍，提着一大摞行李，像影子似的，紧一脚慢一脚跟在后面，使人想起朱自清散文《背影》中的那位父亲。
　　戴望舒的一生与“象征”二字有种神秘的联系，就连他的名字，也充满了象征主义的意味。戴望舒，原名戴丞，字朝寀。名字寓意着父亲的寄托，那位在北戴河火车站当过小职员的戴修甫，一生的梦想是当科长。他给儿子取名朝寀，“寀”的含义是官，象征儿子做朝廷命官；取名戴丞，眼前晃动着戏文中丞相的影子。儿子的想法却和父亲不同。戴望舒认为即便做官，也要像屈原那样出污泥而不染。他为自己改名“望舒”，两个字出自《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戴望舒向往楚人屈原诗中那样的生活：月神（望舒）开路，风神（飞廉）跟班，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地漫游求索。
　　校园大门口有棵丁香树，枝干遒劲，古朴沧桑，远远看上去像是巨大的盆景，让雅澹的校园变得世俗起来，刹那间生动了许多。眼下是九月，花团锦簇的花期已过，戴望舒站在那里看了一会，无端地想，丁香树，什么时候开花呢？
　　开学以后，戴望舒迅速被卷入朝气蓬勃的校园生活。好友施蛰存回忆：“上海大学是一个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上海人称为‘野鸡大学’。但它的精神却是全国最新的大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它都起过重要作用。”施蛰存与戴望舒同龄，是班上的班长，他们一起出入于教室、寝室和操场，听老师们讲课。那些老师年纪轻轻，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却已是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瞿秋白、恽代英、沈雁冰、刘大白、田汉、邓中夏……那可真是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啊，社会思潮泛滥，各种观念碰撞，整个中国仿佛变成了风云激荡的大海，戴望舒像是一条鱼，仍然在校园的浅水湾里安静地游弋。
　　上课之余，他静悄悄地写诗和散文，写好后就塞进抽屉里，积攒到一定数目了就去向报刊投稿。戴望舒投稿的报刊都是鸳鸯蝴蝶派，什么《红》啊，《星社》啊，《礼拜六》啊……他也因此认识了姚民哀、周瘦鹃、姚鹓雏等鸳鸯蝴蝶派大将。和他一样对文学有着浓烈兴趣的还是施蛰存、张天翼、杜衡以及一些年轻人，他们甚至秘密结社，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办了份名为《兰友》的同人旬刊，戴望舒担任主编。
　　有一天，教室里来上课的教官是恽代英。他瘦弱文静，戴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是白面书生，开口说话却让戴望舒大吃一惊。天才的雄辩家恽代英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这副金丝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光和热，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恽代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主要观点是：青年人都应该投身战场，拿起枪去战斗，千万不能躲在书斋里舞文弄墨，文艺属于资产阶级，在扫荡之列，任何耍笔杆子的行为都是懦夫表现，诗歌是什么？诗歌是炸弹，是号角，是旗帜。
　　仿佛在电光石火之间，戴望舒内心深处蛰伏的一只怪兽被唤醒了。
　　上完课后，戴望舒向同学们打听到，恽代英是湖北人，比自己只大十岁，但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人羡慕。革命家恽代英像是江湖上的一名游侠，洒脱不羁，快意恩仇，四处被军阀下令通辑，只身经芜湖、安庆、南京来沪，被上海大学聘为教官。在这样的人面前，戴望舒忽然有了一种羞愧，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里，自己却热衷于写诗作文，该是多么渺小的一个人生目标啊。
　　自责归自责，对于诗的爱好已经侵入骨髓，就像呼吸一样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戴望舒依然还在写诗，只不过由公开转入地下，只能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地进行。戴望舒此时的状态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方面狂热地喜爱诗歌，另一方面对诗歌写作的态度又是迟疑、羞涩、暧昧的，仿佛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似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血案”。一时间，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上海滩风起云涌，惊涛拍岸。以恽代英为首的上海学联是那场政治漩涡的中心，“五卅血案”后的结果，是上海大学被强制关闭。
　　戴望舒和他的同学们失学了，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只船，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继续行驶。未来的路还很长，内心的文学梦想却燃烧得如此炽烈，可是写诗算什么呢？写诗太小我，太私人化，用同学杜衡的话说：“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作另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戴望舒有些迷茫，有些困惑。他的心像是一只钟摆，在文学与革命之间跳荡，一会儿摆过去，一会儿摆过来。
　　1925年秋天，戴望舒转学进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预备将来留学法国。不久，施蛰存、杜衡也相继来到震旦大学，几个好朋友又能聚到一起了，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新来的同学中有个人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叫刘呐鸥，日本话说得很流畅，说起国语来反而结结巴巴，且带有浓浓的福建口音。起先戴望舒把他当作日本人，后来才知道是台湾人。刘呐鸥是个新潮人物，爱追赶时髦。那阵子他喜欢上了日本“新感觉派”，写的小说充满了新感觉的味道。
　　有段时间，刘呐鸥经常带着大伙去歌舞厅。摇晃的旋律中，整座探戈宫似乎都在旋转——男女的胴体，五彩的灯光，闪闪发亮的酒杯，石榴色的嘴唇……同学们仿佛进入了迷宫似的，心神在奇幻的魔力下摇曳生姿。戴望舒性格有点孤独，对探戈宫里的场景不大习惯，便独自一人坐在桌子边上翻译法国诗歌。那时候，他私下正在迷恋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诗人。
　　夜总会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也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诱惑。在戴望舒看来，投身革命，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早期的革命尚未露出其腥风血雨的本质，戴望舒们所理解的革命，无非是游行集会，街头讲演，散发传单……这样的活动神秘刺激，类似于异域探险，新奇陌生，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年轻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自信和虚荣心。 　　经一个名叫陈钧的同学介绍，戴望舒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不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在戴望舒的鼓动下，好友施蛰存、杜衡也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接下来他们开始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一个不知道姓名、来去无踪影的地下交通员隔三差五光临，并不与人见面，只是往宿舍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写着上级的秘密指示。夜深了，星星在天边一闪一闪，戴望舒和几个同学上街去散发传单。若干年后，好友施蛰存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人走在前面，留神有没有巡捕过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候到小店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有一次，戴望舒和杜衡去参加团小组的会议。到达指定地点后，发现屋子里满地纸屑，一片狼藉。情况不妙，戴望舒和杜衡急忙撤退，却已经来不及，身后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他们后背上，两个人被捕了。
　　当父亲戴修甫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顿时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家里出事了，各种传闻纷至沓来，最可怕的一条传闻说，儿子已引渡到金华监狱，要被枪毙。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波，求人说情。那场有惊无险的牢狱之灾，最后因为戴望舒的机智应对而侥幸脱生了。父亲从监狱里接回了独儿子戴望舒，付清房租，卖掉家具什物，匆匆忙忙离开上海，回到老家杭州。

断指

　　戴望舒在上海大学读书时，有位同学名叫孔另境，浙江乌镇人，是沈雁冰的妻弟（沈夫人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早年加入共产党，后赴广州参加革命，随北伐军北上，在武昌前敌总指挥部任宣传科长。“四·一二”事件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孔另境担任杭县宣传部秘书。不久，武装暴动失败，杭县县委遭破坏，孔另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住在戴望舒家中避难。
　　孔另境选择在戴家栖身有两个原因。其一，戴望舒和他是大学同学，关系一直不错。而且，戴望舒北京之行认识了湖畔诗人冯雪峰，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冯雪峰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受冯影响，戴望舒参加“左联”，成了同志。更重要的是其二，孔另境当时与戴望舒的姐姐戴瑛正在热恋中。
　　据孔另境自传云，1928年春，各地纷纷举行武装暴动，杭州也不例外。中共杭县县委书记池菊章在湖滨饭店主持开会，布置暴动事宜，孔另境当晚留守机关值勤。第二天，孔另境去找池菊章，刚到湖滨饭店大门前，见一个茶役远远地向他摇手，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孔另境顿时感觉情况不妙，拔腿就跑。事后得知，前一天参加开会的人员全部被捕，“我即携个人行李及池菊章的一断手指瓶至一姓戴家躲避”。
　　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恋爱与革命是青年人的两大永恒主题。据孔另境向戴望舒讲述，革命者池菊章原本也是个痴迷于恋爱的人，一边谈恋爱，一边闹革命，恋爱的成分甚至还要大于革命。只不过后来池菊章失恋了，用刀剁下一截手指，全部心思才转移到革命中来。孔另境转述的这个故事，带给戴望舒的是深深触动。此刻，戴望舒也正陷入到一场疯狂的恋爱中，藏在骨子里的忧郁一次次泛起：如果将来自己失恋了，会不会也像池菊章一样，义无反顾地去投身革命？
　　戴望舒在其后不久创作的诗歌《断指》中写道：
　　这是一个已牺牲了的朋友底断指，它是惨白的，枯瘦的，
　　和我的友人一样；时常萦系着我的，而且是很分明的，
　　是他将这断指交给我的时候的情景：
　　“替我保存这可笑可怜的恋爱的纪念吧，在零落的生涯中，
　　它是只能增加我的不幸。”他的话是舒缓的，沉着的，
　　像一个叹息，而他的眼中似乎含有泪水，虽然微笑在脸上……
　　浸泡在酒精瓶中的断指，勾起了戴望舒心中无数哀愁的记忆。戴望舒在诗中继续写道：“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的痕迹，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它很灿烂地在这截断的手指上，正如他责备别人懦怯的目光在我心头一样。”
　　这一时期，戴望舒先后创作了《断指》、《流水》、《我们的小母亲》等歌颂赞美赤色的诗，左翼思想倾向明显。在《流水》中他写道：
　　穿过暗黑的，暗黑的林，
　　流到那边去！
　　到升起赤色的太阳的海里去！
　　在另一首《我们的小母亲》中他写道：
　　是啊，我们将没有了恐慌，没有了憎恨，
　　我们将热烈地爱它，用我们多数的心。
　　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静默的铁的神秘，
　　在我们，它是有一颗充着慈爱的血的心的，
　　一个人间的孩子们的母亲。
　　戴望舒在这首诗中一共用了16个“我们”，个人化的小我已经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此时的戴望舒，似乎完全认同了集体的视角，愿意把“我”融入到“我们”之中。
　　关于池菊章牺牲的情况，孔另境的自传中也有记载：“住戴家约一、二个月，未得组织任何指示。一日，我出外至湖滨，突见有短工十余人，抬了七、八口白皮棺材沿湖滨而来，我驻足而观，见每一棺材头均有黑字标明共匪某某之姓名，其中除县委书记池菊章、沈资田、马东林等人外，尚有一口为张秋人。至此，我知道被捕诸人都为反动派危害了！”
　　孔另境与戴瑛的恋爱故事，如今已经成了一个迷宫似的疑案，其中存在诸多难以说清的地方，经笔者梳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孔另境追求的戴瑛此时寡居在戴家，她比孔另境大一岁，有两个孩子，那场恋爱是姐弟恋。孔另境18岁离开故乡闯荡在外，全靠姐姐孔德沚和姐夫沈雁冰照顾，姐姐对他管教非常严格。听说孔另境与大他一岁且有两个孩子的寡妇同居，孔德沚坚决反对。遗憾的是，此时孔德沚家庭出了问题，丈夫沈雁冰在日本期间与四川女子秦德君公开同居，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孔德沚自顾不暇，对弟弟与寡妇戴瑛同居之事放松了追问。客观地说，戴瑛起初对孔另境是有感情的。但是经过一番折腾，尤其是得知孔另境的姐姐孔德沚极力反对之后，她对恋爱的态度急剧转变——由倾心相爱到冷漠淡然。而孔另境恋爱的热度依然如故，即便离开了杭州回到上海，依然与戴瑛保持着密切联系。1929年春，孔另境经潘漠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认为这是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于是邀约戴瑛离家私奔，像两只逃出笼子的鸟儿，从南方飞到了北方。 　　事情还没有完。孔另境与戴瑛在天津同居三年之后，忽然不明不白地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抓捕。关于1932年初夏那次抓捕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孔另境在河北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期间，担任学校出版部主任兼《好报》编辑，这时虽无组织关系，但是他的公开地址作为共产党与国外联络通讯处，经常收到苏联寄来的若干宣传品，邮件屡屡被没收。另一种说法是，孔另境与戴瑛居住天津期间，戴瑛移情别恋，爱上了孔另境的朋友王德甫，再一次离家私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戴瑛为了彻底摆脱孔另境，竟然诬告孔是共产党。正是因为戴瑛的诬告，孔另境才被捕入狱。
　　这两种说法究竟孰对孰错？抑或事情的真相另有隐情？如今已经难于说清楚了。对两种说法，沈雁冰与孔另境的后人各执一词，甚至还引起了一场笔墨官司。再说孔另境在监狱中关押了一百天后，被李霁野和台静农联名作保获释。那天下午，台静农到军法处去接他出狱，季节已进入盛夏，知了在树梢上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叫，孔另境想起这几年来人生路上云谲波诡的变幻，一种愁苦情绪浓雾似的弥漫心头。事后孔另境得知，他被捕后姐姐孔德沚焦急万分，硬拉着姐夫沈雁冰去求鲁迅，通过鲁迅帮忙，才让他脱离了牢狱之灾。

小蜜蜂

　　戴望舒的成名作是《雨巷》。梅雨时节江南小巷的一幅幅图景，构成了极富象征色彩的诗歌意境，这首诗如今已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正如他的同乡作家冯亦代先生所说：“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众所周知，《雨巷》是戴望舒写给初恋情人施绛年的。1928年，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冯雪峰等人在上海“文学工场”劳作时，戴被施邀至家中小住，认识了施的妹妹施绛年。那一年，戴望舒22岁，才华横溢，小有诗名。施绛年18岁，正是花一样的年龄。
　　刚开始，戴望舒把施绛年当作小妹妹，但是来往多了，他发现自己掉入了爱河，神魂颠倒，茶饭不思。对于诗人戴望舒的追求，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施绛年并没有多少感觉。这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受哥哥施蛰存的影响，对文学的兴趣也十分浓厚。在她眼里，戴望舒是个能写一手好诗的哥哥，但是性格腼腆木讷，因为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还有麻子，显然不适合成为自己的未婚夫。但是问题在于，施绛年并没有明确拒绝，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碍于情面，施绛年把戴望舒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恋爱游戏，她陪戴望舒散步，有时帮忙抄抄稿子，有一次，她竟让戴望舒亲吻了脸颊，作为对诗人孜孜不倦追求的一个奖赏。
　　戴望舒掉进了热恋的漩涡，仿佛是激流中漂浮的一片叶子，一会儿送上浪尖，一会儿跌入谷底，他有点晕头转向。他对施绛年的狂热追求已经认真到了偏执的程度，对施绛年嬉皮笑脸的应对方式无可奈何。戴望舒在诗中写道：
　　不要微笑，亲爱的，
　　啼泣一些是温柔的。
　　啼泣吧，亲爱的，啼泣在我底膝上，
　　在我底胸头，在我底颈边。
　　啼泣不是一个短促的欢乐。
　　戴望舒渴望的爱情是“像花一样地燃着的，像红宝石一样晶耀着的嘴唇，它会给我蜜底味，酒底味”，而施绛年回应他的却“只有青色的橄榄底味，和未熟的苹果底味”。戴望舒感到自己被一只小蜜蜂深深地螫痛了，他在诗作《三顶礼》中写出了内心里的苦闷与纠结：
　　给的苦痛的螫的，
　　苦痛的但是欢乐的螫的，
　　你小小的红翅的蜜蜂。
　　我的恋人的唇，
　　受我怨恨的顶礼。
　　一场漫长的恋爱断断续续坚持了三年，到了1931年，戴望舒开始冲刺，也就是说，爱情马拉松的终点线快到了。眼看着长期追求无果，继续追求无望，戴望舒选择了激情诗人才会做出的决绝之举——跳楼自杀。在诗人如此疯狂的举动面前，施家人失去了主意，加上哥哥施蛰存当说客，施绛年勉强让步，答应与戴望舒订婚。但是有个附加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国找份体面的工作后，他们才能正式结婚。

异域他乡的反叛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搭乘达特安号邮船启航去法国。前来送行的有父亲戴修甫，姐姐戴瑛以及女儿钟萸，未婚妻施绛年，施父施亦政，好友施蛰存、杜衡、穆时英、刘呐鸥、叶秋原等。施绛年一直在哭，眼睛红肿得让人心疼。戴望舒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她，自己嗓子眼也酸酸的，生怕多说一句会碰落了眼泪。大家一起在船头合影后，一个个走下了邮船。
　　邮船启航了，汽笛声给大海带来了一阵震颤，岸上的施绛年放声大哭起来。站在船舷边的戴望舒急忙抽出钢笔，在纸条上写了句话：“绛，不要哭。”他使劲将纸条朝岸上扔去，纸条在空中飘舞一会落入水中。戴望舒的眼里，久久晃动着施绛年朝空中去抓纸条的影子。
　　戴望舒在巴黎生活窘迫，穷困潦倒，经济上大多都是靠好友施蛰存接济。当时也在法国留学、与戴有过交往的罗大冈回忆说，戴望舒是自费留法的，“他到法国后，先在巴黎混了一年，没有正式上学，过着闲散的艺术家生活。一年之后，他手上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按预定计划下第二步棋，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救济。他在国内是名诗人，有人替他向中法大学推荐，里昂中法大学接受了他的申请，条件是他必须和别的留学生一样，在里昂大学正式报名，选习一张文凭。学年终了，如考试不及格，可以再学一年。第二学年考试再不及格，即被中法大学开除学籍，遣送返国。”
　　罗大冈文章中说到的“替他向中法大学申请”的那个人是马尔洛。马尔洛是小说家，曾经获得过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他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格外关心。
　　戴望舒转入里昂大学，缴了学费，正式注册，但是他从来不去上课听讲。据罗大冈说：“他在里昂两年干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他成天坐在桌前埋头用功，几乎用全部时间搞翻译。”戴望舒翻译的书稿，经好友施蛰存介绍到上海几家书局出版，换取一些稿酬贴补生活。 　　除了翻译书稿之外，戴望舒身上还有一种“特别的脾气”令罗大冈惊讶。“他对于进步群众运动怀有热烈的同情，甚至可以说怀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激情。”1934年春天，巴黎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的工人先后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戴望舒兴奋地告诉罗大冈，他去参加游行示威了，和一些示威群众掀翻了停在路旁的小轿车，打开油箱，放火焚烧。看见警察追过来，他混入熙熙攘攘的群众队伍侥幸逃脱了。罗大冈却为他捏了一把汗，小声说道：“别去冒险了，人群中你是唯一黄面孔的中国人，很难隐蔽，容易被警察抓住。”戴望舒说：“胸中热血一旦沸腾，也就不去考虑什么后果了！”戴望舒说着像个孩子似的大声笑了起来，眼睛里燃烧着憧憬与渴望之光。
　　戴望舒一直幻想能够游历西班牙。当初他一到巴黎，就在一所学校学习西班牙语，为将来做准备。第二年夏天，戴望舒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不断给施蛰存写信要钱，施蛰存认为不妥，劝他不要去，应以完成学业为人生目标。但是在戴望舒一封封电报和信件的催促下，施蛰存还是汇了一笔钱，满足了戴望舒游历西班牙的愿望。
　　1934年8月22日，戴望舒在里昂贝拉式车站踏上了开往西班牙的旅程。送行的朋友只有罗大冈一个人，场景有点冷清，戴望舒并没有感觉惆怅和寂寞，诗人在西班牙旅行记中写道：“久居异乡，随遇而安，离开这一个国土而到那一个国土，也就像迁一家旅舍一样。”
　　戴望舒在西班牙呆了两个月，除了旅行之外，就是逛书店、读书和写作。他将此前通过阅读得到的关于西班牙的印象与实地考察相对照，写出了不少瑰丽浪漫的游记文字，“这就是最深沉的西班牙，它过着一个寒伧、静默、坚忍而安命的生活，但是它却具有怎样的使人充满了深深的爱的魅力啊！”这种美好的记忆，后来一直陪伴了戴望舒许多年。
　　但是生活并不是永远都会那么惬意的。在西班牙期间，戴望舒再一次参加了进步群众游行示威的抗议活动，被西班牙警方逮捕后通知了法国警方。这一次，戴望舒没有以前那么幸运了，法国警方通知了里昂大学，他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
　　如果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可以享受校方购买的车船票，此外还要发放一些零用钱。戴望舒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自然不能享受优惠条件。据他的同学罗大冈回忆，当时戴望舒买的是四等舱船票，没有拿到一分钱的零用钱，“四等舱待遇的恶劣，还不如难民收容所：铁床上夜间不给毯子，冻得要命，白天舱内除铁床之外，没有桌凳，不是坐在床边，就得席地而坐，大盆伙食，粗得像喂牲口的饲料……”

爱恨情仇

　　戴望舒回到上海，在街角一个转弯处看见了丁香树，凄婉忧伤的情绪像浓雾一样环绕在周围，刹那间，他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在法国巴黎读书时，就隐约听到了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戴望舒半信半疑，与其说是不愿相信，不如说是不敢相信。虽然早已清楚终归有这么一天，但是当施绛年亲口说出她已爱上了别人时，戴望舒还是气愤难忍，当着施家人的面打了她一个耳光。
　　戴望舒登报与施绛年解除婚约，把家临时搬到了刘呐鸥的公寓里，成天和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人出入跳舞场、咖啡馆、电影院等场所。据穆时英回忆，那段时间，戴望舒特别爱到乡间散步，他提着一条打狗棒，到处寻找野狗，一旦遭遇，迎头就是一闷棒，闪电般的速度让同伴们感到惊讶。穆时英在给叶灵凤的一封信中感叹道：“老戴在写诗之外，还有一种特长和嗜好，他打狗的本事真不错。在这一礼拜中，他至少打了十七头野狗。”
　　看着戴望舒因为失恋几近疯狂的模样，同伴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有一天，穆时英与戴望舒在一起聊天，谈着谈着，穆时英忽然说了一句：“施绛年算什么呀，我妹妹比她漂亮多了，我来给你介绍。”
　　穆时英的妹妹叫穆丽娟，温婉善良，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那个女孩子戴望舒是见过的，也对她颇有好感。经过穆时英介绍，两个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一起看过几场电影，吃过几次饭，一来二去，感情逐渐加深。一切都那么美好，戴望舒熄灭了的爱情火焰，重新旺旺地燃烧起来。
　　1935年冬，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家提亲，没有任何波折，穆家愉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1936年6月，戴望舒与穆丽娟在上海新亚大酒店举行婚礼，好友徐迟是男傧相。据徐迟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叙述，那是他第一次穿燕尾服，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男傧相。新娘子非常漂亮，穿了白色婚纱，长纱一直拖到地上。徐迟说他自己却幼稚而且瘦小，两只眼睛显得特别大，看上去有点滑稽可笑。
　　结婚以后，戴望舒一家人搬到了亨利路永利村30号。爱情的滋润使得他内心充满了喜悦，这一段时间，是戴望舒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诗人上午要么写作要么翻译，整幢楼房静悄悄的，只听见笔尖在纸上游走的沙沙声；到了下午，这里就成了文艺沙龙，纪弦、徐迟、金克木、南星、林庚等作家诗人经常聚集在这里，或坐或立，有的抽着雪茄，有的喝着咖啡，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到了夜晚，如果来访的客人意犹未尽，还会增办一场舞会，合着大上海摩登新潮的节奏，红男绿女翩翩起舞，整个戴家犹如天上人间。
　　戴望舒平时在家话不多，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作。若有朋友来了，戴望舒与朋友相谈甚欢，无形中把穆丽娟晾在了一边。他们感情产生裂痕的根本性原因，则是戴望舒心中一直念念不忘施绛年。穆丽娟说：“我们从来不吵架，也很少交谈，他是他，我是我。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穆时英之死，给了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致命一击。
　　穆时英被暗杀后不久，母亲石翠凤伤心欲绝，也选择了服毒自杀。哥哥和母亲相继死亡，使穆丽娟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她希望丈夫能够安慰自己，可是戴望舒彻底让她失望了。由于哥哥穆时英的身份涉嫌汉奸，戴望舒此时的态度多少有些暧昧，他瞒住了岳母石翠凤自杀的消息，不想让穆丽娟回上海奔丧。有一天，穆丽娟穿着件大红的衣裳，被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看见了，脸上神色显得异常。穆丽娟是个敏感的女子，被她一问，赵克臻说出了她母亲自杀的消息。
　　像是被雷电击中了一般，穆丽娟呆若木鸡，神思恍惚，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第二天，穆丽娟带着女儿咏絮匆匆赶赴上海。然而，母亲的丧事已经结束，穆丽娟想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愿望落空了。
　　伤心至极的穆丽娟给戴望舒写了一封信，断然提出了离婚。戴望舒接到这封信后，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快，诗人给穆丽娟写了封“绝命书”，说他不能失去妻子，否则将要自杀。穆丽娟的态度非常坚决，说什么也不肯回心转意。戴望舒无可奈何，果真选择了服毒自杀，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命。
　　这个故事的后续结局是，和穆丽娟分手后，戴望舒始终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此时已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与内地的航道几乎断绝。有人说，诗人本来有机会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安全撤离香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放弃了那次机会。日军占领香港后，戴望舒又被作为抗日人士被捕入狱，受到严刑拷打，后经好友叶灵凤保释才得以释放。1943年，戴望舒在与穆丽娟复婚无望的情况下，与杨静在香港大酒店举行了婚礼。遗憾的是，这次婚姻也并不长久，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蔡姓青年，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仍然无力回天，最终两人天各一方。
　　1949年，戴望舒来到北京，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的工作。这时候他的哮喘病已经十分严重了，连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到医院去做了手术。病情还未好转，他便提前出院，在家治疗，给自己注射麻黄素针。1950年2月28日上午，戴望舒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由于剂量过大，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他扑倒在床上，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抢救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多年以后，诗人的女儿戴咏絮说：“父亲死时，我才6岁。我当时是父亲最宠爱的女儿，父亲忽然去世，我感到害怕，只觉得家里来了许多人，便跑到离家很远的僻静的地方发呆。现在想来真是一场梦……”女儿戴咏絮的梦中，不知道有没有那棵挂满了哀愁的丁香树？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