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勇对于“路”有着特殊的情结。舒勇的家乡湖南溆浦县卢峰镇被大山包围着，两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到这里，写下了《涉江》和《九歌》。那里人杰地灵，却因山地巍峨而闭塞，当时只有一条铁路沟通人们与外面的世界。舒勇的家就在铁路旁，每次火车经过，他都会望着它，渐远的汽笛声把舒勇的心也带到了远方。舒勇最喜欢沿着铁路边走，一走就是一、二十公里，一边看风景一边捡拾从火车上丢下的烟盒，“从上面能看到一些画和设计，比如牡丹花、黄果树等，我收集烟盒，就比其他小孩获得了更多外面的信息。”
　　舒勇的父亲爱好书法，妈妈喜欢绣花，在他们的熏陶下，他和哥哥常一起画画写字。舒勇的外公是道士，十五六岁时，舒勇便给道场画神像，自己的作品能够派上用场让他特別快乐。舒勇从小就想当个画家，从没犹豫过。18岁那年，家门口的那条铁路终于把他带出了大山。辗转十几个小时后，他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名学生。
　　大学时代的舒勇叛逆前卫，他与一帮同学建立了一个“绿火艺术流”。他们夜里到漆黑的公园里或桥底下写生，因为“不愿意被眼睛看到的东西束缚住。借助看不见，让自己走得更远。”他们到学校旁的乱坟岗上挖出骨头，照着画画，“当时画头骨都是照着石膏像，觉得不好玩，想画真头骨。”美院的大部分学生都按部就班地学习，接业务挣钱，而用舒勇的话说，他们就像搅屎棍一样。“好多人见到我们都害怕，那会留长发，还瘦，几个人穿得又很古怪，我们会穿女装，大热天裏一个大棉袍不穿内衣，再挂一条彩色围巾，把牛仔裤剪出很多条挂上可乐罐，走起来叮铃响。我们还搞摇滚，在操场上办篝火晚会，把人家的窗户框都拆下来烧火……我画画的颜料是很厚的，一堆一堆堆上去的。非常富有激情。”现在回想，舒勇说，“有了那一段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才有了步入社会的前提。”
　　“以前我只想做个画画很好的人。但到了广州美院后，我就想当一个艺术家。”大一时，舒勇就开始了《大地环保》系列的创作，起因是他从山清水秀的湘西来到大城市后，出门就看见臭水沟，觉得太糟糕了。创作持续了七年之久，其间，他又创作了环保作品《两块变味的土地》、《地球在流血》等，《地球在流血》因用裸模身体现场作画的前卫行为而轰动一时。在这一系列创作中舒勇愈发觉得，艺术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件装饰品。“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工作室里工作，而我的创作基本都是在社会上完成的。”
　　同时，广州给予了舒勇务实精神。初到美院时，见很多学生画一张效果图就能挣几千块钱，他们手拿大哥大，开着自己的车，舒勇受到很大冲击，“这让我意识到艺术可以这么商业，艺术可以这么得融入到现实生活里去，我对艺术产生了另外一个想象空间。”舒勇愿意借助商业的力量，让艺术走进社会。他曾在亚太经济时报购买广告版面用媒体直接创作《财源人物》观念作品，2000到2006年，他在珠三角著名企业家的办公室创作了行为摄影《办公室里的泡泡》。
　　舒勇对“泡泡”情有独钟，除了在数百个身价过亿的企业家办公室里吹泡泡，数年来舒勇曾聚集上万人在体育场上吹泡泡，创造了独特的泡泡绘画，还用泡泡来表达对身体的欲望。“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玩具，就用洗衣水吹泡泡，很快乐。”小时候的舒勇喜欢泡泡的五彩斑斓，长大了他则更爱泡泡的本质。泡泡的本质是什么呢？“开水没有泡泡喝不了，啤酒没有泡泡不好喝，血液循环由体内的泡泡推动，骨质疏松也是由泡泡开始……人在社会里只是一瞬间，但是非常美丽，历史就是由这一个个的瞬间组成的，就是一个泡泡破裂一个泡泡出现再破裂再出现，生生不息。”泡沫就像舒勇手里的一把钥匙，开启了他对世界的理解。2006年创作的《泡女郎》里，他把泡泡变成两枚硕大的乳房，其挑逗神经的视觉冲击引起了非议，在展出第二天就被砸，还被泼粪，被搬走……舒勇解释自己的初衷：“乳房作为生理器官多年来已演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器官。为什么丰胸这么热？其实乳房也是男权社会塑造出来的，这里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很多丰胸广告就像泡泡一样被越吹越大，我觉得很好笑，怎么和泡泡这么像，就想用这样一个夸张到极致的作品去反讽。”
　　2004年后，舒勇的艺术转向了更多社会议题，他创作了很多公共行为艺术，特点是气势宏大。如万人行为艺术《汽车小康之梦》，与超女周笔畅及其上万名粉丝共同打造的《百问超女》，在上百个地方做过的“万人红装唱国歌”，以及近几年的《China功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型装置艺术、用陈光标身体创作的《雷锋陈》……这样的主题往往会令人们揣测他的意图，不择手段、肤浅、恶俗、功利、炒作成为艺术圈中对他最多的评价。面对这些声音，舒勇有他的解释，他想成为一名公共艺术家，“这种公共是能被大家感知到的，无论是争论、赞同，还是批判，首先要引起骚动。如果整个社会是一个身体，那我就要像点穴一样去和这个身体发生互动，不然就是无意义的。我觉得现在社会缺乏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这种共性需要艺术家去探寻。”
　　舒勇承认他对宏大有一种迷恋。“在宏大的场景里，我可以不只处于一个个体层面。我觉得一个人只处于个体层面很可悲，集体无意识里的那种幸福感很棒。这跟摇滚乐有些类似，大家都在台下大声呼喊一些东西。”
　　《丝路金桥》又是一个宏大的作品。它长28米、高6米、宽4米，由2万多块嵌有“一带一路”范围内53个国家94个城市的国花或市花的“丝路金砖”和10万个嵌有150多个参展米兰世博会国家国花的“丝路金球”构成，历时4个月完成。这次，舒勇希望借由艺术创作再现中国走向世界的丝绸之路。
　　有人说，舒勇是一个永远进不了艺术史的人。“艺术史是传统的，我想我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现象。它不在艺术范围里生效，但是又不断挑战着大众对艺术的认知。如果把我这二十年的作品连起来看，就能发现中国发展的一个脉络。我相信我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争议，但是几十年之后大家再来看，会觉得它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舒勇如是回应。
　　Q&A
　　Q：你年轻时很反叛前卫，近年来的作品题材更主流，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A：在反叛的年代我常出国，发现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尊重自己或不尊重自己都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国外才能受到尊重。我一直希望我的作品和国家命运相关、和国家一起成长。尽管有争议，但我关注的依然是大的格局，依然迷恋这种宏大的叙述方式。
　　Q：你年轻时有个性，而现在喜欢宏大的集体行为艺术，怎么看这种矛盾？
　　A：可能也因反叛比较多所以更倾向于这种宏大吧。因为发现反叛之后没有力量，是个人很单薄的行为，对社会于事无补，像一种很轻佻的行为，像小丑表演，所以还不如回归到这种宏大之中去。
　　Q：创作经费有国家支持吗？
　　A：没有，都是我自己去筹措的，所有的作品都是通过企业和社会力量来支持的，主要是想和国家保持独立的关系。
　　Q“万人红装唱国歌”做了多长时间？
　　A：2004年开始，做了七八年，在上百个地方做过。去泰国时，有很多老兵一起唱了很久的国歌，热泪盈眶。有时会在特定的场合，比如在美术馆里，把灯都关了唱国歌，有种很奇特的感觉。比如在废弃的工厂里废弃的机器上，一千多个人一起唱国歌，这些都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自己与祖国之间的关系。我获得了非常神圣的感觉，很有力量。
　　Q：有声音就说你作秀，比如为什么以爱作秀的陈光标做《雷锋陈》呢？
　　A：我很认同陈光标是作秀，但我认为这个作秀也是有力量的，毕竟他捐了那么多钱，那些说他作秀的人能去捐吗？我们对雷锋的理解方式不一样，在中国大家都认为雷锋就是奉献精神。其实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雷锋，而且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雷锋，所以我觉得陈光标也可以是这个时代的新雷锋。没必要把雷锋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有点缺点的雷锋是真实的。我希望通过《雷锋陈》这样一件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很滑稽的作品呼吁大家思考这样的现实。
　　Q：你的作品还会有批判吗？
　　A：我们要呈现出现实与历史。谁来批判，那都是后面的事情。现在的批判是无能的，是伪批判，没有力量，信仰价值观都被这个物欲橫流的社会摧毁了。就像是一个孩子，你每天骂他，他就没兴趣了，但表扬会让他有信心。批判是一种方式，建设也是一种方式。这个时代，确实需要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
　　Q：创作中遇到过什么阳力？
　　A：每件作品的阻力都很大。首先别人会质疑你的动机，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去做一件正能量的事，别人会怀疑你虛伪、假大空。政府也觉得一个艺术家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在功利主义社会里，投这么多钱进去说没有利益谁信啊？所以花几千万去做一件没有收益的事要有勇气。（面对争议时你会难受吗？）这个是肯定的。但争议会在客观上促进自己思考和进步。
　　Q：你怎么样获得创作灵感？
　　A：我最大的特点是跟人交流，积极地投入到生活里，艺术的源泉是看你能不能在现场。尽可能地让自己在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事件的现场，它给你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和成长，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灵感，所以我现在从不缺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