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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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借鉴、创新是巴·布林贝赫对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他本人也用毕生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规律。在民族性向度上,他始终将文化传统作为文学创作的根基和起点,全面继承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古典韵文修辞形式、艺术手法、结构模式、文化心理、审美理想,并汇通古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开放性向度上,从汉族诗歌借鉴意境与巧思,从俄苏诗歌及西方浪漫主义那里借鉴自由抒情,从外国叙事诗中借鉴“以抒情的方式叙事”的思想,从泰戈尔等人那里借鉴唯美精巧的散文诗创作艺术,并将这些外来因素真正融入到蒙古族民间传统中;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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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借鉴、创新是巴·布林贝赫对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他本人也用毕生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规律。在民族性向度上,他始终将文化传统作为文学创作的根基和起点,全面继承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古典韵文修辞形式、艺术手法、结构模式、文化心理、审美理想,并汇通古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开放性向度上,从汉族诗歌借鉴意境与巧思,从俄苏诗歌及西方浪漫主义那里借鉴自由抒情,从外国叙事诗中借鉴“以抒情的方式叙事”的思想,从泰戈尔等人那里借鉴唯美精巧的散文诗创作艺术,并将这些外来因素真正融入到蒙古族民间传统中;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继承、借鉴、创新三位一体,在抒情长诗、叙事诗、散文诗和自由体诗歌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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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壁画是以图像形式、绘画文本再现格萨尔史诗的宏大叙事。格萨尔壁画起始于7世纪,兴盛于明清时期。格萨尔壁画的产生与藏族岩画、石刻、传统壁画、唐卡、佛教文化紧密关联。当格萨尔史诗被藏传佛教文化所接纳,英雄史诗便走进寺院,被绘成壁画,受到民众的尊崇膜拜,格萨尔壁画便成为一种具有意义指向的文化实践,具备了祭祀供奉的仪式性、道德训导的教育性和愉悦感官的装饰性三种职能。格萨尔壁画是我们追溯集体文化精神、认知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图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加强,格萨尔壁画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通
文章阐释了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所采录的一篇具有“俄狄浦斯”情节的口头叙事散文作品。类似的故事曾出现在古俄罗斯文学作品《关于安德烈·克里特斯基的中篇小说》中,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神话;不同的是,前者较后者在情节上增加了弑父乱伦者在上帝面前用忏悔赎罪的东正教思想。当这则具有“俄狄浦斯”情节的古俄罗斯故事从书面转为口头流传时,其精神意蕴从以忏悔方式赎罪的东正教思想变成了人的命运由某种最高力量预定的信仰观念。在东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则故事的口头文学文本最后一次被记录是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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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中国通史编写的一个新特点是王朝更迭历史的书写范式被打破,学者们纷纷采用中国民族史的体例来撰写中国历史。文章梳理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上古英雄蚩尤从广义的“苗族”祖先,到现代苗族祖先的叙事历程;认为主流中国历史研究对蚩尤与“苗族”关系的叙事,深化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认知,而苗族知识精英对蚩尤与苗族关系的深入阐释,表达了苗族对中原、内地、中华文化的认同。
“宗”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中的关键术语之一,学界对其讨论由来已久。文章立足于民族志诗学,对史诗语域下“宗”的意义和功能进行解析。从语词层面来讲,“宗”当被释义为“城堡”,围绕“宗”,史诗中形成了大量的程式化表达,通过解析“宗”及其特性修饰语,可以解码演述人构筑诗行的技巧和法则;作为典型场景,史诗中对“宗”的描述和铺排,不仅向受众传达了包括战争起因、经过和结果在内的情节要素,还侧面传达了包括善恶、敌友和信仰在内的重要信息;脱胎于藏族传统建筑的“宗”,其建制符合藏族“宇宙三分”的世界观,而宇宙三分观,恰恰点明了
文章在梳理口头传统与历史关系脉络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志方法,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土尔扈特蒙古人中流传的民谣《宽广的伊吉勒宰河畔》及民众对其进行的诠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民谣在土尔扈特民间传唱的过程中,民众结合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背景对其文本进行解释的实践。文章认为,重视已经定型的口头传统文本的同时,也要关注未定型的言说,且分析未定型言说对于观察口头传统的传承及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亦至关重要。
藏族《诗镜》是藏族古典文学的“创作指南”和经典文本。它的经典化过程与常见的文献经典化路径有若干差异,代表了一种步步为营、层层本土化的努力方向,可将之概括为“开创之作—多样并存—选择认同—范式保留—重新命名—理念传播—塑造典型—教育传承”。此外,《诗镜》的经典化路径还具有“译-述”一体和反复经典化的特征,就更容易看清权力持续参与的结果,即从多声部到单声部的统合,进而形成阐释幅度收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交织作用的面貌。在历史阐释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过程中,《诗镜》得以成为经典,并且具备了历史阐释的开放性,具有了跨
文章在白文大本曲曲本调查的基础上,从情节内容和题材来源两个角度,对白族民间传承的曲本文献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同时探讨了白文曲本文献传承和发展的若干特点,认为白文曲本是大本曲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曲本文献的历时代际传承和共时社会传抄,强化了白族大本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稳定性和内在活力。反之,白文曲本文献与大本曲艺术的密切关系,也给自身拓展了传承的社会文化空间。
幽默是老舍作品的重要标签。然而,在其长达40年的创作生涯中,老舍并不是始终与幽默伴随,或将幽默进行到底,而是经历了反反复复、潮起潮落。以往对老舍幽默的研究较少注意到这种动态的追踪。文章以老舍长篇小说为视角,追踪其处理幽默的“三起三落”,并揭示背后的成因,进而讨论幽默在中国现当代的命运和处境。
石华是朝鲜族文坛的中坚诗人。文章从自我的确立与超越、延边意象与民族文化、时代变革与现实焦虑等三个方面分析石华诗歌的思想内容,并通过分析以“延边”命名的系列诗歌中的部分文本用典和戏仿的情况,阐述石华诗歌的艺术特色。石华的诗歌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手法开启了朝鲜族诗歌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