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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戏台作为农村社会中典型的内生型公共文化空间，曾是乡土文化中的一种精神存在，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发展出了其特有的传统功能。研究发现当前农村戏台呈现出一种“兴废并存”的过渡形态，从功能层面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正经历一个传统功能相对弱化且功能发挥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的尴尬阶段。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对乡村文化建设而言既是机遇亦是挑战，需抓住社会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契机，创新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发挥机制。这是打破“过渡”形态下两难局面，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空间;乡风文明;戏台功能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一直是村民日常公共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日益减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乡村空间功能的定位，是将乡村空间作为一个支持现代化建设和资本增值的资源性空间[1]。在这种功能定位下，乡村空间资源不断流失，这些流失的资源又没有获得合理的回报，进而导致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匮乏，而乡村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了“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战略规划，旨在构建一个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并且发挥最大化社会效应的公共文化空间。
由于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村民对传统文化活动依旧喜爱，传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命力在此情况下得以存续。戏台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中典型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具有物理空间上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在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在被誉为“中国戏曲摇篮”的山西农村地区，戏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并未消失，而在经历翻修或重新兴建后，其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演变。
本文以山西省阳曲县农村为研究样板，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出发对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下的戏台进行考察，探究其时代价值及发展路径。以期引起社会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关注和理解，为乡村文化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提供路径参照。
一、研究综述
“公共空间”理论源于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本土情况对“公共空间”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究。通常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市民阶层有意识进行公共活动的“场域”，注重文化广泛的“公共性”，尤其是民众公共意见的“话语表达”[2]。而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基于公共空间理论衍生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公共文化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在这个区域进行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3]，包含内在与外延两个层面，其内在是空间的精神构建，外延是空间的物质建构[4]。研究者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重点落脚在发展趋向和问题解决上，多认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萎缩甚至消亡。贺雪峰等人发现乡村传统民俗活动正逐渐异化为村民攀比敛财的渠道，农村公共空间趋于衰败[5];陈波指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普遍弱化，提出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6]。
另外，学术界对于戏台的研究多集中于戏剧学、考古学、建筑学等方面。仅部分研究者关注了戏台演变中的社会属性，如颜伟等人将戏台看作是乡村权力矛盾的实体化建构[7];段建宏探讨了明清时期戏台的特色及其所蕴含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8]。回顾相关文献发现，学者对于戏台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对“过渡”形态下公共文化空间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分析较为缺乏，此外，发展路径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断层。
本文以当前农村戏台修建时间及位置分布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其大致分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和新兴公共文化空间两种类型。其中，新兴戏台是传统戏台的新兴形式，亦包括各地兴建的农民文化大礼堂、大舞台等。“过渡”形态是指农村戏台正处于传统向新兴公共文化空间转型中的“兴废并存”现象，这一社会现象在当下我国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
二、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研究地点
阳曲县位于太原市郊区，南距省城太原17公里。截至2018年底，全县4镇6乡，共123个行政村，乡村人口占该县总常住人口的64.1%。据统计，太原现存明清戏台总量达130座。其中城区13座、娄烦县9座、清徐县10座、古交市16座、阳曲县82座。仅阳曲县遗存戏台占到太原市戏台总量的63.1%，且各具特色遍布于全县各个乡村。这不仅反映了该县当时作为三晋首邑的重要地位，同时体现了当地人民文化需求之高涨，戏曲之繁荣。
戏台的兴衰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阳曲县明代戏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嘉靖十二年（1533）所建的侯村乡洛阳村“草堂寺乐楼”。而戏台发展尤以清初及康熙时期为盛。此时山西战乱较少、晋商崛起，社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加之民间神■崇拜广泛，戏台因神庙建筑的增多而分布于该县各个村落，戏曲亦呈现一片辉煌景象。革命战争年代阳曲县许多村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和支前村，戏台承担了伤员处置转运处、鼓舞村民支前的重任。新中国诞生后，戏曲剧目受政府扶持纷纷涌现，其表演吸引大量观众。改革开放初期，《打金枝》《明公断》等传统剧目恢复上演，戏曲经历了短暂的复苏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及娱乐形式的多样使得传统戏曲被逐渐边缘化，戏台作为戏曲演出的载体同样受到严重影响，剧团面临生存困境、观戏人数逐年递减。据《山西文化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3年山西戏曲观众数量8 846万人，1995年减少至7 373万人[9]。直至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掀起兴建戏台之风，修建戏台被提上日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关注的是戏台在“过渡”形态下的现状及功能，因此，必须首先对传统戏台功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解。笔者在对传统戏台文献资料收集的基础上，选取当地村干部、年长者、青年人等为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依据随机性、代表性原则选取当地村民进行问卷调查。此外，笔者于2018年至2020年期间多次参与该县农村举办的包括戏曲演出活动在内的多种文化活动，观察记录民众围绕戏台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展开的活动情况，以期更全面地分析戏台的深层意义。 三、农村戏台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分析
（一）酬神娱乐功能
戏台传统公共空间的产生与祭祀活动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阳曲县因受到艰苦的地理条件限制，其农业收成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于是民众将神灵作为崇拜信仰，祈求消灾免难，献戏酬神便逐渐成为神庙祭祀敬神时一项重要内容。杨兴镇玉泉山白龙庙戏台建于清康熙十九年，其碑文“有神像不可乏庙宇，崇祀典不得略乐亭也”[10]，使“有庙必有戏台”成为可理解的逻辑。“天高不雨，祷雨于斯，许建乐台，乃不数日而果雨”[11]则充分体现出百姓大旱时期修建戏台以祈求龙王降雨之行为。同时，戏台修建的规模大小与质量好坏是衡量村民对神灵虔诚与否的关键标准，亦是村庄是否有“面子”与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此外，围绕戏台进行的庙会献戏活动兼具娱乐功能，是民众辛勤劳作之外为数不多的释放心灵的调节器，用“狂欢精神”解释其娱乐性亦不为过。
如今，新兴戏台与神庙相分离，在提起对庙会酬神演戏看法时，一位村民谈道：“我们村每年六月二十六（农历）都举办庙会，虽然不太清楚迎神祭祀的具体情况，但每次都会请戏班子来唱上几天，已经成了村里传统了。基本上全村的人都会来看戏，不来总感觉少了些什么，而且也挺热闹的。虽然现在农村电视手机都普及了，但是这种和村里人一起在舞台看戏、看表演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以后能多举办这些文化活动就更好了。”这一说法得到了当地多数村民的认可。显然，他们对于庙会举办酬神演戏活动的认知程度较低，对演戏的酬神意义理解非常模糊，观看戏曲活动这一行为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对农村传统文化风俗长期以来的遵从，并抱着“看热闹”的娱乐目的。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戏台作为农村中典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既是广大民众神灵信仰的载体，又是“狂欢性”娱乐的重要场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戏台在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公共空间跨越的过程中其原本的神圣性、仪式性、庄严性逐渐减弱，与之相对的是民众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高认可度和参与度。与传统的狂欢性质的娱乐相区别，当代社会的娱乐更多的是人们表达自我、满足需求的非狂欢性的理性活动，围绕戏台产生的“公共性”娱乐空间成为吸引人们走出私生活的巨大磁场。由于人们思想方式的转变，神灵崇拜影响已逐渐式微，因此，把握农村传统风俗习惯对于人们行动的影响并且关注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是当下农村新兴公共文化空间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
（二）人际交往功能
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不流动性注定了社会关系的长期性，由于聚族而居，终身甚至世代相守在一个村落里，人们的关系不一定都是亲密的，但一定是紧密的[12]。在此环境下人们通过参与庙会和观戏活动逐渐发展并巩固出三种交往关系，即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阳曲县泥屯地区农历六七月间，是当地村民请城里戏班到各村演出的固定“过唱”时期，也是民间走亲访友、商贸交流的重要节日。由本村出嫁的女子可借看戏机会回娘家团聚，并去墓地上坟祭奠，而邻近的村镇乡民也因同本村人的各种关系而受到观戏邀请。此外，这一时期客商云集、物资交流格外活跃。除表演活动外，村庄中的公共事议、日常闲聊亦围绕戏台进行。戏台传统公共空间成为人们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建立联系的关键纽带，个体的社会性通过行为交往得以充分体现。
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交通的便利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走向城市提供了条件，这种现象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阳曲县农村地区尤为凸出，调查数据显示，泥屯镇村中留守老人、儿童占到总人数的43.3%。当地一位71岁留守老人谈道：“以前闺女嫁到城里，逢年过节唱大戏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陪我唠唠嗑。这前几年两口子去南方打工了，哪还有见的机会，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大老远地跑回来停两天，完事了又赶忙走了。”
尽管近几年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结构逐渐瓦解，尤其是血缘圈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阳曲戏台的复苏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此种影响。当前泥屯镇的歌舞、杂技、二人台、道情、马戏等表演活动吸引着大量周边村庄和县城百姓前来观看，地缘、业缘圈在大规模的人际交往中得以构建。根据问卷调查显示：56%的调查者偏向于在公共空间中进行面对面的互动，选择“借助传播媒介互动”的比例为35%，“无交往意愿”的仅占9%。这说明当前大多数人更希望在公共空间中进行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从而更好地认识表达自我、增进彼此情感、发展网络关系。目前，“过渡”公共空间下的交流方式多表现为浅层交流或无交流。因此，应注重培养新时代下群众在公共文化空间中主动的、有交往愿望的心灵沟通，发挥农村新兴戏台的人际交往功能，使其成为凝聚人心、淳化民风的重要阵地。
（三）教育教化功能
古代社会中民众受教育机会非常有限，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及当今社会。明清戏台的发展使得观戏成为大多数百姓接受历史与社会知识的捷径。清人宋廷魁在其著作《介山記》中以“庸人孺子，目不识丁，而论以礼乐之义，则不可晓”来高度评价戏曲这一教育功能。此外，戏台传播传统道德观念、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也通过牌匾、楹联、雕刻和丰富的戏曲表演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阳曲戏台的复苏为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演出场所，一些村里至今仍保留着在戏台定期召开劳模表彰大会的传统。一位村支书说：“之前戏台和庙已经被大门锁起来了，不能再在上面唱戏跳舞了，结果有段时间看到村里不少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打牌，管也管不住。这几年筹资了十几万（元）在大队里修建了大舞台，不管是送戏下乡还是村里自发组织的活动都能举办了，场地大人又多，可热闹呢。而且每年五一举办劳模表彰大会，大家都努力干活，前几年村里那些不好的风气也很少有了。”
研究发现受众群体的范围受年龄影响较大，通过对文化活动功能进行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52.1%的老年者（61岁及以上）、36.8%的中年者（35～60岁）和11.5%的青年者（15～34岁）认为从文化活动中可以获取知识。说明在当前农村地区，戏台新兴公共文化空间教育功能的发挥随年龄的降低而逐渐减弱。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群体，年轻群体受信息化影响较深，乡村传统记忆普遍缺失导致的群体文化认同感低下，为腐朽、低俗文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公共空间文化传承、道德规范功能在“过渡”时期出现断层迹象。 文化在公共空间中具有深刻的烙印，没有特定文化存在的公共空间会逐渐消亡。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冲击，需深入挖掘农村文化潜力，创新农村戏台公共文化空间教育教化之功能。一方面在注重保护传统戏台建筑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其优秀的文化资源，唤醒当地民众文化记忆。侯村乡店子底村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建成了我国第一家县级解放战争“支前纪念馆”，并将戏台与庙宇相结合构建的公共空间作为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是有效利用新兴戏台的空间传播优势，在戏曲等文化活动表演中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歌唱祖国”送文化下乡文艺演出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戏台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传播知识、宣扬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本研究发现，戏台公共文化空间在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功能发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传统的酬神献戏、狂欢娱乐、人际交往、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功能并没有随传统戏台的衰落而消失，而是在新兴戏台发展中表现出其特有的生命力，但目前尚未探寻出一种既能扎根乡土，又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功能发挥长效机制。抓住当下社会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契机，创新农村戏台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发挥机制，是打破“过渡”形态下两难局面、传承优秀文化、强化价值认同、提升村民素养、构建文明乡风的有效途径。通过政府、市场、民间三种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打造一个既保有地方特色又符合现代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共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培奇，胡慧林.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空间转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0）：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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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耿达.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思想战线，2019，45（5）：137-146.
[5]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55.
[6]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125-127.
[7]颜伟，曹飞.戏台：乡村权力矛盾的实体化建构[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6（6）：43-54.
[8]段建宏.戏台与社会：明清山西戏台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9]张琴艳.山西戏曲四十年——迎来春色满人间[N].山西日报，2019-04-17（09）.
[10]牛白琳.阳曲县杨兴镇玉泉山白龙庙神庙及其剧场考论[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1）：80-86.
[11]霍润德. 晋阳文化研究[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
[12]應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J].社会学研究，2010（5）：111-129.
关键词：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空间;乡风文明;戏台功能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一直是村民日常公共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日益减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乡村空间功能的定位，是将乡村空间作为一个支持现代化建设和资本增值的资源性空间[1]。在这种功能定位下，乡村空间资源不断流失，这些流失的资源又没有获得合理的回报，进而导致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匮乏，而乡村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了“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战略规划，旨在构建一个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并且发挥最大化社会效应的公共文化空间。
由于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村民对传统文化活动依旧喜爱，传统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命力在此情况下得以存续。戏台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中典型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具有物理空间上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在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在被誉为“中国戏曲摇篮”的山西农村地区，戏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并未消失，而在经历翻修或重新兴建后，其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演变。
本文以山西省阳曲县农村为研究样板，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出发对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下的戏台进行考察，探究其时代价值及发展路径。以期引起社会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关注和理解，为乡村文化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提供路径参照。
一、研究综述
“公共空间”理论源于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本土情况对“公共空间”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究。通常认为“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市民阶层有意识进行公共活动的“场域”，注重文化广泛的“公共性”，尤其是民众公共意见的“话语表达”[2]。而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基于公共空间理论衍生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公共文化在一定区域的空间表现以及在这个区域进行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3]，包含内在与外延两个层面，其内在是空间的精神构建，外延是空间的物质建构[4]。研究者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重点落脚在发展趋向和问题解决上，多认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萎缩甚至消亡。贺雪峰等人发现乡村传统民俗活动正逐渐异化为村民攀比敛财的渠道，农村公共空间趋于衰败[5];陈波指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普遍弱化，提出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6]。
另外，学术界对于戏台的研究多集中于戏剧学、考古学、建筑学等方面。仅部分研究者关注了戏台演变中的社会属性，如颜伟等人将戏台看作是乡村权力矛盾的实体化建构[7];段建宏探讨了明清时期戏台的特色及其所蕴含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8]。回顾相关文献发现，学者对于戏台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对“过渡”形态下公共文化空间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分析较为缺乏，此外，发展路径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断层。
本文以当前农村戏台修建时间及位置分布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其大致分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和新兴公共文化空间两种类型。其中，新兴戏台是传统戏台的新兴形式，亦包括各地兴建的农民文化大礼堂、大舞台等。“过渡”形态是指农村戏台正处于传统向新兴公共文化空间转型中的“兴废并存”现象，这一社会现象在当下我国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
二、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研究地点
阳曲县位于太原市郊区，南距省城太原17公里。截至2018年底，全县4镇6乡，共123个行政村，乡村人口占该县总常住人口的64.1%。据统计，太原现存明清戏台总量达130座。其中城区13座、娄烦县9座、清徐县10座、古交市16座、阳曲县82座。仅阳曲县遗存戏台占到太原市戏台总量的63.1%，且各具特色遍布于全县各个乡村。这不仅反映了该县当时作为三晋首邑的重要地位，同时体现了当地人民文化需求之高涨，戏曲之繁荣。
戏台的兴衰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阳曲县明代戏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嘉靖十二年（1533）所建的侯村乡洛阳村“草堂寺乐楼”。而戏台发展尤以清初及康熙时期为盛。此时山西战乱较少、晋商崛起，社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加之民间神■崇拜广泛，戏台因神庙建筑的增多而分布于该县各个村落，戏曲亦呈现一片辉煌景象。革命战争年代阳曲县许多村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和支前村，戏台承担了伤员处置转运处、鼓舞村民支前的重任。新中国诞生后，戏曲剧目受政府扶持纷纷涌现，其表演吸引大量观众。改革开放初期，《打金枝》《明公断》等传统剧目恢复上演，戏曲经历了短暂的复苏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及娱乐形式的多样使得传统戏曲被逐渐边缘化，戏台作为戏曲演出的载体同样受到严重影响，剧团面临生存困境、观戏人数逐年递减。据《山西文化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3年山西戏曲观众数量8 846万人，1995年减少至7 373万人[9]。直至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掀起兴建戏台之风，修建戏台被提上日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关注的是戏台在“过渡”形态下的现状及功能，因此，必须首先对传统戏台功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解。笔者在对传统戏台文献资料收集的基础上，选取当地村干部、年长者、青年人等为调查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依据随机性、代表性原则选取当地村民进行问卷调查。此外，笔者于2018年至2020年期间多次参与该县农村举办的包括戏曲演出活动在内的多种文化活动，观察记录民众围绕戏台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展开的活动情况，以期更全面地分析戏台的深层意义。 三、农村戏台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分析
（一）酬神娱乐功能
戏台传统公共空间的产生与祭祀活动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阳曲县因受到艰苦的地理条件限制，其农业收成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于是民众将神灵作为崇拜信仰，祈求消灾免难，献戏酬神便逐渐成为神庙祭祀敬神时一项重要内容。杨兴镇玉泉山白龙庙戏台建于清康熙十九年，其碑文“有神像不可乏庙宇，崇祀典不得略乐亭也”[10]，使“有庙必有戏台”成为可理解的逻辑。“天高不雨，祷雨于斯，许建乐台，乃不数日而果雨”[11]则充分体现出百姓大旱时期修建戏台以祈求龙王降雨之行为。同时，戏台修建的规模大小与质量好坏是衡量村民对神灵虔诚与否的关键标准，亦是村庄是否有“面子”与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此外，围绕戏台进行的庙会献戏活动兼具娱乐功能，是民众辛勤劳作之外为数不多的释放心灵的调节器，用“狂欢精神”解释其娱乐性亦不为过。
如今，新兴戏台与神庙相分离，在提起对庙会酬神演戏看法时，一位村民谈道：“我们村每年六月二十六（农历）都举办庙会，虽然不太清楚迎神祭祀的具体情况，但每次都会请戏班子来唱上几天，已经成了村里传统了。基本上全村的人都会来看戏，不来总感觉少了些什么，而且也挺热闹的。虽然现在农村电视手机都普及了，但是这种和村里人一起在舞台看戏、看表演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以后能多举办这些文化活动就更好了。”这一说法得到了当地多数村民的认可。显然，他们对于庙会举办酬神演戏活动的认知程度较低，对演戏的酬神意义理解非常模糊，观看戏曲活动这一行为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对农村传统文化风俗长期以来的遵从，并抱着“看热闹”的娱乐目的。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戏台作为农村中典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既是广大民众神灵信仰的载体，又是“狂欢性”娱乐的重要场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戏台在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公共空间跨越的过程中其原本的神圣性、仪式性、庄严性逐渐减弱，与之相对的是民众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高认可度和参与度。与传统的狂欢性质的娱乐相区别，当代社会的娱乐更多的是人们表达自我、满足需求的非狂欢性的理性活动，围绕戏台产生的“公共性”娱乐空间成为吸引人们走出私生活的巨大磁场。由于人们思想方式的转变，神灵崇拜影响已逐渐式微，因此，把握农村传统风俗习惯对于人们行动的影响并且关注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是当下农村新兴公共文化空间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
（二）人际交往功能
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不流动性注定了社会关系的长期性，由于聚族而居，终身甚至世代相守在一个村落里，人们的关系不一定都是亲密的，但一定是紧密的[12]。在此环境下人们通过参与庙会和观戏活动逐渐发展并巩固出三种交往关系，即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阳曲县泥屯地区农历六七月间，是当地村民请城里戏班到各村演出的固定“过唱”时期，也是民间走亲访友、商贸交流的重要节日。由本村出嫁的女子可借看戏机会回娘家团聚，并去墓地上坟祭奠，而邻近的村镇乡民也因同本村人的各种关系而受到观戏邀请。此外，这一时期客商云集、物资交流格外活跃。除表演活动外，村庄中的公共事议、日常闲聊亦围绕戏台进行。戏台传统公共空间成为人们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建立联系的关键纽带，个体的社会性通过行为交往得以充分体现。
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交通的便利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走向城市提供了条件，这种现象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阳曲县农村地区尤为凸出，调查数据显示，泥屯镇村中留守老人、儿童占到总人数的43.3%。当地一位71岁留守老人谈道：“以前闺女嫁到城里，逢年过节唱大戏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陪我唠唠嗑。这前几年两口子去南方打工了，哪还有见的机会，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大老远地跑回来停两天，完事了又赶忙走了。”
尽管近几年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结构逐渐瓦解，尤其是血缘圈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阳曲戏台的复苏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此种影响。当前泥屯镇的歌舞、杂技、二人台、道情、马戏等表演活动吸引着大量周边村庄和县城百姓前来观看，地缘、业缘圈在大规模的人际交往中得以构建。根据问卷调查显示：56%的调查者偏向于在公共空间中进行面对面的互动，选择“借助传播媒介互动”的比例为35%，“无交往意愿”的仅占9%。这说明当前大多数人更希望在公共空间中进行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从而更好地认识表达自我、增进彼此情感、发展网络关系。目前，“过渡”公共空间下的交流方式多表现为浅层交流或无交流。因此，应注重培养新时代下群众在公共文化空间中主动的、有交往愿望的心灵沟通，发挥农村新兴戏台的人际交往功能，使其成为凝聚人心、淳化民风的重要阵地。
（三）教育教化功能
古代社会中民众受教育机会非常有限，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及当今社会。明清戏台的发展使得观戏成为大多数百姓接受历史与社会知识的捷径。清人宋廷魁在其著作《介山記》中以“庸人孺子，目不识丁，而论以礼乐之义，则不可晓”来高度评价戏曲这一教育功能。此外，戏台传播传统道德观念、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也通过牌匾、楹联、雕刻和丰富的戏曲表演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
阳曲戏台的复苏为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演出场所，一些村里至今仍保留着在戏台定期召开劳模表彰大会的传统。一位村支书说：“之前戏台和庙已经被大门锁起来了，不能再在上面唱戏跳舞了，结果有段时间看到村里不少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打牌，管也管不住。这几年筹资了十几万（元）在大队里修建了大舞台，不管是送戏下乡还是村里自发组织的活动都能举办了，场地大人又多，可热闹呢。而且每年五一举办劳模表彰大会，大家都努力干活，前几年村里那些不好的风气也很少有了。”
研究发现受众群体的范围受年龄影响较大，通过对文化活动功能进行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52.1%的老年者（61岁及以上）、36.8%的中年者（35～60岁）和11.5%的青年者（15～34岁）认为从文化活动中可以获取知识。说明在当前农村地区，戏台新兴公共文化空间教育功能的发挥随年龄的降低而逐渐减弱。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其他群体，年轻群体受信息化影响较深，乡村传统记忆普遍缺失导致的群体文化认同感低下，为腐朽、低俗文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公共空间文化传承、道德规范功能在“过渡”时期出现断层迹象。 文化在公共空间中具有深刻的烙印，没有特定文化存在的公共空间会逐渐消亡。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冲击，需深入挖掘农村文化潜力，创新农村戏台公共文化空间教育教化之功能。一方面在注重保护传统戏台建筑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其优秀的文化资源，唤醒当地民众文化记忆。侯村乡店子底村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建成了我国第一家县级解放战争“支前纪念馆”，并将戏台与庙宇相结合构建的公共空间作为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是有效利用新兴戏台的空间传播优势，在戏曲等文化活动表演中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歌唱祖国”送文化下乡文艺演出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戏台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传播知识、宣扬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本研究发现，戏台公共文化空间在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功能发挥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传统的酬神献戏、狂欢娱乐、人际交往、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功能并没有随传统戏台的衰落而消失，而是在新兴戏台发展中表现出其特有的生命力，但目前尚未探寻出一种既能扎根乡土，又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功能发挥长效机制。抓住当下社会发展给农村带来的新契机，创新农村戏台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发挥机制，是打破“过渡”形态下两难局面、传承优秀文化、强化价值认同、提升村民素养、构建文明乡风的有效途径。通过政府、市场、民间三种力量相互配合，共同打造一个既保有地方特色又符合现代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共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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