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一个叫刘王沟的小山村里，住着一支神秘的部队。村里的老人回忆说，这支队伍人不多，很少出门，住的小院里拉着很多电线，经常传出“滴滴答答”的声音。这支神秘的部队，正是李克农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他们在这封闭的小山村里，充当着中央“耳目”，利用秘密电台指挥着全国各地的情报人员，昼夜不停地侦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在这里汇总、分析、研判后，传送给中央前委和毛泽东，使得在陕北山沟里频繁转移、与外界隔绝的中央前委和毛泽东，仍能了解敌情，正确决策。
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的情报保卫机构，两部合署办公，中央社会部负责保卫工作，中央情报部负责情报工作。
193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负责领导全党及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康生兼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兼任情报部副部长。1947年3月，康生离开陕北到晋绥边区搞土改，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的工作由李克农负责。
李克农，1899年9月生，安徽芜湖人，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提出的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了情报工作的体系，在了解敌情，保卫自己，解放全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机构，可以说是被蒋介石、国民党杀出来的。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从那时起，伴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情报保卫组织。从最初的“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联络局”“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到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情报保卫机构日臻健全完善，情报人员遍布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角落和国民党重要决策机构以及军队指挥中枢。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建立了强大队伍，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雄厚基础，成为情报工作最成熟、最成功的时期。这一时期，从战略情报到战术情报，从军事情报到政治情报，从全局情报到局部情报，党中央、毛泽东要什么，情报部门就能提供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情报工作，到了炉火纯青、臻于艺术的境界。
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所在的刘王沟村，四面环山，山高沟深，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十分隐蔽，应对防空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是情报指挥系统理想的工作场所。李克农和情报机关住在刘王沟村一座砖石结构的四合院内。该院位于村东的半山腰，坐北向南，院内正面有 3孔窑洞，东西两面各有2孔窑洞，南面门厅两侧各有瓦房2间，院的后山有一处情报分析室。
中央后委驻扎三交后，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央前委和毛泽东提供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报。李克农在刘王沟村的窑洞里，指挥西安情报站的情工人员，时刻侦察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动向。其中早先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
熊向晖，1919年生于武汉，祖籍安徽。17岁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具有爱国热忱。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打入胡宗南的身边，成为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总参谋部第二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毛泽东曾称赞熊向晖“一个人可以顶几个师”。
从1946年10月起，熊向晖就陆续报告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情况。10月5日报告：胡命令其驻陕甘宁边区周围封锁线的部队，立即调查封锁线至陕北的大小道路，秘密架设洛川至延安的电话线，赶修咸阳至洛川的公路，均限于11月10日前完成。还报告：胡部主力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已由山西调回宜川至洛川线。这些情报为中共中央坚守还是撤离延安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7年二三月间，熊向晖又陆续报告：胡飞南京，请示攻延；胡部主力整编第一军之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整编第二十七师一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全部，共15个旅，已部署完毕，将在洛川设指挥部。3月8日，熊向晖发来特急电：胡部将以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从宜川、洛川两路同时于14日向延安进攻。
西安情报组织和熊向晖及时准确地报告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具体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使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对胡部的行动了如指掌。西北野战军先对胡宗南调集的几路部队进行阻击，使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遭突击受损；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在西花池阵亡；整编第一军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其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在河津遭伏翻车折断左腿。
1947年7月5日，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当面命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腦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延安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功”。李克农非常担心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他从中央警卫团抽调1个骑兵连和3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保卫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又派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主管领导汪东兴、罗青长随中央前委行动，分别负责保卫和情报工作。同时，李克农还对绥德、陇东、三边（定边、靖边、安边）派出3个侦察站，配备电台，随时监控马鸿逵、马步芳部动态。还将中央情报部设在西安、北平、兰州、沈阳的4个秘密情报台交中央前委直接指挥。这4个情报台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提供了大量的敌区军政机密情报，还报送中央需要了解的敌区公开情报，如北平等地人民生活情况、物价高低、各阶层思想动向等。这些重要材料，对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战局起到很好的作用，甚为中央嘉许。
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在刘王沟村的窑洞里，通过秘密电台，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是中共打入国民党东北军内部的情报人员，主管机要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赵炜就获得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廖耀湘兵团司令部作战处整套的作战情报，东北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况一目了然。战役进程中又设计将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引入解放军的伏击圈。在林彪指挥所的桌子上，甚至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亲批原件。1947年6月，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至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报予以嘉奖。
李克农领导下的情报部门，还重点搜集了国民党侦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无线电台方位的情报。1947年3月，叶剑英、李克农致电中央前委和周恩来：西安情报组获悉：国民党保密局主管电讯的魏大铭，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方位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胡宗南，连日侦察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断定那里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他们还通过测向侦察企图判明陕北野战军各级指挥员的位置；但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察到。据此，周恩来指示转战陕北的中央前委电台连续停止3天，重新部署。又致电各野战军：敌现有测向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力弱不易判别。因此，在战前部署和作战中，均不要用电台传达命令，可将司令部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以迷惑敌人。此办法果然有效，胡宗南的无线电测向分队始终没有发现固定的大型电台信号，也无法判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部的所在。接着，周恩来指挥各部队，利用敌人迷信测向设备的心理，将计就计，调动敌人，打击敌人。1947年 10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清涧县城战斗中，周恩来指示我电台全部关闭，使敌人摸不到我军调动情况，而此时我军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清涧县城调动。攻城战打响后，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发现攻城部队是解放军主力部队，为免遭被歼的厄运，紧急向胡宗南求救，但胡根据测向侦察，清涧方向并无共军主力集结，不仅不派援兵，反批评廖昂谎报军情。在我军主力部队猛攻下，廖昂支撑不住，再向胡求救，胡宗南仍置之不理，结果清涧县城被攻克，国民党第七十六师全部被歼，廖昂被俘。这是人民解放军根据准确情报巧妙地同敌人进行电波斗争战胜敌人的一个光辉范例。
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这一点对手也看到了。清风店战役（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定州清风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役。此役是人民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代表作。）失利后，蒋介石在国防部的检讨报告上批示：“由此可以想到匪军的情报工作。他们每次战役前对我军的情况无不调查的十分清楚。然后针对我军情形制定作战计划来打击我们。我仔细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固然有许多地方是我们自己泄露机密，而主要是匪军情报工作做得彻底。匪军有句话，叫作敌情不明不打……”
蒋介石的这段“肺腑之言”，正是对李克农和他的情报人员最高的褒奖。
（责编 曲星）
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的情报保卫机构，两部合署办公，中央社会部负责保卫工作，中央情报部负责情报工作。
193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负责领导全党及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1941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康生兼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兼任情报部副部长。1947年3月，康生离开陕北到晋绥边区搞土改，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的工作由李克农负责。
李克农，1899年9月生，安徽芜湖人，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提出的一整套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确立了情报工作的体系，在了解敌情，保卫自己，解放全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机构，可以说是被蒋介石、国民党杀出来的。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从那时起，伴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情报保卫组织。从最初的“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联络局”“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到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情报保卫机构日臻健全完善，情报人员遍布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角落和国民党重要决策机构以及军队指挥中枢。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建立了强大队伍，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雄厚基础，成为情报工作最成熟、最成功的时期。这一时期，从战略情报到战术情报，从军事情报到政治情报，从全局情报到局部情报，党中央、毛泽东要什么，情报部门就能提供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情报工作，到了炉火纯青、臻于艺术的境界。
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所在的刘王沟村，四面环山，山高沟深，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十分隐蔽，应对防空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是情报指挥系统理想的工作场所。李克农和情报机关住在刘王沟村一座砖石结构的四合院内。该院位于村东的半山腰，坐北向南，院内正面有 3孔窑洞，东西两面各有2孔窑洞，南面门厅两侧各有瓦房2间，院的后山有一处情报分析室。
中央后委驻扎三交后，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央前委和毛泽东提供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报。李克农在刘王沟村的窑洞里，指挥西安情报站的情工人员，时刻侦察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动向。其中早先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
熊向晖，1919年生于武汉，祖籍安徽。17岁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具有爱国热忱。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打入胡宗南的身边，成为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总参谋部第二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毛泽东曾称赞熊向晖“一个人可以顶几个师”。
从1946年10月起，熊向晖就陆续报告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情况。10月5日报告：胡命令其驻陕甘宁边区周围封锁线的部队，立即调查封锁线至陕北的大小道路，秘密架设洛川至延安的电话线，赶修咸阳至洛川的公路，均限于11月10日前完成。还报告：胡部主力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已由山西调回宜川至洛川线。这些情报为中共中央坚守还是撤离延安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7年二三月间，熊向晖又陆续报告：胡飞南京，请示攻延；胡部主力整编第一军之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整编第二十七师一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全部，共15个旅，已部署完毕，将在洛川设指挥部。3月8日，熊向晖发来特急电：胡部将以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从宜川、洛川两路同时于14日向延安进攻。
西安情报组织和熊向晖及时准确地报告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具体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使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对胡部的行动了如指掌。西北野战军先对胡宗南调集的几路部队进行阻击，使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遭突击受损；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在西花池阵亡；整编第一军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其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在河津遭伏翻车折断左腿。
1947年7月5日，蒋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当面命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腦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延安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功”。李克农非常担心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他从中央警卫团抽调1个骑兵连和3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保卫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的安全；又派中央社会部与中央情报部主管领导汪东兴、罗青长随中央前委行动，分别负责保卫和情报工作。同时，李克农还对绥德、陇东、三边（定边、靖边、安边）派出3个侦察站，配备电台，随时监控马鸿逵、马步芳部动态。还将中央情报部设在西安、北平、兰州、沈阳的4个秘密情报台交中央前委直接指挥。这4个情报台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提供了大量的敌区军政机密情报，还报送中央需要了解的敌区公开情报，如北平等地人民生活情况、物价高低、各阶层思想动向等。这些重要材料，对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战局起到很好的作用，甚为中央嘉许。
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在刘王沟村的窑洞里，通过秘密电台，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是中共打入国民党东北军内部的情报人员，主管机要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在辽沈战役开始之前，赵炜就获得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廖耀湘兵团司令部作战处整套的作战情报，东北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况一目了然。战役进程中又设计将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引入解放军的伏击圈。在林彪指挥所的桌子上，甚至有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亲批原件。1947年6月，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至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报予以嘉奖。
李克农领导下的情报部门，还重点搜集了国民党侦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无线电台方位的情报。1947年3月，叶剑英、李克农致电中央前委和周恩来：西安情报组获悉：国民党保密局主管电讯的魏大铭，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方位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胡宗南，连日侦察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断定那里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他们还通过测向侦察企图判明陕北野战军各级指挥员的位置；但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察到。据此，周恩来指示转战陕北的中央前委电台连续停止3天，重新部署。又致电各野战军：敌现有测向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力弱不易判别。因此，在战前部署和作战中，均不要用电台传达命令，可将司令部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以迷惑敌人。此办法果然有效，胡宗南的无线电测向分队始终没有发现固定的大型电台信号，也无法判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部的所在。接着，周恩来指挥各部队，利用敌人迷信测向设备的心理，将计就计，调动敌人，打击敌人。1947年 10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清涧县城战斗中，周恩来指示我电台全部关闭，使敌人摸不到我军调动情况，而此时我军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清涧县城调动。攻城战打响后，守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发现攻城部队是解放军主力部队，为免遭被歼的厄运，紧急向胡宗南求救，但胡根据测向侦察，清涧方向并无共军主力集结，不仅不派援兵，反批评廖昂谎报军情。在我军主力部队猛攻下，廖昂支撑不住，再向胡求救，胡宗南仍置之不理，结果清涧县城被攻克，国民党第七十六师全部被歼，廖昂被俘。这是人民解放军根据准确情报巧妙地同敌人进行电波斗争战胜敌人的一个光辉范例。
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这一点对手也看到了。清风店战役（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定州清风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役。此役是人民解放军围点打援战术的代表作。）失利后，蒋介石在国防部的检讨报告上批示：“由此可以想到匪军的情报工作。他们每次战役前对我军的情况无不调查的十分清楚。然后针对我军情形制定作战计划来打击我们。我仔细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固然有许多地方是我们自己泄露机密，而主要是匪军情报工作做得彻底。匪军有句话，叫作敌情不明不打……”
蒋介石的这段“肺腑之言”，正是对李克农和他的情报人员最高的褒奖。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