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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验经济时代，所有产业活动的开展乃至于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观感印象在物理层面来说必然要落实到城市的微观形态上。通过对城市微观形态内涵的界定，在对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城市空间依存性进行细化的基础上，提出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概念。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分析总结该区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主要集中在环境观感印象优良、能有效引聚创意人才、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紧密结合等3个向度。这3个向度从城市环境设计的视阈，为当地发展创意经济和构建创意城市提供新的思维方法与决策依据。
关键词：厦门;微观城市形态;创意产业承载力;共生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3.005
创意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范式，是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创意人才的区域性空间载体，是解决传统工业城市和传统经济遗留问题的创意平台，也是实现传统城市空间再造与管理机制优化、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创意指数（creativity index） 概念由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专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2002年在其著作《创意阶层之兴起》中首次提出，旨在以简化的形式反映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并为决策者的行为、评估、测量以及影响力的监测等提供一个指导。[1]
创意指数指标体系中，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指标、生活环境指标这两个一级指标权重为22.8%，其中，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指标权重为11.9%，生活环境指标权重为10.9%，城市空间环境（氛围）同时从属于这两个指标的内容，具有双重性，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环境在创意指标体系中占据了1/5的权重。此外，文化產业规模指标一项就达到了12.2%的权重，可见城市创意指数中，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环境空间一共占据了近1/3的比重，对于创意城市的营造影响巨大。[2]
来自城市规划、创新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国内学者通过多维指标体系，构建了创新型城市的多元评价体系，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是都强调创新环境这一重要考量内容，[3]其中，杨冬梅、[4]李琳、[5]邹燕[6]等学者都明确归纳了“创新环境支撑力”这一评价指标，可见城市环境的支持对于创新城市和创意经济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近年来学界对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研究突飞猛进，在现代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意义和创意产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有较多研究成果出现。例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城市作为创意产业群集之地，存在发达的网络，是商业竞争包括产业竞争成功的良好处所;[7]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认为城市是消费场所，反映和影响文化与经济发展（含创意经济）的过程。[8]
20世纪70年代由Bill Hillier教授创立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从数理角度微观的层面研究了城市形态要素和人的社会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9]英国学者弗罗里达（Florida）将城市形态与创意产业兴起的关系更拉近了一步，指出城市要促进创意产业，必须依托一个“创意性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reativity）”建立城市创意的生态系统，由此提出了城市氛围的说法。[8]我国学者尹宏研究指出：创意经济发端并存在于现代城市，创意产业必然具有城市选择性。[10]这里面就包含了城市环境形态与创意经济之间的特定共生关系，也隐含了微观的、可感知的城市环境形态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承载作用这个研究视阈，还衍生出一个适用于不同城市发展的、可参照的研究思路——微观城市形态、创意产业共生对于创意城市规划和空间设计的影响。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一）微观城市形态
创意的概念广泛而开放，这个概念促进了新的城市发展范式的快速传播，促进了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新的物流业发展，催生了新的生产系统和构架上的变革，然而这些新的系统和变革都必须由可感知的具体的城市形态作为物质载体。城市形态的三种基本物质元素确定为建筑物、开放空间、街道，[11]这些基本元素构成了微观城市形态的界定基础①。这三种基本元素以其整体的造型力量代表了城市空间的内涵，也以其自身的符号语言对城市形态在时空发展中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因为它们的特性，客观上决定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形状、密度以及这些空间的潜在用途和发展可能性。《马丘比丘宪章》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点取决于城市形体结构和社会特征”。[12]也就是说，能被人感知、理解乃至认同的城市特色，主要体现在城市物质环境的外显特征——城市风貌上，而城市风貌在形态上要通过特定的造型空间和综合的感受氛围来表达。
因此微观城市形态可以界定为：一个城市必然具备的能让绝大部分城市体验者（含居民和游客）感知、理解、认同的包括城市街道、建筑、设施、公共空间、文化景观等综合构成的城市风貌和形态氛围。微观城市形态虽然区别于城市区域规划中的宏观城市形态，但同样具备历史连续性。
（二）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创意经济城市空间依存性的具象与拓展
创意经济的城市耦合性和选择性具体表现为：创意产业发展取决于城市的工业经济发达程度、区位条件、创意要素配置能力、创意产品（服务）市场需求以及人文创新环境。通过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创意经济以及产业的发展趋从于五种指向，分别为区位指向、要素指向、市场指向、创新指向、环境指向。[13]这五个指向其实是城市对于创意经济发展所必须提供的支持，也是创意产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以需求压力和承载满足的角度来对城市与创意经济的关系进行，可以表达为如下公式：
其中F为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压力，f为城市对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的综合承载力，包含了如政策支持、工业发达程度、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空间环境的支持力、市场等诸多变量因素，fn是不同向度的承载合力。不同的城市其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压力不同，而且城市所能提供的承载力也更不确定，通常情况下f≥F，才能保证该城市创意产业的正常发展。创意产业需求压力的承载力体系如图1所示。 其中，城市的空间环境支持进一步具象为城市风貌和形态氛围（微观城市形态）产生的承载力，它能够适应并有效推动各类创意产业活动的开展。结合微观城市形态与创意活动的内在联系，又可以将其分解为5个不同的指标：城市街貌的历史包容度、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创意产业精细化的文化契合度、环境观感印象的优劣（图2）。
1.城市街貌的历史包容度
城市街貌即微观城市形态的体感形式，其历史包容度其实是城市空间历史文化发展不确定性的体现，这里的不确定性不是漫无目标的茫然，而是一种多重选择，因为不确定性包含着事物发展的创造性，它可以自由选择尽可能多的可能性前景，所以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城市街貌歷史包容度是对这些不确定性发展的接纳和记载。微观城市形态由于其历史特征而成为特定文化的载体。所以，城市街貌的历史包容度体现了城市环境对文化发展、传承、变化过程的认同和保留，包容度越高，对于城市不同时期文化历史的认同感就越高。从创意性质和文化应用来看，创意产业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别是赋予历史文化资源某种新内涵，进而给产品或者服务以艺术想象力和空间拓展力的文化性产业和消费性产业。这些通过微观城市形态来体现的多元的、特征性的历史人文，既提供了本地创意产业的萌生土壤，又能够有效避免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同化。
2.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资源不能仅仅局限于先天的机遇性积累和官方的政策性支持，更要从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层面对城市体验者（使用者）进行吸引并进一步寻求认同，这些任务在很大程度上都要由城市微观形态来完成，因为城市微观形态是城市体验者（含创意阶层）的主要沉浸载体。
在创意产业、创意阶层乃至创意城市的诸多研究中，在创意人才集聚的客观因素方面有较多的成果和理论，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用“创意阶层”（the creative class）来描述文化创意活动在当代社会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现象。他认为凡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包括从事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建筑、设计、教育、音乐、文学艺术、娱乐业等人群）都属于创意阶层。其实这个阶层还应该扩大到创意产业的经营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了“文化场域 ”（Cultural Fields）的概念来解释创意产业领域的人才和聚集环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创造力工作与工作者所处的地方具有密切关系，创造力工作需要一些特殊的视觉环境以及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文化活动才能够密集展开，而且一个地区的声誉和传统对该地区是否能够创造新的原创产品也有很重要的作用。[14]还有学者对于创意人才的地域聚集和环境要素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对于环境要素的要求尤其高。[15]反映到微观城市形态领域，创意产业人才因为职业特点和个人品味的精神需求，对于城市空间挑剔度较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情感）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他认为人的需求层次如金字塔般分层递增，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自然会出现高一级的需要，各种层次的需求连续地波浪式推进并最终达到自我实现。[16]无论是作为生产者的创意阶层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创意产品（服务）顾客，对具体城市环境的空间挑剔度都集中在了较高的需求层次（图3）。因此，在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方面，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微观城市形态来承载。
3.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
发展新的经济形式和城市更新是现代城市的核心主题，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城市更新本质上都是空间和文化的增殖与进化。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三重性空间辩证法，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他认为空间不仅是承载社会生产的背景或容器（production in space），同时还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且影响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甚至空间本身也是生产的一部分（production of space）。[17]
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历史空间（含老旧城区、废弃厂房仓库等）具有先天性的关联，主要是因为城市历史空间及其记载呈现的文化可以符号化并进一步转换成创意产业的契机和资本。文化和产业结合发展的过程客观上又推动新的城市空间产生，也就是说，由城市历史空间记载的文化有助于提高历史空间的附加值。在促进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创意产业自身也需要通过对历史空间记载的文化符号的资本化来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因此，城市的更新已不再是拆迁与重建，而是利用创意产业来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以此重新分配空间权利，进而完成历史空间的更新。资本和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旧城再生的有效驱动力。[18]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历史空间能将其文化进行符号化并结合创意产业的程度，其实决定了该城市进行有效城市更新的内驱力，可见城市更新和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是微观城市形态对创意产业承载力的另一个向度。
4.创意产业精细化的文化契合度
创意产业类别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以探索本土文化需求为主要目标的产品设计创新类或管理模式创新类的生产性创意产业，包括研发设计和策划咨询产业，如工业（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建筑装饰设计以及文化调研、会展服务、企业创意策划咨询等，这说明创意产业的精细化由文化资源的类别来主导，任何种类的文化资源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或形式来实现，而微观的城市形态正是实现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形式。创意的首要任务是要真实而准确地表达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湮没已久或现存的文化体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意蕴，以现代技术手法发掘、创新、重构其表现形式，这是创意萌生的基础和创意成功的前提。[19]城市中所有的创意产业都源自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创造性重组，通过新的方式和产品来实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这是它们的共性所在。文化资源是城市发展创意产业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城市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依据，城市微观形态不单纯是一种符号或标签，而是与其他资源共同构建的历史与现实的完整性。具有鲜明特色和厚重历史感的城市微观形态不仅能为创意产业提供创意成功的土壤，更将根据自身的文化特点主导创意产业精细化，使得创意产业的发展途径、目标与城市知名度、竞争力的提升并轨。 5.环境观感印象的优劣
在移动终端流行的现代社会，随手拍照成为习以为常的现象，因此，微观城市形态的透明度空前提高。舆论生态被以微信和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改写，城市形态的观感在涟漪效应下传播得极其迅速。如果该城市的微观形态质量好，观感愉悦度高，那么综合的、多渠道的信息网络的广泛传播，将会使更广泛的人群对该城市的直接印象和间接印象同时得到强化，因此，提升微观城市形态的品质，其实是巩固并提升城市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在城市文化自信的支撑下，创意产业的人才和市场自然得以良性循环发展。因此在信息网络中广为传播的城市形象的观感印象成为影响城市营销和宣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创意产业链的延伸和壮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厦门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及创意产业承载力
（一）厦门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的特质
整个厦门市的城市旅游发展使得厦门市思明区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于该区的城市印象却都局限在“海上花园”“开放特区”“小资旅游胜地”这样较为抽象和不够具体的层面，不能够有力地建立厦门城市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对厦门整体的微观城市形态进行特质梳理和归纳。总体上，厦门的微观城市形态特质可以归纳为历史性特质和地域性特质两个类别：
厦门市与其他城市一样，在微观城市形态方面受中国现代城市大开发的趋势所影响，并产生粗放的大街轮廓与后续的自发性内部建设内容相叠加的二元结构。[20]在这种情况下，微观城市形态的特质梳理较为困难且零散，但是厦门在历史上的政治经历导致了厦门积淀了一系列的不同于内地城市和其他滨海城市的街道形态和建筑特点，这些特点是厦门独有的，因此厦门的城市形态微观梳理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表征：较多地融入了中西结合的开放环境元素。厦门作为口岸城市，受到舶来的城市风格影响，并且这些影响较长时期地积淀成厦门独有的“万国”风格，厦门特有的嘉庚风格建筑就是中西结合的典型。此外，厦门是受到浓厚的郑成功历史影响的滨海城市，厦门的船、渔文化也是较为突出的微观城市形态表征，这些表征在思明区内的中山路、轮渡、厦门大学以及鼓浪屿片区都有集中的体现。
厦门处于东南沿海，其地域气候和滨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厦门成为宜居的城市，这一点最为明显的可见表征就是城市绿化。诚然，城市绿化优秀不能算是一个城市的地域性特质，在微观城市形态中属于“虚空间”范畴，但是对于厦门这样一个由海岛为主要城区载体的城市，城市绿化对街景愉悦度产生的影响却尤其重要。此外，集聚于岛内的海滩、港口、避风坞这些元素对于微观城市形态的影响也尤其重要，厦门白城海滩、轮渡码头、沙坡尾、植物园、环岛路观音山等都集中在思明区，是厦门地域微观城市形态的独特表征，这些地域性特质的识别性强，观感愉悦度高，也是体现厦门地域自信的重要景点。
（二）区域内城市微观形态对创意产业的支撑
2018年上半年，厦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434家，实现营业收入314.66亿元。全市规模以上文化產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省比重为16.4%，其中思明区营业收入为83.34亿元，占全市26.5%②。早在2014年，思明区文化产业单位数已达5 822个，占全市51.92%;从业人员7.91万人，占全市39.1%;主营收入347.6亿元，占全市40.44%。思明区已经建成了本地区最完善的文化产业链条，发展了艺术产业、演艺娱乐产业、传媒产业、动漫游戏产业、创意设计产业、文化旅游会展相关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形成海西密度最高的文化产业园区，目前该辖区拥有3个国家级、10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余家特色实体书店以及20多个文创主题消费街区，仅曾厝垵文创村就集聚了特色商铺和主题民宿1 600余家③。显而易见，厦门市思明区众多的创意产业集聚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创意产业集群。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区”理论，他最早关注了工业的集聚现象，认为由于外部经济的影响，出现了在工业区内中小企业相互分工的群聚现象。[21]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率先提出，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里相互联系且地理位置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他用产业链的概念来描述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连结。[7]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产业集群是由众多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和支撑机构聚集在特定空间进行专门化的分工协作和生产，有利于降低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交流共享，并能吸引且有利于新企业的孕育和产业规模的扩大。[22]这种聚集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该特定空间内的环境形态足以支撑不同类别的企业和机构顺利开展业务，并能满足这些企业、机构内的创意阶层的环境需求。思明区自身的城市微观形态是促成这种集聚的重要条件之一。
1.促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紧密结合
厦门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遗留了较多待更新的历史空间（工业用地和老旧住宅区），这些项目对厦门城市空间的创意化更新创造了空间条件，而该区域发展创意产业的环境项目成果又成为城市更新的有效途径。2014年7月28日，厦门市出台了《闽台（厦门）文化产业园核心区二期项目改造建设审核审批意见》，明确了创意产业园区业态规划与功能定位，还指出包括嘉禾良库文创园、龙山文创园、沙坡尾文化创意港在内的项目改造建设均适用此意见，闽台（厦门）文化产业园内其他利用老旧厂房、仓库、街区等存量土地、房产资源进行改造建设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可参照此意见执行。这就确定了以旧厂房旧街区改造为项目依托来发展创意产业的方向性指导意见。
以思明区为例，思明龙山片区原本聚集着大量老旧工业厂房，经过近五年发展，这里聚集了260多家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包括文化产业与时尚设计、工业设计、环保等领域。这些新进驻的产业不断融合又孕育出新的文化创意产业，截至2017上半年，龙山文创园已改造旧厂房21幢，面积近15万m2，园区总产值超过60亿元，其中文化产业产值约占总产值的90%。龙山文创园内的老旧厂房改造利用、城市有机更新、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成为厦门创意产业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的典范，为城市战略定位和产业集聚提供了建设载体和支撑平台。 2.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度
包括鼓浪屿在内，思明区总面积76km2。2015年，厦门市吸引创意人才系列政策颁布后④，思明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年从业人员达48.9万人，比上年增加3.3万人，增长了7.4%，增速较2014年提高4.5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加1.84万人，比上年增长了28.6%。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人员也增加1.23万人，增长了16.9%⑤。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人员（含私营企业）仅仅厦门软件园和龙山创业园就近10万人。本课题组对思明区内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按照创意产业企业主、创意产业工作人员、自由创业者、创意设计师、文创产品经营者五个类别进行调查访问，82%的受访者对思明区内的城市环境体验持积极评价，76%的受访者表示在思明区从事本工作会比在其他区更容易成功，92%的受访者表示思明区的环境风貌和城市氛围有利于其所从事行业的发展。
思明区能够集聚众多的创意产业人才，除了政策因素外，还得益于思明区内微观城市形态的亲和性与较高的观感愉悦体验，也得益于厦门城市空间功能的健全和优化：除了配套设施的完善，作为厦门重要城区之一的思明区已经逐步形成城市形态的视觉效应（legibility）和区域内居民对本地区城区形态的记忆深刻度（imagine ability），[23]对城市微观环境形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渐深入人心。
3.观感愉悦度的顺畅传播
对于厦门的印象，人们大多用“精致”“小资情调”“浪漫”等词来形容，这固然和厦门的旅游城市特质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厦门拥有使其获得广泛接受的城市传播属性：由于厦门城市形象的三个特性（地域典型性、标识易读性、形象亲和性），[24]厦门的旅游项目大都较为集中，思明区更是集中了鼓浪屿、中山路、厦门大学、南普陀寺、白城沙滩等众多著名的旅游项目，且厦门较少有负面的舆论和新闻，厦门城市给人的观感愉悦度较高，这就使得厦门优秀的城市形象传播更为顺畅和广泛。
在思明区，众多的文创主题消费街区、特色商铺、主题民宿、展览场地和艺术文化场所，通过厦门巨大的旅游人群及其附带的更为宽广的传播渠道，得到广泛的宣传和营销，客观上也反过来扩大了区内创意产业消费市场，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思明区的微观城市形态对本区内创意产业的承载力能够满足区域内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前述五个指标中，创意产业的人才吸引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环境观感印象等三个指标受到广泛认可（图4）。
三、结论
一个城市在生长与成长过程中对各方面的可持续性需求，都必须面对发展与空间这样一对矛盾，创意城市的发展模式和构建策略，实质上就是在协调这对矛盾，使其能够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厦门的微观城市形态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原则上来说也是一对矛盾，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却有共生的可能性。厦门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研究结论为：在该区域内创意产业的人才吸引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环境观感印象优劣等3个方面，对创意产业的适应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承载力强度明显。反过来，在该区域的城市有机更新、城市空间尺度的重构、城市风貌形态资源的改善以及城市区域旅游内涵的提升等领域，区内的创意产业对改善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分析厦门市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并以二者共生的思维策略进行城市设计和产业规划，最终将使厦门实现创意城市的良性发展愿景。推广到其他城市，要在全球化趋势下保持战略驱动力，能够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加强微观城市形态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承载共生关系研究，这对于新常态下的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说明：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闽南城市微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研究（FJ2016C137）研究成果。
注释：
①对于微观城市形态的提法并未统一，主要提法有“城市风貌”（汪德华、王景慧，1982），建筑學、城市规划学领域较为普遍使用的“街景”（杜白操，1981）。虽然街景最早使用在城市道路的研究方面（尤明宝，1960），但二者在研究领域和对象上都属于同一范围。
②厦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索引号：XM00100-04-04-2018-060。
③厦门市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信息，2017年5月26日。http：//www.xm.gov.cn/zwgk/zwxx/201705/t20170526_1676579.htm
④2014年5月，厦门市颁布的《厦门市旅游产业高层次人才集聚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是对《厦门市实施“海纳百川”人才计划打造“人才特区”2013—2020行动纲要》（厦委办〔2013〕10号）精神的响应;2015年8月4日颁布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厦创业就业实施意见》。
⑤思明区经济社会年鉴（2015），2018年4月20日。http：//www.siming.gov.cn/zjsm/nj/2015/2015/main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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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experience economy era， the development of all industrial activities and even people's impression on a city on physical level must be implemented through microcosmic forms of cities. Through defining urban micro-form connotation and based on detailed analysis of urban spatial dependence of creative economy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industry bearing capacity of micro urban form. Taking Xiamen City Simi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impressions， effective attrac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and close integration of urban renew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paper will do analysis and conclude on the creative industry bearing capacity of Siming district’s micro urban form. The conclusion would provide new thinking methods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developing local creative economy and constructing creative cities from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design perspective.
Key words：Xiamen; urban microcosmic form; creative industry bearing capacity; symbiosis
责任编辑：王世燕
关键词：厦门;微观城市形态;创意产业承载力;共生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3.005
创意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范式，是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创意人才的区域性空间载体，是解决传统工业城市和传统经济遗留问题的创意平台，也是实现传统城市空间再造与管理机制优化、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创意指数（creativity index） 概念由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专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2002年在其著作《创意阶层之兴起》中首次提出，旨在以简化的形式反映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并为决策者的行为、评估、测量以及影响力的监测等提供一个指导。[1]
创意指数指标体系中，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指标、生活环境指标这两个一级指标权重为22.8%，其中，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指标权重为11.9%，生活环境指标权重为10.9%，城市空间环境（氛围）同时从属于这两个指标的内容，具有双重性，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环境在创意指标体系中占据了1/5的权重。此外，文化產业规模指标一项就达到了12.2%的权重，可见城市创意指数中，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环境空间一共占据了近1/3的比重，对于创意城市的营造影响巨大。[2]
来自城市规划、创新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国内学者通过多维指标体系，构建了创新型城市的多元评价体系，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是都强调创新环境这一重要考量内容，[3]其中，杨冬梅、[4]李琳、[5]邹燕[6]等学者都明确归纳了“创新环境支撑力”这一评价指标，可见城市环境的支持对于创新城市和创意经济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近年来学界对创意产业和创意城市的研究突飞猛进，在现代城市发展创意产业的意义和创意产业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有较多研究成果出现。例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城市作为创意产业群集之地，存在发达的网络，是商业竞争包括产业竞争成功的良好处所;[7]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认为城市是消费场所，反映和影响文化与经济发展（含创意经济）的过程。[8]
20世纪70年代由Bill Hillier教授创立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从数理角度微观的层面研究了城市形态要素和人的社会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9]英国学者弗罗里达（Florida）将城市形态与创意产业兴起的关系更拉近了一步，指出城市要促进创意产业，必须依托一个“创意性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reativity）”建立城市创意的生态系统，由此提出了城市氛围的说法。[8]我国学者尹宏研究指出：创意经济发端并存在于现代城市，创意产业必然具有城市选择性。[10]这里面就包含了城市环境形态与创意经济之间的特定共生关系，也隐含了微观的、可感知的城市环境形态对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承载作用这个研究视阈，还衍生出一个适用于不同城市发展的、可参照的研究思路——微观城市形态、创意产业共生对于创意城市规划和空间设计的影响。
一、有关概念的界定
（一）微观城市形态
创意的概念广泛而开放，这个概念促进了新的城市发展范式的快速传播，促进了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新的物流业发展，催生了新的生产系统和构架上的变革，然而这些新的系统和变革都必须由可感知的具体的城市形态作为物质载体。城市形态的三种基本物质元素确定为建筑物、开放空间、街道，[11]这些基本元素构成了微观城市形态的界定基础①。这三种基本元素以其整体的造型力量代表了城市空间的内涵，也以其自身的符号语言对城市形态在时空发展中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因为它们的特性，客观上决定了城市空间形态的形状、密度以及这些空间的潜在用途和发展可能性。《马丘比丘宪章》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点取决于城市形体结构和社会特征”。[12]也就是说，能被人感知、理解乃至认同的城市特色，主要体现在城市物质环境的外显特征——城市风貌上，而城市风貌在形态上要通过特定的造型空间和综合的感受氛围来表达。
因此微观城市形态可以界定为：一个城市必然具备的能让绝大部分城市体验者（含居民和游客）感知、理解、认同的包括城市街道、建筑、设施、公共空间、文化景观等综合构成的城市风貌和形态氛围。微观城市形态虽然区别于城市区域规划中的宏观城市形态，但同样具备历史连续性。
（二）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创意经济城市空间依存性的具象与拓展
创意经济的城市耦合性和选择性具体表现为：创意产业发展取决于城市的工业经济发达程度、区位条件、创意要素配置能力、创意产品（服务）市场需求以及人文创新环境。通过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创意经济以及产业的发展趋从于五种指向，分别为区位指向、要素指向、市场指向、创新指向、环境指向。[13]这五个指向其实是城市对于创意经济发展所必须提供的支持，也是创意产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以需求压力和承载满足的角度来对城市与创意经济的关系进行，可以表达为如下公式：
其中F为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压力，f为城市对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的综合承载力，包含了如政策支持、工业发达程度、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空间环境的支持力、市场等诸多变量因素，fn是不同向度的承载合力。不同的城市其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压力不同，而且城市所能提供的承载力也更不确定，通常情况下f≥F，才能保证该城市创意产业的正常发展。创意产业需求压力的承载力体系如图1所示。 其中，城市的空间环境支持进一步具象为城市风貌和形态氛围（微观城市形态）产生的承载力，它能够适应并有效推动各类创意产业活动的开展。结合微观城市形态与创意活动的内在联系，又可以将其分解为5个不同的指标：城市街貌的历史包容度、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创意产业精细化的文化契合度、环境观感印象的优劣（图2）。
1.城市街貌的历史包容度
城市街貌即微观城市形态的体感形式，其历史包容度其实是城市空间历史文化发展不确定性的体现，这里的不确定性不是漫无目标的茫然，而是一种多重选择，因为不确定性包含着事物发展的创造性，它可以自由选择尽可能多的可能性前景，所以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城市街貌歷史包容度是对这些不确定性发展的接纳和记载。微观城市形态由于其历史特征而成为特定文化的载体。所以，城市街貌的历史包容度体现了城市环境对文化发展、传承、变化过程的认同和保留，包容度越高，对于城市不同时期文化历史的认同感就越高。从创意性质和文化应用来看，创意产业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别是赋予历史文化资源某种新内涵，进而给产品或者服务以艺术想象力和空间拓展力的文化性产业和消费性产业。这些通过微观城市形态来体现的多元的、特征性的历史人文，既提供了本地创意产业的萌生土壤，又能够有效避免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同化。
2.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资源不能仅仅局限于先天的机遇性积累和官方的政策性支持，更要从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层面对城市体验者（使用者）进行吸引并进一步寻求认同，这些任务在很大程度上都要由城市微观形态来完成，因为城市微观形态是城市体验者（含创意阶层）的主要沉浸载体。
在创意产业、创意阶层乃至创意城市的诸多研究中，在创意人才集聚的客观因素方面有较多的成果和理论，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用“创意阶层”（the creative class）来描述文化创意活动在当代社会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层现象。他认为凡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包括从事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建筑、设计、教育、音乐、文学艺术、娱乐业等人群）都属于创意阶层。其实这个阶层还应该扩大到创意产业的经营者。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了“文化场域 ”（Cultural Fields）的概念来解释创意产业领域的人才和聚集环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创造力工作与工作者所处的地方具有密切关系，创造力工作需要一些特殊的视觉环境以及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文化活动才能够密集展开，而且一个地区的声誉和传统对该地区是否能够创造新的原创产品也有很重要的作用。[14]还有学者对于创意人才的地域聚集和环境要素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对于环境要素的要求尤其高。[15]反映到微观城市形态领域，创意产业人才因为职业特点和个人品味的精神需求，对于城市空间挑剔度较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情感）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他认为人的需求层次如金字塔般分层递增，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自然会出现高一级的需要，各种层次的需求连续地波浪式推进并最终达到自我实现。[16]无论是作为生产者的创意阶层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创意产品（服务）顾客，对具体城市环境的空间挑剔度都集中在了较高的需求层次（图3）。因此，在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方面，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微观城市形态来承载。
3.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
发展新的经济形式和城市更新是现代城市的核心主题，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城市更新本质上都是空间和文化的增殖与进化。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三重性空间辩证法，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他认为空间不仅是承载社会生产的背景或容器（production in space），同时还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且影响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甚至空间本身也是生产的一部分（production of space）。[17]
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历史空间（含老旧城区、废弃厂房仓库等）具有先天性的关联，主要是因为城市历史空间及其记载呈现的文化可以符号化并进一步转换成创意产业的契机和资本。文化和产业结合发展的过程客观上又推动新的城市空间产生，也就是说，由城市历史空间记载的文化有助于提高历史空间的附加值。在促进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创意产业自身也需要通过对历史空间记载的文化符号的资本化来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因此，城市的更新已不再是拆迁与重建，而是利用创意产业来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以此重新分配空间权利，进而完成历史空间的更新。资本和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旧城再生的有效驱动力。[18]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历史空间能将其文化进行符号化并结合创意产业的程度，其实决定了该城市进行有效城市更新的内驱力，可见城市更新和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是微观城市形态对创意产业承载力的另一个向度。
4.创意产业精细化的文化契合度
创意产业类别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以探索本土文化需求为主要目标的产品设计创新类或管理模式创新类的生产性创意产业，包括研发设计和策划咨询产业，如工业（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建筑装饰设计以及文化调研、会展服务、企业创意策划咨询等，这说明创意产业的精细化由文化资源的类别来主导，任何种类的文化资源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或形式来实现，而微观的城市形态正是实现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形式。创意的首要任务是要真实而准确地表达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湮没已久或现存的文化体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意蕴，以现代技术手法发掘、创新、重构其表现形式，这是创意萌生的基础和创意成功的前提。[19]城市中所有的创意产业都源自对现有文化资源的创造性重组，通过新的方式和产品来实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这是它们的共性所在。文化资源是城市发展创意产业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城市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依据，城市微观形态不单纯是一种符号或标签，而是与其他资源共同构建的历史与现实的完整性。具有鲜明特色和厚重历史感的城市微观形态不仅能为创意产业提供创意成功的土壤，更将根据自身的文化特点主导创意产业精细化，使得创意产业的发展途径、目标与城市知名度、竞争力的提升并轨。 5.环境观感印象的优劣
在移动终端流行的现代社会，随手拍照成为习以为常的现象，因此，微观城市形态的透明度空前提高。舆论生态被以微信和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改写，城市形态的观感在涟漪效应下传播得极其迅速。如果该城市的微观形态质量好，观感愉悦度高，那么综合的、多渠道的信息网络的广泛传播，将会使更广泛的人群对该城市的直接印象和间接印象同时得到强化，因此，提升微观城市形态的品质，其实是巩固并提升城市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在城市文化自信的支撑下，创意产业的人才和市场自然得以良性循环发展。因此在信息网络中广为传播的城市形象的观感印象成为影响城市营销和宣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创意产业链的延伸和壮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厦门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及创意产业承载力
（一）厦门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的特质
整个厦门市的城市旅游发展使得厦门市思明区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于该区的城市印象却都局限在“海上花园”“开放特区”“小资旅游胜地”这样较为抽象和不够具体的层面，不能够有力地建立厦门城市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对厦门整体的微观城市形态进行特质梳理和归纳。总体上，厦门的微观城市形态特质可以归纳为历史性特质和地域性特质两个类别：
厦门市与其他城市一样，在微观城市形态方面受中国现代城市大开发的趋势所影响，并产生粗放的大街轮廓与后续的自发性内部建设内容相叠加的二元结构。[20]在这种情况下，微观城市形态的特质梳理较为困难且零散，但是厦门在历史上的政治经历导致了厦门积淀了一系列的不同于内地城市和其他滨海城市的街道形态和建筑特点，这些特点是厦门独有的，因此厦门的城市形态微观梳理有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表征：较多地融入了中西结合的开放环境元素。厦门作为口岸城市，受到舶来的城市风格影响，并且这些影响较长时期地积淀成厦门独有的“万国”风格，厦门特有的嘉庚风格建筑就是中西结合的典型。此外，厦门是受到浓厚的郑成功历史影响的滨海城市，厦门的船、渔文化也是较为突出的微观城市形态表征，这些表征在思明区内的中山路、轮渡、厦门大学以及鼓浪屿片区都有集中的体现。
厦门处于东南沿海，其地域气候和滨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厦门成为宜居的城市，这一点最为明显的可见表征就是城市绿化。诚然，城市绿化优秀不能算是一个城市的地域性特质，在微观城市形态中属于“虚空间”范畴，但是对于厦门这样一个由海岛为主要城区载体的城市，城市绿化对街景愉悦度产生的影响却尤其重要。此外，集聚于岛内的海滩、港口、避风坞这些元素对于微观城市形态的影响也尤其重要，厦门白城海滩、轮渡码头、沙坡尾、植物园、环岛路观音山等都集中在思明区，是厦门地域微观城市形态的独特表征，这些地域性特质的识别性强，观感愉悦度高，也是体现厦门地域自信的重要景点。
（二）区域内城市微观形态对创意产业的支撑
2018年上半年，厦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434家，实现营业收入314.66亿元。全市规模以上文化產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占全省比重为16.4%，其中思明区营业收入为83.34亿元，占全市26.5%②。早在2014年，思明区文化产业单位数已达5 822个，占全市51.92%;从业人员7.91万人，占全市39.1%;主营收入347.6亿元，占全市40.44%。思明区已经建成了本地区最完善的文化产业链条，发展了艺术产业、演艺娱乐产业、传媒产业、动漫游戏产业、创意设计产业、文化旅游会展相关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形成海西密度最高的文化产业园区，目前该辖区拥有3个国家级、10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余家特色实体书店以及20多个文创主题消费街区，仅曾厝垵文创村就集聚了特色商铺和主题民宿1 600余家③。显而易见，厦门市思明区众多的创意产业集聚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创意产业集群。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区”理论，他最早关注了工业的集聚现象，认为由于外部经济的影响，出现了在工业区内中小企业相互分工的群聚现象。[21]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率先提出，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里相互联系且地理位置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他用产业链的概念来描述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连结。[7]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产业集群是由众多相互关联的文化企业和支撑机构聚集在特定空间进行专门化的分工协作和生产，有利于降低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交流共享，并能吸引且有利于新企业的孕育和产业规模的扩大。[22]这种聚集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该特定空间内的环境形态足以支撑不同类别的企业和机构顺利开展业务，并能满足这些企业、机构内的创意阶层的环境需求。思明区自身的城市微观形态是促成这种集聚的重要条件之一。
1.促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紧密结合
厦门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遗留了较多待更新的历史空间（工业用地和老旧住宅区），这些项目对厦门城市空间的创意化更新创造了空间条件，而该区域发展创意产业的环境项目成果又成为城市更新的有效途径。2014年7月28日，厦门市出台了《闽台（厦门）文化产业园核心区二期项目改造建设审核审批意见》，明确了创意产业园区业态规划与功能定位，还指出包括嘉禾良库文创园、龙山文创园、沙坡尾文化创意港在内的项目改造建设均适用此意见，闽台（厦门）文化产业园内其他利用老旧厂房、仓库、街区等存量土地、房产资源进行改造建设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可参照此意见执行。这就确定了以旧厂房旧街区改造为项目依托来发展创意产业的方向性指导意见。
以思明区为例，思明龙山片区原本聚集着大量老旧工业厂房，经过近五年发展，这里聚集了260多家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包括文化产业与时尚设计、工业设计、环保等领域。这些新进驻的产业不断融合又孕育出新的文化创意产业，截至2017上半年，龙山文创园已改造旧厂房21幢，面积近15万m2，园区总产值超过60亿元，其中文化产业产值约占总产值的90%。龙山文创园内的老旧厂房改造利用、城市有机更新、产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成为厦门创意产业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的典范，为城市战略定位和产业集聚提供了建设载体和支撑平台。 2.创意人才的环境吸引度
包括鼓浪屿在内，思明区总面积76km2。2015年，厦门市吸引创意人才系列政策颁布后④，思明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年从业人员达48.9万人，比上年增加3.3万人，增长了7.4%，增速较2014年提高4.5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加1.84万人，比上年增长了28.6%。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人员也增加1.23万人，增长了16.9%⑤。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人员（含私营企业）仅仅厦门软件园和龙山创业园就近10万人。本课题组对思明区内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按照创意产业企业主、创意产业工作人员、自由创业者、创意设计师、文创产品经营者五个类别进行调查访问，82%的受访者对思明区内的城市环境体验持积极评价，76%的受访者表示在思明区从事本工作会比在其他区更容易成功，92%的受访者表示思明区的环境风貌和城市氛围有利于其所从事行业的发展。
思明区能够集聚众多的创意产业人才，除了政策因素外，还得益于思明区内微观城市形态的亲和性与较高的观感愉悦体验，也得益于厦门城市空间功能的健全和优化：除了配套设施的完善，作为厦门重要城区之一的思明区已经逐步形成城市形态的视觉效应（legibility）和区域内居民对本地区城区形态的记忆深刻度（imagine ability），[23]对城市微观环境形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渐深入人心。
3.观感愉悦度的顺畅传播
对于厦门的印象，人们大多用“精致”“小资情调”“浪漫”等词来形容，这固然和厦门的旅游城市特质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厦门拥有使其获得广泛接受的城市传播属性：由于厦门城市形象的三个特性（地域典型性、标识易读性、形象亲和性），[24]厦门的旅游项目大都较为集中，思明区更是集中了鼓浪屿、中山路、厦门大学、南普陀寺、白城沙滩等众多著名的旅游项目，且厦门较少有负面的舆论和新闻，厦门城市给人的观感愉悦度较高，这就使得厦门优秀的城市形象传播更为顺畅和广泛。
在思明区，众多的文创主题消费街区、特色商铺、主题民宿、展览场地和艺术文化场所，通过厦门巨大的旅游人群及其附带的更为宽广的传播渠道，得到广泛的宣传和营销，客观上也反过来扩大了区内创意产业消费市场，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总的来说，思明区的微观城市形态对本区内创意产业的承载力能够满足区域内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前述五个指标中，创意产业的人才吸引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环境观感印象等三个指标受到广泛认可（图4）。
三、结论
一个城市在生长与成长过程中对各方面的可持续性需求，都必须面对发展与空间这样一对矛盾，创意城市的发展模式和构建策略，实质上就是在协调这对矛盾，使其能够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厦门的微观城市形态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原则上来说也是一对矛盾，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却有共生的可能性。厦门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研究结论为：在该区域内创意产业的人才吸引力、城市更新与创意产业的结合紧密度、环境观感印象优劣等3个方面，对创意产业的适应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承载力强度明显。反过来，在该区域的城市有机更新、城市空间尺度的重构、城市风貌形态资源的改善以及城市区域旅游内涵的提升等领域，区内的创意产业对改善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分析厦门市思明区微观城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并以二者共生的思维策略进行城市设计和产业规划，最终将使厦门实现创意城市的良性发展愿景。推广到其他城市，要在全球化趋势下保持战略驱动力，能够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加强微观城市形态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承载共生关系研究，这对于新常态下的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说明：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闽南城市微观形态的创意产业承载力研究（FJ2016C137）研究成果。
注释：
①对于微观城市形态的提法并未统一，主要提法有“城市风貌”（汪德华、王景慧，1982），建筑學、城市规划学领域较为普遍使用的“街景”（杜白操，1981）。虽然街景最早使用在城市道路的研究方面（尤明宝，1960），但二者在研究领域和对象上都属于同一范围。
②厦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索引号：XM00100-04-04-2018-060。
③厦门市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信息，2017年5月26日。http：//www.xm.gov.cn/zwgk/zwxx/201705/t20170526_1676579.htm
④2014年5月，厦门市颁布的《厦门市旅游产业高层次人才集聚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是对《厦门市实施“海纳百川”人才计划打造“人才特区”2013—2020行动纲要》（厦委办〔2013〕10号）精神的响应;2015年8月4日颁布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厦创业就业实施意见》。
⑤思明区经济社会年鉴（2015），2018年4月20日。http：//www.siming.gov.cn/zjsm/nj/2015/2015/main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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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experience economy era， the development of all industrial activities and even people's impression on a city on physical level must be implemented through microcosmic forms of cities. Through defining urban micro-form connotation and based on detailed analysis of urban spatial dependence of creative economy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industry bearing capacity of micro urban form. Taking Xiamen City Simi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impressions， effective attrac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and close integration of urban renew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paper will do analysis and conclude on the creative industry bearing capacity of Siming district’s micro urban form. The conclusion would provide new thinking methods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developing local creative economy and constructing creative cities from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design perspective.
Key words：Xiamen; urban microcosmic form; creative industry bearing capacity; symbiosis
责任编辑：王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