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寒假，《京报》副刊一则启事让人惊疑，启事者邀请青年把自己的性经历记述出来以供科学研究，且承诺供给材料者，启事人会还他一生性幸福。启事发表后，投稿者十分踊跃，启事人从收取稿件中截取七篇，编为一集， 题名《性史》， 序跋出版。此物一出，即起地震。与启事人期待相反，多数读者指斥该书内容猥亵，所谓科学研究，不过借口宣淫。文化名人周建人、潘光旦等撰文猛烈批评，更有甚者，诅咒启事人将下地狱。天津警察局及全国许多中学决定查禁。在各方压力下，续集出版计划中止，而坊间假借《性史》之名的读物，不断问世。这是民国史上一次著名的文化事件，而此事主角为有“文妖”之称的北大教授张竞生。与此前“爱情定则讨论”给张带来巨大光环不同，该事件使他落下“性博士”诨号，就此污名，不见谅于社会。
　　该事件引起不少关注，或谓张氏名败为风气守旧恶果，或谓知识范式转型变异，或谓叙述笔法未变遗毒。扼腕唏嘘者，为抱不平者，在在皆是。有谓张氏性学知识非不落后，还很科学，“第三种水”看法为二十世纪性学研究重要发现，其被誉为近代中国性学第一人，亦不为过。而令人迷惑的是，论者除感慨张氏超前壮举、行为奇诡之外，很少分析其何以编撰《性史》。如此悬空叹息，满足了读者泛滥的同情心，却错过了古人的真问题。深究《性史》编撰之因，会发现它的出现是美的文化政治实践，是私领域的重要变革，其后有深刻的思想史命题。
　　按常理论，此文化事件之前，张贵为北大哲学教授，地位已经不低，其大可固守学院，谨慎从事、明哲保身即可，却冒不韪，做此“败俗”之事，岂不令人生疑？笔者认为这与其性格冒进、知识分子职责等相关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思想路径有关。此事发生前，张已出版两部著作，分别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此二书集张彼时思想之大成，在两书中，张构建了一个美的乌托邦。在此乌托邦中，一切行为、事物都以美为标准，当然包括性。如《美的人生观》，留有一节—美的性育，对儿童、青年性教育做了初步讨论；而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专辟一章，讨论性趣及男女情爱。实际上，编撰《性史》可谓对其乌托邦理念的展开，其来有自。
　　而《性史》其来有自之《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为张回应彼时思想困境的产物。前书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原为一九二一年张入北大哲学系的讲义。此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系列重要辩论，如科玄论争。此书即是对此论争的积极回应，只因该书未收录进论争结束之后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分别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与《人生观之论战》两书中，以致研究者忽视了这一关系。在该书中，张从两方面回答了科玄论战中的认识分歧。首先是方法上的分歧，科玄论战中一方认为科学方法是认识一切事物的方法，而一方认为在精神领域，科学方法无能为力，只能以直觉等哲（玄）学方法来认识，于是矛盾出现。而张提出一种艺术方法，统合上述矛盾，可谓推进了科玄论争中认识论问题。其二，科玄论争并未为彼时迷惘青年，提供具体指导，而张以美为人生的目的方向，且建构了一套具体行动方案，可谓在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层面推进了科玄论争。
　　因此，张的两书是对科玄论争的推进性回应。而从此书延伸出来的《性史》编撰即可追述至这一思想论辩语境中。
　　如把上述二书的思想史背景做进一步追述，《性史》编撰还可延伸东西文化论争语境。这不仅因科玄论争直接源自东西文化论争，更因张氏在上述两书中尝试以美的理念融合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冲突问题，正为东西文化论争中核心。可见，上述两书也对东西文化论争做了推进性回应。由此， 两书实践之产物《性史》也与东西文化论争有隐秘关系。
　　而东西文化论争直接缘起“一战”发生以及知识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认为西方文化存在缺陷，战后重塑世界文明图景，东方文化能占一席之地。如梁启超认为东方精神文明能补足西方物质文明缺陷，挽救文明危机。表面上，呈现出文明孰优孰劣的讨论，但埋伏着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问题，即什么文化与理念才能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的基础。这一大问题可从彼时国内政治状态得到理解。民国肇建，共和开始，但民主政治发展，并未顺遂，袁氏称帝，共和告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旧文化不改造，民主政治不能着地，因此要从文化上做根本改造，为现代政治奠定根基。然以何文化作为现代政治根基，答案并未清晰。但这一模糊状态却为时人带来严肃思考现代政治基础的契机。张氏两书缘自对东西文化论争中命题的回应，实际上，也回应了该论争中埋伏的这一大问题。因而，由此二书逻辑衍生出的《性史》编撰亦可谓重构现代政治基础的尝试。而如果把为现代政治奠定新的文化基础称为文化政治的话，那么，《性史》编撰实践则是文化政治的实践。
　　那么，《性史》内容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化政治实践呢？笔者认为是一种美的文化政治实践。在该书序言中，作者说要用艺术家的态度和方法来把世人污蔑为猥亵与误会为神秘的性欲，变成世间最美妙的事业。而什么是美的性关系？该书没有回答，但在《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则解释为如节制、精神与肉体合一等。在这两本书中，张竞生构建了一个以美为理念的乌托邦社会。然什么是美？张未曾明言，但这一理解与柏拉图相似，即作为实体的美是一种理念，世界由它展开。实际上，在上述两书中，张竞生为现代政治的基础确立了一种美的文化理念。而美的理念所展开的乌托邦世界，性生活作为其一，也分享了美的理念，专门讨论性生活的《性史》，则是这一美的理念在具体领域的实践。
　　由此，在为现代政治寻求基础上，张不仅在文化理念及其思想资源上与梁漱溟、陈独秀等不同，在由此理念引出的实践上，亦有巨大区别。与梁走向乡村建设、陈等走向工农革命不同，张竞生走向对性领域的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不重要，如果说现代政治包括公私两个领域，那么，张的实践无疑属于相对公共领域的私密领域的改造。以此来看，《性史》非仅为娱乐，而是有关宏旨。《性史》编撰及该实践前后的一系列活动，正是对现代政治基本组织单位—家庭问题的回应。那么，张在这一现代政治的基本问题上有何见解以及为此见解构建了怎样的文化意涵呢？ 　　家庭中夫妇关系至为重要，传统中国认夫妇为人伦之始，造化之根，并以夫为妻纲作为家庭基本关系的原则。张亦从此处着眼，在著述中花大量篇幅加以讨论。他认为这一原则有违基本平等精神，以此形成的婚姻制度，易为男子自私自利之图，成压抑女子和悖逆人性之势。为改善这一状况，需先提高女子之地位，注意她们对生计权、教育权与参政权的争取。在此基础之上，再改变旧有婚姻制度、夫妇关系。在其理想的乌托邦中，张主张从根本上推翻旧有的一切制度而实行更符合人性的情人制。但这一理想过于高远，鲁迅认为二十五世纪才能实现。然理想虽浪漫，但在现实问题上，张并不冬烘。他亦有技术方法应对实际，如夫妻离婚，在夫不喜欢妻时，认为既不能勉强相安，也不骤然离婚。最好救济之法，“莫如离居，使妇人去读书兼习实业”。“俟妇人有独立的学识与生活之后”再离婚，“于情理上想无大背”。法虽折中，但在新旧过渡之际，未必不是周全合理之法。而其通达世情的妥协处理，除为新旧顺利过渡、以免人间惨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夫妻感情的强调，这一情感不仅是其美的社会中情人之间的基本状态，也是现时社会夫妻之间应该达至的目标，甚至他认为在夫请求与妻离婚之后，亦应与她“保存一种极好的朋友爱情”。实际上，对情感要素的强调成为其处理夫妻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的得出，是与他把夫妻关系理解成朋友关系的一种有关，他认为朋友关系最重要的是平等和情感。平等之后，“感情浓厚的可以密交，淡薄的当然不相往来”。而夫妻比朋友关系更密切、情感更浓厚。夫妻情感如不相孚，不如早日解散，以免重累家庭。而为营造情感融融的夫妻亲密关系，在结为夫妻关系前之恋爱阶段，需明白爱情道理；在结为夫妇后，更应该在夫妻私人生活上加以讲究，而这正是《性史》编撰回应的具体问题。在《性史》中，张竞生以美的理念来讲述男女性生活之技术，其目的便为增进夫妻情感。不过为营造这种脉脉温情，其大肆渲染性生活场面而不加节制，遭人诟病。但并不能否定其对此背后深刻的思想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的《性史》编撰为现代政治基本组织单位中家庭的夫妇关系，构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即平等和情感融洽。这一替代夫为妻纲的原则，今日虽已成常识，但彼时却不失其意。
　　恋爱、婚姻、家庭向被看成是相对公共领域的私有领域，本是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中的重要部分，张竞生讨论与重构该政治领域的文化基础，可谓直击要害。然而这一重构的努力却因触犯忌讳，出版后被斥以淫书，张亦背负骂名，不容于士林，与之相随，其论背后的思想史问题被世人忽略。所以有论者认为《性史》导致张竞生人生失败，非因《性史》内容科学与否，而是它碰触了国人的私密，不无道理。今日看来，张竞生剑走偏锋，彼时正直击要害。而此文望不辜负这直击要害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