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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最喜爱的地方。”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之初的设想。如今，这一设想早已变成了现实。
今天，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北望向那阳光普照下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时，都会不禁赞叹600年前的工匠大师们的智慧。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眼前的城楼是重新翻建的……
苇席下的秘密
1966年3月邢台发生大地震，震情波及天安门，使天安门城楼的结构严重损坏、变形，已有260多年没有进行大修补的天安门，危在旦夕，随时有塌垮的可能。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五架梁、西山花踏脚木、划架柱进行了加固，将部分倾斜的梁柱等构件增加了铁箍。
这些，都是些临时应急措施。考虑到保护天安门城楼这一历史古迹的需要，也为了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庆典时的安全，1969年国务院决定，拆除旧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模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建筑材料全部更换新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方案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后，于1969年12月15日开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有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北京的冬天本是不适合进行建筑的季节，水泥在寒风中往往没有使用便会凝结。当时选择这个时候动工，是因为第二年“五一”节要照惯例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临，不得不抓紧时间施工。
因为天安门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当时有人曾经提出请外国人承包，而且他们提出重建时间需要三、五年最少也得两年。周总理说，我们不能崇洋媚外，并亲自指定由北京市建工局完成，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现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当时选派了一批“根正苗红”、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按军队编制，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五个施工队，队员大部分为党、团员。.施工队伍都是军事化管理。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为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楼必须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3.7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为它作“世纪手术”其难度可想而知。可施工队员们硬是在8天内用苇席搭起了一个巨大“天棚”将天安门城楼围得严严实实。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温，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因此在整个施工期间，尽管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隆冬，棚内却温暖如春，昼夜通明。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指挥部共组织了拆除、大木安装、屋面（上穴下瓦）瓦、油漆彩画、管道五大战役。
拆除旧城楼，这是开工后的第一个关键项目。鉴于新建城楼要保持原来的形制和规模，所以拆除旧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既懂经纬仪人又机灵的木工连组长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作。当时姚师傅已干了20多年的木工，是北京市数届劳模，曾和李瑞环一起参加过市群英会。他和测量局同志将城楼所有的斗、拱、声、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测量。在之后的拆除工作中，凡拆下的每一件木构件，都需照原样画下图来，并拍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工。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
姚师傅说，那时连家人都不知他在哪儿干活，测量的数据不准和任何人说，这是政治任务。后来他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世纪大手术”置换镇楼之宝
在拆除工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这个盒子在后来被论定为数百年前的镇楼之宝。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质结构，拆之前断掉全部电源。姚来泉师傅带着两个人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他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数到43块时，自己脚下刚好还剩5块。于是他在最中央的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很快，指挥部的领导、专家、公安及警卫人员上了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琉璃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里面露出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管很旧，但上面清晰地雕着一对精美的二龙戏珠图案。领导示意他打开。姚师傅用手轻叩了一下木盒，说道：这是金丝楠木的。然后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姚师傅从里面拿出一块“铜疙瘩”。专家拿起来仔细端详，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金元宝！
“再摸摸！”姚师傅又从里面拿出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又摸，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用手指一捻，变成了朱红色的粉状物，若离若聚。专家们闻后说道：是朱砂。此外，盒中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辨不清了。专家根据史籍记载，说道：就这些东西了。
当时，60多岁的中国古建专家郭老，拿着粉末状的朱砂说道：这是百年真朱砂啊！
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古代的避邪吉祥物，后全部上交国库。
到新建城楼时，姚师傅也没忘记在原来放“宝盒”的位置，放上一件当代“避邪物”。他精心准备了一块17厘米高、12厘米宽、3厘米厚的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并用金箔贴字，耀眼明亮。姚师傅将汉白玉石字体朝南、小心翼翼地插进混凝土里1/3处。这块汉白玉石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手术”遇难题
拆除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大木安装。
最初从旧城楼上拆下来的木构件，都经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交给北京光华木材厂按图纸进行加工。据北京古建筑公司的工人讲，翻建天安门时斗拱所用木料都是楠木，来源于东直门城楼。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制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至于天安门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有上千种规格，上万个部件，上下垒叠，纵横交错。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每根12米长。那些重7吨以上的，一辆载重15吨的卡车也只能拉一根。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当海南政府得知他们当地有重建天安门急需的木料时立刻表态：“哪怕是海南人民一根一根地扛也得把这些木头送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考虑到运输方面的问题：火车时间太长，直升飞机吊不起来，两架飞机吊太危险。最后大部分的木料都是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的。选择那里的木料是因为此地的木料质地极其坚硬，样似红木，色红或黄，遇火只冒烟却不会着。当时的工人们都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木头。
木料的问题克服了，大木组装时，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当时我国吊车臂最长只有25米，前面吊上去，后面就够不着。后来工人们采用“斜溜”的办法，两个塔吊同时吊一根，把60余根柱子一一溜到柱基石上，柱子就位后，因为直径宽且重，几个人都推不倒。.
木工活毕，油漆彩画上，所有描龙画凤都经过严格的一麻五灰13道工序。菱花格扇过去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这次反复研究，试制成了菱花格扇加工机，工效提高了150倍 。最后贴金箔，重修的城楼共用去6公斤黄金。俗话说一斤黄金包一亩地，可想金箔之薄。此金箔全部为进口，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则金会嵌进肉皮。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周总理坚持保住“龙吻”
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都关心着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他亲自听取汇报，审阅图纸，多次批示有关工程的请示报告，使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为了保持天安门城楼的原本面貌，一些重大问题，都由周总理亲自审定。
一次，在施工当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谢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工程指挥部很为难，于是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
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对于图案和彩画的处理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只有用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才能与天安门的政治地位相符。另一种意见是，“金龙和玺”彩画和“仙人走兽”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便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并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天安门底座为何没重建。据姚师傅说，新增加两部电梯从底座动工时，底座尽管是砖混结构，但当年全部是糯米汤和混合土砌的砖，即使500多年了，拆也非常费劲，所以只在底座墙镶了一层砖，外墙打50厘米水泥。重修的天安门城楼比原来“长高”87厘米，这是因为天安门多年下沉，根据史料记载，可以说现在的天安门才真正恢复了原始的高度。加高后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很难察觉到，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在施工中吸收了明朝的建筑手法，加高了斗拱的斗头部分，使飞檐更加上翅。这样，不仅使天安门显得更加雄伟高大，而且还使挂在重檐之间的国徽得以昂头，显得更加庄重。
中轴线上的国徽.
最后一道工序——挂国徽。直径1.7米、需8个人抬的国徽由北京雕刻厂完成。当时周恩来对挂国徽十分重视。他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资本主义国家要看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会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国徽都挂不正，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把这个关。
这个任务最后交给了姚来泉师傅（八级木工，他参与了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间的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当他检查时发现，国徽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据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于是他用细砂纸打磨掉了字迹，检查通过。国徽被左右两个滑轮吊到固定位置。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一丝一毫不能偏差。测量局的同志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高级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师傅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国徽的位置——整整用了3个多小时，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
工人许新民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段话：“1970年3月7日，晚上九时多，城楼上的避雷网和节日彩灯全部装完，所有彩灯都发出耀眼光芒，普照四方。我们提前两天完成任务，给这座当代最高马列主义大讲台提前拆架创造了条件。”.
之后，吊挂毛主席彩色画像，天安门底座两侧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也改为玻璃钢材料，外包铁角。 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于1970年4月7日全部竣工。重建的天安门城楼，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
几万根杉篙，近3000立方米的席棚和脚手架一夜之间被拆除。清晨展露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天安门。
1970年4月11日下午3时，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视察。在城楼上，日理万机的总理高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望大家，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设得这么好！谢谢你们。”视察完重建的城楼后，周恩来与工人们亲切握手道别。这年“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外界没人知道此时的城楼已是重建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7日竣工，整个工期112天。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10层作业，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完全保留了她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并按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据统计，有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施工高峰时用工达2，700多人，此次重建的施工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姚来泉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挂国徽之前，总理把我们叫去交了个底，就是很严肃的说，你们挂国徽的时候必须挂正，绝对不能差，为什么，这个宣传马列主义讲台，是建国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来了，也在这样宣布的。这是马列主义的讲台，外国人来了，他要拿仪器测国徽，说你伟大的中国国徽都挂不正，这是国际影响。这是总理亲口说的，所以组织了8个人给我抬上去这个国徽，这个国徽多大啊，过去是用三合板作的。最后我和我的同事们挂了整整3个多小时，终于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姚来泉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毛泽东的烫金手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今天，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北望向那阳光普照下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时，都会不禁赞叹600年前的工匠大师们的智慧。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眼前的城楼是重新翻建的……
苇席下的秘密
1966年3月邢台发生大地震，震情波及天安门，使天安门城楼的结构严重损坏、变形，已有260多年没有进行大修补的天安门，危在旦夕，随时有塌垮的可能。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五架梁、西山花踏脚木、划架柱进行了加固，将部分倾斜的梁柱等构件增加了铁箍。
这些，都是些临时应急措施。考虑到保护天安门城楼这一历史古迹的需要，也为了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庆典时的安全，1969年国务院决定，拆除旧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模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建筑材料全部更换新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方案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后，于1969年12月15日开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有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
北京的冬天本是不适合进行建筑的季节，水泥在寒风中往往没有使用便会凝结。当时选择这个时候动工，是因为第二年“五一”节要照惯例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临，不得不抓紧时间施工。
因为天安门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当时有人曾经提出请外国人承包，而且他们提出重建时间需要三、五年最少也得两年。周总理说，我们不能崇洋媚外，并亲自指定由北京市建工局完成，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现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当时选派了一批“根正苗红”、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按军队编制，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五个施工队，队员大部分为党、团员。.施工队伍都是军事化管理。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为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楼必须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3.7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整个罩起来，为它作“世纪手术”其难度可想而知。可施工队员们硬是在8天内用苇席搭起了一个巨大“天棚”将天安门城楼围得严严实实。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温，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因此在整个施工期间，尽管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隆冬，棚内却温暖如春，昼夜通明。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指挥部共组织了拆除、大木安装、屋面（上穴下瓦）瓦、油漆彩画、管道五大战役。
拆除旧城楼，这是开工后的第一个关键项目。鉴于新建城楼要保持原来的形制和规模，所以拆除旧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既懂经纬仪人又机灵的木工连组长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作。当时姚师傅已干了20多年的木工，是北京市数届劳模，曾和李瑞环一起参加过市群英会。他和测量局同志将城楼所有的斗、拱、声、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测量。在之后的拆除工作中，凡拆下的每一件木构件，都需照原样画下图来，并拍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工。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
姚师傅说，那时连家人都不知他在哪儿干活，测量的数据不准和任何人说，这是政治任务。后来他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世纪大手术”置换镇楼之宝
在拆除工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这个盒子在后来被论定为数百年前的镇楼之宝。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质结构，拆之前断掉全部电源。姚来泉师傅带着两个人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他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数到43块时，自己脚下刚好还剩5块。于是他在最中央的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很快，指挥部的领导、专家、公安及警卫人员上了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琉璃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里面露出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管很旧，但上面清晰地雕着一对精美的二龙戏珠图案。领导示意他打开。姚师傅用手轻叩了一下木盒，说道：这是金丝楠木的。然后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姚师傅从里面拿出一块“铜疙瘩”。专家拿起来仔细端详，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是个实实在在的金元宝！
“再摸摸！”姚师傅又从里面拿出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又摸，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用手指一捻，变成了朱红色的粉状物，若离若聚。专家们闻后说道：是朱砂。此外，盒中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辨不清了。专家根据史籍记载，说道：就这些东西了。
当时，60多岁的中国古建专家郭老，拿着粉末状的朱砂说道：这是百年真朱砂啊！
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古代的避邪吉祥物，后全部上交国库。
到新建城楼时，姚师傅也没忘记在原来放“宝盒”的位置，放上一件当代“避邪物”。他精心准备了一块17厘米高、12厘米宽、3厘米厚的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并用金箔贴字，耀眼明亮。姚师傅将汉白玉石字体朝南、小心翼翼地插进混凝土里1/3处。这块汉白玉石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历史见证。
“手术”遇难题
拆除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大木安装。
最初从旧城楼上拆下来的木构件，都经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再交给北京光华木材厂按图纸进行加工。据北京古建筑公司的工人讲，翻建天安门时斗拱所用木料都是楠木，来源于东直门城楼。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制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至于天安门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有上千种规格，上万个部件，上下垒叠，纵横交错。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每根12米长。那些重7吨以上的，一辆载重15吨的卡车也只能拉一根。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当海南政府得知他们当地有重建天安门急需的木料时立刻表态：“哪怕是海南人民一根一根地扛也得把这些木头送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考虑到运输方面的问题：火车时间太长，直升飞机吊不起来，两架飞机吊太危险。最后大部分的木料都是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的。选择那里的木料是因为此地的木料质地极其坚硬，样似红木，色红或黄，遇火只冒烟却不会着。当时的工人们都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木头。
木料的问题克服了，大木组装时，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当时我国吊车臂最长只有25米，前面吊上去，后面就够不着。后来工人们采用“斜溜”的办法，两个塔吊同时吊一根，把60余根柱子一一溜到柱基石上，柱子就位后，因为直径宽且重，几个人都推不倒。.
木工活毕，油漆彩画上，所有描龙画凤都经过严格的一麻五灰13道工序。菱花格扇过去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这次反复研究，试制成了菱花格扇加工机，工效提高了150倍 。最后贴金箔，重修的城楼共用去6公斤黄金。俗话说一斤黄金包一亩地，可想金箔之薄。此金箔全部为进口，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则金会嵌进肉皮。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周总理坚持保住“龙吻”
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都关心着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他亲自听取汇报，审阅图纸，多次批示有关工程的请示报告，使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为了保持天安门城楼的原本面貌，一些重大问题，都由周总理亲自审定。
一次，在施工当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谢富治曾要求把老檐、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工程指挥部很为难，于是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
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对于图案和彩画的处理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只有用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才能与天安门的政治地位相符。另一种意见是，“金龙和玺”彩画和“仙人走兽”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结果便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并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天安门底座为何没重建。据姚师傅说，新增加两部电梯从底座动工时，底座尽管是砖混结构，但当年全部是糯米汤和混合土砌的砖，即使500多年了，拆也非常费劲，所以只在底座墙镶了一层砖，外墙打50厘米水泥。重修的天安门城楼比原来“长高”87厘米，这是因为天安门多年下沉，根据史料记载，可以说现在的天安门才真正恢复了原始的高度。加高后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很难察觉到，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在施工中吸收了明朝的建筑手法，加高了斗拱的斗头部分，使飞檐更加上翅。这样，不仅使天安门显得更加雄伟高大，而且还使挂在重檐之间的国徽得以昂头，显得更加庄重。
中轴线上的国徽.
最后一道工序——挂国徽。直径1.7米、需8个人抬的国徽由北京雕刻厂完成。当时周恩来对挂国徽十分重视。他说，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资本主义国家要看我们的国徽，如果挂不正，会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国徽都挂不正，要派可靠认真的人把这个关。
这个任务最后交给了姚来泉师傅（八级木工，他参与了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间的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当他检查时发现，国徽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根据领导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痕迹，于是他用细砂纸打磨掉了字迹，检查通过。国徽被左右两个滑轮吊到固定位置。国徽的位置要对准北京的中轴线，一丝一毫不能偏差。测量局的同志站在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用高级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准确地说，经纬仪中的线要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姚师傅根据对方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不断地调整国徽的位置——整整用了3个多小时，才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
工人许新民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段话：“1970年3月7日，晚上九时多，城楼上的避雷网和节日彩灯全部装完，所有彩灯都发出耀眼光芒，普照四方。我们提前两天完成任务，给这座当代最高马列主义大讲台提前拆架创造了条件。”.
之后，吊挂毛主席彩色画像，天安门底座两侧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标语牌也改为玻璃钢材料，外包铁角。 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于1970年4月7日全部竣工。重建的天安门城楼，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
几万根杉篙，近3000立方米的席棚和脚手架一夜之间被拆除。清晨展露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天安门。
1970年4月11日下午3时，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城楼视察。在城楼上，日理万机的总理高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来看望大家，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设得这么好！谢谢你们。”视察完重建的城楼后，周恩来与工人们亲切握手道别。这年“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外界没人知道此时的城楼已是重建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工程，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7日竣工，整个工期112天。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万余件，10层作业，油漆彩绘，磨砖对缝，都是当时高水平的技术活。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完全保留了她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并按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据统计，有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施工高峰时用工达2，700多人，此次重建的施工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举世罕见。
姚来泉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挂国徽之前，总理把我们叫去交了个底，就是很严肃的说，你们挂国徽的时候必须挂正，绝对不能差，为什么，这个宣传马列主义讲台，是建国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来了，也在这样宣布的。这是马列主义的讲台，外国人来了，他要拿仪器测国徽，说你伟大的中国国徽都挂不正，这是国际影响。这是总理亲口说的，所以组织了8个人给我抬上去这个国徽，这个国徽多大啊，过去是用三合板作的。最后我和我的同事们挂了整整3个多小时，终于把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姚来泉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毛泽东的烫金手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