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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多么大的嬗变，在现代教育改革创新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传统的积淀总是先天的规定了它的底蕴。本文从古代大学的起源出发，结合影响中国最具久远的科举制度和书院制度，勾勒出我国学术发展的最初模型，旨在为超越传统的制度化改革提供思路。
关键词：古代大学 制度 生态原型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9)06-016-01
中国传统的大学制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涵上来说，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重大的差别，透过它们，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一种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学术生态。尽管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盘与西方接轨的今天，西方大学制度和理念已遮蔽了传统学术生态本身，但是我们还能在当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捕捉它的遗迹。
一、我国大学的起源——太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但因年代久远，学界一般把建于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的太学视为我国正式大学的发端。太学的设立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步骤。在此以前，汉政府并未直接设置学校，知识的传授和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私学中自发进行。太学设立后，有了集中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机构，朝廷把握教育大权，利用教育这一有力手段控制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太学学生学习一年，精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的规定，使得政府直接控制了受教育者的政治前途，太学成为官僚体系的附属机构，这种权力本位教育以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依附于政治的组织形式。
作为我国大学的原始祖先——太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是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它的创办是以教化的推行与官僚的选拔为旨归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使得“读书做官”的世俗观念与“内圣外王”的理想主义紧密相连。“学而优则仕”成为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导引下，权力本位教育自动地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功能。
二、影响深远的科举制
隋朝时产生了科举制，经过唐朝发展，宋、元、明的演变，更加完备化，定型化，直到清末1905年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对隋唐以后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选士制度。所谓科举，就是分科选举之意，一般是通过分科分级进行考试来甄选社会各阶级的人才，以备国家之用，自隋唐以来，一直是统治阶级选官取士的最主要途径。
从隋朝开始，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从各个朝代科举设置的科目和形式的变化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用人取向，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才需求。隋文帝仅有策问，隋炀帝开考十科。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经济科等。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三、历史上特殊的教育制度——书院制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或私人创建、主持的高等学府。刚开始时，书院只是一种藏书阁或学者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它是科举制度紧密相连的国家机构，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书院在其学术研究中，并不完全拘泥于古典的儒家正统观点，而是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评论和修改，与国家正统相对立；另一方面，书院给为封建王朝势力服务的儒家经典提供了新的生机，从根本上维持了封建王朝秩序。如朱熹对儒家经典的修订和整理，就是一种发展儒家学说的方式，为以后多数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居支配地位的正统儒家经典的教条提供了基础。
从唐中叶至清末，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书院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开元时的丽正修书院。宋初书院始盛，北宋统治者提倡官学，推重科举，书院曾一度衰落。朱熹对南宋书院复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元代时，书院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与官学无异。明代书院大盛，遂四遭禁毁，东林书院为最著。清初抑制书院，以后虽有放松，但终究江河日下，乾隆二年令下各省书院成为各省立大学，光绪二十年(1901)渝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的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学术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也是制度演化的过程。在学术生态的演化过程中，制度起主导作用，它决定了学术生态的结构和运动方式。我国古代特有的大学制度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发展的原始形态，即大学发展的最初模型。这个模型由社会生态系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和学术生态构成。古代的社会生态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因素构成，是以中央集权化的高度统一为核心的。而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交换，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受到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影响表现为绝对的权威力量。这些以“权威力量”为核心的的人力投入：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物质投入：建筑、设施，教材以及其他图书资料等，制度投入：包括各种价值与规范，社会的价值观与规范体系等影响着学术生态的输入，我国学术生态输出的儒家道统集中于毕业生上，即国家的各种官吏。
纵观古代大学制度历史，从大学的最初设立，到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书院制度，都与欧洲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无缘，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各种官吏，一切教学活动都以“入仕”考试的内容为中心，可以说，我国的传统大学的学术生态原型是以高度集权化的学术权威为表征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执政者是学术生产的主导，学者按兴趣或者按帝王需要生产学术知识，执政者则选择学术知识来统治国家。传统学术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从《十三经》到《四书》，都是执政者不断选择的过程。
第二，在宏观方面，国家运用行政权力监督、调整和控制高等教育的运行，高校虽具有一定自主权但更多的还是要服从国家统一管理；而从高校内部的日常管理上来看，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行政部门的地位明显高于学术部门，行政人员的权威高于教师权威。
第三，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术独尊以后，到清朝灭亡，儒家思想体系一直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其间偶有异端出来挑战一番，终都不能动摇它的正统地位。
参考文献：
[1]孙培青编.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刘贵华.大学学术发展研究：基于生态的分析[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2005
[3]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关键词：古代大学 制度 生态原型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9)06-016-01
中国传统的大学制度，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涵上来说，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重大的差别，透过它们，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一种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学术生态。尽管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盘与西方接轨的今天，西方大学制度和理念已遮蔽了传统学术生态本身，但是我们还能在当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捕捉它的遗迹。
一、我国大学的起源——太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但因年代久远，学界一般把建于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的太学视为我国正式大学的发端。太学的设立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政策的重要步骤。在此以前，汉政府并未直接设置学校，知识的传授和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私学中自发进行。太学设立后，有了集中培养统治人才的教育机构，朝廷把握教育大权，利用教育这一有力手段控制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太学学生学习一年，精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的规定，使得政府直接控制了受教育者的政治前途，太学成为官僚体系的附属机构，这种权力本位教育以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依附于政治的组织形式。
作为我国大学的原始祖先——太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是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它的创办是以教化的推行与官僚的选拔为旨归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学也，禄在其中矣”使得“读书做官”的世俗观念与“内圣外王”的理想主义紧密相连。“学而优则仕”成为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导引下，权力本位教育自动地凌驾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上，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功能。
二、影响深远的科举制
隋朝时产生了科举制，经过唐朝发展，宋、元、明的演变，更加完备化，定型化，直到清末1905年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对隋唐以后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选士制度。所谓科举，就是分科选举之意，一般是通过分科分级进行考试来甄选社会各阶级的人才，以备国家之用，自隋唐以来，一直是统治阶级选官取士的最主要途径。
从隋朝开始，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从各个朝代科举设置的科目和形式的变化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用人取向，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才需求。隋文帝仅有策问，隋炀帝开考十科。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经济科等。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
三、历史上特殊的教育制度——书院制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或私人创建、主持的高等学府。刚开始时，书院只是一种藏书阁或学者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它是科举制度紧密相连的国家机构，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方面，书院在其学术研究中，并不完全拘泥于古典的儒家正统观点，而是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评论和修改，与国家正统相对立；另一方面，书院给为封建王朝势力服务的儒家经典提供了新的生机，从根本上维持了封建王朝秩序。如朱熹对儒家经典的修订和整理，就是一种发展儒家学说的方式，为以后多数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居支配地位的正统儒家经典的教条提供了基础。
从唐中叶至清末，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书院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开元时的丽正修书院。宋初书院始盛，北宋统治者提倡官学，推重科举，书院曾一度衰落。朱熹对南宋书院复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元代时，书院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与官学无异。明代书院大盛，遂四遭禁毁，东林书院为最著。清初抑制书院，以后虽有放松，但终究江河日下，乾隆二年令下各省书院成为各省立大学，光绪二十年(1901)渝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的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学术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也是制度演化的过程。在学术生态的演化过程中，制度起主导作用，它决定了学术生态的结构和运动方式。我国古代特有的大学制度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发展的原始形态，即大学发展的最初模型。这个模型由社会生态系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和学术生态构成。古代的社会生态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因素构成，是以中央集权化的高度统一为核心的。而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交换，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受到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影响表现为绝对的权威力量。这些以“权威力量”为核心的的人力投入：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物质投入：建筑、设施，教材以及其他图书资料等，制度投入：包括各种价值与规范，社会的价值观与规范体系等影响着学术生态的输入，我国学术生态输出的儒家道统集中于毕业生上，即国家的各种官吏。
纵观古代大学制度历史，从大学的最初设立，到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书院制度，都与欧洲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无缘，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各种官吏，一切教学活动都以“入仕”考试的内容为中心，可以说，我国的传统大学的学术生态原型是以高度集权化的学术权威为表征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执政者是学术生产的主导，学者按兴趣或者按帝王需要生产学术知识，执政者则选择学术知识来统治国家。传统学术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从《十三经》到《四书》，都是执政者不断选择的过程。
第二，在宏观方面，国家运用行政权力监督、调整和控制高等教育的运行，高校虽具有一定自主权但更多的还是要服从国家统一管理；而从高校内部的日常管理上来看，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行政部门的地位明显高于学术部门，行政人员的权威高于教师权威。
第三，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术独尊以后，到清朝灭亡，儒家思想体系一直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其间偶有异端出来挑战一番，终都不能动摇它的正统地位。
参考文献：
[1]孙培青编.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刘贵华.大学学术发展研究：基于生态的分析[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2005
[3]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