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盐店街36号院，是陈耀东老人独居的地方。
　　记者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多分钟，志愿者邱华还没有来。
　　邱华在陈耀东家做义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记者与她事先取得联系，准备一起去老人的家里。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戴着一顶咖啡色格子鸭舌帽，没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毛衣，步履蹒跚地向路口方向走着。记者上去打问，果然是陈耀东。他已经接到邱华的电话，知道记者要来，在家坐不住，就出来接了。
　　我要上黄埔
　　陈耀东家客厅的墙上，有一副对联很能表明他的身份，上联是“远征军志在千里”，下联是“黄埔人老骥伏枥”。那是他91岁大寿时收到的生日贺礼。
　　老人又拿出一张照片向记者介绍：“这张照片是在华阴照的，带帽子的是我父亲，后面右边那个穿白大衣的是我。”这是陈耀东手里留存的惟一一张解放前拍的照片。他说，他本来还有一些穿着军装的“很排场”的照片，但“文革”时都付之一炬了。
　　陈耀东1922年出生于山东泰安。 1938年到1941年，他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拿个棍子，站在街上放哨，看到陌生人就上前盘查。”陈耀东回忆说，“东跑西跑的，吃的是窝窝头、山东煎饼，喝的是凉水。”
　　陈耀东记忆中的八路军生活时断时续，他只记得很艰难，老百姓没吃的，当兵的也没得吃。有一次，他连续两天都没吃上饭。
　　1941年，陈耀东所在部队被日军打散，他以战地失学青年的身份，被一家名为“战地失学青年收容转送站”的机构送到了西安，自此再也没有回过山东，但山东口音一直都没变。
　　陈耀东的哥哥陈仰山是黄埔15期学生，受哥哥的影响，陈耀东于1943年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为第19期学生班的学员。
　　黄埔军校对报名学生文化程度的最低要求是初中毕业。“考试时要求写份自传。文字表述能力，字写得好不好，都能从这份自传中体现出来。”陈耀东说。
　　军校生活很严格，不能吸烟，不能随地吐痰，早上起来要将被子叠成整齐的四方块，洗脸毛巾要挂成整齐的一排。
　　“还要参加劳动。”陈耀东说的劳动，就是修经秦岭通往四川的路。那时候没有柏油路，土石路面容易坏，需要经常修。采石头、拉土方，陈耀东都干过。
　　加入远征军
　　抗战期间，滇缅公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度是惟一一条国际援华物资的通道。第一次远征军入缅，就是为了保卫这条通道。
　　1943年冬季到来之前，中国驻印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为了解决兵员短缺问题，也为了改善兵源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
　　“西安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宣传号召青年加入远征军。你不想打，但日本人整天都在打你。日本人的飞机多次轰炸西安。西安城门、火车站都被轰炸过。”这是陈耀东报名参军的理由。
　　参加远征军，审查很严格，身体不好的不要，个子不高的不要，体重不合格的不要，脸上有大麻子的（出天花）不要……
　　“我主动报名上前线。”陈耀东所在的大队，最后就去了他一个，校方还承诺替他保留两年学籍。
　　陈耀东回忆说，每个加入远征军的人，都发有两套衣服，还发了一枚金戒指，上面刻有“中国远征军”字样，背面刻有战士个人的名字。可惜的是，陈耀东那枚戒指后来因生活所迫卖掉了。
　　1943年深秋，陈耀东他们从西安启程，坐飞机先到云南沾益机场。从沾益到曲靖大营房，坐的是小火车。
　　“这么宽，这么高。”陈耀东比划着小火车的台阶，“一迈腿就上去了。”
　　据说曲靖大营房曾经是军阀唐继尧的兵营，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出操练兵都在院内，也不显得拥挤。
　　在大营房集中培训期间，有美国人来测试，看体格，看反应，然后分配学习的种类，或无线电通讯，或汽车驾驶等等。
　　大约1944年4月份，陈耀东一行又坐飞机从云南飞往印度，进行更加专业的培训。
　　“到印度后就换了美式军装。”陈耀东回忆说，“军衣是电光卡其的，美军的军鞋，在水里跑几个小时都不进水。”
　　起初，陈耀东被分配学汽车驾驶，但由于他闻到汽油味就止不住地恶心呕吐，就被调往军部，做了廖耀湘的少尉随从副官。负责通讯及安全保卫工作。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大个子，胖胖的，带兵打仗呱呱叫。”陈耀东对记者形容道。
　　1944年，盟军反攻缅甸战役早期，廖耀湘率领新22师打出了“虎师”的威名。美军准将梅里尔称新22师是“最有朝气和信心的中国军”。
　　陈耀东所在的新六军在缅甸战绩卓著，他说他自己会用轻重机枪，但一直沒机会在前线有所表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陈耀东正在昆明。那天，整个城市似乎都沸腾了。“老百姓在门口挂灯笼，贴对联，放鞭炮庆祝，一夜没睡，大家在一起唱啊，跳的……”
　　抗战胜利后，陈耀东升为少校。
　　低保度晚年
　　“抗战胜利后，我就途经重庆回到了西安。”陈耀东请假探望父亲，同时又到军校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西安临解放时，陈耀东的表妹找他帮忙去台湾。他通过机场的熟人替表妹争取到一个机位。1991年，表妹到西安来看他，送给他一块英纳格手表，他至今还戴在手腕上。
　　陈耀东的哥哥也去了台湾，但陈耀东一直留在西安。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官，又有亲属在台湾，这让陈耀东在解放后的多年时间里吃尽苦头。
　　“没单位敢接收我，我只好在街上挑着担子卖菜或者去工地当小工。”“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了反革命。
　　运动的冲击，使他无法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解放前，自己是军官，挑人家；解放后成分不好，被人挑。”直到54岁时，他才经人介绍结了婚，但4年后又离了婚。这段婚姻，没有为他留下一男半女。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陈耀东曾贷款在西安曹家巷开了一间卖烟酒杂货的小商店，一月能有几十元的收入。后来因为拆迁，他获得了8万多元的补偿，用其中5万多元买了现在住的这套房。
　　国家实行低保政策后，陈耀东所在的社区替他申请了低保。现在，他就靠每月380元的低保金度日。
　　“穷命长，活到了现在。”陈耀东慨叹道。
　　在家里，老人为了方便，尽可能地将经常用的东西都集中到他坐的沙发周边，烧水的电热水壶自不必说，钥匙怕找不见，就系在壶把上。暖宝宝放在沙发扶手上，脸盆就放在沙发边的小矮桌边，坐在沙发上欠欠身就能够着。
　　最近这三年，陈耀东的生活有所好转，尽管还是靠低保为生，但日常起居有了“阳光工程”（当地民政部门为孤寡老人雇请钟点工）以及义工的照料，方便了不少。
　　记者采访期间，恰遇前来看望陈耀东的花景苞老人。
　　花景苞是黄埔军校15期的甲级生，参加过豫西、晋南等多次战役，曾任国民党某部团长（与陈耀东一个部队）。1946年冬，由于在战役中腿部负伤，加之不愿打内战，他脱下军装从北京返回了西安。
　　解放后，花景苞也是靠四处打零工度日，当过看门人、搬运工等。后来，他也是靠低保金生活。三个儿子都相继去世，他目前与女儿一同在宝鸡生活。
　　两位黄埔人聊着聊着，兴奋地唱起了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可能只有这个时候，才是老人最快乐的时光。
　　最大的欣慰
　　3月28日，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在西安举办《重返缅甸战场：救赎与反思》公益演讲，陈耀东作为特邀嘉宾，受到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的邀请。
　　公益演讲是下午举行，但陈耀东一大早就做好了出门的准备，唐装、外套、帽子、围巾，还有那枚纪念抗战60周年纪念章。他还给邱华打电话，说自己今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
　　高合全很了解陈耀东老人这份迫切的心情。他是中国远征军200师副师长高吉人的孙子，也已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从有关中国远征军的书籍和电视上了解到祖父出征缅甸的那段历史，因为这个缘故，他也时常去看望陈耀东。
　　其实，对于陈耀东参加这个活动，高合全一开始也有所顾虑，怕他身体吃不消，毕竟已是91岁的老人。但是，他能感觉到老人按捺不住的激情，知道劝也劝不住。于是，他准时来到陈耀东家，和志愿者邱华一起把老人接到了活动现场。
　　今年春节前，孙春龙曾到西安看望过陈耀东，并给他发放了慰问金。那个红包，陈耀东一直珍藏着，里面的钱他“舍不得花”，总说“要留作纪念”。所以，这次孙春龙到西安演讲，陈耀东当成了一件大事。
　　两个多小时的活动现场，陈耀东和其他两位老兵一样情绪高昂。孙春龙回答网友“为什么要辞职”的问题时说：“因为如果5年之后，再找这些老兵的话，就可能找不到了，但是，5年之后，我再返回去，我还能找到工作。”陈耀东在台下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活动最后，当主持人邀请陈耀东唱黄埔军校的校歌时，他夺过话筒，用一口山东话铿锵有力地说：“孙春龙，这个年轻人非常有胆量，非常有勇气，牺牲个人，为国家为历史发挥光辉。”
　　在孙春龙身上，陈耀东看到了自己当年的热血，对他来说，这也许是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