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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梁实秋写到影响他走上作家道路的国文老师：“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肖复兴在《那片绿绿的爬山虎》里，回忆了叶圣陶先生修改他的一篇作文及请他做客的事。15岁那年暑假的一天，叶先生邀请作者肖复兴去他家做客。“叶老先生见了我，像会见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了不少。”“我”原本紧张、激动的心里马上放松了下来，“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的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含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致不知黄昏的到来。”这刻画了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形象。
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后，成为沈从文的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写道：“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汪曾祺将自己对沈从文的怀念从容挥洒于笔尖，流淌的都是真情。
魏巍在《我的老师》中，开篇就道出了对蔡云芝老师的思念之情：“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接着，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一个个难忘的细节：“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一个“从来不”足见她的宽容。即便那“仅仅有一次”，也在她与孩子的默契中一笑而过。最让魏巍难忘的，是童年时被“反对派”们欺侮的时候，蔡老师给了他“莫大的支持”。所以，“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对蔡老师的无限依恋，使得暑假遥遥无期。以至于在睡梦中，魏巍迷迷糊糊地走出席子“六尺远”，为的就是去找日思夜想的蔡老师。
鲁迅写过好几位老师，但在先生心中藤野先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寥寥几笔就把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写得精彩而传神：“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在鲁迅眼中，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不自私，心胸宽阔，一心为了“我”。“特别是藤野对我的细心关照，无微的关怀，让我难忘。”然而，藤野的关怀和照顾，“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尽管“我”当时没有强烈地体会到，但是“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正直、严谨、没有偏见等高尚品德，这样的老师无疑是了不起的，对鲁迅的影响是终生的。
梁晓声在《我和橘皮的往事》里，说他去校办工厂搞义务劳动，听指派干活的师傅说橘皮有平喘、减缓支气管炎的功效，他就“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带回家，给被支气管哮喘折磨得喘作一团的母亲泡水喝，果然使她的剧烈喘息减少了，后来被同学告了，他立刻成了闻名全校的“贼”。直到班主任老师，一位清瘦严厉、戴600度黑边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休完产假来上第一堂课，察觉出他的异常处境，即“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叮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如果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就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这就是最称职的人民教师，能及时扭转一个孩子的恶劣处境，给他一条生路。
作家莫言对一个体育老师念念不忘。他的《我的老师》一文中的体育老师王召聰，在他“最臭”的时候帮他说好话。他因为说过一句“学校像牢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便成了“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坏学生，付出的代价是学校给了严厉处分，只因年龄太小才没到公安局去。后来，他帮老师生炉子、喂兔子，帮老贫农挑水，不管怎么努力，在校领导看来都是“伪装进步”。直到“那天中午，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便本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赤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全校老师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王老师从一件小事就可发现“一个坏孩子”内心深处的善良”。
真正的良师，都做到了“以关爱学生为荣，以漠视学生为耻”。
（编辑/张金余）
肖复兴在《那片绿绿的爬山虎》里，回忆了叶圣陶先生修改他的一篇作文及请他做客的事。15岁那年暑假的一天，叶先生邀请作者肖复兴去他家做客。“叶老先生见了我，像会见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了不少。”“我”原本紧张、激动的心里马上放松了下来，“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的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含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致不知黄昏的到来。”这刻画了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形象。
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后，成为沈从文的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写道：“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汪曾祺将自己对沈从文的怀念从容挥洒于笔尖，流淌的都是真情。
魏巍在《我的老师》中，开篇就道出了对蔡云芝老师的思念之情：“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接着，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一个个难忘的细节：“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一个“从来不”足见她的宽容。即便那“仅仅有一次”，也在她与孩子的默契中一笑而过。最让魏巍难忘的，是童年时被“反对派”们欺侮的时候，蔡老师给了他“莫大的支持”。所以，“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对蔡老师的无限依恋，使得暑假遥遥无期。以至于在睡梦中，魏巍迷迷糊糊地走出席子“六尺远”，为的就是去找日思夜想的蔡老师。
鲁迅写过好几位老师，但在先生心中藤野先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寥寥几笔就把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写得精彩而传神：“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在鲁迅眼中，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不自私，心胸宽阔，一心为了“我”。“特别是藤野对我的细心关照，无微的关怀，让我难忘。”然而，藤野的关怀和照顾，“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尽管“我”当时没有强烈地体会到，但是“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正直、严谨、没有偏见等高尚品德，这样的老师无疑是了不起的，对鲁迅的影响是终生的。
梁晓声在《我和橘皮的往事》里，说他去校办工厂搞义务劳动，听指派干活的师傅说橘皮有平喘、减缓支气管炎的功效，他就“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带回家，给被支气管哮喘折磨得喘作一团的母亲泡水喝，果然使她的剧烈喘息减少了，后来被同学告了，他立刻成了闻名全校的“贼”。直到班主任老师，一位清瘦严厉、戴600度黑边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休完产假来上第一堂课，察觉出他的异常处境，即“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叮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如果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就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这就是最称职的人民教师，能及时扭转一个孩子的恶劣处境，给他一条生路。
作家莫言对一个体育老师念念不忘。他的《我的老师》一文中的体育老师王召聰，在他“最臭”的时候帮他说好话。他因为说过一句“学校像牢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便成了“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坏学生，付出的代价是学校给了严厉处分，只因年龄太小才没到公安局去。后来，他帮老师生炉子、喂兔子，帮老贫农挑水，不管怎么努力，在校领导看来都是“伪装进步”。直到“那天中午，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便本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赤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全校老师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王老师从一件小事就可发现“一个坏孩子”内心深处的善良”。
真正的良师，都做到了“以关爱学生为荣，以漠视学生为耻”。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