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张爱玲与郁达夫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两座大山，在张爱玲的眼中，女人的身体是女人取悦于人的重要工具，也是女人拥有特征的基础。对于女人，郁达夫认为是“美”的，与此同时，又是“邪恶”的；对于女人的身体，他认为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又是诱惑人的。
关键词：张爱玲；郁达夫；女人；身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引言：
在二人的小说中，对于女性的身体审美有着不谋而合的见解，普遍认为女性要是脱离了身体，将不谓之呼“女人”，女性即为女人，区别女人的最恰当的标志便是身体，身体是女性存在合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二者同样也存在着些许差异，在对于女性、女性身体的认知上以及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张爱玲和郁达夫关于何谓女人的不同见解
张爱玲是位女性作家，作为女性本身，她在《谈女人》中深刻地论述了女性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其一，她认为女人爱憎分明，文章中写到：“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爱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其二，她认为女人受到的限制比男人多，文章中写到：“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间女侍调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邮差遥遥掷一个飞吻都不行！我们由此推断：男人不比女人，弯腰弯得再低些也不打紧，因为他不难重新直起腰来。”其三，女性的人品和风韵是可以人工培育的。文章中写到：“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人工培育出来的，世界各国不同样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其四，女人在乎自己的外表，以身体悦人。文章中写到：“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在张爱玲的眼中，女人的身体是女人取悦于人的重要工具，也是女人拥有特征的基础。张爱玲笔下有很多以“谋爱来谋生”的女人，这些女人验证了张爱玲所说的“现代婚姻是一份保险，由女人发明的。”对于大多数的女人而言，“爱”就意味着“被爱”，那么“被爱”的很大一部分基点，源于身体。如在《金锁记》一文中，关于曹七巧的身体描写较多，“浑圆的臂膀”等等，都预示着曹七巧青春时期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活力四射。
郁达夫则是一个“忧郁”的男性作家，他眼中的女人并沒有张爱玲眼中的女人那般深刻。要是说张爱玲带着几分敬畏在写女人，那么，郁达夫则是带着几分恐惧在写女人，他是个矛盾的个体，一方面，他对女人的身体充满了欲望，另外一方面，他惧怕女人的身体。
对于女人，郁达夫认为是“美”的，与此同时，又是“邪恶”的；对于女人的身体，他认为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又是诱惑人的。
在《沉沦》一文中，街上迎面走来了两个穿红裙子的女学生，“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里来。”但是，回到了旅馆，过了不久，“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郁达夫的作品，都是采用自叙的手法，真实性较强。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女人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位，位于上体，此外郁达夫对于女学生的“红裙子”都记录如此细腻，裙子遮掩的是下体，而下体，往往与性，联系在一起。上体与下体的不经意刻画，将他对于女性身体的欲望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欲望马上又被他自己否定了，他是恐惧的，以民族的大义来压制自己本能的对女人身体的欲望。文中写到：“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郁达夫对于女人是向往的，又是恐惧的，认为女人是美好的，又认为女人是可怕的。他为了逃避自己的恐惧，逃避自己的“忧郁”，便选择了逃避女人，逃避女人的身体。
二、张爱玲和郁达夫各自笔下的女性身体
在张爱玲笔下，以张爱玲自身的婉转笔调，所描写的女性身体是从宏观的角度，虽然有从细处描写的情况，但是总会将女性的整体面貌告诉给读者。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白玫瑰”代表着的是纯洁，同样代表着缺乏激情；“红玫瑰”代表着激情，同样代表着放纵。这种描写，给读者直观的身体感受，认为“白玫瑰”拥有圣洁的身体，但是，也是平淡无奇的身体；认为“红玫瑰”是欲望的化身，身体应该是充满激情的，说不定更加妖娆动人。
此外，张爱玲笔下，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身体。《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是别人家的太太，“闻名不如见面，她那肥皂塑就的白头发底下的脸是金棕色的，皮肉紧致，绷得油光水滑。”“白玫瑰”是“身家清白、性情温和、从不出来交际”，那么她的身体的特征之一就是“面容姣好”。对于“红玫瑰”与“白玫瑰”身体的不同特征的刻画，显示出了在男主人公眼中二者不同的差异，也提供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床前明月光”与“心口的朱砂痣”。
再者，张爱玲笔下，身体是女人本身的性格、韵味、品质等都存在内在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在张爱玲的眼里，女子的身体是需要给她的内在素养、修养等来服务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只能是连身体都体现着贪欲的女人，文章写到“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在中国人的审美中，三角眼又称桃花眼，易犯桃花，是邪魅的化身与标志。这样的身体将她贪念的素质表现得入木三分。
不得不说，张爱玲对着装的研究十分深入，对小说中人物的衣着有着充分的考量，每一具身体有着特定的穿衣搭配，在《更衣记》中她写到：“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晚年变得粗暴、残忍、势力，所以她穿着“香云纱衫，黑裙子”，曹七巧争家产失败，就把这种情绪也带到了她的身体的穿衣风格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守寡时期的变她冷酷了，尖酸刻薄了。 在郁达夫的笔下，以他“忧郁”的视角来看女人的身体，他所刻画的女性身体是从微观的角度。比如，在《沉沦》当中，写女人的魅力，就通过细微的“气味”来进行刻画，文章中“一阵恼人的花粉香气，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哼的扑上他的鼻孔来。”，这里并没有从宏观上对这个女人做出描写，通过简单的“身体气味”来表现这个女人的独到魅力。
除此之外，郁达夫笔下，基本上所有女人的身体都是趋同的。翻看郁达夫的小说，我们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女人都带着其自身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通过身体传达出来，可是刻画身体美的方式和张爱玲并不一样，张爱玲是通过外在的衣着或者给人的整体面貌来反映女性的身体之美。而郁达夫则是通过对身体的直接描写来尽显女性的身体之美。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有着浑圆的白嫩的乳房，白皙的大腿，细柔的声音等。如细柔的声音，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其中写女人“她操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听着这一种声音以后的感觉，是怎么都写不出来的。”《沉沦》中，“他听了这娇滴滴的女子的声音之后，好像是被电气贯穿了的样子，觉得自家的血液循环都停止了。”二者十分类似。
郁达夫并没有将女人的身体与女人的性格、韵味、品质等等联系起来，反而将身体孤立，只是单纯的刻画身体本身。但是，郁达夫将自己作为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审美紧密地联系起来，凸显出“男人的审美趣味”。在《迟桂花》中“非但她的肥突的后部，密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的曲线，看得要簇生异想，就是她的两只圆而且软的肩膊。”这样的描写与莲美丽善良、性格率真，尽管遭受了生活的挫折，却依然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并不相符。
三、导致张爱玲和郁达夫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的差异原因
首先，在性格上，张爱玲和郁达同样的敏感，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对于社会。但是，不同的是，郁达夫表现出来的是忧郁，而张爱玲表现出来的则是积极的回应态度。知名学者邢铁华在《中国现代小说家论》中写到“而郁达夫相反，他是以眼泪‘使得生活神圣庄严’的。”通过读郁达夫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忧郁构成了郁达夫小说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已经得到许多人的公认了。无论在他早期的作品里，或者是晚期的作品里，都可以感覺到那种无限忧郁的气氛。《沉沦》中的一个患“抑郁症”的留日中国学生，《采石矶》的一个患“抑郁症”的黄仲则，都带有郁达夫自身的影子，这导致郁达夫在女性的身体审美上面同样保持着警惕和忧郁的主观情感倾向。看见女学生也会强把民族倾向加上，来克制身体的本能冲动。
张爱玲有着对人生的积极态度，《童言无忌》中“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一种优秀，给人积极的态度。这使得她对于身体以及其他东西没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可以随心写作，完全地操控素材，包括对女性身体的审美上，主观的情感倾向流露得并不明显。
再次，写作上，张爱玲大多是写给上海人看的。而郁达夫的作品则是写给全国人民，或者是说，写给抗战的人们去看的。《到底是上海人》中，“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在上海人的眼睛里面，“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一个女性的身体都带有其特定的美感。
郁达夫的作品中有着一股直面的“爱国情感”，这使得他对于女性的身体有着最初的抵抗力，觉得这是“下等人”的行为，在《沉沦》的结尾，写到：“祖国啊，是你害苦了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除此之外，就表现的方式或者是就形式来说，郁达夫的小说几乎全部是自叙传式的。除《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以外，其他的小说都是自我暴露或是改装了的自我暴露，不但作品中的“我”是作者自己，于质夫是作者自己，连黄仲则也是作者自己。郁达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是具有典型性的。而张爱玲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进入文本，非自叙传的形式。无论是曹七巧还是“红玫瑰”、“白玫瑰”都没有张爱玲自身的影子。
结束语：
张爱玲与郁达夫关于女性的身体审美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正是因为这种不同，致使二者笔下的女性各具特色，给予读者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也给予当下学者更多的研究范围。二者都是近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但是就女性身体的描写上和审美上，张爱玲更为细腻，技法运用上更加出色，较郁达夫描写女性身体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1939～1947年作品[M].2003年10月第1版.北京：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
[2]张爱玲：张爱玲小说集[M].中华民国57年7月第1版.台北：皇冠出版社.民国57年7月.
[3]郁达夫：郁达夫经典[M].2016年2月第1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2月.
关键词：张爱玲；郁达夫；女人；身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2
引言：
在二人的小说中，对于女性的身体审美有着不谋而合的见解，普遍认为女性要是脱离了身体，将不谓之呼“女人”，女性即为女人，区别女人的最恰当的标志便是身体，身体是女性存在合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二者同样也存在着些许差异，在对于女性、女性身体的认知上以及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张爱玲和郁达夫关于何谓女人的不同见解
张爱玲是位女性作家，作为女性本身，她在《谈女人》中深刻地论述了女性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其一，她认为女人爱憎分明，文章中写到：“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爱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其二，她认为女人受到的限制比男人多，文章中写到：“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间女侍调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邮差遥遥掷一个飞吻都不行！我们由此推断：男人不比女人，弯腰弯得再低些也不打紧，因为他不难重新直起腰来。”其三，女性的人品和风韵是可以人工培育的。文章中写到：“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人工培育出来的，世界各国不同样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其四，女人在乎自己的外表，以身体悦人。文章中写到：“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在张爱玲的眼中，女人的身体是女人取悦于人的重要工具，也是女人拥有特征的基础。张爱玲笔下有很多以“谋爱来谋生”的女人，这些女人验证了张爱玲所说的“现代婚姻是一份保险，由女人发明的。”对于大多数的女人而言，“爱”就意味着“被爱”，那么“被爱”的很大一部分基点，源于身体。如在《金锁记》一文中，关于曹七巧的身体描写较多，“浑圆的臂膀”等等，都预示着曹七巧青春时期充满了青春，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活力四射。
郁达夫则是一个“忧郁”的男性作家，他眼中的女人并沒有张爱玲眼中的女人那般深刻。要是说张爱玲带着几分敬畏在写女人，那么，郁达夫则是带着几分恐惧在写女人，他是个矛盾的个体，一方面，他对女人的身体充满了欲望，另外一方面，他惧怕女人的身体。
对于女人，郁达夫认为是“美”的，与此同时，又是“邪恶”的；对于女人的身体，他认为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又是诱惑人的。
在《沉沦》一文中，街上迎面走来了两个穿红裙子的女学生，“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里来。”但是，回到了旅馆，过了不久，“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郁达夫的作品，都是采用自叙的手法，真实性较强。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女人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位，位于上体，此外郁达夫对于女学生的“红裙子”都记录如此细腻，裙子遮掩的是下体，而下体，往往与性，联系在一起。上体与下体的不经意刻画，将他对于女性身体的欲望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欲望马上又被他自己否定了，他是恐惧的，以民族的大义来压制自己本能的对女人身体的欲望。文中写到：“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郁达夫对于女人是向往的，又是恐惧的，认为女人是美好的，又认为女人是可怕的。他为了逃避自己的恐惧，逃避自己的“忧郁”，便选择了逃避女人，逃避女人的身体。
二、张爱玲和郁达夫各自笔下的女性身体
在张爱玲笔下，以张爱玲自身的婉转笔调，所描写的女性身体是从宏观的角度，虽然有从细处描写的情况，但是总会将女性的整体面貌告诉给读者。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白玫瑰”代表着的是纯洁，同样代表着缺乏激情；“红玫瑰”代表着激情，同样代表着放纵。这种描写，给读者直观的身体感受，认为“白玫瑰”拥有圣洁的身体，但是，也是平淡无奇的身体；认为“红玫瑰”是欲望的化身，身体应该是充满激情的，说不定更加妖娆动人。
此外，张爱玲笔下，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身体。《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是别人家的太太，“闻名不如见面，她那肥皂塑就的白头发底下的脸是金棕色的，皮肉紧致，绷得油光水滑。”“白玫瑰”是“身家清白、性情温和、从不出来交际”，那么她的身体的特征之一就是“面容姣好”。对于“红玫瑰”与“白玫瑰”身体的不同特征的刻画，显示出了在男主人公眼中二者不同的差异，也提供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床前明月光”与“心口的朱砂痣”。
再者，张爱玲笔下，身体是女人本身的性格、韵味、品质等都存在内在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在张爱玲的眼里，女子的身体是需要给她的内在素养、修养等来服务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只能是连身体都体现着贪欲的女人，文章写到“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在中国人的审美中，三角眼又称桃花眼，易犯桃花，是邪魅的化身与标志。这样的身体将她贪念的素质表现得入木三分。
不得不说，张爱玲对着装的研究十分深入，对小说中人物的衣着有着充分的考量，每一具身体有着特定的穿衣搭配，在《更衣记》中她写到：“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晚年变得粗暴、残忍、势力，所以她穿着“香云纱衫，黑裙子”，曹七巧争家产失败，就把这种情绪也带到了她的身体的穿衣风格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守寡时期的变她冷酷了，尖酸刻薄了。 在郁达夫的笔下，以他“忧郁”的视角来看女人的身体，他所刻画的女性身体是从微观的角度。比如，在《沉沦》当中，写女人的魅力，就通过细微的“气味”来进行刻画，文章中“一阵恼人的花粉香气，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种肉的香味，和头发上的香油气息合作了一处，哼的扑上他的鼻孔来。”，这里并没有从宏观上对这个女人做出描写，通过简单的“身体气味”来表现这个女人的独到魅力。
除此之外，郁达夫笔下，基本上所有女人的身体都是趋同的。翻看郁达夫的小说，我们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女人都带着其自身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通过身体传达出来，可是刻画身体美的方式和张爱玲并不一样，张爱玲是通过外在的衣着或者给人的整体面貌来反映女性的身体之美。而郁达夫则是通过对身体的直接描写来尽显女性的身体之美。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有着浑圆的白嫩的乳房，白皙的大腿，细柔的声音等。如细柔的声音，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其中写女人“她操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听着这一种声音以后的感觉，是怎么都写不出来的。”《沉沦》中，“他听了这娇滴滴的女子的声音之后，好像是被电气贯穿了的样子，觉得自家的血液循环都停止了。”二者十分类似。
郁达夫并没有将女人的身体与女人的性格、韵味、品质等等联系起来，反而将身体孤立，只是单纯的刻画身体本身。但是，郁达夫将自己作为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审美紧密地联系起来，凸显出“男人的审美趣味”。在《迟桂花》中“非但她的肥突的后部，密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的曲线，看得要簇生异想，就是她的两只圆而且软的肩膊。”这样的描写与莲美丽善良、性格率真，尽管遭受了生活的挫折，却依然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并不相符。
三、导致张爱玲和郁达夫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的差异原因
首先，在性格上，张爱玲和郁达同样的敏感，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对于社会。但是，不同的是，郁达夫表现出来的是忧郁，而张爱玲表现出来的则是积极的回应态度。知名学者邢铁华在《中国现代小说家论》中写到“而郁达夫相反，他是以眼泪‘使得生活神圣庄严’的。”通过读郁达夫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忧郁构成了郁达夫小说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已经得到许多人的公认了。无论在他早期的作品里，或者是晚期的作品里，都可以感覺到那种无限忧郁的气氛。《沉沦》中的一个患“抑郁症”的留日中国学生，《采石矶》的一个患“抑郁症”的黄仲则，都带有郁达夫自身的影子，这导致郁达夫在女性的身体审美上面同样保持着警惕和忧郁的主观情感倾向。看见女学生也会强把民族倾向加上，来克制身体的本能冲动。
张爱玲有着对人生的积极态度，《童言无忌》中“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一种优秀，给人积极的态度。这使得她对于身体以及其他东西没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可以随心写作，完全地操控素材，包括对女性身体的审美上，主观的情感倾向流露得并不明显。
再次，写作上，张爱玲大多是写给上海人看的。而郁达夫的作品则是写给全国人民，或者是说，写给抗战的人们去看的。《到底是上海人》中，“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在上海人的眼睛里面，“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一个女性的身体都带有其特定的美感。
郁达夫的作品中有着一股直面的“爱国情感”，这使得他对于女性的身体有着最初的抵抗力，觉得这是“下等人”的行为，在《沉沦》的结尾，写到：“祖国啊，是你害苦了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除此之外，就表现的方式或者是就形式来说，郁达夫的小说几乎全部是自叙传式的。除《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以外，其他的小说都是自我暴露或是改装了的自我暴露，不但作品中的“我”是作者自己，于质夫是作者自己，连黄仲则也是作者自己。郁达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是具有典型性的。而张爱玲把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进入文本，非自叙传的形式。无论是曹七巧还是“红玫瑰”、“白玫瑰”都没有张爱玲自身的影子。
结束语：
张爱玲与郁达夫关于女性的身体审美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正是因为这种不同，致使二者笔下的女性各具特色，给予读者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也给予当下学者更多的研究范围。二者都是近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但是就女性身体的描写上和审美上，张爱玲更为细腻，技法运用上更加出色，较郁达夫描写女性身体更胜一筹。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1939～1947年作品[M].2003年10月第1版.北京：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
[2]张爱玲：张爱玲小说集[M].中华民国57年7月第1版.台北：皇冠出版社.民国57年7月.
[3]郁达夫：郁达夫经典[M].2016年2月第1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