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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农民为主体，以“富农”与“教农”为两翼。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富农”是激发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动性的基本要求，“教农”是提高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力的现实需要。两翼齐飞方能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农民；富农；教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4－0103－02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公布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项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正式启动。由于三农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自然带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这要求我们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分步实施，扎实推进，努力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作为尝试破解三农难题的先行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反思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历史参照。
一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衰落。随着衰落程度的日益加深，人们开始关注农村问题的严峻性。一时间“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各种建设农村的机构纷纷设立，风起云涌，桴鼓相应，可谓盛极一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足以代表这个运动的整个方面之较早者”〔1〕，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在长三角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试验活动。从1926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开办了包括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泰县顾高庄农村改进试验区、镇江丁卯乡村小学、浙江绍兴善庆农村学校、余姚诸家桥农村试验学校、鄞县白沙试验区以及上海的沪郊农村改进试验区等在内的乡村建设试验区达20余处。在长期实践中，职教社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乡村建设经验。
职教社的乡村建设先行者们认为：“乡村是农民所有，乡村的主人，是农民，不是外来的乡村小学教员，外来的农民教育馆馆长，外来的乡村改进会的干事。教员，馆长，干事来到乡村，办理改进事业，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过渡的办法，不是长远的办法。办到后来，仍然是要交还农民自办。倘使一般农民不能自动，不能起来接收，不能自尽主人的责任，那么，一切改进事业，仍是空虚，不是实在。”〔2〕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乡村建设重在“启发本地农民自动，扶植农民自主、自立、自治”〔3〕。
那么，怎样才能启发农民自动呢？职教社领导黄炎培总结他们进行乡村改进事业的经验：必须首先“识得农民心理”，“懂得农民痛之所在”，并就此下手“做出实实在在的事绩，使农民的确减免痛苦”，“取得农民信任”〔4〕。职教社认为当时中国农民有四种病痛：一穷、二愚、三弱、四散，其中穷、愚是最关键的，“愚的太厉害，穷的太厉害，既愚且穷，当然身体不能健康，团体不能团结，真正自治事业，还能说得上么？不能得着真正自治，便是农村永无完成建设的希望”〔5〕。因此，乡村建设工作紧扣“富”、“教”两大关键，把“富农”与“教农”当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
“富”是为了救农民的“穷”，为他们脱离“愚”、“弱”、“散”解除后顾之忧。“饭不够吃，生人之趣，已觉索然，还有心去读书求知识么？还有心去组织团体力谋自治么？营养不足，卫生不讲，农童未及成年，即使他任力不能胜的工作，希图省却一个或半个雇工，身体还能强健么？”职教社的乡村建设者们认为穿衣、吃饭是人类生活的要件，当时的中国农村缺衣少食，农民“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先不能保持他的生活，虽想做人，试问又从何处做起呢？”做人尚难以达成，遑论改进乡村，成为合格公民？他们坚信“对于不识字、不明理的饱食暖衣的一类人，劝导他去读书，勉励他去做公民，这是千应该，万应该，无丝毫疑惑的事；若是对于饮食不饱、衣不完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怎样，只一味督责他去读书，去做公民，纵然他勉强答应你，能有效么？”因此，“天下事总要先其所急，务其所本，适应其所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抓住他最紧要的地方、最根本的地方，着实用力，不可放松。要害既得，其余枝枝节节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今日农民的一切病象，既皆是从一个‘穷’字发出，则治病之要，当然要使他富。”〔6〕
“教”则是为了救农民的“愚”，增进他们摆脱“穷”、“弱”、“散”的能力。中国古有“先富后教”、“富而后教”的说法，但是职教社认为“缺乏相当知识”是导致当时中国农民“陷于穷困境地，对于公私各事，不能发表主见，不具何种兴趣，无一些办事能力”的重要原因，〔7〕加之挽救农村破产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在乡村改进中将“富”与“教”同时并重，“于教他(农民)致富之际，施以适当教育……把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联合起来，打成一片，随富随教，即富即教”，这“是现在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最紧要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解决全国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最重要的办法”。〔8〕职教社所说的“教”并不是单纯的“识字读书”。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先富后教”中的“教”就是指“识字读书”仅仅是一种“文字教育”，“是狭义的”。而“富教兼施”的“教”则是广义的教育，不一定要用文字，“实物可以直观，图书可以指示”，“道德训练更可用不言之教，潜移默化于无形”。“富教兼施”的“教”就是要“一方面教给他们(农民)多收几石稻麦豆，生活得以裕如，同时就在教导致富方法上，供给他们许多有用的知识，和合理的道德训练”，从而开启民智，使他们愿意参与到改进工作中来，有能力参与到改进工作中来。
二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验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以农民为主体，以“富农”、“教农”为两翼。这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不无启示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新农村建设，是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的新农村建设。这就在客观上凸显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无论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实施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都要看农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离开农民的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不仅是历史上乡村建设探索者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启示，也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就必须富裕农民，从而促发他们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动性。“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当前影响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积极性的一个首要因素，就是农民太穷，这种穷不单单是经济收入，更是指在社会公共产品的享用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巨大差距。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要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最大程度地减轻农民负担，切实将解除农业税、免交特产税、粮食直补、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等惠农支农政策落实到实处，使农民经济生活再上一个新台阶；此外，政府要重视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切实承担起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和现代福利体制的重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为农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
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不能空有干劲，只凭一腔热血。农民本身必须转变观念，提高素质，练就一身应对三农变革的过硬本领。因此，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还必须教育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5%以上，但与此同时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机构不断萎缩。农村教育事业的不均衡发展严重制约了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大限制了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参与能力，影响了农民主体地位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村教育既要进一步巩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使更多的农村学生享受到更新、更优质的现代素质教育，又要树立就业先培训、治穷先治愚的理念，以就业为导向，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全面提升农民素质为目标，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发展、劳动力转移等实际情况的需要，大力发展各层次、各类别的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实现“三教统筹”，将农村的人口负担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自身解决问题的本领。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是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从确立城乡统筹发展方略，提出“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到作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制定“多予、少取、放活”的重要方针，乃至最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过去的5年，党的“三农”政策不断完善，这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极佳条件。新农村建设“一体两翼”的提法，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出了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的两大措施。相信两翼的腾飞必将带动主体的起飞，而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必将成为中央各项措施顺利付诸实践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M〕.大东书局,1946:27.
〔2〕 江问渔.理想的乡村中学〔J〕.教育与职业,1931(14)：257-269.
〔3〕 江恒源，徐公桥〔Z〕.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104.
〔4〕 黄炎培.断肠集〔M〕.生活书店,1936:293.
〔5〕 问渔.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J〕.教育与职业,1932：(10)：140.
〔6〕〔8〕 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J〕.教育与职业,1930：108.
〔7〕 江问渔.关于乡村改进问题的解答〔J〕.教育与职业,1931：(18)：193-199.
〔责任编辑：佳 忠〕
[关键词]农民；富农；教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4－0103－02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公布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一项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正式启动。由于三农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自然带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这要求我们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分步实施，扎实推进，努力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作为尝试破解三农难题的先行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反思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历史参照。
一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衰落。随着衰落程度的日益加深，人们开始关注农村问题的严峻性。一时间“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各种建设农村的机构纷纷设立，风起云涌，桴鼓相应，可谓盛极一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足以代表这个运动的整个方面之较早者”〔1〕，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在长三角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试验活动。从1926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开办了包括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泰县顾高庄农村改进试验区、镇江丁卯乡村小学、浙江绍兴善庆农村学校、余姚诸家桥农村试验学校、鄞县白沙试验区以及上海的沪郊农村改进试验区等在内的乡村建设试验区达20余处。在长期实践中，职教社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乡村建设经验。
职教社的乡村建设先行者们认为：“乡村是农民所有，乡村的主人，是农民，不是外来的乡村小学教员，外来的农民教育馆馆长，外来的乡村改进会的干事。教员，馆长，干事来到乡村，办理改进事业，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过渡的办法，不是长远的办法。办到后来，仍然是要交还农民自办。倘使一般农民不能自动，不能起来接收，不能自尽主人的责任，那么，一切改进事业，仍是空虚，不是实在。”〔2〕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乡村建设重在“启发本地农民自动，扶植农民自主、自立、自治”〔3〕。
那么，怎样才能启发农民自动呢？职教社领导黄炎培总结他们进行乡村改进事业的经验：必须首先“识得农民心理”，“懂得农民痛之所在”，并就此下手“做出实实在在的事绩，使农民的确减免痛苦”，“取得农民信任”〔4〕。职教社认为当时中国农民有四种病痛：一穷、二愚、三弱、四散，其中穷、愚是最关键的，“愚的太厉害，穷的太厉害，既愚且穷，当然身体不能健康，团体不能团结，真正自治事业，还能说得上么？不能得着真正自治，便是农村永无完成建设的希望”〔5〕。因此，乡村建设工作紧扣“富”、“教”两大关键，把“富农”与“教农”当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
“富”是为了救农民的“穷”，为他们脱离“愚”、“弱”、“散”解除后顾之忧。“饭不够吃，生人之趣，已觉索然，还有心去读书求知识么？还有心去组织团体力谋自治么？营养不足，卫生不讲，农童未及成年，即使他任力不能胜的工作，希图省却一个或半个雇工，身体还能强健么？”职教社的乡村建设者们认为穿衣、吃饭是人类生活的要件，当时的中国农村缺衣少食，农民“没有衣穿，没有饭吃，先不能保持他的生活，虽想做人，试问又从何处做起呢？”做人尚难以达成，遑论改进乡村，成为合格公民？他们坚信“对于不识字、不明理的饱食暖衣的一类人，劝导他去读书，勉励他去做公民，这是千应该，万应该，无丝毫疑惑的事；若是对于饮食不饱、衣不完的人，不管他的生活怎样，只一味督责他去读书，去做公民，纵然他勉强答应你，能有效么？”因此，“天下事总要先其所急，务其所本，适应其所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抓住他最紧要的地方、最根本的地方，着实用力，不可放松。要害既得，其余枝枝节节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今日农民的一切病象，既皆是从一个‘穷’字发出，则治病之要，当然要使他富。”〔6〕
“教”则是为了救农民的“愚”，增进他们摆脱“穷”、“弱”、“散”的能力。中国古有“先富后教”、“富而后教”的说法，但是职教社认为“缺乏相当知识”是导致当时中国农民“陷于穷困境地，对于公私各事，不能发表主见，不具何种兴趣，无一些办事能力”的重要原因，〔7〕加之挽救农村破产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在乡村改进中将“富”与“教”同时并重，“于教他(农民)致富之际，施以适当教育……把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联合起来，打成一片，随富随教，即富即教”，这“是现在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最紧要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解决全国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最重要的办法”。〔8〕职教社所说的“教”并不是单纯的“识字读书”。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先富后教”中的“教”就是指“识字读书”仅仅是一种“文字教育”，“是狭义的”。而“富教兼施”的“教”则是广义的教育，不一定要用文字，“实物可以直观，图书可以指示”，“道德训练更可用不言之教，潜移默化于无形”。“富教兼施”的“教”就是要“一方面教给他们(农民)多收几石稻麦豆，生活得以裕如，同时就在教导致富方法上，供给他们许多有用的知识，和合理的道德训练”，从而开启民智，使他们愿意参与到改进工作中来，有能力参与到改进工作中来。
二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验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以农民为主体，以“富农”、“教农”为两翼。这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不无启示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人为本的新农村建设，是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的新农村建设。这就在客观上凸显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无论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实施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都要看农民满不满意、答不答应。离开农民的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不仅是历史上乡村建设探索者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启示，也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就必须富裕农民，从而促发他们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动性。“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当前影响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积极性的一个首要因素，就是农民太穷，这种穷不单单是经济收入，更是指在社会公共产品的享用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巨大差距。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要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最大程度地减轻农民负担，切实将解除农业税、免交特产税、粮食直补、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等惠农支农政策落实到实处，使农民经济生活再上一个新台阶；此外，政府要重视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切实承担起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和现代福利体制的重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为农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
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不能空有干劲，只凭一腔热血。农民本身必须转变观念，提高素质，练就一身应对三农变革的过硬本领。因此，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还必须教育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5%以上，但与此同时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机构不断萎缩。农村教育事业的不均衡发展严重制约了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大限制了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参与能力，影响了农民主体地位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村教育既要进一步巩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使更多的农村学生享受到更新、更优质的现代素质教育，又要树立就业先培训、治穷先治愚的理念，以就业为导向，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全面提升农民素质为目标，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发展、劳动力转移等实际情况的需要，大力发展各层次、各类别的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实现“三教统筹”，将农村的人口负担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自身解决问题的本领。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是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从确立城乡统筹发展方略，提出“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到作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制定“多予、少取、放活”的重要方针，乃至最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过去的5年，党的“三农”政策不断完善，这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极佳条件。新农村建设“一体两翼”的提法，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出了发挥农民主体地位的两大措施。相信两翼的腾飞必将带动主体的起飞，而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必将成为中央各项措施顺利付诸实践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M〕.大东书局,1946:27.
〔2〕 江问渔.理想的乡村中学〔J〕.教育与职业,1931(14)：257-269.
〔3〕 江恒源，徐公桥〔Z〕.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104.
〔4〕 黄炎培.断肠集〔M〕.生活书店,1936:293.
〔5〕 问渔.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J〕.教育与职业,1932：(10)：140.
〔6〕〔8〕 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J〕.教育与职业,1930：108.
〔7〕 江问渔.关于乡村改进问题的解答〔J〕.教育与职业,1931：(18)：193-199.
〔责任编辑：佳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