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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对唐及其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響。无论在散文创作理论还是具体的创作上，他们都有着极大的共性，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个性。
关键词：刘禹锡 柳宗元 散文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创作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他们在散文领域均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他们的创作理论及作品进行比较，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唐及其后的散文发展。
一.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理论比较
刘柳二人杰出的散文成就，与他们在一定的散文创作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在这种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形成了自己不同的创作风格。
首先，在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方面，他们都认为文章的高下与作者内在的“德”有着必然的联系。刘禹锡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加强主观修养，例如他在《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说“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1]其中的“道”便是指作者主观上的修养。而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大都文以行为主，先在诚其中。”[2]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对创作的重要作用，认为作者首先应该端正自己的品行，只有这样才能写好文章。二人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太大的创见，因为这种“文品即人品”的思想由来已久，二人此说是对传统的继承。
其次，关于学习与实践对散文创作影响的问题上，刘、柳都强调学习和继承前人作品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刘禹锡十分强调天才对散文创作的重要性，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说：“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彼由学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视羽畎，有生死之殊矣。”[3]他认为最上乘的文章出于天才之手，天才不需学习便可以写出好文章，因为天才的创作才能是上天赋予的。与天才相对的是“由学而致者”，这些人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也可以创作，但他们的文章与前者相比，存在着犹如生死的巨大差别。他甚至还强调地理环境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4]认为地理环境影响了人，从而影响到作品。
第三，关于散文创作的动机和目的方面。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此耳。”刘禹锡认为创作动机虽与自然景物有关，但关键乃是“谪于沅湘”而“穷愁著书”。由被贬导致穷愁，由穷愁转而著书，是古代大部分读书人的创作历程。另外，他的“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5]一说，更清晰地表述了由悲愤到创作的必然性。进而，还认为：“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6]在此，刘禹锡不仅认识到作者的身世遭际对写作的深刻影响，还进一步认为凄然的文章有如名琴之妙音，感人至深。而柳宗元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认为“创作的原因在于怀有才具而不得施展，目的在于通过文章得到别人了解，从而有益于社会。”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今动作悖谬，以为谬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7]也阐述了自己因为处境窘迫，无法施展才华，才不得不勉强进行散文创作的情况。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也有过“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8]等类似的说法。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二人都认为散文创作的原因乃出于窘困的处境所引起的不平与激愤。
二.刘禹锡和柳宗元散文题材的比较
刘、柳二人散文内容涉及面极广，上至天道王业、宇宙人生，下及山水草木、贩夫走卒，可谓无所不包。于此相应，二人散文的题材也极为丰富。
首先，作为有着相同贬谪经历的传统文人，二人都有大量以贬谪经历为题材的作品。柳宗元此类题材的文章如作于永州期间的《对贺者》一文，通过与一名道贺者之间虚构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的抑郁之怀和无法排遣的苦闷。刘禹锡此类题材的作品，如《上中书李相公启》《上淮南李相公启》等文，也表现了自己在遭贬后的愤懑和渴望得到援引的迫切心情。然而，接连的打击似乎并未熄灭其斗志。因而，在此类题材的有些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坚持理想、矢志无悔的精神。如《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谢上连州刺史表》等文便坦言对自己的不公和冤屈，少有顾虑。这种在困境中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是对“九死不悔”的屈原精神的直接继承和发扬，是此类题材的作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其次，作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刘、柳二人均创作过一些优秀的哲学题材作品以探讨天人关系为中心，旨在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肃清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二类、恶劣影响，提出了比少宝贵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对中国古代哲学有很大的贡献。文章的论证过程层层深入、又破有立、十分严密，章太炎认为《天说》和《天论》代表了唐代论说文的最高成就。
第三，作为中唐革新派的核心成员，刘柳二人都作有大量社会题材的文章。这类题材或反映人民疾苦，表现关心民生的思想;或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解决的方案;或抨击时弊，揭露官场的黑暗;或歌颂为民做主、除暴安良的清官廉吏。例如柳宗元的《送薛存义之任序》，文章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9]的观念，明确的表现出柳宗元进步的民本主义思想;《捕蛇者说》《段段太尉轶事状》等文也都属于这类题材。刘禹锡的《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愤怒地揭露豪强地主横行乡里、宰割良民、挟制官吏、荧惑视听的黑暗现实，热情颂美了县令刘仁师清正爱民、不畏权势的品格，并塑造了一位封建廉吏的形象文章疾恶扬善，立场十分鲜明。再加《答饶州元使君书》《讯甿》《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等文亦属此类题材。另外，刘、柳二人都能有一些宗教题材的散文，如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的《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等。 三.刘禹锡和柳宗元散文的语言风格的比较
刘禹锡、柳宗元的散文能够取得比较显著的成就，与其语言风格密切相关。首先来考察一下两人散文语言的繁简程度，柳宗元的散文一贯注重文字推敲，加之细致入微的观察，造就了柳文简洁凝练的语言特点。例如《小石城山记》一文，涉及的方面很多，却只用了短短百余字，显得高度凝练。《钴鉧潭记》同样以极为简洁的语言，全面地展现了潭水的各种姿态，并流露出自己的心境义绪。故而，刘禹锡认为柳文有“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的特点。刘禹锡的文章同样显示出简洁洗练的语言风格，刘禹锡也善于锤词炼句，以极为凝练的语言，表现丰富多姿的内容。如，《董氏武陵集纪》篇首一段文字极为警策简练，将丰富的意思作了清晰地表达。《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忠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一文，只以了了数语，便将纷纭的历史事件作了清楚的交代。然而刘禹锡的议论文为了论证的细密严实，有时在语言的运用上会显得有些繁复。例如《论易九六辩》一文，为了将有关《周易》的问题讨论清楚，用语不厌其烦。总之，柳宗元对散文语言简洁性的追求可谓是一以贯之的;刘禹锡同样能做到用语的简洁精练，但他并没有一位地追求这种文风。其次，柳文的语言具有峭拔峻洁的特点，刘文的语言则具有古藻绮丽的特点。柳文如《封建论》《三戒》《乞巧文》等，字面平常无奇，用意却往往出人意外，正如刘禹锡所评：“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的风格。刘文如《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等文都写的才情横溢，文笔华贵。
综上所述，作为具有相似人生经歷、相同政治立场和深厚友情的散文家，刘、柳二人在对散文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在散文题材的选择、语言的风格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处;同时作为各具个性的文学家，二人的散文题材又各具特色，因此被后人并称是在所难免的。
参考文献
[1][3][4][5][6]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7][8][9]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民俗学视野中对刘禹锡作品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SB0260）;四川民族学院科研项目“刘禹锡散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yzb140013）。
（作者单位：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关键词：刘禹锡 柳宗元 散文
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因生平交游及难分伯仲的创作成就而被人以“刘柳”并称。他们在散文领域均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他们的创作理论及作品进行比较，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唐及其后的散文发展。
一.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理论比较
刘柳二人杰出的散文成就，与他们在一定的散文创作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在这种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形成了自己不同的创作风格。
首先，在作者的人品与作品的关系方面，他们都认为文章的高下与作者内在的“德”有着必然的联系。刘禹锡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加强主观修养，例如他在《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说“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1]其中的“道”便是指作者主观上的修养。而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大都文以行为主，先在诚其中。”[2]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对创作的重要作用，认为作者首先应该端正自己的品行，只有这样才能写好文章。二人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太大的创见，因为这种“文品即人品”的思想由来已久，二人此说是对传统的继承。
其次，关于学习与实践对散文创作影响的问题上，刘、柳都强调学习和继承前人作品对于散文创作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刘禹锡十分强调天才对散文创作的重要性，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说：“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彼由学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视羽畎，有生死之殊矣。”[3]他认为最上乘的文章出于天才之手，天才不需学习便可以写出好文章，因为天才的创作才能是上天赋予的。与天才相对的是“由学而致者”，这些人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也可以创作，但他们的文章与前者相比，存在着犹如生死的巨大差别。他甚至还强调地理环境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4]认为地理环境影响了人，从而影响到作品。
第三，关于散文创作的动机和目的方面。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此耳。”刘禹锡认为创作动机虽与自然景物有关，但关键乃是“谪于沅湘”而“穷愁著书”。由被贬导致穷愁，由穷愁转而著书，是古代大部分读书人的创作历程。另外，他的“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5]一说，更清晰地表述了由悲愤到创作的必然性。进而，还认为：“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6]在此，刘禹锡不仅认识到作者的身世遭际对写作的深刻影响，还进一步认为凄然的文章有如名琴之妙音，感人至深。而柳宗元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中认为“创作的原因在于怀有才具而不得施展，目的在于通过文章得到别人了解，从而有益于社会。”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今动作悖谬，以为谬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7]也阐述了自己因为处境窘迫，无法施展才华，才不得不勉强进行散文创作的情况。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也有过“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8]等类似的说法。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二人都认为散文创作的原因乃出于窘困的处境所引起的不平与激愤。
二.刘禹锡和柳宗元散文题材的比较
刘、柳二人散文内容涉及面极广，上至天道王业、宇宙人生，下及山水草木、贩夫走卒，可谓无所不包。于此相应，二人散文的题材也极为丰富。
首先，作为有着相同贬谪经历的传统文人，二人都有大量以贬谪经历为题材的作品。柳宗元此类题材的文章如作于永州期间的《对贺者》一文，通过与一名道贺者之间虚构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的抑郁之怀和无法排遣的苦闷。刘禹锡此类题材的作品，如《上中书李相公启》《上淮南李相公启》等文，也表现了自己在遭贬后的愤懑和渴望得到援引的迫切心情。然而，接连的打击似乎并未熄灭其斗志。因而，在此类题材的有些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坚持理想、矢志无悔的精神。如《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谢上连州刺史表》等文便坦言对自己的不公和冤屈，少有顾虑。这种在困境中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是对“九死不悔”的屈原精神的直接继承和发扬，是此类题材的作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其次，作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刘、柳二人均创作过一些优秀的哲学题材作品以探讨天人关系为中心，旨在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肃清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二类、恶劣影响，提出了比少宝贵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对中国古代哲学有很大的贡献。文章的论证过程层层深入、又破有立、十分严密，章太炎认为《天说》和《天论》代表了唐代论说文的最高成就。
第三，作为中唐革新派的核心成员，刘柳二人都作有大量社会题材的文章。这类题材或反映人民疾苦，表现关心民生的思想;或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解决的方案;或抨击时弊，揭露官场的黑暗;或歌颂为民做主、除暴安良的清官廉吏。例如柳宗元的《送薛存义之任序》，文章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9]的观念，明确的表现出柳宗元进步的民本主义思想;《捕蛇者说》《段段太尉轶事状》等文也都属于这类题材。刘禹锡的《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愤怒地揭露豪强地主横行乡里、宰割良民、挟制官吏、荧惑视听的黑暗现实，热情颂美了县令刘仁师清正爱民、不畏权势的品格，并塑造了一位封建廉吏的形象文章疾恶扬善，立场十分鲜明。再加《答饶州元使君书》《讯甿》《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等文亦属此类题材。另外，刘、柳二人都能有一些宗教题材的散文，如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刘禹锡的《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等。 三.刘禹锡和柳宗元散文的语言风格的比较
刘禹锡、柳宗元的散文能够取得比较显著的成就，与其语言风格密切相关。首先来考察一下两人散文语言的繁简程度，柳宗元的散文一贯注重文字推敲，加之细致入微的观察，造就了柳文简洁凝练的语言特点。例如《小石城山记》一文，涉及的方面很多，却只用了短短百余字，显得高度凝练。《钴鉧潭记》同样以极为简洁的语言，全面地展现了潭水的各种姿态，并流露出自己的心境义绪。故而，刘禹锡认为柳文有“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的特点。刘禹锡的文章同样显示出简洁洗练的语言风格，刘禹锡也善于锤词炼句，以极为凝练的语言，表现丰富多姿的内容。如，《董氏武陵集纪》篇首一段文字极为警策简练，将丰富的意思作了清晰地表达。《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忠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一文，只以了了数语，便将纷纭的历史事件作了清楚的交代。然而刘禹锡的议论文为了论证的细密严实，有时在语言的运用上会显得有些繁复。例如《论易九六辩》一文，为了将有关《周易》的问题讨论清楚，用语不厌其烦。总之，柳宗元对散文语言简洁性的追求可谓是一以贯之的;刘禹锡同样能做到用语的简洁精练，但他并没有一位地追求这种文风。其次，柳文的语言具有峭拔峻洁的特点，刘文的语言则具有古藻绮丽的特点。柳文如《封建论》《三戒》《乞巧文》等，字面平常无奇，用意却往往出人意外，正如刘禹锡所评：“佶然以生，癯然以清”的风格。刘文如《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等文都写的才情横溢，文笔华贵。
综上所述，作为具有相似人生经歷、相同政治立场和深厚友情的散文家，刘、柳二人在对散文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在散文题材的选择、语言的风格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处;同时作为各具个性的文学家，二人的散文题材又各具特色，因此被后人并称是在所难免的。
参考文献
[1][3][4][5][6]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瞿蜕园，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7][8][9]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民俗学视野中对刘禹锡作品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SB0260）;四川民族学院科研项目“刘禹锡散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yzb140013）。
（作者单位：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