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天气转寒时，老爸便找出他心爱的平顶软呢帽，虽然有年头了，但戴上去却分外熨帖，等到隆冬来临，老爸又会换上他心爱的貂绒帽。你若在校园里遇见了悠闲散步的我老爸，定会在心里赞一句：这才是中国学者该有的儒雅样子！
　　“暖帽覆我头”，春意满心间。岁末年初，老爸都是用这两顶帽子为一年的好光景划上完美的句号，开个舒适的好头。若问为什么喜欢戴帽子？回答是“老年人需要保暖”，而我的理解是：对于一生埋首学问的老爸来说，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处供他思考的书斋，当走在路上文思泉涌时，帽子宛如柔软的井石，会拦护住外溢的才华。
　　据说古人为了能戴好一顶帽子，费了几千年的心思，因为规矩太多，戴错了会惹祸端。听过了冠冕堂皇的话，见过了羽扇纶巾的风流，记在心头的却是流转在文人笔端的几顶“破帽”：从宋代苏东坡的“破帽多情却恋头”，到明代文徵明的“破帽西风白发情”，再到鲁迅先生的“破帽遮颜过闹市”，帽虽破，文人风骨犹在。
　　说起来，生活简朴的安徒生，也曾戴着破帽过闹市。有位路人嘲笑他；“你脑袋上的那玩意是什么？帽子吗？”安徒生不紧不慢地回敬道：“你帽子下的那玩意是什么？脑袋吗？”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欧洲，帽子是人们着装规范的必需品，是礼仪的一部分。一位绅士出门如果不戴帽子，会被视为很无礼的，人们见面脱帽行礼，是合乎礼义的打招呼方式之一。因此，戴着破帽出门的安徒生，是坚持戴着礼仪出行。
　　软毡帽、花呢帽、钓鱼帽、网帽、游艇帽、希腊渔夫帽……对人性进行了辛辣的观察和评论的《格调》一书，专门探讨过帽子的等级问题，作者认为：只有把帽子当作无足轻重的饰物，才能赋予它等级的意味。严肃地看待戴帽一事，只会使自己的身份降低。
　　然而，恰恰有一些人，严肃地看待戴帽一事，一顶有特色的帽子也由此成为他们风格的LOGO。
　　西方当代最负盛名的造型艺术家之一大卫·霍克尼，于21世纪初回到家乡约克郡的旷野作画：画树木与日落，田野与黎明，但那里每两分钟光线都会变化，他对藝术批评家马丁·盖福特解释自己总戴帽子的原因：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强光和令人目眩的光线。
　　一次，童书作家詹姆斯去纽约见麦克斯·珀金斯，这位天才的编辑立刻喜欢上了他那顶宽边高呢帽。詹姆斯于是送他一顶，尺寸刚好。从那天开始，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戴帽子成了珀金斯的招牌习惯，也成了众人猜测的话题。不断有人问他：“为什么戴帽子？”回答是戴帽子既有型又有用：珀金斯把帽子戴得很低，耳朵被压得向前折，这样有助于提高听力；最重要的是，走进这位20世纪美国文学传奇“伯乐”办公室的，可不都是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海明威……还有很多无聊人，如果珀金斯戴着帽子，可以让不速之客以为他正要出门，也就不会拉着他没完没了地聊废话了。
　　小时候，顾城自己做帽子玩，结婚后妻子谢烨帮他做。关于顾城的帽子，有意思的不仅是它的样子——直筒子，连帽顶都没有，上下通透——还有关于它的解释：顾城说这是他的“思维之帽”；他对同事说帽子是他的烟筒，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别人揣测说顾城名字里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很像“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总之，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戴着任性的帽子。
　　余光中先生曾常年戴着一顶贝瑞软帽，“款式潇洒，毛色可亲”，戴着它，他自觉特别倜傥，有欧洲名士的超逸，能赢得一众女弟子的青睐。但这并不是这顶帽子的珍贵之处。余先生的帽子，是他父亲身后的遗物，曾经覆盖着父亲的帽子如今移爱到他的头上，于是天愈寒风愈大时，余先生愈能感受到帽内的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余先生视这顶“恩佑两代”的帽子为余家“忠厚家臣”。自父亲去后，一直对未能尽心照料父亲心存愧疚的余先生，庆幸有这么一顶帽子留下，“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前余先生去中文大学演讲，结束后，准备上车时发现，帽子不见了。在随笔《丢帽记》中，余先生心痛于自己与老父亲之间最后一点凭借也消失不见。寒流来时，他更加畏寒。结尾处的一行：“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往日的一切”，看得人不胜唏嘘……
　　台湾诗人复虹的《死》，写的是倾心相恋的爱人，到了即将永别的时刻：“轻轻地拈起帽子/要走/许多话，只/说：/来世，我还要/和，你/结婚”——有一天重读这首小诗，拾得一个从前忽视的小细节：原来，当人们告别人世时，可以不带走一片云彩，但要带走一顶帽子。
　　（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