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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之洞主张以“办洋务、开新学”为手段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与维新派在政见主张上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界限。维新派对张之洞寄予厚望，当维新运动失败，维新派就骂张之洞背叛了他们，后世学者也因循之。其实，张之洞并没有背叛维新派。
【关键词】张之洞 戊戌维新 维新派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今属河北），字孝达，又字香涛。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等地方要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晋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9年宣统帝继位，不久张之洞病逝，赠号太子太保，谥文襄。其一生著述，经后人整理，辑为《张文襄公文集》。
张之洞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后期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张之洞参与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在其一生的历史中，记下了重要的一笔，但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派骂其背叛了他们，对张之洞的表现非常失望，梁启超说“其所谓改革者仅如此”①，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张之洞在维新期间的表现为“狡猾官僚”，真正的“出尔反尔”。笔者试图从另外的视角来对此问题加以辩说。
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
张之洞在光绪七年（1881）出任山西巡抚，结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了解了西学知识，其文化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山西举办洋务，访求人才。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参加抗法战争的指挥，其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思索国家和文化的命运。辜鸿铭就曾指出：“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此种“理”与“势”的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他致力于引进西方文明，建立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设了晚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道，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迁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办教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书院，另一类是学习西方的专科学堂。对于前者，他开始引进西学；对于后者，他坚持中西兼顾、中西会通。要求“堂中课程……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②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两湖书院，其宗旨是“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③维新失败后，20世纪初，张之洞与刘坤一上“江楚会奏三折”，提出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体系。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与袁世凯上奏要求朝廷“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④促使朝廷废除了1300多年以来的科举制度。
张之洞兴办洋务的思想行动和其大力举办教育的一生，主要目的是以保国卫道为己任，他说“保教必先保国”，“国不成则教不循”，“国弱教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⑤在他看来，为保全满清，就必须进行改革，张之洞以自己的耿耿忠心，孜孜以求，践履笃行，终其一生。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主张相去甚远，这也是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不可能真正同流的根源。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过程中的表现分析
1895年8月，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张之洞名列其中。10月，康有为南下，到江宁（今南京）会见张之洞，二人交谈甚为和气，在主张变法图强上意见基本一致。康有为请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南京和上海分会，刊发《强学报》，力言科举制度积弊等内容，这也是张之洞一贯主张的内容，为其所允许。然而康有为主张“孔子改制”，“赋予儒学以变革、进化的主题”，“赋予儒学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⑥要变中国为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张主张“中（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⑦强调中学的主导地位，就是要全面维护满清的封建纲常及其统治。康有为主张《强学报》要以“孔子纪年”，有“改正朔，易服色”之意后，张极为愤怒，指责康有为“行其经学”（孔子改制），遂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1月）宣布解散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张、康因政见不同不欢而散。张之洞到湖北任湖广总督，梁启超于1896年秋冬之季，在《时务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张看后大为不悦，称其“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急忙加以制止，“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⑧面对维新派运动的深入发展，张在1898年4月推出了以“辟邪说”为目的的《劝学篇》，系统阐明自己有关维新改革的主张，对维新派在思想上进行了隐隐的攻击，达到“绝康、梁并谢天下耳”的目的。张之洞部分认同维新派的主张并予以支持，当维新派过于偏激则拉开距离并加以反对。在整个维新时期，张之洞对维新派的一切不合自己的言论都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说明张之洞的政见与维新派实有相当大的不同。
1889年以后，张之洞一直与长期主持北洋的李鸿章齐名。时人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⑨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掌声名坠地，张之洞却如日中天。为在政治上谋求更大发展，张之洞与维新派靠拢，显然就有利用维新派造势并扩大自己影响的目的。名列强学会，支持康有为办南京和上海强学会分会，捐资办《时务报》、《强学报》，并要求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等，无不是想从舆论宣传上抬高自己。在光绪也明确表示支持变法维新的情况下，张的所作所为就更增加了自己在政局中的地位，后来光绪诏其入京主持新政就是明证。《时务报》也在张之洞的各种授意下，成为张之洞的宣传喉舌，主笔之一的汪康年遵张之意，从第48册后几不再发表“越轨”文字，完全按照张之洞的意志行事。在整个维新过程中，张之洞都在广揽人才，利用他们为其服务，而与其政见不合者多不见用。可见张之洞在维新过程中有利用维新派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推行自己政见主张的动机。
从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禁京师强学会起，张之洞就已经明白，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是不会允许维新变法走得太远的。张之洞在1896年虽仍赞助支持，但严复就已经看出其并非诚心拥护，说张之洞“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⑩1898年5月，在袁世凯等要求下，光绪电召张之洞入京“辅翊新政”，恰沙市发生骚乱，朝廷指示“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俟办理此案完峻，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入京一事，就此搁置。到了同年9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拟电至总理衙门，建议张之洞进京。张对陈说：“自来便遽请止，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唯有听其自然。”即可看出其老成持重。而更显现张之洞的稳重成熟还是安排自己的亲信杨锐参与维新，成为张之洞驻京的亲信。1889年，杨锐考授内阁中书，参与维新政务。杨每月都有一两封密信送至张之洞，向张通报宫中政事等事情，张之洞对全国及朝廷之事是明察秋毫。最可见张之洞深沉的是，他要安插杨锐参与政务，自己并没有上折，而是私下授意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
维新运动前后维新派对张之洞态度之分析
先看梁启超写自己与张之洞初次相见时说：“反加奖借，赐以燕见……宁为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在此，梁启超对张之洞的赞美达到了顶点。另一维新派人物刘光第在1897年张之洞60岁寿辰时，也曾撰序称赞张之洞为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整个维新派人物都对张之洞寄予厚望。
当维新运动遭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后，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外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维新措施大多遭废除，维新派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何等的惨烈悲壮。维新派人物辱骂张之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在众多批判中，何启、胡礼垣批张之洞“保一官而亡一国”，梁启超满怀失望之情地说：“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又说：“张之洞且常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己也。”
张之洞的一生主张以“办洋务、开新学”为手段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以保国卫道为己任，以维护封建纲常为目标，有改革的思想和行动，与维新派的主张契合不少，但分歧更多，与维新派在政见主张上有明显的界限。在维新活动中，张之洞有树立个人威望的动机，不可能完全站在维新派一边，其稳重深沉的为官性格也使维新派没有真正看清楚其政治立场，而对张寄予极大的厚望，当维新运动失败，维新派就骂张之洞背叛了他们，后世学者也因循之。其实，张之洞并没有背叛维新派，而是以他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继续在清末的政坛上走下去。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6、175、156页。
②③⑧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奏议”、“电稿”集。
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1页。
⑤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⑥同④，第63～65页。
⑦同⑤，第22页。
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同①，第175页。
同①，第156页。
【关键词】张之洞 戊戌维新 维新派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今属河北），字孝达，又字香涛。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等地方要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晋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9年宣统帝继位，不久张之洞病逝，赠号太子太保，谥文襄。其一生著述，经后人整理，辑为《张文襄公文集》。
张之洞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后期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张之洞参与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在其一生的历史中，记下了重要的一笔，但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派骂其背叛了他们，对张之洞的表现非常失望，梁启超说“其所谓改革者仅如此”①，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张之洞在维新期间的表现为“狡猾官僚”，真正的“出尔反尔”。笔者试图从另外的视角来对此问题加以辩说。
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
张之洞在光绪七年（1881）出任山西巡抚，结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了解了西学知识，其文化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山西举办洋务，访求人才。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参加抗法战争的指挥，其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思索国家和文化的命运。辜鸿铭就曾指出：“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此种“理”与“势”的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他致力于引进西方文明，建立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设了晚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道，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迁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办教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书院，另一类是学习西方的专科学堂。对于前者，他开始引进西学；对于后者，他坚持中西兼顾、中西会通。要求“堂中课程……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②光绪十六年（1890）创办的两湖书院，其宗旨是“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③维新失败后，20世纪初，张之洞与刘坤一上“江楚会奏三折”，提出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体系。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与袁世凯上奏要求朝廷“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④促使朝廷废除了1300多年以来的科举制度。
张之洞兴办洋务的思想行动和其大力举办教育的一生，主要目的是以保国卫道为己任，他说“保教必先保国”，“国不成则教不循”，“国弱教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⑤在他看来，为保全满清，就必须进行改革，张之洞以自己的耿耿忠心，孜孜以求，践履笃行，终其一生。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主张相去甚远，这也是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不可能真正同流的根源。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过程中的表现分析
1895年8月，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张之洞名列其中。10月，康有为南下，到江宁（今南京）会见张之洞，二人交谈甚为和气，在主张变法图强上意见基本一致。康有为请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南京和上海分会，刊发《强学报》，力言科举制度积弊等内容，这也是张之洞一贯主张的内容，为其所允许。然而康有为主张“孔子改制”，“赋予儒学以变革、进化的主题”，“赋予儒学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⑥要变中国为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张主张“中（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⑦强调中学的主导地位，就是要全面维护满清的封建纲常及其统治。康有为主张《强学报》要以“孔子纪年”，有“改正朔，易服色”之意后，张极为愤怒，指责康有为“行其经学”（孔子改制），遂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1月）宣布解散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张、康因政见不同不欢而散。张之洞到湖北任湖广总督，梁启超于1896年秋冬之季，在《时务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张看后大为不悦，称其“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急忙加以制止，“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⑧面对维新派运动的深入发展，张在1898年4月推出了以“辟邪说”为目的的《劝学篇》，系统阐明自己有关维新改革的主张，对维新派在思想上进行了隐隐的攻击，达到“绝康、梁并谢天下耳”的目的。张之洞部分认同维新派的主张并予以支持，当维新派过于偏激则拉开距离并加以反对。在整个维新时期，张之洞对维新派的一切不合自己的言论都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这说明张之洞的政见与维新派实有相当大的不同。
1889年以后，张之洞一直与长期主持北洋的李鸿章齐名。时人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⑨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掌声名坠地，张之洞却如日中天。为在政治上谋求更大发展，张之洞与维新派靠拢，显然就有利用维新派造势并扩大自己影响的目的。名列强学会，支持康有为办南京和上海强学会分会，捐资办《时务报》、《强学报》，并要求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等，无不是想从舆论宣传上抬高自己。在光绪也明确表示支持变法维新的情况下，张的所作所为就更增加了自己在政局中的地位，后来光绪诏其入京主持新政就是明证。《时务报》也在张之洞的各种授意下，成为张之洞的宣传喉舌，主笔之一的汪康年遵张之意，从第48册后几不再发表“越轨”文字，完全按照张之洞的意志行事。在整个维新过程中，张之洞都在广揽人才，利用他们为其服务，而与其政见不合者多不见用。可见张之洞在维新过程中有利用维新派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推行自己政见主张的动机。
从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禁京师强学会起，张之洞就已经明白，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是不会允许维新变法走得太远的。张之洞在1896年虽仍赞助支持，但严复就已经看出其并非诚心拥护，说张之洞“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⑩1898年5月，在袁世凯等要求下，光绪电召张之洞入京“辅翊新政”，恰沙市发生骚乱，朝廷指示“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俟办理此案完峻，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入京一事，就此搁置。到了同年9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拟电至总理衙门，建议张之洞进京。张对陈说：“自来便遽请止，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唯有听其自然。”即可看出其老成持重。而更显现张之洞的稳重成熟还是安排自己的亲信杨锐参与维新，成为张之洞驻京的亲信。1889年，杨锐考授内阁中书，参与维新政务。杨每月都有一两封密信送至张之洞，向张通报宫中政事等事情，张之洞对全国及朝廷之事是明察秋毫。最可见张之洞深沉的是，他要安插杨锐参与政务，自己并没有上折，而是私下授意湖南巡抚陈宝箴举荐。
维新运动前后维新派对张之洞态度之分析
先看梁启超写自己与张之洞初次相见时说：“反加奖借，赐以燕见……宁为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在此，梁启超对张之洞的赞美达到了顶点。另一维新派人物刘光第在1897年张之洞60岁寿辰时，也曾撰序称赞张之洞为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整个维新派人物都对张之洞寄予厚望。
当维新运动遭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后，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外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维新措施大多遭废除，维新派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是何等的惨烈悲壮。维新派人物辱骂张之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在众多批判中，何启、胡礼垣批张之洞“保一官而亡一国”，梁启超满怀失望之情地说：“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又说：“张之洞且常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己也。”
张之洞的一生主张以“办洋务、开新学”为手段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以保国卫道为己任，以维护封建纲常为目标，有改革的思想和行动，与维新派的主张契合不少，但分歧更多，与维新派在政见主张上有明显的界限。在维新活动中，张之洞有树立个人威望的动机，不可能完全站在维新派一边，其稳重深沉的为官性格也使维新派没有真正看清楚其政治立场，而对张寄予极大的厚望，当维新运动失败，维新派就骂张之洞背叛了他们，后世学者也因循之。其实，张之洞并没有背叛维新派，而是以他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继续在清末的政坛上走下去。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6、175、156页。
②③⑧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奏议”、“电稿”集。
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1页。
⑤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⑥同④，第63～65页。
⑦同⑤，第22页。
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页。
同①，第175页。
同①，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