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身系“彭高习反党集团”冤案的习仲勋被“造反派”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押在西北大学。此时，“造反派”派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孟德强看管习仲勋，那年孟德强21岁，习仲勋54岁，这一对老少在一起同吃同住了72个日日夜夜。
　　出于本能和良知，盂德强给了这个刚好与他父亲同岁的老人尽可能的保护和照顾，两个人经常在停电后的漫漫黑夜里隔桌相坐，倾心交流，成为“忘年交”。
　　几年前，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联系到早已在宁夏退休的孟德强，让他把这72天的经历写出来。这时候的孟德强已经是64岁的老人了，而且患青光眼多年，视力模糊，但他根据当年日记以及后来西北大学退还给他的“交代材料”等档案材料，撰写了《和习仲勋相处的72天》。文章中除记述了他与习仲勋相处时的故事之外，还披露出当年习仲勋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的一段史料。
　　第一封上书写于刚被抓到西安不久。主席：
　　我于元月11日被红卫兵抓到西安，现住西北大学，请转告总理，让他放心。
　　来西安以后，红卫兵把我武斗了两次，我的一只耳朵也被斗聋了。建国初期，我在西安工作，现在红卫兵把我们抓到西安的大街上批斗，只能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亲属感到高兴。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很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还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好。
　　习仲勋
　　1967年2月2日
　　一个月后，习仲勋又一次上书毛泽东。主席：
　　最近，西安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红卫兵到处都在夺权。现在已经到3月，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要是让他们夺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的权，可能就会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建议中央发个文件，明确春耕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能夺权。
　　习仲勋
　　1967年3月2日
　　此时，林彪正在大搞造神运动，只要一提毛主席，前面必须还要冠以“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那时候给人写信，要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抬头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以表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后再叙说内容。可习仲勋的两封信，却不赶时髦，开笔直呼主席。盂德强出于好心，曾建议老人要按照时下流行的模式来给毛主席写信，以免招致灾祸，雪上加霜。可习仲勋听了，却淡淡一笑，说：“写那些无用的话干什么？浪费主席的时间！”可见无论个人崇拜多么盛行，他虽身处险境，却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真是语如其人，掷地有声！
　　这两封信都是由孟德强从西安邮局寄给陈伯达转交毛泽东的。因为“文革”期间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显赫、位高权重，担任政治局常委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因此中央规定习仲勋与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
　　至于这两封信陈伯达是否收到，又是否转给毛泽东，那就无从考证了。不过，第二封信发出不久，“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倒是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春耕生产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夺权》。是中央采纳了习仲勋的建议还是巧合？这也许是无从考证的一桩历史悬案。
　　（摘自《济南日报》2013.1.20）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