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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精准扶贫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列宁的贫困治理思想、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以及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习近平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实践磨砺为精准扶贫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基础。自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绝对贫困如期消除，后扶贫时代，扶贫更应该注重相对贫困的治理、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并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巩固现有扶贫成果，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经验。
[关键词]反贫困;精准扶贫;后扶贫时代
贫困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消除贫困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现如今，贫困问题仍然是制约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挑战，世界各国都为减贫事业做出了努力。精准扶贫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独特魅力。本文试分析精准扶贫产生的理论背景、实践成效、现实意义以及在未来发展中的改进之处，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精准扶贫的理论来源与现实基础
（一）理论来源
1.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货币、资本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马克思认为，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坚持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继续变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才能使广大劳动人民从落后、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1]。因此，广大的劳动人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必须對自身处境进行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去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美好未来的期盼。
2.列宁的贫困治理思想
列宁指出消除贫困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发挥革命政权的作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夺剩余价值造成了工人们的贫困，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巩固新生政权时，不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生活，还应该注重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在贫困治理方面，不仅要把落脚点放在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要注重人民的精神文化的发展[2]。列宁的贫困治理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还结合了当时俄国的社会背景，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同时是列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毛泽东建立的反贫困的起点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与土地问题。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将土地无
条件的分配给新中国的农民们，并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医疗、教育等得到基本保障，人均寿命
显著提高[3]。总的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生产力薄弱、经济水平低、国民素质低的情况下开辟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并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反贫困政策奠定了基础。
4.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国家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集中解放与发展生产力[4]。设立经济特区、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出口、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等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更使中国站上了国际舞台。邓小平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以区域带动整体思想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直接来源，为其在新时代开展脱贫攻坚提供了崭新格局。
（二）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习近平能够提出精准扶贫思想正是因为其到陕西贫困地区做知青的经历。面对环境恶劣的陕北农村，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扎根贫困地区七年，这不仅磨练了他的心智，更使他领悟到作为一个人民公仆就要为人民办实事。陕北的艰苦岁月让他深切的感受到农村地区的贫困的真实状况，对我国社会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他种下了帮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的信念火种。到后来市县乡的实践磨砺，成就了习近平作为新时代中央领导人的雄韬伟略。
二、精准扶贫的成效
（一）贫困地区人民获得感提升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贫困地区的人民幸福获得感显著提升。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农村地区一直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因此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农村治理能力显著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就业渠道增加。农村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提升。
（二）农村服务平台体系建立
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之前，真正无污染、绿色的食品、产品因为没有掌握科学的营销手段与市场网络而滞销，农村服务平台存在巨大漏洞。自精准扶贫提出实施后，在这一论述的指导下，以现代网络技术为依托，高质量、高效率的为推动发展农村特色经济的平台体系得以建立。与此同时，地方相关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保障服务体系与金融保险进一步完善。
（三）助力脱贫攻坚与改善生态环境并举成效显著
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来看，我国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想最大化发挥精准扶贫效益，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不容忽视，因此助力脱贫攻坚必须与改善生态环境并举[5]。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呼吁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不忘改善生态环境，做到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生态环境，为实现广大人民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一个良好的绿色生活家园不断努力，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一）深化扶贫理论，推动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创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在实践中深化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精准扶贫政策是基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于中国扶贫现实情况、基于我国国情，发展创造出的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人民的伟大政策。是对优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还为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完善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
我国能够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雄韬伟略、对优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了我国新一代领导核心的能力，这是我党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6]。通过领导人签署政府文件，调动年轻优秀人才深入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策略与政策、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通信设施、构建网络农业生产运输销售平台等形式深入扶贫，不仅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治理能力的提高，还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为打赢脱贫攻坚而共同努力。
（三）为全球反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的创造性方法，也是对世界贫困问题的积极回答。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对优秀的反贫困政策理论进行了宣传，还为更多陷入贫困的國家与地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与此同时，展现了大国担当，开展国际援助。例如建设“一带一路”、倡导构建“共建共商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集团等。反贫困不是一蹴而就的，脱贫任务任重而道远，中国反贫困方案将在实践中继续得到检验，为其进步发展奠定基础。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的正面的大国形象与大国担当，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7]。
四、后扶贫时代的发展策略
（一）防止返贫
我国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贫困村发展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因为部分贫困户的脱贫质量不高，他们面临风险的能力弱，如果遇到突发性的风险，极容易再次陷入贫困，返贫现象严重阻碍着我国扶贫工作的进程。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不应该单单注重减贫，更应该了解返贫的因素，阻止返贫现象的发生，以实现真正的脱贫。
（二）注重相对贫困的治理
自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农村贫困治理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根据调查显示，依据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标准，我国约有0.6亿的农村人口为相对贫困人口，农村相对贫困的人口规模较大。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人口并不会转变成绝对贫困人口，但是仍要注重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而精神文化的贫困以及深度贫困应该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
（三）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期指导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策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因此脱贫攻坚任务不仅要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守住脱贫攻坚的胜利果实，还要实现由脱贫到振兴的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的思想，作为开展扶贫工作的行动指引与行动指南，领导中国开创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方案与脱贫道路。带领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方案也是世界的财富与宝贵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从而推动世界贫困治理的进程。展望世界未来，减贫工作任重而道远。中国将与世界各国携手一道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为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龚明星.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西部学刊，2021（06）：31-33.
[2]宫长瑞，祁悦.列宁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43（06）：24-27.
[3]李学林，杨诗雨.毛泽东反贫困思想对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指导意义[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9，38（04）：89-94.
[4]张祖豪. 邓小平对中国反贫困事业的贡献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9.
[5]杨金海.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重大贡献及历史意义[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7（03）：16-25.
[6]王刚，绽小林.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现实背景、思想基础和理论特色[J].南都学坛，2020，40（06）：96-99.
[7]雷明，邹培.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及价值贡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4）：165-171+204.
[关键词]反贫困;精准扶贫;后扶贫时代
贫困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消除贫困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现如今，贫困问题仍然是制约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挑战，世界各国都为减贫事业做出了努力。精准扶贫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独特魅力。本文试分析精准扶贫产生的理论背景、实践成效、现实意义以及在未来发展中的改进之处，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精准扶贫的理论来源与现实基础
（一）理论来源
1.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货币、资本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马克思认为，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坚持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继续变革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才能使广大劳动人民从落后、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1]。因此，广大的劳动人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必须對自身处境进行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去实现对人类社会发展美好未来的期盼。
2.列宁的贫困治理思想
列宁指出消除贫困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发挥革命政权的作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夺剩余价值造成了工人们的贫困，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巩固新生政权时，不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生活，还应该注重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在贫困治理方面，不仅要把落脚点放在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要注重人民的精神文化的发展[2]。列宁的贫困治理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还结合了当时俄国的社会背景，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同时是列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毛泽东建立的反贫困的起点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与土地问题。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将土地无
条件的分配给新中国的农民们，并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医疗、教育等得到基本保障，人均寿命
显著提高[3]。总的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生产力薄弱、经济水平低、国民素质低的情况下开辟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并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反贫困政策奠定了基础。
4.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国家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集中解放与发展生产力[4]。设立经济特区、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出口、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等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更使中国站上了国际舞台。邓小平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以区域带动整体思想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直接来源，为其在新时代开展脱贫攻坚提供了崭新格局。
（二）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习近平能够提出精准扶贫思想正是因为其到陕西贫困地区做知青的经历。面对环境恶劣的陕北农村，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扎根贫困地区七年，这不仅磨练了他的心智，更使他领悟到作为一个人民公仆就要为人民办实事。陕北的艰苦岁月让他深切的感受到农村地区的贫困的真实状况，对我国社会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他种下了帮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的信念火种。到后来市县乡的实践磨砺，成就了习近平作为新时代中央领导人的雄韬伟略。
二、精准扶贫的成效
（一）贫困地区人民获得感提升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贫困地区的人民幸福获得感显著提升。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农村地区一直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因此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农村治理能力显著提高，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就业渠道增加。农村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提升。
（二）农村服务平台体系建立
在精准扶贫政策提出之前，真正无污染、绿色的食品、产品因为没有掌握科学的营销手段与市场网络而滞销，农村服务平台存在巨大漏洞。自精准扶贫提出实施后，在这一论述的指导下，以现代网络技术为依托，高质量、高效率的为推动发展农村特色经济的平台体系得以建立。与此同时，地方相关的政策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保障服务体系与金融保险进一步完善。
（三）助力脱贫攻坚与改善生态环境并举成效显著
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来看，我国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想最大化发挥精准扶贫效益，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不容忽视，因此助力脱贫攻坚必须与改善生态环境并举[5]。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呼吁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不忘改善生态环境，做到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生态环境，为实现广大人民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一个良好的绿色生活家园不断努力，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
（一）深化扶贫理论，推动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创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在实践中深化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精准扶贫政策是基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于中国扶贫现实情况、基于我国国情，发展创造出的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人民的伟大政策。是对优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还为我国扶贫工作的深入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完善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
我国能够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雄韬伟略、对优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了我国新一代领导核心的能力，这是我党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6]。通过领导人签署政府文件，调动年轻优秀人才深入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策略与政策、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通信设施、构建网络农业生产运输销售平台等形式深入扶贫，不仅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治理能力的提高，还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为打赢脱贫攻坚而共同努力。
（三）为全球反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的创造性方法，也是对世界贫困问题的积极回答。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对优秀的反贫困政策理论进行了宣传，还为更多陷入贫困的國家与地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与此同时，展现了大国担当，开展国际援助。例如建设“一带一路”、倡导构建“共建共商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集团等。反贫困不是一蹴而就的，脱贫任务任重而道远，中国反贫困方案将在实践中继续得到检验，为其进步发展奠定基础。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的正面的大国形象与大国担当，将继续为全球反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7]。
四、后扶贫时代的发展策略
（一）防止返贫
我国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贫困村发展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因为部分贫困户的脱贫质量不高，他们面临风险的能力弱，如果遇到突发性的风险，极容易再次陷入贫困，返贫现象严重阻碍着我国扶贫工作的进程。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不应该单单注重减贫，更应该了解返贫的因素，阻止返贫现象的发生，以实现真正的脱贫。
（二）注重相对贫困的治理
自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农村贫困治理的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根据调查显示，依据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标准，我国约有0.6亿的农村人口为相对贫困人口，农村相对贫困的人口规模较大。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人口并不会转变成绝对贫困人口，但是仍要注重相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而精神文化的贫困以及深度贫困应该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
（三）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期指导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策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因此脱贫攻坚任务不仅要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守住脱贫攻坚的胜利果实，还要实现由脱贫到振兴的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的思想，作为开展扶贫工作的行动指引与行动指南，领导中国开创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方案与脱贫道路。带领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方案也是世界的财富与宝贵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与参考，从而推动世界贫困治理的进程。展望世界未来，减贫工作任重而道远。中国将与世界各国携手一道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为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龚明星.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西部学刊，2021（06）：31-33.
[2]宫长瑞，祁悦.列宁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43（06）：24-27.
[3]李学林，杨诗雨.毛泽东反贫困思想对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指导意义[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9，38（04）：89-94.
[4]张祖豪. 邓小平对中国反贫困事业的贡献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9.
[5]杨金海.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重大贡献及历史意义[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7（03）：16-25.
[6]王刚，绽小林.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现实背景、思想基础和理论特色[J].南都学坛，2020，40（06）：96-99.
[7]雷明，邹培.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及价值贡献[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4）：165-17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