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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来是清明，含山踏青祭蚕神。家家户户轧蚕花，轧出蚕花廿四分。”
4月4日清明节，当全国各地的人们忙着为远去的亲人扫墓时，在太湖南岸的浙江湖州，丝绸之乡的中心，蚕农们却忙着过蚕花节，轧蚕花。蚕花节从清明节（俗称“头清节”）开始到第三天（俗称“三清明”）结束，在这期间，十里八乡的蚕农们背着蚕种包齐聚含山。他们就像那土地上虔诚的农夫，拿着供品、祭品前往庙里祭拜蚕花娘娘，祈求丰收及养蚕事业的平安。
台湾《汉声》杂志的一个团队正在湖州追踪蚕花节及养蚕的全部过程，他们一边仔细观察记录着养蚕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一边帮着蚕农们布置养蚕场所、搬运东西。他们明白，要想和这些养蚕大师建立良好的关系，不能揣着来自大城市的优越感，不能做双手插在口袋里的旁观者，只有事必躬亲才能打动这些身怀绝技的大师们，真正窥知这门技艺的精髓。
养蚕的过程要持续一年，汉声团队也要追踪记录一年，而这不过是该团队所负责项目的开始。蚕吐出的只是一根丝，如何将丝变成丝绸，变成绫罗绸缎，这才是《汉声》这期要做的主题——“丝绸”。这样的选题操作起来，一弄就得两三年。如此漫长的制作周期，对其他杂志或是出版物来说几乎是耗不起的，而这不过是该杂志众多选题的常态。
年近七旬的黄永松老师在电话那头用软糯的台湾腔调缓缓讲述着《汉声》这些年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工作，慨叹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缺失，同时他也不忘幽默一下：“作为中国人，不知道绫罗绸缎是什么，可是要打屁股的！”如果是面对面的采访，此刻他的状态应该是穿着盘扣对襟开衫，盘腿端坐在榻上，腰背笔挺，旁边安放着一套茶具，一片宁静祥和。40多年来，黄永松带领汉声团队一直专注于民间传统文化的挽救与记录，将它们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认识并保护它们，而黄永松也被誉为“传承的英雄”。
民间传统文化守望者
《汉声》，取名自“大汉天声”。其前身是创办于1971年的英文杂志《ECHO》（回声），专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1978年改版为中文杂志《汉声》。从第一期的台湾妈祖祭祀和京剧内容开始，杂志的基调基本确定下来，用专题研介的方式来介绍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杂志每期都只做一个东西，将其专题化，做到“小题大做，细处求全”。从蜡染、年画、剪纸、泥人、中国结、风筝、夹缬、油纸伞等民间手工艺，到山西面食、郎庄面花、宁波年糕、四川倒糖饼儿等民间饮食，从蔚县古堡、梅县三村、福建土楼、碛口古镇等乡土建筑，到北方农家的土炕、五台山骡马大会、西北高原的花儿、桦树皮文化等民间文化，《汉声》出版过的主题真是五花八门，涉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住的。《汉声》始终坚持做“传统的、民间的、百姓的、活生生的”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
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做杂志的态度和勤力，堪比学者做研究，那是一种田野式的调查研究方法，不囿于图书馆的资料文献，采取实地采访拍摄，全程观察记录，与手工艺者建立起好人缘，让工艺大师们完整地呈现一个工艺的制作过程，每期内容都尽量做到专业而丰富有趣，而且图文编排之精美令其多次被评为“最美图书”。因此在美国《时代》周刊举办的“亚洲最佳”评比中，《汉声》被评为“给内行看的最佳出版物”。
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黄永松及其团队做杂志也是如此。他们从不在杂志上登广告，虽然那些涉及民间艺术和乡野调查的杂志系列长期亏损。他们花8年时间来搜集各个历史时期的惠山泥人精品，寻找散落民间的艺人，整理出3000多道工序；为做黄河流域的面食艺术“面花”，他们穿梭于六省之间，调查搜寻工作做了七八年；做《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也用了八九年。无论是内容编写、图片拍摄，还是最后的排版印刷，汉声出品的图书在每一道工序上都追求精益求精，大陆出版社引进来的中文简体版在印刷和装订上显然要比繁体版粗糙许多。读库总编张立宪曾撰文提到汉声的温碧光老师讲过的一个小故事：《戏出年画》在台湾付印时，正好承印厂家刚进口了一款新的海德堡印刷机型，黄永松老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印厂，尝试用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印刷手段、不同的装订工艺。书出来之后，海德堡厂家先购置了一批，说要把这本书作为他们新机器的示范产品，来展示他们机器的印刷水准。
如此高标准、高要求，保证了《汉声》一如既往的品质，这也意味着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工作量很大，很辛苦，只能慢慢做，一步一步地。这项工作需要有个体系来处理，内容要按东西南北区域来分好，要合理均匀地去整理，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很多东西消失得太快，有哪些要抢救的，要赶紧去做整理，不要重复，用有限的力量去做好。”
汉声的工作就像是“一直在和时间拔河”。他们做温州苍南的夹缬专题，为挽救失传千年的古老印染工艺，发出了“千条夹缬”的呼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夹缬作坊得以一家家复苏。20多年前，他们做过苏州前载村的妇女服饰，如今整个村子变成了苏州工业区。他们做江南常见的作物水八仙，如今却因种植它们的农民住进了高楼，被城市化进程逼迫到生存堪忧境地。如今，汉声正在进行的选题涵盖吃、穿、用几个领域，吃的方面正在制作淡水鱼、山东面食，穿的方面除了丝绸还有蓝印花布、服装考古，工艺方面则在做一系列的器物文化，民间艺术方面则有苏州的桃花坞。这些选题从今年做到明年都不一定能做完。
“我带走资料、图片，但我只留下脚印。”这是汉声带给台湾的一句至理名言。在进行民间文化的调查过程中，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绝不会购买当地民间文化物件，只可以拍照，尽量保留当地的原生态风景，不留下污染和破坏。
为创造力提供营养
“现代文化好的方面进步非常快，但是当让大家谈谈自己的历史，谈中国文化，谈民族特色的时候，常常回答不出来，一片空白。我们过于追求时尚，而对自己民族的美浑然不知，对我们文化的优美、文化的深度，对可以给予我们精神滋养的文化，好像都不太懂。”黄永松慨叹道。正因为处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下，汉声所做的工作显得尤为珍贵。 可是，一路走来，他们也遭受过各种质疑，黄永松说这种质疑有很多，最多的还是来自家人。“他们说你做这个干嘛，又不利己，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又这么苦，个中滋味……但是进入这行就有了责任感，不能随时搁下来。一路上，陆陆续续有很多同事离开。”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对我们来说，难度最大的是我们做的东西推出来要起到一定的影响力，让社会多认识和关注这些事物。”在采访中，黄永松多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汉声所记录的是中国古老的手工艺，它们体现的是民族的特色和风格，能激发出创造力，希望能够在制造力强势的地区产生影响力，为其制造业提升为有创造力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有所助益，给创造力的基础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
“汉声出版社藏身在八德路巷弄里，外表一如寻常公寓般，只有小小烫金的招牌，低调地标识出它的所在。”这段文字来自汉声巷官网上的简介。2006年，汉声出版社所在的街道被命名为“汉声巷”，成为台北的文化景点之一。过去，黄永松和他的伙伴们就在这里，记录下他们“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发现整理的民间文化。随着1988年两岸开放通行，他有感于大陆民间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也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陆，汉声陆续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地建起工作室。如今他是台湾、大陆两边跑，经常性地全国出差。这种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情绪，会让许多年轻人汗颜。
在很多没有去过台湾或是已经去过台湾的人看来，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方面似乎做得比大陆要好。当把这个问题抛出的时候，黄永松显然有不同的解读，他的语气有些严肃：“这种东西不能这样截然划分，我们现代人常常不去思考，将很多东西这样归类，其实它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台湾有台湾的好处，有台湾的缺点，不能用二分法一刀切，或好或坏，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够努力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内涵素养提高，如此看事情就会不同。你看到台湾的好处就去学习，台湾的坏处可以绕过去，台湾犯的错可以不要犯，人无论走到哪，在日本、美国都一样，这样才能在地球上共容、共存。”
童话是最软性的文化传承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汉声》杂志不登广告，发行量也不大，他们的运营经费从哪里来？在创刊初期，《汉声》就曾出现经费短缺差点倒闭的情况。在《汉声》推出第三、四期《中国童玩》后，他们将杂志内容结集成书，开始有了盈余。此后汉声“不仅留下令世人惊艳的工序记录、详尽的民间艺术调查，更出版了一本本像汉声中国童话、汉声小百科等脍炙人口的好童书”，将成熟的杂志议题结集成书，将汉声拥有的资源加以整理编辑成童书，以此盈利来反哺杂志的运营。
30年前汉声出版过一套《中国童话》，台湾学者杨照提到他年少时读过，后来他的女儿也在读。这种两代人共同读一本书的记忆，对生活在大陆的众多70后、80后而言是极为罕有的，而《中国童话》在台湾出版了25版，累计卖了30万套，几乎台湾每个家庭都收藏有一套。“这套童话在台湾推出了30年，台湾的朋友、台湾的孩子还在看，很多朋友都是家里两代甚至三代都在看。现在大陆推出简体版的《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这是回到了文化的母土，我们这里有更多的孩子需要。”黄永松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了解我们文明源远流长的、祖先努力过的历史，这才是我们文化的精神内核。“能够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将文化的精神内核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汉声多年工作的一个追求。这个时代变得太快，如果新的文化当中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故事的传递方式需要人与人的亲密交流，这样孩子的性格会比较稳定，才能更好地面对社会，不会被工具所操纵。”汉声一直关注的是民间、民俗文化，在民间艺术里有很多历史故事，我们的历史之所以能传下来，靠的就是重要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在带动。黄永松将其称作最软性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从儿童开始教起是最好的，大人太忙了，跟他们讲传统文化是听不进去的，而孩子的成长过程是没有压力的，有的东西可以助他成长，可以随着故事的滋养来弥补因为父母、兄弟姐妹的缺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时代快速向前发展，在追求GDP的康庄大道上，人们走得太快太远，而丢失了传统的文化追求。“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要搞清楚。生活上的需要是不多的，你想要的东西不能在生活上面打主意，你想要的是自己要追求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黄永松一直强调要把物质需求降到最低，这对全球生态也是一种福音。在汉声的北京分部办公室，编辑们可自由选择书法、白描、打坐等传统课程，这是其他公司里难得一见的风景。黄永松也是几十年一直坚持打坐，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作为中国人，你不会写汉字吗？会写汉字，会读唐诗宋词，这是我们的必修。拿起毛笔我们就可以写唐诗宋词，然后我们的祖先有很多书法家，为什么不能去学？同事们拿起笔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能当作特殊。还有我们自己有茶不喝只会去喝咖啡，这不是奇怪的事吗？然后动一动，打打拳，对身体好啊。伸伸懒腰，练练气功，这都是传统文化最精彩的，在今天任何现代人都可以拥有的。我们不做，谁来做？正本清源，回归到自己生活本质的事情，都应该做啊。”
4月4日清明节，当全国各地的人们忙着为远去的亲人扫墓时，在太湖南岸的浙江湖州，丝绸之乡的中心，蚕农们却忙着过蚕花节，轧蚕花。蚕花节从清明节（俗称“头清节”）开始到第三天（俗称“三清明”）结束，在这期间，十里八乡的蚕农们背着蚕种包齐聚含山。他们就像那土地上虔诚的农夫，拿着供品、祭品前往庙里祭拜蚕花娘娘，祈求丰收及养蚕事业的平安。
台湾《汉声》杂志的一个团队正在湖州追踪蚕花节及养蚕的全部过程，他们一边仔细观察记录着养蚕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一边帮着蚕农们布置养蚕场所、搬运东西。他们明白，要想和这些养蚕大师建立良好的关系，不能揣着来自大城市的优越感，不能做双手插在口袋里的旁观者，只有事必躬亲才能打动这些身怀绝技的大师们，真正窥知这门技艺的精髓。
养蚕的过程要持续一年，汉声团队也要追踪记录一年，而这不过是该团队所负责项目的开始。蚕吐出的只是一根丝，如何将丝变成丝绸，变成绫罗绸缎，这才是《汉声》这期要做的主题——“丝绸”。这样的选题操作起来，一弄就得两三年。如此漫长的制作周期，对其他杂志或是出版物来说几乎是耗不起的，而这不过是该杂志众多选题的常态。
年近七旬的黄永松老师在电话那头用软糯的台湾腔调缓缓讲述着《汉声》这些年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工作，慨叹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缺失，同时他也不忘幽默一下：“作为中国人，不知道绫罗绸缎是什么，可是要打屁股的！”如果是面对面的采访，此刻他的状态应该是穿着盘扣对襟开衫，盘腿端坐在榻上，腰背笔挺，旁边安放着一套茶具，一片宁静祥和。40多年来，黄永松带领汉声团队一直专注于民间传统文化的挽救与记录，将它们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认识并保护它们，而黄永松也被誉为“传承的英雄”。
民间传统文化守望者
《汉声》，取名自“大汉天声”。其前身是创办于1971年的英文杂志《ECHO》（回声），专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1978年改版为中文杂志《汉声》。从第一期的台湾妈祖祭祀和京剧内容开始，杂志的基调基本确定下来，用专题研介的方式来介绍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杂志每期都只做一个东西，将其专题化，做到“小题大做，细处求全”。从蜡染、年画、剪纸、泥人、中国结、风筝、夹缬、油纸伞等民间手工艺，到山西面食、郎庄面花、宁波年糕、四川倒糖饼儿等民间饮食，从蔚县古堡、梅县三村、福建土楼、碛口古镇等乡土建筑，到北方农家的土炕、五台山骡马大会、西北高原的花儿、桦树皮文化等民间文化，《汉声》出版过的主题真是五花八门，涉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住的。《汉声》始终坚持做“传统的、民间的、百姓的、活生生的”文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
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做杂志的态度和勤力，堪比学者做研究，那是一种田野式的调查研究方法，不囿于图书馆的资料文献，采取实地采访拍摄，全程观察记录，与手工艺者建立起好人缘，让工艺大师们完整地呈现一个工艺的制作过程，每期内容都尽量做到专业而丰富有趣，而且图文编排之精美令其多次被评为“最美图书”。因此在美国《时代》周刊举办的“亚洲最佳”评比中，《汉声》被评为“给内行看的最佳出版物”。
做学术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黄永松及其团队做杂志也是如此。他们从不在杂志上登广告，虽然那些涉及民间艺术和乡野调查的杂志系列长期亏损。他们花8年时间来搜集各个历史时期的惠山泥人精品，寻找散落民间的艺人，整理出3000多道工序；为做黄河流域的面食艺术“面花”，他们穿梭于六省之间，调查搜寻工作做了七八年；做《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也用了八九年。无论是内容编写、图片拍摄，还是最后的排版印刷，汉声出品的图书在每一道工序上都追求精益求精，大陆出版社引进来的中文简体版在印刷和装订上显然要比繁体版粗糙许多。读库总编张立宪曾撰文提到汉声的温碧光老师讲过的一个小故事：《戏出年画》在台湾付印时，正好承印厂家刚进口了一款新的海德堡印刷机型，黄永松老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印厂，尝试用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印刷手段、不同的装订工艺。书出来之后，海德堡厂家先购置了一批，说要把这本书作为他们新机器的示范产品，来展示他们机器的印刷水准。
如此高标准、高要求，保证了《汉声》一如既往的品质，这也意味着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工作量很大，很辛苦，只能慢慢做，一步一步地。这项工作需要有个体系来处理，内容要按东西南北区域来分好，要合理均匀地去整理，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很多东西消失得太快，有哪些要抢救的，要赶紧去做整理，不要重复，用有限的力量去做好。”
汉声的工作就像是“一直在和时间拔河”。他们做温州苍南的夹缬专题，为挽救失传千年的古老印染工艺，发出了“千条夹缬”的呼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夹缬作坊得以一家家复苏。20多年前，他们做过苏州前载村的妇女服饰，如今整个村子变成了苏州工业区。他们做江南常见的作物水八仙，如今却因种植它们的农民住进了高楼，被城市化进程逼迫到生存堪忧境地。如今，汉声正在进行的选题涵盖吃、穿、用几个领域，吃的方面正在制作淡水鱼、山东面食，穿的方面除了丝绸还有蓝印花布、服装考古，工艺方面则在做一系列的器物文化，民间艺术方面则有苏州的桃花坞。这些选题从今年做到明年都不一定能做完。
“我带走资料、图片，但我只留下脚印。”这是汉声带给台湾的一句至理名言。在进行民间文化的调查过程中，黄永松和他的同事们绝不会购买当地民间文化物件，只可以拍照，尽量保留当地的原生态风景，不留下污染和破坏。
为创造力提供营养
“现代文化好的方面进步非常快，但是当让大家谈谈自己的历史，谈中国文化，谈民族特色的时候，常常回答不出来，一片空白。我们过于追求时尚，而对自己民族的美浑然不知，对我们文化的优美、文化的深度，对可以给予我们精神滋养的文化，好像都不太懂。”黄永松慨叹道。正因为处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下，汉声所做的工作显得尤为珍贵。 可是，一路走来，他们也遭受过各种质疑，黄永松说这种质疑有很多，最多的还是来自家人。“他们说你做这个干嘛，又不利己，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又这么苦，个中滋味……但是进入这行就有了责任感，不能随时搁下来。一路上，陆陆续续有很多同事离开。”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对我们来说，难度最大的是我们做的东西推出来要起到一定的影响力，让社会多认识和关注这些事物。”在采访中，黄永松多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汉声所记录的是中国古老的手工艺，它们体现的是民族的特色和风格，能激发出创造力，希望能够在制造力强势的地区产生影响力，为其制造业提升为有创造力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有所助益，给创造力的基础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
“汉声出版社藏身在八德路巷弄里，外表一如寻常公寓般，只有小小烫金的招牌，低调地标识出它的所在。”这段文字来自汉声巷官网上的简介。2006年，汉声出版社所在的街道被命名为“汉声巷”，成为台北的文化景点之一。过去，黄永松和他的伙伴们就在这里，记录下他们“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发现整理的民间文化。随着1988年两岸开放通行，他有感于大陆民间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也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陆，汉声陆续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地建起工作室。如今他是台湾、大陆两边跑，经常性地全国出差。这种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情绪，会让许多年轻人汗颜。
在很多没有去过台湾或是已经去过台湾的人看来，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方面似乎做得比大陆要好。当把这个问题抛出的时候，黄永松显然有不同的解读，他的语气有些严肃：“这种东西不能这样截然划分，我们现代人常常不去思考，将很多东西这样归类，其实它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台湾有台湾的好处，有台湾的缺点，不能用二分法一刀切，或好或坏，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够努力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内涵素养提高，如此看事情就会不同。你看到台湾的好处就去学习，台湾的坏处可以绕过去，台湾犯的错可以不要犯，人无论走到哪，在日本、美国都一样，这样才能在地球上共容、共存。”
童话是最软性的文化传承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汉声》杂志不登广告，发行量也不大，他们的运营经费从哪里来？在创刊初期，《汉声》就曾出现经费短缺差点倒闭的情况。在《汉声》推出第三、四期《中国童玩》后，他们将杂志内容结集成书，开始有了盈余。此后汉声“不仅留下令世人惊艳的工序记录、详尽的民间艺术调查，更出版了一本本像汉声中国童话、汉声小百科等脍炙人口的好童书”，将成熟的杂志议题结集成书，将汉声拥有的资源加以整理编辑成童书，以此盈利来反哺杂志的运营。
30年前汉声出版过一套《中国童话》，台湾学者杨照提到他年少时读过，后来他的女儿也在读。这种两代人共同读一本书的记忆，对生活在大陆的众多70后、80后而言是极为罕有的，而《中国童话》在台湾出版了25版，累计卖了30万套，几乎台湾每个家庭都收藏有一套。“这套童话在台湾推出了30年，台湾的朋友、台湾的孩子还在看，很多朋友都是家里两代甚至三代都在看。现在大陆推出简体版的《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这是回到了文化的母土，我们这里有更多的孩子需要。”黄永松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了解我们文明源远流长的、祖先努力过的历史，这才是我们文化的精神内核。“能够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将文化的精神内核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汉声多年工作的一个追求。这个时代变得太快，如果新的文化当中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故事的传递方式需要人与人的亲密交流，这样孩子的性格会比较稳定，才能更好地面对社会，不会被工具所操纵。”汉声一直关注的是民间、民俗文化，在民间艺术里有很多历史故事，我们的历史之所以能传下来，靠的就是重要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在带动。黄永松将其称作最软性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从儿童开始教起是最好的，大人太忙了，跟他们讲传统文化是听不进去的，而孩子的成长过程是没有压力的，有的东西可以助他成长，可以随着故事的滋养来弥补因为父母、兄弟姐妹的缺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时代快速向前发展，在追求GDP的康庄大道上，人们走得太快太远，而丢失了传统的文化追求。“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要搞清楚。生活上的需要是不多的，你想要的东西不能在生活上面打主意，你想要的是自己要追求的生活品质的提升。”黄永松一直强调要把物质需求降到最低，这对全球生态也是一种福音。在汉声的北京分部办公室，编辑们可自由选择书法、白描、打坐等传统课程，这是其他公司里难得一见的风景。黄永松也是几十年一直坚持打坐，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作为中国人，你不会写汉字吗？会写汉字，会读唐诗宋词，这是我们的必修。拿起毛笔我们就可以写唐诗宋词，然后我们的祖先有很多书法家，为什么不能去学？同事们拿起笔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能当作特殊。还有我们自己有茶不喝只会去喝咖啡，这不是奇怪的事吗？然后动一动，打打拳，对身体好啊。伸伸懒腰，练练气功，这都是传统文化最精彩的，在今天任何现代人都可以拥有的。我们不做，谁来做？正本清源，回归到自己生活本质的事情，都应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