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月澄光鉴止水

来源 :中国收藏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pengyechao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汉时期,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铜镜也经历了一个繁盛时期。西汉之初,铜镜延续了战国镜与秦镜遗风。西汉早中期之际,以四乳钉为基础特征的主题纹饰开始流行,其构图将铜镜的整体区域较多地划分成四个部分,铜镜主体纹饰大为简化,出现了铭文,且谷穗纹(旧称“ 草叶纹”)成为主体纹饰。同时,内向连弧纹成为图案装饰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钮座的四周还出现了方华纹。西汉晚期,开始流行圈带铭文镜与重圈铭文镜。
  这里要探讨的“见日之光,见月之明”铭文镜(图1),乃是西汉铭文镜中“日光镜”里独特的一类。在《汉镜铭文图集》一书中所列举的542面铜镜中,与“日光”铭文相关的约有50面,约占汉代铭文镜的1/11,而“见日之光,若月之明,所言必当”(图2)却仅有一件,相当于1/ 524。在《长安汉镜》一书中,统计汉代长安地区所发掘的1100余座汉墓中,共出土铜镜300多面,日光镜有92面,约占总数的1/3。可见,在西汉铭文镜中以“见日之光”为首句的汉镜屡见不鲜,既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天下大阳”“见日之光,长乐未央”“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而“见月之明”则为仅见。这不禁勾起了笔者的好奇心,此铭蕴涵着什么寓意?与时人思想、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图1名称:日光(见月之明)铭圈带镜年代:西汉晚期直径:7.1厘米重量:54克m值:1.43克/平方厘米上海止水阁藏

“见日之光,见月之明”镜探微


  从大的类别上来说,“见日之光,见月之明”仍属于“日光镜”的一类。那么,日光镜中的“见日之光”该作何解释?有学者认为“见”即“ 现”,《广韵·训诂一》曰:日,君也。”《续汉书·五行志》:“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故“见日之光”有彰显帝王之光的寓意,而“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本义就应该是彰显皇帝之光,使之照耀天下,无所隐蔽,以此隐喻加强皇权。在《“日光镜铭”新释》一文中,知名青铜器专家、古文字专家李学勤解读了“见日之光”的“见”应该释为“视”,镜铭的“见”正是下部从“儿”作立姿,表明“视”字这种起源甚早的写法到西汉仍有存在。《广雅·释言》有云“比也”,“视日之光”意为“比日之光”。如此,“见日之光,见月之明”的本义应为“镜面光洁,可比日光夺目,可比月光皎洁”。由此可知,这是带有夸张性质的广告宣傳之语,形容镜面能与日月之光争辉,极其明亮。
  在汉代,铜镜已经发展为流通商品,其镜铭包罗万象:忠君爱国、祈福长寿、相思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其中,有一类广告宣传语也颇引人瞩目。此类镜在西汉早期兴起,西汉中期盛行,至东汉、三国时期仍有出现,其铭文内容大致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幸至未央”“日出之光,若月之明,所言必当”(图3)以及“镜清明,铜必良,宜大王,毋相忘”等。
  秦李斯《谏逐客书》曰:“ 服太阿之剑。”可知“服”有佩戴之意。早在春秋时期,配镜于身已成风俗。《左传·定公六年》:“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制鞶鉴,苟可纳之,择用一焉。”“鞶”是指古代佩玉的皮带,而“ 鞶鉴”则是指佩戴铜镜的革带,在战国至唐代墓葬出土的铜镜上都有带钩同出,且有的还附有布帛之痕,可以作为当时人们固定铜镜、佩于腰间习俗的佐证。西汉《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有载:“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此处“卿”通“庆”,有祥瑞、福泽的寓意。如此解释,“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幸至未央”则意为“此镜明亮,可比日光,所照之处光亮非凡,佩此镜者(君),福泽环绕,福气绵延”。而“日出之光,若月之明,所言必当”意为:“镜面光洁,若日出之光般耀目,如深夜月光般皎洁”,(我)所说的话,定无虚言。在“镜清明,铜必良,宜大王,毋相忘”中,“王”通“旺”,故而应为“此镜明亮,取铜优良,理应大旺,盼君毋忘”之意。


图3名称:日出之光铭草叶镜年代:西汉中期直径:11.4厘米重量:202克资料:《汉铭斋藏镜》图61

  在宣扬铜镜明亮之外,还有许多祝福之语,一并被镂刻其中,有祝长乐富贵的,如“富于侯王,钱金满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服者富贵番昌”;有祝长寿无极的,如“寿至未央”“寿如金石为国保”“服者豪贵,延寿益年”;有祝人丁兴旺的,如“长宜子孙”“子孙番昌长相保”“长生宜子”;也有祛除邪祟的,如“服者富贵番昌,镜辟不详(祥)”“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等。
  这些铭文不禁让人感叹古人在语言表达上的巧思,诸多宣传铜镜之语,说明当时的铜镜已经成为流通于市场之间的商品。《易经》曰:“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市场、有竞争就会逐步出现“商品广告”,在我国最早的广告应该来源于“声响广告”,即“叫卖”。《周颂·有瞽》中有“既备乃奏,萧管备举”的记载,汉郑玄注曰:“萧,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吹也。”可见在西周时期,卖糖商贩就已经想到用管弦之乐来招揽生意。而“见日之光,见月之明”的铜镜宣传语更是简洁明了,朗朗上口。既是想要推销自己的商品,那么除了镜子本身的质量上好之外,还需吉祥语的辅助。透过这些吉祥之语,我们也可以窥视到古人对于美好事物的期盼。

朝日夕月之礼


  “见日之光,见月之明”从本义上理解是为了宣扬铜镜的明亮,而其流露出的延展含义也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为什么铭文之中会出现“日光”“月光”此类描述,为何此类描述在当时能深入人心,得到大家的认可。除了形容“日光”“月光”本身物体的明亮之外,也蕴藏着古人对于日月的认知,携带着精神层面的思考。   《淮南子·天文训》有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汉书·李寻传》曰:“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晷。”《大戴礼·曾子天国》:“阳之精气曰神。”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能照耀万物的太阳乃天神,太阳形状是圆的,故圆代表天。《周髀算经》说“天动为圆”,表明圆天是动态的,日出日落,周而复始。金沙遗址出土的商代晚期的“ 太阳神鸟”金箔,便是古人太阳崇拜的见证之一。“太阳神鸟”(图4)呈圆环装,由内至外分为两层,内层以12条齿状旋转光芒构成,外层饰有四只神鸟,神鸟的飞行方向与内向漩涡相逆,形成独特的动态之美;内心的火球似太阳,四神鸟则代表一年四季,12道光环寓12月,表现出古人对于太阳,四方,四时的认识,对于鸟图腾的崇拜,对于生生不息,长流不止的感悟。


图4名称:太阳神鸟金饰年代:商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了六座日月出入之山;《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则记载了七座日月出入之山,基本上一一对应。由此可见,月在古人心中的地位当与日齐。《山海经·大荒东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帝俊乃上古神话中的天帝,日、月均乃其妻所出,故而日月乃天神之子,同样受人崇拜。《礼记》中有言:“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的“朝日”即“祭日”,“夕月”即“祭月”,表现了帝王祭祀日月的传统礼制。
  古人对于日月之光的描述,早在先秦时期便有,如“日居月诸,照临下土”“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在西汉武帝时期,在崇拜五帝的基础上,新建泰一祠,将日月作为泰一的属神并祭。《淮南子·天文训》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热气者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由此可见,汉人在继承传统日月观的同时,融入了阴阳说的哲学,推动建立了汉人的自然观。日与月、阴与阳便包含了更多的特殊意义,它们以符号形式成了汉人神学表达的元素之一。

辟邪納福之镜


  镜能辟邪,也可纳福。其实趋避邪祟与收纳百福可谓一事之两面,此消彼长,既然祛走了灾祸,那么福气自然来;又或者避开了灾祸,也便是一种福气了。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有载:“影山去昭河三万里,有云气,望之如山影。丹藿生于影中,叶浮水上。有紫河万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灵坛、养灵池、分光殿五间、奔雷室七间、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镜,广四尺。元封中,有祇国献此镜,照见魑魅,不获隐形。”由此可见,汉人认为镜可照鬼魅,使之无处遁形。《抱朴子内篇·杂应》还载有:“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后,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来之事也。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镜。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这里描述的是古人以镜作为法器,召唤各路神仙,知悉千里之事的具体方法。
  在古代的婚嫁风俗中,铜镜必不可少,多用作女儿出嫁的陪嫁品;在花轿进入婆家前,需持铜镜于花轿内上下环扫,以示祛除邪祟。在古人的墓葬习俗中,铜镜也承载着引人升仙与趋避邪祟之职;人们会将其置于腹部,或墓穴顶部照耀棺椁等,这些行为均带有趋避邪祟,安保太平之意。通过这些文献与习俗,我们可以看到铜镜除了作为古人的照容之器外,还是一种法器,扮演着通灵显圣、驱邪辟祸之角色。
  刻有“日月”铭的“日月之镜”甚至还可上通神灵,驱邪避魅,祛病纳福。由此可见,本文图1所列,镜虽小、铭虽简,却表现出古人对于日月的崇拜。短短的8字铭文,蕴涵了古人思想之片羽。借此,我们可一窥中华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
其他文献
季节更迭,春暖花开,又到了新一轮艺术品春拍大战蓄势待发之时。4月16日至23日,香港苏富比2021春拍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预展,并将同期在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举槌。  当前,疫情对市场的影响还在继续,此刻作为“风向标”企业,应对特殊环境的举动与或效,自然会聚集更多的目光。而就在今年早些时候,苏富比公开了2020年的相关经营数据,结果显示其亚洲整体业绩非常不俗,亚洲藏家的表现也尤显韧劲,这显然是为
期刊
徐悲鸿《任伯年像》51厘米×39厘米 1927年作徐悲鸿纪念馆藏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轰开了满清王朝封闭的国门。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任伯年出生了。其父任凇云原是民间写意画工,后在浙江萧山开了间米店,“读书不苟仕宦,设临街肆,且读且贾;善画,尤长写真术,故伯年画学实出庭训”。1895年,任伯年去世,徐悲鸿出生。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
期刊
元 杨维祯《壶月轩记》册页33厘米×25.5厘米×5北京保利2021春拍拍品  杨维祯不仅在元代书法史,即便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异类”特征。  “中正”一路的书风与“偏激”一路的书风对立存在,一定会有某种“ 性情”变化,这是人性所决定的。开放自由的时代就不用说了,如唐时的“颠张”“醉素”。即便一个时代极其混乱或压抑,出现这样的书风更在情理之中。五代杨风子、明代徐渭和杨维祯属于一个“大系
期刊
1937年戴葆庭先生致骆泽民先生信札信中戴先生不但提及了“铁范泉”“印母”“铁母”等概念,阐述了自己对“保大背天”钱的分析,言语中还可看出他对秘藏的“清泰元宝”的珍爱。  民国时期是中国钱币收藏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承蒙应天斋主李海波先生作缘,笔者得到一批民国钱币先贤大家的往来信札。至此,笔者收藏此类信札已达百通,涉及钱币先贤近30人。  其中,戴葆庭先生致骆泽民先生的信札有25通
期刊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薛世清  1000余件拍品、2.68亿元总成交额、5个白手套专场、近九成的平均成交率……近日,中贸圣佳2021上海首届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圆满收槌。而在此之前,它才刚刚结束了2021春拍和首屆圣佳艺博会。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中贸圣佳一连串的动作引发了业界的好奇和关注,其最终取得的佳绩也让人看到了一家老牌拍卖公司的实力。  那么,从京城迈入申城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哪些文物艺术
期刊
陈树藩  文物以各自的存在形式,能从不同角度呈现历史,时常带给人领悟、惊叹,有时也会揭露不堪的往事。一张旧公债与一枚银元宝的陆续现身,便诉说着民国初期军阀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一段历史……从募集走向摊派  清末民国初,中国开始以公债筹措财源,并以地方百姓为对象发行募集。但公债究竟是何物?这种来自西方社会、建立在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产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包含官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他们只知朝廷
期刊
PCGS国际业务副总裁Michael Oviedo  CGS评级币,在不少中国钱币收藏爱好者的心中,已然成为了一个向往。因为凡经它评级过的钱币,不仅意味着身价,也意味着品位。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PCGS的品质与信誉。  2013年,彼时的中国收藏市场迎来一个高峰,钱币收藏市场也一片红火。这一年,PCGS在上海设立办公室,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时期,评级币的概念已在全国各地普及,从城市到乡村,从网络到
期刊
熟悉PCGS的藏友们都知道,自1986年成立以来,PCGS的币盒为了防伪保真,不断尝试新的防伪技术,推陈出新,共经历了6次改版,调整了约24次设计,如今最新的币盒已是第六代。它们不仅见证了PCGS的成长,也陪同广大藏友保存了不计其数的珍品,如老友一般,共同维护藏品的传奇。有的藏友除了收藏钱币之外,还留有一份钟情,寄予币盒之上。第一代  劃时代的开始  使用时间:1986年至1989年  1986年
期刊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泉界分量最重的银币是“陕西省造光绪元宝”。  说到这一时期泉界关注的珍稀银币,虽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王守谦《中国稀见币参考书》第15页上有“湖南一元”,但无图无说明的情况下乏人关注;“奉天癸卯一两”也只是记载于海关出版的英文刊物,仅闻其名而不见踪迹,泉界几乎忘了这两者的存在。此时,在扛起中国收藏事业半边天的上海,有所谓“藏银币大家,辄以有无陕西福建银元为断”之说,
期刊
戴志强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  60多年前,10岁的戴志强第一次走进父亲友人彭信威的书房,看到了使他无比震撼的一幕:  “到处都是书,塞满了书,人坐在书桌前,就好像埋进了书海里。”  采访中,当年逾七旬的戴志强先生几度描述起这个令自己毕生难忘的场景时,他的眼中有光,划过时光荏苒,好似某种力量在我们心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也许这一刻,当年那个小小少年的身影,正跨越时空,与倾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