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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已经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当代艺术形式亦步亦趋的模仿，在作品的形式感上也超越了简单的对中国符号生硬的叠加。2014年4月29日，共振计划第10站、“无形之形”国际当代艺术展在北京当代艺术馆开幕，一场国际化的展览展示作品中“中国性”。
策展人粟多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投入到国际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与运营。通过云南 “愚自乐园”项目，粟多壮结识了展望、隋建国、傅中望、姜杰、李向群等国内最早一批当代雕塑艺术家，被描述为“跟随中国当代雕塑一起成长的人”。从“愚自乐园”项目开始，他进行了一系列当代艺术的策展实践。2005年，他参与了2008北京奥运会公共雕塑项目的建设。现为北京当代艺术馆馆长的粟多壮，以“共振计划”为主要工作内容，意图通过自己的策展实践，逐渐廓清中国当代艺术的形状。
艺术与财富：是什么契机使你将工作的重点关注到中国当代艺术上来？
粟多壮：1996年前后，我在云南做了“愚自乐园”的项目，结识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家。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找到了一个“国际雕塑创作园”的模式来运作，邀请国内、国外持续性邀请的艺术家到现场创作。这段经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段，我在这里工作了7年的时间，在国内如果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它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直接对话和碰撞的机遇，将国外的艺术家直接引进到国内，与中国艺术家交流创作。所以，我后续的这些项目也是与这个时期有关系的。
2008年之后，我去了英国，很安静地读书学习，与当地的老师和同学交流。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当代艺术怎样才能走向世界，将属于我们的东西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呈现出来。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叫VibrARTionProject。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全称叫“共振——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是共振的内涵。我找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兴奋，我觉得我终于找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框架，找到了一个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在做的事组合起来的路子。
艺术与财富：“共振计划”是如何开始和推进实施的？
粟多壮：“共振计划”的第一站是在汉堡，叫做“共振的汉堡”， 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展出了8位艺术家的18件作品。“无形之形”是“共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在德国形成的。2011年我在德国，正好2012年的时候是中德文化年。当时的德国策展人也想探讨文化地方性的问题。2011年我在思考，形成了一个框架，2012年就开始落地。
ViberARTion 讲的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将中国当代艺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进行互动。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怎么走向世界？”“什么样的艺术才是属于国际的艺术？”
我运作的项目当中，艺术形式特别丰富。首先是视觉艺术。雕塑、装置、油画、影像、新媒体。共振项目下面最基本的几个部分：第一，用展览的方式持续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平台呈现他们自己的风貌。国际平台当然不只是西方的平台。像这次展览是“共振计划”的第10站，“无形之形”的第5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西方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我也把它叫做一个国际的平台。第二，我会看中出版的内容。展览不管在哪展，展期多长，总会结束，最终留下的就是文献，可以供人去阅读。最后一块就是学术论坛。一种交流的方式。还有一块就是“无形之形”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平台，它指向的是一个比较传统方向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5站，现在还在瑞士展的原因。当然，我是执行策划人。
这个展览直接的印象可能是一个抽象艺术展。这不是一个抽象艺术的结合展，我并不是不喜欢“抽象”这个词。我想在“无形之形”第一站的时候，将这个题目贴出来。这是古老的，是真正的中国的东西。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像尚扬、王怀庆，他们一生都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如果说他们的方向是抽象的，不能很好地描述这个状况。Abstraction，这是一个西方的词汇，它是生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的。比如说隋建国的《时间的形状》。你知道，时间是没有形状的，这个形状也不是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到的。这个作品是要毕其一生，才能实现的一个作品。张羽使用手印的方式来做，他的所有的精神指向就在于他的过程，它呈现出来一个时间点的东西。我强调一个过程、一个双向的对话。在“无形之形”中，这是一种精神性的、一种过程性的。“抽象”这个词是无法表达我所要表达的内容的。
从第一站到第三站，都是中国的艺术家。从第四站天津的展览，我们加入了国际策展人和艺术家，标题也做了一些调整，发生了从中国到当代的变化。
如果说最早是想把中国的艺术家呈现出来的话，我的都目标可能是在考虑，很多西方的艺术家和学者所进行的思考和创作是不是也是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如果说西方的艺术家都是在遵循着西方的方式在创作，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无形之形”到底意味着什么？西方的艺术家，从形式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式。我所实现的，是在“共振”这么一个主题上，以这么一个主题去阐释，所碰撞出来的火花，将是令人兴奋的。从中国传统的哲学精髓出发，放到一个相对国际的平台上去展示，会不会摩擦出新的东西？这就是在“无形之形”这个专属平台上所要做的。
艺术与财富：与西方策展人的合作当中，对展览的认知和交流上有什么共识或摩擦？
粟多壮：首先我应该承认是有摩擦的。我在武汉做完展览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西方的策展人在这里面进行一些碰撞，希望通过两种智慧的碰撞，来找到一些新的内容。我通过一位西方的雕塑艺术家，找到了玛琳娜·唐纳休（Marlena Donhone）。玛琳娜是洛杉矶奥蒂斯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她对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知名艺术家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与外国策展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共振计划”是我已经在做的，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进来。我们不是要为一个展览找一个Title。我给她寄了两本书，然后她对我展出的作品非常感兴趣。之后，我们做了很多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呈现的方式，对于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碰撞。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展览有很多琐碎的细节，国际运输、税务、海关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外策展人在展览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艺术与财富：如何用展览显现作品的中国性？
粟多壮：当我们说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走出一步。如果可以去表达我想要做的、我想要实现的目标，我是想让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创造力，去找到中国自己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不需要告诉你这是中国，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中国。有时候，当代艺术很难解读，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毕加索比喻鸟叫的故事：你听不懂，但是觉得它好听。这不见得是最重要的目标，我没必要突出它的中国性，没必要让别人一眼认出这个是中国人。我想有一天，把我们的作品放到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当中的时候，这时候的国际性就消失了。地球就形成了一个村，但是不见得地球村就失去了自己的特点。
“无形之形”是一个类似于禅宗的概念。展览的画册我已经做了好几本来，我们尝试呈现当代艺术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如果我们有一个“物派”（日本著名当代艺术流派），让西方一看，能认出来是中国的艺术，通过不断沉淀，让别人觉得有价值，那就是好的。我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执行人、一个在前线战斗的人，我只是在我的工作中去实现，去克服困难，去实现这些想法，将这些想法变成事实。
策展人粟多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投入到国际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与运营。通过云南 “愚自乐园”项目，粟多壮结识了展望、隋建国、傅中望、姜杰、李向群等国内最早一批当代雕塑艺术家，被描述为“跟随中国当代雕塑一起成长的人”。从“愚自乐园”项目开始，他进行了一系列当代艺术的策展实践。2005年，他参与了2008北京奥运会公共雕塑项目的建设。现为北京当代艺术馆馆长的粟多壮，以“共振计划”为主要工作内容，意图通过自己的策展实践，逐渐廓清中国当代艺术的形状。
艺术与财富：是什么契机使你将工作的重点关注到中国当代艺术上来？
粟多壮：1996年前后，我在云南做了“愚自乐园”的项目，结识了最早的一批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家。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找到了一个“国际雕塑创作园”的模式来运作，邀请国内、国外持续性邀请的艺术家到现场创作。这段经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段，我在这里工作了7年的时间，在国内如果不是最早，也是最早之一。它是一个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直接对话和碰撞的机遇，将国外的艺术家直接引进到国内，与中国艺术家交流创作。所以，我后续的这些项目也是与这个时期有关系的。
2008年之后，我去了英国，很安静地读书学习，与当地的老师和同学交流。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当代艺术怎样才能走向世界，将属于我们的东西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呈现出来。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叫VibrARTionProject。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全称叫“共振——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是共振的内涵。我找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兴奋，我觉得我终于找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框架，找到了一个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在做的事组合起来的路子。
艺术与财富：“共振计划”是如何开始和推进实施的？
粟多壮：“共振计划”的第一站是在汉堡，叫做“共振的汉堡”， 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展出了8位艺术家的18件作品。“无形之形”是“共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在德国形成的。2011年我在德国，正好2012年的时候是中德文化年。当时的德国策展人也想探讨文化地方性的问题。2011年我在思考，形成了一个框架，2012年就开始落地。
ViberARTion 讲的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将中国当代艺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进行互动。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怎么走向世界？”“什么样的艺术才是属于国际的艺术？”
我运作的项目当中，艺术形式特别丰富。首先是视觉艺术。雕塑、装置、油画、影像、新媒体。共振项目下面最基本的几个部分：第一，用展览的方式持续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平台呈现他们自己的风貌。国际平台当然不只是西方的平台。像这次展览是“共振计划”的第10站，“无形之形”的第5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有西方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我也把它叫做一个国际的平台。第二，我会看中出版的内容。展览不管在哪展，展期多长，总会结束，最终留下的就是文献，可以供人去阅读。最后一块就是学术论坛。一种交流的方式。还有一块就是“无形之形”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平台，它指向的是一个比较传统方向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5站，现在还在瑞士展的原因。当然，我是执行策划人。
这个展览直接的印象可能是一个抽象艺术展。这不是一个抽象艺术的结合展，我并不是不喜欢“抽象”这个词。我想在“无形之形”第一站的时候，将这个题目贴出来。这是古老的，是真正的中国的东西。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像尚扬、王怀庆，他们一生都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如果说他们的方向是抽象的，不能很好地描述这个状况。Abstraction，这是一个西方的词汇，它是生在西方的文化语境里的。比如说隋建国的《时间的形状》。你知道，时间是没有形状的，这个形状也不是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到的。这个作品是要毕其一生，才能实现的一个作品。张羽使用手印的方式来做，他的所有的精神指向就在于他的过程，它呈现出来一个时间点的东西。我强调一个过程、一个双向的对话。在“无形之形”中，这是一种精神性的、一种过程性的。“抽象”这个词是无法表达我所要表达的内容的。
从第一站到第三站，都是中国的艺术家。从第四站天津的展览，我们加入了国际策展人和艺术家，标题也做了一些调整，发生了从中国到当代的变化。
如果说最早是想把中国的艺术家呈现出来的话，我的都目标可能是在考虑，很多西方的艺术家和学者所进行的思考和创作是不是也是与这个概念有关的。如果说西方的艺术家都是在遵循着西方的方式在创作，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无形之形”到底意味着什么？西方的艺术家，从形式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式。我所实现的，是在“共振”这么一个主题上，以这么一个主题去阐释，所碰撞出来的火花，将是令人兴奋的。从中国传统的哲学精髓出发，放到一个相对国际的平台上去展示，会不会摩擦出新的东西？这就是在“无形之形”这个专属平台上所要做的。
艺术与财富：与西方策展人的合作当中，对展览的认知和交流上有什么共识或摩擦？
粟多壮：首先我应该承认是有摩擦的。我在武汉做完展览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西方的策展人在这里面进行一些碰撞，希望通过两种智慧的碰撞，来找到一些新的内容。我通过一位西方的雕塑艺术家，找到了玛琳娜·唐纳休（Marlena Donhone）。玛琳娜是洛杉矶奥蒂斯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她对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知名艺术家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与外国策展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共振计划”是我已经在做的，你有没有兴趣参与进来。我们不是要为一个展览找一个Title。我给她寄了两本书，然后她对我展出的作品非常感兴趣。之后，我们做了很多交流，但是我们对于呈现的方式，对于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碰撞。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展览有很多琐碎的细节，国际运输、税务、海关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外策展人在展览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艺术与财富：如何用展览显现作品的中国性？
粟多壮：当我们说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走出一步。如果可以去表达我想要做的、我想要实现的目标，我是想让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眼界和自己的创造力，去找到中国自己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不需要告诉你这是中国，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中国。有时候，当代艺术很难解读，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毕加索比喻鸟叫的故事：你听不懂，但是觉得它好听。这不见得是最重要的目标，我没必要突出它的中国性，没必要让别人一眼认出这个是中国人。我想有一天，把我们的作品放到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当中的时候，这时候的国际性就消失了。地球就形成了一个村，但是不见得地球村就失去了自己的特点。
“无形之形”是一个类似于禅宗的概念。展览的画册我已经做了好几本来，我们尝试呈现当代艺术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如果我们有一个“物派”（日本著名当代艺术流派），让西方一看，能认出来是中国的艺术，通过不断沉淀，让别人觉得有价值，那就是好的。我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执行人、一个在前线战斗的人，我只是在我的工作中去实现，去克服困难，去实现这些想法，将这些想法变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