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因其对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卓越贡献，无可置疑地成为现代经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引起了全世界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其理论成就，正在和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人。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已年逾百岁的科斯老人在生命弥留之际，仍然十分关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并为一位中国知名科学家的“钱学森之问”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科斯答案”。
　　世纪之问
　　曾记否，中国已故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卧榻病床之际，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以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至此以后，对于钱学森这一“世纪之问”，少有学者和专家认真研究，也少见中国知名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们的理性分析和独到见解见诸媒介，更未引起我国政府高层和相关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的真正重视。
　　科斯教授是非常关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学者，而中国则是验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基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但未来的发展前景却不无忧虑。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家庭中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消费者却很难记住中国品牌。30年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和规模让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许多中国制造企业并不生产自己的产品，而是依赖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订单。
　　为此问题，科斯教授常常收到许多关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读者来信，而反复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的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问题，科斯教授在感到难以回答之际，认为“钱学森之问”正好帮他回答了中国读者提出的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思想市场
　　那么，什么是“开放的思想市场”？如何建立、培育和完善“开放的思想市场”，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学界和思想界能够认真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并付诸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我们就算是在告慰两位大师英灵的同时，为中国的未来和发展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首先，开放的思想市场是任何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备条件。虽然在所有社会制度中，思想市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不能防止错误思想，甚至邪恶信念的产生。但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会培育宽容，消除偏见，促成包容。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错误思想很少能腐蚀社会根基，动摇道德基础，威胁社会的稳定。而在一个不开放的社会中，压制思想市场则会招致更坏的结果。这是培育和完善中国开放的思想市场的首要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大是大非问题。
　　其次，在培育和完善中国开放的思想市场方面，我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应该向自然科学领域学习。如果说中国的科技界创新不够、模仿居多的话，而社科界则缺乏包容，标新立异有过，求同存异不足。主要表现为同一领域、同一阵营甚至同一所大学对本单位的真知灼见不予支持，不予呼应，使很多优秀的建议和意见付之阙如，难以形成共识便于为政府和企业采纳。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积淀下来的文人相轻观念，使一部分杰出人才和优秀研究成果与历史的机会擦肩而过，实属遗憾，也是思想市场之不幸。与此同时，我们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提出的改革建议却让人大跌眼镜。诸如“延迟退休年龄去做义工”等等，不一而举。面对这些所谓的研究和高论，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名牌大学怎么了？难道堂堂的研究型大学要靠这些噱头在思想市场上哗众取宠吗？
　　第三，培育和完善开放的思想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光荣而艰巨的长期任务。即使在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也需要广开言路和提高认识。目前在中国尤其要注意肃清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观念对建立开放思想市场的影响。我们既不提倡知识分子惟权力马首是瞻，我们更反对有人挟公权力对思想市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是在中国培育和完善开放的思想市场一定要坚守的底线。
　　今日中国，旨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则需要以不同声音的存在为前提。“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何以能实现多样化呢？而没有人才的多样化，又如何建立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呢？
　　由此可见，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契机，“钱学森之问”的“科斯答案”更是“科斯之问”，需要中国真正的学者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并做出认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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