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歌可以发现，东西方在战争文化上存在诸多差异性：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东方主要是保家卫国，西方侧重于暴力扩张；从战争的审美来看，东方尚武，西方嗜血；从对战争的反思来看，东方厌战、渴望和平，西方则对战争无限向往。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东西方的地理条件、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的显著不同。东西方的战争文化特征在当今中外领土争端中得到了强烈的映射。
关键词：古代战争文化；《诗经》；《荷马史诗》；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207.22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88－005
战争始终贯穿着人类社会整个历史，也是各类文学作品重点表现的主题之一。因此，若要穿越时空洞悉古代战争的文化特征，研究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这不仅因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人物和再现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与纪实性的史料比较而言，文学作品更能集中体现作者对战争的态度、立场等核心文化因素。《诗经》和《荷马史诗》分别是古代东西方诗歌艺术的瑰宝，皆为人民集体创作、由后人收集整理而成，时间跨度长、创作群体庞大，两部作品中都有与战争有关的诗篇，这些诗篇其实就是这些诗歌所属民族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是其战争文化内核的集中反映。比较这两者中的战争诗歌，可以窥见东西古代战争文化的异同，为东西方现代战争指导思想、手段运用、战争策略等方面找到若干历史文化依据。
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述略
《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在数量、篇幅、文学特征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首先，在数量和篇幅上，《诗经》中的战争诗数量较多，篇幅短小，内容丰富。根据王宗石先生的观点，《诗经》可以分为三部分：《国风》、《雅诗》和《三颂》。［1］1其中，与征战行戍相关的诗歌共有四十余首，具体分布在：国风之部中的征人差役诗（9篇）、征人差役家属诗（10篇），雅诗之部中的周族历史诗（8篇）、军事狩猎诗（10篇）等，三颂之部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中相关的诗篇等。这些诗章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华夏内部及其与“四夷”之间的军事冲突及社会各阶层民众在烽火遍野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二是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2］如果以战争背景为标准来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是与殷商有关的战争诗；其二是与周王朝有关的战争诗；其三是描写周王朝、诸侯国与四夷之间的战争。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虽然只有《伊利亚特》一首，但是篇幅远比《诗经》中的战争诗要长，长达24卷，约15,693行，各卷的长度从429到909行不等，其“历史背景是旷世十年、规模宏大、给交战双方造成重大创伤的特洛伊战争”。［3］前言1-5因而后世藉此得以了解公元前12世纪末发生在爱琴海的特洛伊战争。
在文学特征方面，《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也有很多差别，主要表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诗经》中的战争英雄形象是婉约、静态的。诗句没有将士奋力拼杀、流血献身的壮举，也无将帅身先士卒的表率。但是战马的精良和弓箭的佩戴却尽显将帅的威武和战士的豪情。这充分体现了东方人性勇武仁厚的含蓄美。《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殊死战斗，侧重对唯勇至上的阳刚美的渲染。与《诗经》中婉约、静态的描写相比，《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刻画强烈而鲜明，是一种直接、动态的描绘。动作的勾画、声音的宣泄使得战斗英雄鲜血淋漓地闯入读者眼帘。
二、《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折射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
1.保家卫国与暴力扩张：战争目的的异同
任何战争活动的开展，都有一定的目的，一般来说，战争的目的大多有两种，或保家卫国，或暴力扩张。透过《诗经》和《荷马史诗》可以看出：西方的战争偏向于暴力扩张，而东方的战争则侧重保卫家园不受侵犯。
《伊里亚特》中所述的特罗伊战争的导火索是特罗伊王子强行抢掠了斯巴达王之妻海伦。而希腊人早已觊觎特罗伊城内肥沃的土地、大量的财宝、艳丽的女人、大批的奴隶和成群的牛羊。理所当然，以统帅阿伽门农为首的希腊联军以夺回海伦为借口，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暴力战争。这场战争目的昭然，在诗中随处可见。例如，希腊联军在洗劫特洛伊港城克律塞后，统帅阿伽门农分到的战利品中便有该城祭司的女儿，祭司带着黄金想赎回女儿遭到了阿伽门农的拒绝，激怒了神射手阿波罗，阿伽门农担心遭到报复，决定归还祭司的女儿，他说：“……不过，你们得给我找一份应该属于我的战礼，以免在所有的阿耳吉维人中，独我一人缺少战争赐予的荣誉——这，何以使得？你们都已见了，我失去了我的战礼。”［3］第一卷5在古希腊人的眼里，战利品正是战争赐予他们的荣誉。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也恰恰反映了古希腊人嗜血好战的精神。
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耕地的破坏或被侵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除了偶尔为之的武力扩张外，多数战争都因侵犯土地、保护土地而起。如《大雅·江汉》：“……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抒发了武士们征伐淮夷，保卫土地的决心。然而，由于周人生活在广袤的黄河流域，生存空间相对比较宽松，战争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保卫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不受蛮夷入侵。人们内心厌恶战争而又不得不战，这种战争多是被动的。因而《诗经》中的战争诗无不充斥着“征夫怨”、“思妇恨”的反战情绪。
2.尚武与嗜血：战争审美的异同
《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均体现了尚武的战争审美观照，但是，《荷马史诗》中的尚武走向极端，变成了嗜血；而《诗经》中的尚武则温柔仁厚、正义昭然。
从审美角度看,《伊利亚特》中处处可见一种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极端的审美观照。这是一种崇“力”的尚武精神，战争的悲壮及美感在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方式中得以渲染，使得原本的喋血暴力充满着诗画意境。如描写两军格斗场面：“两军相遇，激战在屠人的沙场上，盾牌和枪矛铿锵碰撞，身披铜甲的武士竞相搏杀，中心突鼓的皮盾挤来压去，战斗的喧嚣一阵阵地呼响；痛苦的哀叫伴和着胜利的呼声，杀人者的呼声，泥地上碧血殷红。”[3]155正是这种使得血腥厮杀变得赏心悦目的描写突显了古希腊人嗜血好战、唯力是勇的尚武精神。 《诗经》中对尚武好战的描写显得婉转温和。例如《诗经》中的战争诗从来不直接描写战斗场面，从来没有厮杀、格斗、流血和死亡，诗中只见旌旗干戈、战马腾骧和凯旋欢庆，充分表现出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特点。［4］此外，借助比喻、想象等修辞手段对战车战马的描写既气势磅礴，又细致入微。如《诗经·常武》中对威武王师的描写，“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5］128又如《秦风·小戎》中对战马之壮的描汇：“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等等。［5］321沙场征戎在读者眼前呈现出庄重温和的画面。因而与《荷马史诗》相比，战场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场面被回避了，流露出一种节制有度、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含蓄美。
3.思妇恨与英雄颂：战争反思的异同
《诗经》和《荷马史诗》都表现出对战争的反思，所不同的是，《荷马史诗》单纯歌颂英雄，而《诗经》除了描写战争英雄，还把笔触伸向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表现出厌战痛战、热爱和平的思想。
和生活在广袤富饶之区域的汉民族不同的是，生活在岛国的古希腊人崇尚战争。因为战争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3］9勇士们知晓战争是他们改善生活、改变人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而战争英雄在《伊利亚特》中被极大地颂扬，“战争出英雄”的逻辑在古希腊被演绎得异常完美。为了成为英雄，兵勇们不惜扭曲本性，嗜血好战，仓促一生。如《伊利亚特》中刻画的英雄之一阿喀琉斯，神谕说他有两种命运：其一是如果他呆在家中不参加战斗,则可颐养天年,多子多福；其二是如果他要上战场,虽可取得无上荣光,但注定英年早逝。为了成就其英雄之名，阿喀琉斯毅然选择了后者。［6］
从内容上看，《诗经》中对战争的描写笔触更为宽广。《诗经》中的战争诗除了直接描写战争过程及场面外，还写到了因战争导致的征夫怨、思妇恨、父子悲、亲人痛等内容。如表达武士对遥遥无期的战事忧伤感叹的诗句“不我以归，忧心有仲”、“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易至哉”，及对漫漫征途中忍饥挨饿哀叹的诗句“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还有表达对远征丈夫之痛心思念的诗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瘫”。朱东润先生曾言：“自《诗》三百篇言之，吾国人之厌恶战争，不乐从军者，处处可见……”［7]这些描述动荡、给人民带来无限哀怨和满腹凄苦的诗句反映了东方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渴望平静生活、厌恶战争的思想。
三、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探源
《诗经》和《荷马史诗》中战争诗体现出来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创作者兴致使然，而是源于地理条件、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强烈反差。
1.地理条件的不同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指出：每一民族的气质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点，这些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完全消失。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不可磨灭的。［8］
产生《荷马史诗》的地区为地中海沿岸的一片岛屿，生存空间相对狭隘，因此，古希腊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无限的大海，把航海和经商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岛外人口的不断涌入，这片原本贫瘠的地区变得更加拥挤。对外扩张生存空间成为古希腊人不可抑制的需求。而战争则是对外扩张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在《伊利亚特》中，处处可见希腊联军乘着海船进攻特洛伊的情景。如“俄底修斯，像宙斯一样精擅谋略的首领，统掌这支军伍，带来十二条海船，船首涂得鲜红。安德莱蒙之子索阿斯统领着埃托利亚人……他带来了四十条乌黑的海船”。［3］45古希腊人把战争看作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改善生存条件的主要途径。因此，古希腊人的尚武精神是一种暴力掠夺、唯强是勇的战斗精神。
孕育《诗经》的汉民族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耕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汉民族寄全部的希望在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有收获才有生活的幸福，是那个时代不争的事实，任何威胁其生存环境的行为都将不被容忍。因而在《诗经》中，我们读到的战争诗歌多反映的是抵御蛮夷入侵，保卫土地不受侵犯的内容。如《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1］486写的是周宣王命大臣南仲征战匈奴，保卫疆土的事件。
资源匮乏、空间狭窄的岛屿地理环境塑造了西方的进攻型战争文化特征，而物产丰饶、自给自足的大陆地理环境则养成了东方防御型战争文化特征。
2.政治意识的差异
古希腊社会和汉民族社会的战争现象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的战争与社会伦理道德毫无关系，而后者的战争却受社会伦理道德的牵制。
“由于希腊城邦间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个城邦就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互不隶属，在社会经济或军事需要的情况下结成暂时的联盟，联盟成员一般情况下均保持平等地位。”［9］因此，这种本质上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契约关系成为古希腊社会根本的政治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单纯的法律关系，而一旦上层建筑的根基——私有财产受到侵犯，这种社会关系便立刻土崩瓦解，最终用惨无人道的战争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何在古希腊社会战争不会受制于社会道德伦理制约的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反映出来的战争是一种无节制的，具有极端嗜血好战的审美观照。
古代中国历来实行帝王中央集权统治，各诸侯雄霸一方。然而，帝王和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或是一种家族式的血缘关系，或是帝王将相之间的纯君臣关系。无论是哪一种关系，都最终使得这种带有社会道德伦理色彩的政治关系成为以农耕为主社会的上层建筑，逐渐发展成为整个民族的社会政治意识。而作为社会政治工具的战争，无疑受到社会道德伦理的牵制。在《诗经》中敦厚人伦的精神，正是由周代以姬姓为主体大规模分封而派生出来的宗法制度；由宗法制度而派生出的宗法道德血缘亲情的体现。［10］因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战争，殖民扩张性质的也好，保家卫国性质的也罢，伦理色彩总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来。这一文化特质成为此后儒家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和兵家的道德伦理意识的源头。血缘意识和伦理意识的社会化、政治化造成的战争道德化，也是汉民族尚武好战的程度不如古希腊民族的重要因素。［11］ 3.社会文化的反差
不同的社会文化孕育着不同的民族性格。古希腊人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存方式造就了古希腊人奋发向上、勇于探险、不畏风暴的性格特征。因此，古希腊人极具英雄气概，过分夸大人的力量以至于把人的力量神灵化。由此创造了让世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古希腊神话，成为古希腊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特征。在《伊利亚特》中，人的力量无法解决的事往往会借助神的帮助。如女神争斗：“在船上站定，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尖利、刺耳，把巨大的勇力注入每一个阿开亚人的心胸，要他们奋勇拼杀，不屈不挠地战斗。”［3］216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城邦又孕育了古希腊人崇尚自由、注重人本主义、在意人生价值的实现的社会文化特质。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孕育了古希腊人积极索取的开放个性和自由精神，也成为古希腊人嗜血好战精神的社会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在古代东方，君主被视为神的代表或后裔，处在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据叶舒宪所述，在尹氏为政的西周时期，一种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伦理思想直接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尹寺之人炮制出来，那就是“柔”的思想。“柔”的道德主要指一种恭谨顺从的品格。而儒家学者们从《诗》三百中概括而出的诗教原理以“温柔敦厚”为本，无疑是对尹氏集团标榜的“柔”的倾向的自觉继承和发扬。［12］也就是说如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也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至少是《诗经》时代的思想文化。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伦理正是顺应了帝王集权政治体制的需求，是对人性的一种超越自然的改造。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导致《诗经》中对战争的描写尽显婉转、节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古代中西战争文化差异的现代映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战争文化在战争目的、战争审美、战争反思等方面南辕北辙、迥然有异。这样的战争文化差异在自荷马时代之后的岁月长河中一直在诸例中西战事中得到明显反映，如明代的东南沿海抗倭战争、近代的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都是西方战争文化中嗜血、强掠和东方战争文化中保家卫国的映射。就是在看似和平的现代，东西战争文化差异在中外领土争端也得到明显映射。中国在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则体现了鲜明的厌战、热爱和平的东方战争文化特征。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完全西化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冒进恰恰反映了西方嗜血好战的战争文化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连挑起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战争也反映出西方国家好战、侵略成性的战争文化本性；而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政治问题，主张用对话代替武力的政治倾向也折射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战争文化特性。中西方在处理政治分歧和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差异性都可在《荷马史诗》和《诗经》中追溯到其文化源头。
参考文献：
［1］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佘正松,周晓琳.《诗经》的接受与影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
［3］荷马.伊利亚特［M］.陈中梅，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4］赵沛霖.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175.
［5］靳勇，等,注译.诗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
［6］彭秋实.荷马史诗与《诗经》中战争诗的美学风格比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7］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134-135.
［8］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171.
［9］由嵘.外国法制史（第二版）［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63.
［10］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11］倪乐雄.东西方战争文化的原型蠡测—“荷马史诗”与《诗经》比较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1994,(11).
［1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97-198.
关键词：古代战争文化；《诗经》；《荷马史诗》；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I207.222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88－005
战争始终贯穿着人类社会整个历史，也是各类文学作品重点表现的主题之一。因此，若要穿越时空洞悉古代战争的文化特征，研究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这不仅因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人物和再现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与纪实性的史料比较而言，文学作品更能集中体现作者对战争的态度、立场等核心文化因素。《诗经》和《荷马史诗》分别是古代东西方诗歌艺术的瑰宝，皆为人民集体创作、由后人收集整理而成，时间跨度长、创作群体庞大，两部作品中都有与战争有关的诗篇，这些诗篇其实就是这些诗歌所属民族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是其战争文化内核的集中反映。比较这两者中的战争诗歌，可以窥见东西古代战争文化的异同，为东西方现代战争指导思想、手段运用、战争策略等方面找到若干历史文化依据。
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述略
《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在数量、篇幅、文学特征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首先，在数量和篇幅上，《诗经》中的战争诗数量较多，篇幅短小，内容丰富。根据王宗石先生的观点，《诗经》可以分为三部分：《国风》、《雅诗》和《三颂》。［1］1其中，与征战行戍相关的诗歌共有四十余首，具体分布在：国风之部中的征人差役诗（9篇）、征人差役家属诗（10篇），雅诗之部中的周族历史诗（8篇）、军事狩猎诗（10篇）等，三颂之部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中相关的诗篇等。这些诗章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华夏内部及其与“四夷”之间的军事冲突及社会各阶层民众在烽火遍野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二是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2］如果以战争背景为标准来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是与殷商有关的战争诗；其二是与周王朝有关的战争诗；其三是描写周王朝、诸侯国与四夷之间的战争。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虽然只有《伊利亚特》一首，但是篇幅远比《诗经》中的战争诗要长，长达24卷，约15,693行，各卷的长度从429到909行不等，其“历史背景是旷世十年、规模宏大、给交战双方造成重大创伤的特洛伊战争”。［3］前言1-5因而后世藉此得以了解公元前12世纪末发生在爱琴海的特洛伊战争。
在文学特征方面，《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也有很多差别，主要表现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诗经》中的战争英雄形象是婉约、静态的。诗句没有将士奋力拼杀、流血献身的壮举，也无将帅身先士卒的表率。但是战马的精良和弓箭的佩戴却尽显将帅的威武和战士的豪情。这充分体现了东方人性勇武仁厚的含蓄美。《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殊死战斗，侧重对唯勇至上的阳刚美的渲染。与《诗经》中婉约、静态的描写相比，《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刻画强烈而鲜明，是一种直接、动态的描绘。动作的勾画、声音的宣泄使得战斗英雄鲜血淋漓地闯入读者眼帘。
二、《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折射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
1.保家卫国与暴力扩张：战争目的的异同
任何战争活动的开展，都有一定的目的，一般来说，战争的目的大多有两种，或保家卫国，或暴力扩张。透过《诗经》和《荷马史诗》可以看出：西方的战争偏向于暴力扩张，而东方的战争则侧重保卫家园不受侵犯。
《伊里亚特》中所述的特罗伊战争的导火索是特罗伊王子强行抢掠了斯巴达王之妻海伦。而希腊人早已觊觎特罗伊城内肥沃的土地、大量的财宝、艳丽的女人、大批的奴隶和成群的牛羊。理所当然，以统帅阿伽门农为首的希腊联军以夺回海伦为借口，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暴力战争。这场战争目的昭然，在诗中随处可见。例如，希腊联军在洗劫特洛伊港城克律塞后，统帅阿伽门农分到的战利品中便有该城祭司的女儿，祭司带着黄金想赎回女儿遭到了阿伽门农的拒绝，激怒了神射手阿波罗，阿伽门农担心遭到报复，决定归还祭司的女儿，他说：“……不过，你们得给我找一份应该属于我的战礼，以免在所有的阿耳吉维人中，独我一人缺少战争赐予的荣誉——这，何以使得？你们都已见了，我失去了我的战礼。”［3］第一卷5在古希腊人的眼里，战利品正是战争赐予他们的荣誉。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也恰恰反映了古希腊人嗜血好战的精神。
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耕地的破坏或被侵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除了偶尔为之的武力扩张外，多数战争都因侵犯土地、保护土地而起。如《大雅·江汉》：“……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抒发了武士们征伐淮夷，保卫土地的决心。然而，由于周人生活在广袤的黄河流域，生存空间相对比较宽松，战争的主要目的仍旧是保卫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不受蛮夷入侵。人们内心厌恶战争而又不得不战，这种战争多是被动的。因而《诗经》中的战争诗无不充斥着“征夫怨”、“思妇恨”的反战情绪。
2.尚武与嗜血：战争审美的异同
《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均体现了尚武的战争审美观照，但是，《荷马史诗》中的尚武走向极端，变成了嗜血；而《诗经》中的尚武则温柔仁厚、正义昭然。
从审美角度看,《伊利亚特》中处处可见一种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极端的审美观照。这是一种崇“力”的尚武精神，战争的悲壮及美感在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方式中得以渲染，使得原本的喋血暴力充满着诗画意境。如描写两军格斗场面：“两军相遇，激战在屠人的沙场上，盾牌和枪矛铿锵碰撞，身披铜甲的武士竞相搏杀，中心突鼓的皮盾挤来压去，战斗的喧嚣一阵阵地呼响；痛苦的哀叫伴和着胜利的呼声，杀人者的呼声，泥地上碧血殷红。”[3]155正是这种使得血腥厮杀变得赏心悦目的描写突显了古希腊人嗜血好战、唯力是勇的尚武精神。 《诗经》中对尚武好战的描写显得婉转温和。例如《诗经》中的战争诗从来不直接描写战斗场面，从来没有厮杀、格斗、流血和死亡，诗中只见旌旗干戈、战马腾骧和凯旋欢庆，充分表现出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特点。［4］此外，借助比喻、想象等修辞手段对战车战马的描写既气势磅礴，又细致入微。如《诗经·常武》中对威武王师的描写，“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5］128又如《秦风·小戎》中对战马之壮的描汇：“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等等。［5］321沙场征戎在读者眼前呈现出庄重温和的画面。因而与《荷马史诗》相比，战场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场面被回避了，流露出一种节制有度、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含蓄美。
3.思妇恨与英雄颂：战争反思的异同
《诗经》和《荷马史诗》都表现出对战争的反思，所不同的是，《荷马史诗》单纯歌颂英雄，而《诗经》除了描写战争英雄，还把笔触伸向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表现出厌战痛战、热爱和平的思想。
和生活在广袤富饶之区域的汉民族不同的是，生活在岛国的古希腊人崇尚战争。因为战争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3］9勇士们知晓战争是他们改善生活、改变人生、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而战争英雄在《伊利亚特》中被极大地颂扬，“战争出英雄”的逻辑在古希腊被演绎得异常完美。为了成为英雄，兵勇们不惜扭曲本性，嗜血好战，仓促一生。如《伊利亚特》中刻画的英雄之一阿喀琉斯，神谕说他有两种命运：其一是如果他呆在家中不参加战斗,则可颐养天年,多子多福；其二是如果他要上战场,虽可取得无上荣光,但注定英年早逝。为了成就其英雄之名，阿喀琉斯毅然选择了后者。［6］
从内容上看，《诗经》中对战争的描写笔触更为宽广。《诗经》中的战争诗除了直接描写战争过程及场面外，还写到了因战争导致的征夫怨、思妇恨、父子悲、亲人痛等内容。如表达武士对遥遥无期的战事忧伤感叹的诗句“不我以归，忧心有仲”、“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易至哉”，及对漫漫征途中忍饥挨饿哀叹的诗句“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还有表达对远征丈夫之痛心思念的诗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瘫”。朱东润先生曾言：“自《诗》三百篇言之，吾国人之厌恶战争，不乐从军者，处处可见……”［7]这些描述动荡、给人民带来无限哀怨和满腹凄苦的诗句反映了东方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渴望平静生活、厌恶战争的思想。
三、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探源
《诗经》和《荷马史诗》中战争诗体现出来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创作者兴致使然，而是源于地理条件、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强烈反差。
1.地理条件的不同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指出：每一民族的气质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点，这些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完全消失。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不可磨灭的。［8］
产生《荷马史诗》的地区为地中海沿岸的一片岛屿，生存空间相对狭隘，因此，古希腊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无限的大海，把航海和经商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岛外人口的不断涌入，这片原本贫瘠的地区变得更加拥挤。对外扩张生存空间成为古希腊人不可抑制的需求。而战争则是对外扩张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在《伊利亚特》中，处处可见希腊联军乘着海船进攻特洛伊的情景。如“俄底修斯，像宙斯一样精擅谋略的首领，统掌这支军伍，带来十二条海船，船首涂得鲜红。安德莱蒙之子索阿斯统领着埃托利亚人……他带来了四十条乌黑的海船”。［3］45古希腊人把战争看作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改善生存条件的主要途径。因此，古希腊人的尚武精神是一种暴力掠夺、唯强是勇的战斗精神。
孕育《诗经》的汉民族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耕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汉民族寄全部的希望在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有收获才有生活的幸福，是那个时代不争的事实，任何威胁其生存环境的行为都将不被容忍。因而在《诗经》中，我们读到的战争诗歌多反映的是抵御蛮夷入侵，保卫土地不受侵犯的内容。如《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1］486写的是周宣王命大臣南仲征战匈奴，保卫疆土的事件。
资源匮乏、空间狭窄的岛屿地理环境塑造了西方的进攻型战争文化特征，而物产丰饶、自给自足的大陆地理环境则养成了东方防御型战争文化特征。
2.政治意识的差异
古希腊社会和汉民族社会的战争现象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的战争与社会伦理道德毫无关系，而后者的战争却受社会伦理道德的牵制。
“由于希腊城邦间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个城邦就是一个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互不隶属，在社会经济或军事需要的情况下结成暂时的联盟，联盟成员一般情况下均保持平等地位。”［9］因此，这种本质上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契约关系成为古希腊社会根本的政治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单纯的法律关系，而一旦上层建筑的根基——私有财产受到侵犯，这种社会关系便立刻土崩瓦解，最终用惨无人道的战争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何在古希腊社会战争不会受制于社会道德伦理制约的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反映出来的战争是一种无节制的，具有极端嗜血好战的审美观照。
古代中国历来实行帝王中央集权统治，各诸侯雄霸一方。然而，帝王和各诸侯之间的关系或是一种家族式的血缘关系，或是帝王将相之间的纯君臣关系。无论是哪一种关系，都最终使得这种带有社会道德伦理色彩的政治关系成为以农耕为主社会的上层建筑，逐渐发展成为整个民族的社会政治意识。而作为社会政治工具的战争，无疑受到社会道德伦理的牵制。在《诗经》中敦厚人伦的精神，正是由周代以姬姓为主体大规模分封而派生出来的宗法制度；由宗法制度而派生出的宗法道德血缘亲情的体现。［10］因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战争，殖民扩张性质的也好，保家卫国性质的也罢，伦理色彩总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来。这一文化特质成为此后儒家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和兵家的道德伦理意识的源头。血缘意识和伦理意识的社会化、政治化造成的战争道德化，也是汉民族尚武好战的程度不如古希腊民族的重要因素。［11］ 3.社会文化的反差
不同的社会文化孕育着不同的民族性格。古希腊人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存方式造就了古希腊人奋发向上、勇于探险、不畏风暴的性格特征。因此，古希腊人极具英雄气概，过分夸大人的力量以至于把人的力量神灵化。由此创造了让世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古希腊神话，成为古希腊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特征。在《伊利亚特》中，人的力量无法解决的事往往会借助神的帮助。如女神争斗：“在船上站定，发出一声可怕的喊叫，尖利、刺耳，把巨大的勇力注入每一个阿开亚人的心胸，要他们奋勇拼杀，不屈不挠地战斗。”［3］216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城邦又孕育了古希腊人崇尚自由、注重人本主义、在意人生价值的实现的社会文化特质。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孕育了古希腊人积极索取的开放个性和自由精神，也成为古希腊人嗜血好战精神的社会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在古代东方，君主被视为神的代表或后裔，处在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据叶舒宪所述，在尹氏为政的西周时期，一种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伦理思想直接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尹寺之人炮制出来，那就是“柔”的思想。“柔”的道德主要指一种恭谨顺从的品格。而儒家学者们从《诗》三百中概括而出的诗教原理以“温柔敦厚”为本，无疑是对尹氏集团标榜的“柔”的倾向的自觉继承和发扬。［12］也就是说如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也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至少是《诗经》时代的思想文化。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伦理正是顺应了帝王集权政治体制的需求，是对人性的一种超越自然的改造。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导致《诗经》中对战争的描写尽显婉转、节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古代中西战争文化差异的现代映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战争文化在战争目的、战争审美、战争反思等方面南辕北辙、迥然有异。这样的战争文化差异在自荷马时代之后的岁月长河中一直在诸例中西战事中得到明显反映，如明代的东南沿海抗倭战争、近代的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都是西方战争文化中嗜血、强掠和东方战争文化中保家卫国的映射。就是在看似和平的现代，东西战争文化差异在中外领土争端也得到明显映射。中国在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则体现了鲜明的厌战、热爱和平的东方战争文化特征。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完全西化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冒进恰恰反映了西方嗜血好战的战争文化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连挑起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战争也反映出西方国家好战、侵略成性的战争文化本性；而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政治问题，主张用对话代替武力的政治倾向也折射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战争文化特性。中西方在处理政治分歧和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差异性都可在《荷马史诗》和《诗经》中追溯到其文化源头。
参考文献：
［1］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佘正松,周晓琳.《诗经》的接受与影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
［3］荷马.伊利亚特［M］.陈中梅，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4］赵沛霖.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二十世纪诗经研究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175.
［5］靳勇，等,注译.诗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
［6］彭秋实.荷马史诗与《诗经》中战争诗的美学风格比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7］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134-135.
［8］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171.
［9］由嵘.外国法制史（第二版）［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63.
［10］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11］倪乐雄.东西方战争文化的原型蠡测—“荷马史诗”与《诗经》比较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1994,(11).
［1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