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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的真实抵达艺术的真实
——对艾蔻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艺术能量的解析
诗人艾蔻是我所熟悉的，她的诗歌非常接地气，常常会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存在以及气场。最近，她的《白求恩与黄石口村》获得了中国诗歌网杯“美丽河北，名村古镇”诗歌大赛的特等奖。艾蔻的这首长诗写的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国际主义抗战义士——白求恩，还写了中国大地上一个普通的乡村——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村。我不由猜想，一个地域和一个人物之间会发生怎样强烈的精神联系，并在一定的时空中推出历史人物的精神气场。于是，我不禁想通过对艾蔻《白求恩與黄石口村》艺术能量的分析，寻找从个案证明诗歌的精神探索和意义。
伟人毛泽东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写过一篇《纪念白求恩》，用雄健的笔调称赞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还称赞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通过阅读政论文《纪念白求恩》和艾蔻的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笔下的白求恩和艾蔻笔下的白求恩是有区别的。艾蔻笔下的白求恩是细节的白求恩，是有性格的白求恩，是具备诗歌美的白求恩。
现代诗中的叙述对于现代诗歌是重要的，因为叙述中的“风景”可以代替作者的抒情，抵达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在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中，白求恩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诗歌开头就“告诉”读者，白求恩喜欢裸泳，用自己的身体“拥抱”唐县的唐河，拥抱中国这个当时正在被侵略的国家。因为热爱，白求恩“从四十八岁半游回九岁六个月零七天”，而后，静静地躺在中国大地上，安息。艾蔻和其他诗人不一样，她不习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从哲学到哲学，从理念到理念，而常常会在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几个有内涵人物的真实中，把自己“分解”，而后凝结出诗意来。或者会有读者认为艾蔻的诗歌是写实的，会有局限于生活图像之虞，岂不知，用写实的手法也可以彰显出瑰丽的象征和暗喻。《白求恩与黄石口村》确实是用回忆的手法来再现抗战中的白求恩形象，诗歌的整体彰显了人性的正能量——爱。这首长诗里的爱如此博大，可以超越种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樊篱！
《白求恩与黄石口村》是一首叙事长诗，诗歌节奏鲜明地表现了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情形：从白求恩的真实细节“喜欢裸泳”，到他“打赤脚，咬着烟卷晒太阳”；从认识红军战士小何，到终于学会了煮鸡蛋；从认识村民老赵，到“两天两夜，他大醉酩酊”；从“手术室”破庙的简陋，到破庙中的手术，“太阳变换角度，破洞溜进来的光/就是无影灯，他坐在手术台边”从悲怆的太行山，到几乎疯子一般工作的白求恩；从偏执的大雪，到白求恩抢救伤员时被细菌感染；从诗人对白求恩内心世界的挖掘，到对白求恩生命本质的呈现……长诗的叙述是跌宕起伏的，长诗的细节是令人难忘的，长诗对白求恩形象的再塑造是令人信服的。作者是以“生活流”来写白求恩的，是让生活回到白求恩身上（当然，这样的生活流，也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诗人做了精心取舍），让生活中白求恩的个人言行去展现更加真实的诗歌里的白求恩，绝对不用现成的概念去生硬地图解白求恩。
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是多角度地“解剖”白求恩的：有从外部对白求恩的观察，也有白求恩本人的自我反省；有对白求恩的描述，也有对白求恩和战士小何之间以及村民之间关系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有徐缓的真实生活场面以及河北民俗的呈现，更有白求恩性情抵达极致的爆发。在白求恩身上爆发的，不仅是国际主义精神，更有白求恩本人的性格，因为“白求恩”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论是诗歌，还是别的文学体裁，唯有真实，才能深切地打动读者。白求恩本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诗人并没有回避白求恩的缺点，长诗里写了白求恩酗酒，写了他会发脾气甚至骂人，“乱敲寡妇门的醉汉是自己/从山上滚到马丁营地的是自己/听不懂汉语，用英语骂娘的是自己”。作者力图再现生活里真实的白求恩，写出一个有“缺点”的白求恩，在“缺点”的后面，站着具有伟大灵魂的白求恩。白求恩是自省的，是与自己的缺点做着坚决斗争的，正是因为如此，白求恩才显得真实而伟大。
在这首长诗里，诗人显然是善于“物化”自然的，善于把人的心态和大自然融合，如这首长诗的开头便是一个动态描写——白求恩在唐河游泳，“从唐县黄石口村跳进唐河/然后是鱼、水草、微生物”，诗人还十分善于化境，把诗歌的主人公白求恩置身于内在和外在的尖锐矛盾中去考量，“他必须才华横溢/痴迷艺术，热衷于颠覆传统医学”，“他必须身患重病，频频与死神招手/在濒死的绝望中拯救自己”，“他必须成为斗士，离经叛道/他必须持续高烧，辗转不同国家”。白求恩宁可为信念去死，也绝不苟活；宁可在澎湃激荡的生活里死去，也绝不去享受无所事事的安静。这首长诗虽然长，却动静有致，节奏鲜明，诗的语言和结构随着白求恩的呼吸而呼吸，随着白求恩的颤栗而颤栗，一直到白求恩因公殉职在黄石口村，才画上震撼人心的句号。
白求恩的伟大，凝聚在他自觉的献身精神，诗人热情讴歌了白求恩的伟大，可以说，是“牺牲精神”构成这首长诗的人性美。诗人艾蔻十分善于刻画诗歌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了接近内心独白的手法去刻画白求恩的伟大精神，“他，自不量力的疯子/恨不得把别人身上所有的痛/全都掏出来，放到自己的兜里。”白求恩对每一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疗其伤，痛其痛，“他把坏死的组织，放进自己的兜里/他把取出的弹片，放进自己的兜里/他把截断的腿和胳膊，放进自己的兜里”。从这首诗歌来说，诗歌文本里荡漾着的人性力量是无限的，诗歌里的白求恩像是一只从加拿大飞来的美丽的白鸽，而中国唐县的黄石口村则是黄色的，像是中国广袤的黄土地，由于人性气场的强大，二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白亦黄，黄亦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震撼和人性思考，可以激发读者对战争与和平、幸福与牺牲……进行处于事物两端之间如何过度的思考，从而以生活的真实抵达艺术的真实。 爱到深处也无声
——解析孟醒石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的史诗特色
中国诗歌网杯“美丽河北，名村古镇”诗歌大赛另一位特等奖获得者孟醒石的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使我又一次受到强烈的审美震撼。艾蔻和孟醒石的获奖作品，都是长诗，都取材于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两首长诗都有较深刻的历史文化深度，但诗歌风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艾蔻的长诗在审美细节上经营得更多一些，而孟醒石的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则侧重于历史素材的整体把握，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冷静的叙述上。可以说，两位的作品，像是双子塔互相映照，是此次诗歌大奖赛的动人风景。
把孟醒石的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和艾蔻的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孟醒石诗歌的史诗特点更鲜明一些，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性格。史诗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传播知识，而是通过个体反映共体来呈现鲜明的民族性格。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所截取的“诗歌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正定县。叙述主体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他在日寇全面侵华前抵达正定县，对此县境内的寺院建筑等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和开掘。诗人通过叙述梁思成这个文化人物的文化行为，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内涵。从历史素材来看，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截取的历史长度，虽然仅是抗战前的一段，但长诗所抵达的文化长度，却可以投影到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和历史文化思考。
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但从艺术表达来看，诗人却回避了直接抒情，而是采用了侧笔，曲径通幽。这首长诗没有描写正面战场上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者的血拼，而是把笔墨集中到中国河北正定县“根植于唐宋，成长于元明；衰落于晚清，涅槃于民国”的隆兴寺。可以说，一个寺院的历史，承载了半部中国通史，隆兴寺跌宕起伏的命运一如跌宕起伏的中国，有过强大和辉煌，也有被人欺负的历史，但她一直是根深叶茂的，即使是遇到短暂的低迷，也会自己从低谷里走出来，再次兴旺。人如事，事如人，诗歌里的梁思成就是这样一位坚忍不拔的历史人物，梁思成有着一颗热爱中华文化的赤子之心，他的血脉的温度和中华民族的温度是相通的。梁思成因为“去天安门参加‘国耻日’活动/被军阀的汽车撞倒，右腿骨折”，他的身体虽然略有残疾，但是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正是因为梁思成具有强大的气场，才能在战争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像一只骄傲的海燕，从北平飞到文化古城正定。尽管旅程艰难，他依然前往，因为正定县有着民族文化的脉搏，宗教寺院里隐含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在“兵荒马乱的四月天，告别亲爱的林徽因/沿着平汉铁路，向正定奔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临危不惧的梁思成，是一位心中有中华文化根系的梁思成。
在我的阅读中，凡是史诗，都有明晰的内部结构。我认为长诗的结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结构，另一种是外在结构，前者作者在场，以“我”为中心进行叙述和推进，主观抒情性要强一些；后者则是在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在时空移动之中呈现真理之光，其冷静叙述的色彩更浓一些。写长诗的诗人在写作实践中，往往会把热烈的抒情和冷静的叙述相结合，否则，就会出现“散文化”的尴尬。孟醒石是一位有实力的诗人，在《梁思成出正定记》中，虽然整体上是冷静的叙述，但每一节都饱含着抒情，如在第一节，“還有史笔，记录下一位青年心中的惊雷闪电”，彰显了民国年间爱国青年的热忱。在第二节，“留美，赴欧，东北，华北，这让他的榫头对准了卯眼/古典建筑法式，营造出现代爱情的凄美”，这就表现出一位爱国学者和中华民族母体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母子之间爱的博大。第三节“记忆如同城墙上的荒草/被一场大雨激活/原来，上苍早在每位国人体内/修筑长城”，表达了传统文化内在的坚韧性和群众性。文化即人，人即文化，每位国人都站在侵略者的刺刀前，就会形成一排排不倒的长城！第四节，“越是乱世，越要营造/急需重修的，不仅是记忆，还有人心”，这就强调了人心建构的重要性。第五节，“斗拱就是古建筑的脊椎，承载了庙宇和民间的屋顶/支撑起华北的天空！”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延伸，呼唤民众重建长城！第六节，“顶部，与斗拱合影，恰巧与‘林下美人’的传奇对应”，完成了对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爱情的赞颂。第七节，“与侵略者的飞机坦克赛跑，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彰显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为了保护祖国文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
在史诗写作中，有正笔，也有侧笔。史诗的主体叙述是正笔，在史诗中穿插其他“零部件”即为侧笔。作为一首优秀的长诗，主笔和侧笔总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孟醒石显然深谙此道，在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中使用了引用、诠释、画外音、心理探究等表现手法，把主体叙述衬托得更加丰满，诗歌意象精彩纷呈。如长诗的第二节有对生命价值的议论，“有人忍气吞声，不过苟活了八九十年/有人巧言令色，不过写了几段鬼狐传”，由此，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呢？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通过梁思成对中华文物的痴爱以及保护的实践来做答。还有长诗第二节中，作者在表现异族的文化侵略时，用“移情”手法，再现了梁思成忧国忧民的心理状态，“总有一台打夯机在拍打他的脑袋，猛劲地把他往里/频繁的节奏，与心跳对立，响一次，他的记忆/便被淹没一次”，可以说，外敌压迫的紧张感，激发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勇敢和无畏，梁思成感到，再不去正定就来不及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正定。
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的主体叙述是写实的，写出了爱国知识分子梁思成在抗战期间奔赴正定进行文化保护的来龙去脉，但在人物和正定文物的命运上，则不动声色地运用了暗喻和象征。比如主要人物梁思成，他的脊背是受过伤的，他却用伤痛之体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工作，用生命个体去感受中华母体的巍峨。再就是对正定寺院斗拱的描写，提示读者，精美的建筑，即使是未被外敌毁坏，也会在时光中破损，需要及时修复和重建。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对于民族文化的爱，是博大的正能量，犹如长江黄河一般宽阔，在这样的主格调之外，作者还精心营造了另一种感人的爱——男女之爱，诗歌里一直流淌着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溪流。二人之间的爱，不仅在于郎才女貌，不仅在于两人均有扎实的文化根基，而在于双方用爱情互相取暖和擦亮；当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需要献身和牺牲时，毫不犹豫地把自我奉献……于是，爱情就得到了更加美丽的印证和升华。林徽因支持丈夫的工作，支持他到正定，后来又陪着丈夫再赴正定，二人在正定过的是简陋生活，“在穷乡僻壤四处奔波/住鸡毛小店坐骡车”，但他们却不停地整理古建筑的法式、史料，做出维护古建筑的规划和营造……在这个过程中，夫妻俩心心相印，共返母体；夫妻俩尽心保护的，哪里只是古建筑群，分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啊。
一首优秀诗歌的诞生不是偶然的，除了作者的悟性外，还有民族的文化基因沉淀和实践意义上的宗教精神。诗人孟醒石在诗歌的第六节涉猎到了宗教文化“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由此想到了“不死不灭，不缺不圆”八个字，以作为对这首优秀诗歌的回音。感谢诗人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创作了扎根于中华沃土的优秀诗歌，使得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足够的敬畏，进而产生将其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感。
——对艾蔻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艺术能量的解析
诗人艾蔻是我所熟悉的，她的诗歌非常接地气，常常会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存在以及气场。最近，她的《白求恩与黄石口村》获得了中国诗歌网杯“美丽河北，名村古镇”诗歌大赛的特等奖。艾蔻的这首长诗写的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国际主义抗战义士——白求恩，还写了中国大地上一个普通的乡村——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村。我不由猜想，一个地域和一个人物之间会发生怎样强烈的精神联系，并在一定的时空中推出历史人物的精神气场。于是，我不禁想通过对艾蔻《白求恩與黄石口村》艺术能量的分析，寻找从个案证明诗歌的精神探索和意义。
伟人毛泽东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写过一篇《纪念白求恩》，用雄健的笔调称赞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还称赞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通过阅读政论文《纪念白求恩》和艾蔻的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笔下的白求恩和艾蔻笔下的白求恩是有区别的。艾蔻笔下的白求恩是细节的白求恩，是有性格的白求恩，是具备诗歌美的白求恩。
现代诗中的叙述对于现代诗歌是重要的，因为叙述中的“风景”可以代替作者的抒情，抵达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在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中，白求恩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诗歌开头就“告诉”读者，白求恩喜欢裸泳，用自己的身体“拥抱”唐县的唐河，拥抱中国这个当时正在被侵略的国家。因为热爱，白求恩“从四十八岁半游回九岁六个月零七天”，而后，静静地躺在中国大地上，安息。艾蔻和其他诗人不一样，她不习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从哲学到哲学，从理念到理念，而常常会在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几个有内涵人物的真实中，把自己“分解”，而后凝结出诗意来。或者会有读者认为艾蔻的诗歌是写实的，会有局限于生活图像之虞，岂不知，用写实的手法也可以彰显出瑰丽的象征和暗喻。《白求恩与黄石口村》确实是用回忆的手法来再现抗战中的白求恩形象，诗歌的整体彰显了人性的正能量——爱。这首长诗里的爱如此博大，可以超越种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樊篱！
《白求恩与黄石口村》是一首叙事长诗，诗歌节奏鲜明地表现了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情形：从白求恩的真实细节“喜欢裸泳”，到他“打赤脚，咬着烟卷晒太阳”；从认识红军战士小何，到终于学会了煮鸡蛋；从认识村民老赵，到“两天两夜，他大醉酩酊”；从“手术室”破庙的简陋，到破庙中的手术，“太阳变换角度，破洞溜进来的光/就是无影灯，他坐在手术台边”从悲怆的太行山，到几乎疯子一般工作的白求恩；从偏执的大雪，到白求恩抢救伤员时被细菌感染；从诗人对白求恩内心世界的挖掘，到对白求恩生命本质的呈现……长诗的叙述是跌宕起伏的，长诗的细节是令人难忘的，长诗对白求恩形象的再塑造是令人信服的。作者是以“生活流”来写白求恩的，是让生活回到白求恩身上（当然，这样的生活流，也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诗人做了精心取舍），让生活中白求恩的个人言行去展现更加真实的诗歌里的白求恩，绝对不用现成的概念去生硬地图解白求恩。
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是多角度地“解剖”白求恩的：有从外部对白求恩的观察，也有白求恩本人的自我反省；有对白求恩的描述，也有对白求恩和战士小何之间以及村民之间关系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有徐缓的真实生活场面以及河北民俗的呈现，更有白求恩性情抵达极致的爆发。在白求恩身上爆发的，不仅是国际主义精神，更有白求恩本人的性格，因为“白求恩”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无论是诗歌，还是别的文学体裁，唯有真实，才能深切地打动读者。白求恩本人也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诗人并没有回避白求恩的缺点，长诗里写了白求恩酗酒，写了他会发脾气甚至骂人，“乱敲寡妇门的醉汉是自己/从山上滚到马丁营地的是自己/听不懂汉语，用英语骂娘的是自己”。作者力图再现生活里真实的白求恩，写出一个有“缺点”的白求恩，在“缺点”的后面，站着具有伟大灵魂的白求恩。白求恩是自省的，是与自己的缺点做着坚决斗争的，正是因为如此，白求恩才显得真实而伟大。
在这首长诗里，诗人显然是善于“物化”自然的，善于把人的心态和大自然融合，如这首长诗的开头便是一个动态描写——白求恩在唐河游泳，“从唐县黄石口村跳进唐河/然后是鱼、水草、微生物”，诗人还十分善于化境，把诗歌的主人公白求恩置身于内在和外在的尖锐矛盾中去考量，“他必须才华横溢/痴迷艺术，热衷于颠覆传统医学”，“他必须身患重病，频频与死神招手/在濒死的绝望中拯救自己”，“他必须成为斗士，离经叛道/他必须持续高烧，辗转不同国家”。白求恩宁可为信念去死，也绝不苟活；宁可在澎湃激荡的生活里死去，也绝不去享受无所事事的安静。这首长诗虽然长，却动静有致，节奏鲜明，诗的语言和结构随着白求恩的呼吸而呼吸，随着白求恩的颤栗而颤栗，一直到白求恩因公殉职在黄石口村，才画上震撼人心的句号。
白求恩的伟大，凝聚在他自觉的献身精神，诗人热情讴歌了白求恩的伟大，可以说，是“牺牲精神”构成这首长诗的人性美。诗人艾蔻十分善于刻画诗歌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了接近内心独白的手法去刻画白求恩的伟大精神，“他，自不量力的疯子/恨不得把别人身上所有的痛/全都掏出来，放到自己的兜里。”白求恩对每一个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疗其伤，痛其痛，“他把坏死的组织，放进自己的兜里/他把取出的弹片，放进自己的兜里/他把截断的腿和胳膊，放进自己的兜里”。从这首诗歌来说，诗歌文本里荡漾着的人性力量是无限的，诗歌里的白求恩像是一只从加拿大飞来的美丽的白鸽，而中国唐县的黄石口村则是黄色的，像是中国广袤的黄土地，由于人性气场的强大，二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白亦黄，黄亦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震撼和人性思考，可以激发读者对战争与和平、幸福与牺牲……进行处于事物两端之间如何过度的思考，从而以生活的真实抵达艺术的真实。 爱到深处也无声
——解析孟醒石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的史诗特色
中国诗歌网杯“美丽河北，名村古镇”诗歌大赛另一位特等奖获得者孟醒石的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使我又一次受到强烈的审美震撼。艾蔻和孟醒石的获奖作品，都是长诗，都取材于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两首长诗都有较深刻的历史文化深度，但诗歌风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艾蔻的长诗在审美细节上经营得更多一些，而孟醒石的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则侧重于历史素材的整体把握，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冷静的叙述上。可以说，两位的作品，像是双子塔互相映照，是此次诗歌大奖赛的动人风景。
把孟醒石的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和艾蔻的长诗《白求恩与黄石口村》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孟醒石诗歌的史诗特点更鲜明一些，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性格。史诗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传播知识，而是通过个体反映共体来呈现鲜明的民族性格。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所截取的“诗歌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北正定县。叙述主体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他在日寇全面侵华前抵达正定县，对此县境内的寺院建筑等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和开掘。诗人通过叙述梁思成这个文化人物的文化行为，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内涵。从历史素材来看，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截取的历史长度，虽然仅是抗战前的一段，但长诗所抵达的文化长度，却可以投影到中华文化的发生发展，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审美享受和历史文化思考。
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但从艺术表达来看，诗人却回避了直接抒情，而是采用了侧笔，曲径通幽。这首长诗没有描写正面战场上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者的血拼，而是把笔墨集中到中国河北正定县“根植于唐宋，成长于元明；衰落于晚清，涅槃于民国”的隆兴寺。可以说，一个寺院的历史，承载了半部中国通史，隆兴寺跌宕起伏的命运一如跌宕起伏的中国，有过强大和辉煌，也有被人欺负的历史，但她一直是根深叶茂的，即使是遇到短暂的低迷，也会自己从低谷里走出来，再次兴旺。人如事，事如人，诗歌里的梁思成就是这样一位坚忍不拔的历史人物，梁思成有着一颗热爱中华文化的赤子之心，他的血脉的温度和中华民族的温度是相通的。梁思成因为“去天安门参加‘国耻日’活动/被军阀的汽车撞倒，右腿骨折”，他的身体虽然略有残疾，但是爱国之心，天地可鉴。正是因为梁思成具有强大的气场，才能在战争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像一只骄傲的海燕，从北平飞到文化古城正定。尽管旅程艰难，他依然前往，因为正定县有着民族文化的脉搏，宗教寺院里隐含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在“兵荒马乱的四月天，告别亲爱的林徽因/沿着平汉铁路，向正定奔去”。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临危不惧的梁思成，是一位心中有中华文化根系的梁思成。
在我的阅读中，凡是史诗，都有明晰的内部结构。我认为长诗的结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结构，另一种是外在结构，前者作者在场，以“我”为中心进行叙述和推进，主观抒情性要强一些；后者则是在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在时空移动之中呈现真理之光，其冷静叙述的色彩更浓一些。写长诗的诗人在写作实践中，往往会把热烈的抒情和冷静的叙述相结合，否则，就会出现“散文化”的尴尬。孟醒石是一位有实力的诗人，在《梁思成出正定记》中，虽然整体上是冷静的叙述，但每一节都饱含着抒情，如在第一节，“還有史笔，记录下一位青年心中的惊雷闪电”，彰显了民国年间爱国青年的热忱。在第二节，“留美，赴欧，东北，华北，这让他的榫头对准了卯眼/古典建筑法式，营造出现代爱情的凄美”，这就表现出一位爱国学者和中华民族母体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母子之间爱的博大。第三节“记忆如同城墙上的荒草/被一场大雨激活/原来，上苍早在每位国人体内/修筑长城”，表达了传统文化内在的坚韧性和群众性。文化即人，人即文化，每位国人都站在侵略者的刺刀前，就会形成一排排不倒的长城！第四节，“越是乱世，越要营造/急需重修的，不仅是记忆，还有人心”，这就强调了人心建构的重要性。第五节，“斗拱就是古建筑的脊椎，承载了庙宇和民间的屋顶/支撑起华北的天空！”完成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延伸，呼唤民众重建长城！第六节，“顶部，与斗拱合影，恰巧与‘林下美人’的传奇对应”，完成了对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爱情的赞颂。第七节，“与侵略者的飞机坦克赛跑，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彰显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为了保护祖国文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
在史诗写作中，有正笔，也有侧笔。史诗的主体叙述是正笔，在史诗中穿插其他“零部件”即为侧笔。作为一首优秀的长诗，主笔和侧笔总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孟醒石显然深谙此道，在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中使用了引用、诠释、画外音、心理探究等表现手法，把主体叙述衬托得更加丰满，诗歌意象精彩纷呈。如长诗的第二节有对生命价值的议论，“有人忍气吞声，不过苟活了八九十年/有人巧言令色，不过写了几段鬼狐传”，由此，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呢？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通过梁思成对中华文物的痴爱以及保护的实践来做答。还有长诗第二节中，作者在表现异族的文化侵略时，用“移情”手法，再现了梁思成忧国忧民的心理状态，“总有一台打夯机在拍打他的脑袋，猛劲地把他往里/频繁的节奏，与心跳对立，响一次，他的记忆/便被淹没一次”，可以说，外敌压迫的紧张感，激发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勇敢和无畏，梁思成感到，再不去正定就来不及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正定。
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的主体叙述是写实的，写出了爱国知识分子梁思成在抗战期间奔赴正定进行文化保护的来龙去脉，但在人物和正定文物的命运上，则不动声色地运用了暗喻和象征。比如主要人物梁思成，他的脊背是受过伤的，他却用伤痛之体致力于保护古建筑的工作，用生命个体去感受中华母体的巍峨。再就是对正定寺院斗拱的描写，提示读者，精美的建筑，即使是未被外敌毁坏，也会在时光中破损，需要及时修复和重建。长诗《梁思成出正定记》对于民族文化的爱，是博大的正能量，犹如长江黄河一般宽阔，在这样的主格调之外，作者还精心营造了另一种感人的爱——男女之爱，诗歌里一直流淌着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溪流。二人之间的爱，不仅在于郎才女貌，不仅在于两人均有扎实的文化根基，而在于双方用爱情互相取暖和擦亮；当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需要献身和牺牲时，毫不犹豫地把自我奉献……于是，爱情就得到了更加美丽的印证和升华。林徽因支持丈夫的工作，支持他到正定，后来又陪着丈夫再赴正定，二人在正定过的是简陋生活，“在穷乡僻壤四处奔波/住鸡毛小店坐骡车”，但他们却不停地整理古建筑的法式、史料，做出维护古建筑的规划和营造……在这个过程中，夫妻俩心心相印，共返母体；夫妻俩尽心保护的，哪里只是古建筑群，分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啊。
一首优秀诗歌的诞生不是偶然的，除了作者的悟性外，还有民族的文化基因沉淀和实践意义上的宗教精神。诗人孟醒石在诗歌的第六节涉猎到了宗教文化“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由此想到了“不死不灭，不缺不圆”八个字，以作为对这首优秀诗歌的回音。感谢诗人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创作了扎根于中华沃土的优秀诗歌，使得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足够的敬畏，进而产生将其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