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档案局，在二处即档案馆业务监督指导处工作。当年第一次出差是在副处长来长治带领下去北京郊区的昌平县，进行档案进馆范围的调查研究，历时一个多月。
　　从北京市里去昌平要到德胜门乘345路公共汽车，全部的感觉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挤”。在车站排队时是人紧跟着人，开门儿上车时是人紧挨着人，上了车以后是人紧贴着人。车开出的头几站，没人下车，但还有不少人要上来，尽管车里已经近于饱和，但又不能不让下面的人上，于是壮观的场面开始上演。车上是售票员声嘶力竭地叫喊，吆喝车门附近的人往里挤，给下面的人腾出一点儿空地儿，车下是人们团结协作，把脚已蹬上台阶的人往里塞。此时正是人既无分老幼，亦不分男女，推、托、抬、举，有些动作换一个环境即可斥之为有伤风化，甚至可判为行为不轨，但在这里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大家捐弃了世俗偏见：多上去一个是一个，即使自己上不去，下一趟车来时也可少一个竞争者。“挤！”在这里呈现出阶梯式上升的档次：猛挤、狠挤、玩儿命挤。
　　挤上车的幸运感还没得意几秒钟，你的受罪之旅就开始了。有老话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车里爆挤的时候，你想全脚掌着地都成为奢望，只能踮着脚尖儿站着，后脚跟儿要落地，会踩到另一位的脚面，弄不好会有麻烦。我最悲催的一次是被挤到了车尾，面对着车后的大玻璃窗，随时有被冲出车窗提前下去的危险。好在汽车公司早有安排，车窗上边与车顶之间装有一道横梁作把手，我牢牢地攥住它，弓起后背，以防后座上那位妇女的头拱到我怀里。但马上又感觉后面有点儿不对，肯定是一位女士的胸部紧紧地压在了我的背上，要是压着不动也就罢了，但车要进站、出站，停车、起步，天哪！真没法说了。我想转一转，效果绝对不会好，而且左右都是人，想转也转不成。要反过身去，与后面那位女士胸贴胸，面对面，岂不更难堪，只好这么忍着。这趟车全程70多分钟，20多个站，德胜门、祁家豁子、清河、二拨子、沙河、满井、白浮、昌平西关。我盼著前面这位能中途下车，我可以坐下，或后面这位见不着面的女士到站，我可以直一直身子。但这两位一直夹着我到了终点。下车后我赶紧伸伸腰，换口气，稍稍地瞥了全程紧贴着我后背的那位女士一眼，她神情自若，一点儿不好意思的神色都没有，应该是这趟车上见怪不怪的常客了。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排队等车的人是分成两队的，远处一队是等座儿的，车来了先让他们上，座位满了之后再开到这边来。区别是等座位要等较长时间。不等座位，来一辆车就可以走，不过也就可以提前十几分钟吧。我琢磨着，我们又不是赶火车、赶飞机，再说了，也不是在局里正常上班不能迟到，早点儿、晚点儿无所谓，干脆到那边儿等座得了。正盘算着，看见老来过来了，我把我的计划和盘端出，他却一点儿赞同的意思也没有，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早点儿去吧。
　　一路的拥挤、颠簸，我就纳闷儿了，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多人跑昌平来上班？天天这么来回挤车！这汽车公司也是，既然有这么多人从起点到终点，你隔三差五发一趟快车直接到头儿多好。平时我们说起到什么地方去，总是说“坐”车去，但上了车有几个能坐着的？可你要实事求是地说“站”车去，八成大伙儿听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也还真不那么完善。一路的胡思乱想，车终于到终点了。老来在我前面下车，脚刚一沾地，突然腿一打弯儿，整个身子歪了下去，我抢上一步，没够着他，万幸的是他踉跄了两步，还是站住了。别说是他，年过半百，身体又很瘦弱，就是我，三十刚出头儿，这一个多小时站下来，腿也有点儿不听使唤了。何况他家住在永定门外，要早起赶头两班车，再换几次车到了德胜门的时候，已经在车上站了一个多小时了，加上345路这一个多小时，再从昌平西关步行到昌平县档案局，这一路上三个小时只多不少。
　　有了老来的表率在这儿，我那等座儿的念头儿彻底摁死，不管在德胜门上车时是否碰上老来，一律要求自己如人体罐头一般挤着走。我后来也反复想过，老来的行动和我的想法不就差这十几分钟吗？何苦让自己受这份儿罪。是不是档案这活儿干长了，脑袋就不会转弯儿了？再往深里想一想，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信念，体现在行动上是一种作风。老来是位老档案工作者，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多年，他从没对我有过什么说教，但耳濡目染的影响，潜移默化的熏陶，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乘车的经历不过是一个起点。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来稿日期：2017-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