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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怀孕8个月的柴历历最近睡得越来越不踏实，到了孕晚期的她去医院检查的次数增至每周一次。虽然只是简单的测体重和听胎音，但为了那有限的十几分钟检查和与医生沟通，一家人要耗进去的精力成本却较之前期大大提高：为了能排上上午的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号，家住六环边上的他们得4点半起床，5点就得老老实实地站到排号大厅内等待7点半才开始的挂号。如果因为困得没起来8点才赶到，“那就等于要白搭出去半天的工夫，更不合算，还不如早起。一般8点半后就没有上午的号了。”她把每一次的排队看作是医院对自己家人的一次体罚。
32岁的柴历历是2007年全国上千万准“猪妈”中的一位。和她一样，因为赶上了这么个特殊年份，多数“猪妈们”面临着排号难、检查时间有限、无法提早预约生产床位等诸多难处。北京市卫生局官员春节后称：今年北京的分娩量预计要创纪录，达到14万人，而去年北京的新生儿出生人数为12.9万人。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新出生儿近10万名，2005年为11万余名，2006超过12万名，2007年北京将会有14万名“金猪宝宝”。近几年北京住院分娩量每年约增1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称：中国第四次出生高峰已经来临。
从去年的金狗年到今年的“金猪”年，为讨个吉利兆头，很多年轻夫妇们选择在这两年生孩子。但扎堆生产现象似乎不仅出现在时间、年份的选择上，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孕产妇对医院的选择上。太注重“品牌效应”、只信任大的妇产专科医院，使得原本就已过度吃紧的医疗卫生系统显得更加不堪重负，
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
从年初至今，北京妇产医院的挂号大厅，每天都有几十位月嫂彻夜排队，为她们的雇主——孕产妇们挂一个专家号；与其相呼应的，位于西北四环边的海淀妇幼保健院，年初至今的日门诊量已突破3000人次，1月份分娩量近千，按照医院的说法，“已经突破自身现有承载能力”。为了应对住院分娩量明显上升、产科床位异常紧张的现状，北京市卫生局提出了各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停止产科门诊挂号的要求，并要求医院将产科信息每日在网上公示以方便孕产妇合理选择医院接受检查。
在北京各城区妇幼保健院内，农历丁亥年春节后，产科大夫们明显感觉自己比节前更忙了。“猪宝宝们已经开始出生了，我们的夜班都已加了人手还担心不够。”从事产科工作30年的北京宣武妇幼保健院主任医生陈淑平过去一天的工作时间就已超过12个小时，而最近她已不记得自己加了多少个班。“检查的、手术的都特别多。”对于今年这一轮“猪宝宝”热，她的分析是：父母们的年轻化为生育高峰添了“一把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代年轻人特别多，那时候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生育高峰，而在北京的人口结构中，这一代人占很大的数量。他们在北京很多已打拼出一定基础了，而且年龄也不小了，该生孩子了。此外，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现在也大都长大成婚，到了生育的年龄段。这两大阶段的适龄夫妇叠加在一起基数不小，加上社会上风传的生肖说，这两年我们产科就一直没闲着。”
对于已经怀上了这拨宝宝们的“猪妈猪爸们”，专家们的建议是：也不必太受媒体上紧张消息的影响而忧心忡忡，好好保养生个健康宝宝；而对于那些还没怀上但早有“宝贝计划”的年轻父母来说，最好还是别赶这拨风潮，太挤！
从丁亥年的大年初一起，全国各地的医院产房热闹非凡，一批批“金猪宝宝”趁着传说中的好年景，争相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北京，以最热门的北京妇产医院和海淀妇幼保健院为例，春节七天，北京妇产医院共降生了243个“猪宝宝”，平均每天出生35个婴儿；海淀妇幼保健院降生了228个“猪宝宝”，平均每天出生32个婴儿。有报导称，2007年，全北京预计有14万“金猪宝宝”出生，而在上海，预计降生的“金猪宝宝”数量为13万人。
为了应对这次来势汹涌的生育高峰，许多医院不得不制定紧急预案，设法增加床位、缩短产妇住院时间，甚至将医护值班室、示教室改造成产房，以缓解住院压力。
搭上早高峰公交车
“金猪宝宝”扎堆出生，不禁让人想起了7年前的“千禧宝宝”婴儿潮。但专家预计，2007年新生儿数量可能会达到2000多万，超过2000年的1771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狂做“猪爸”、“猪妈”梦的人们恐怕不会想到——他们为心肝宝贝精心安排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中国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开始启动的年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介绍说，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第二是在1963～1976年，第三次是在1985～1990年。而全国数据预测显示，2008年前后，正是全中国要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时候。在这一次的人口出生高峰中，一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1800万，峰值大概出现在2011年前后，届时新生儿数量将达到一年2011万。
正是因为迎来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千禧宝宝”婴儿潮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是无法同这次“金猪宝宝”婴儿潮相“媲美”的。这同时也预示着，这批“金猪宝宝”从一出生，就搭上了一辆在早高峰时间驶出的公交车，在漫漫旅途中，若想在车上找个座位，或者寻个宽敞地方站着，很难。“毫无疑问，‘金猪宝宝’将面临一个严重的‘一生拥挤’问题。”翟振武说。
壅塞的上学路
“凡是扎堆出生的孩子，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排队。”翟振武说，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初中、高中，考大学，再到就业，激烈的竞争将会存在于这些孩子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上。
以“千禧宝宝”为例，他们从社会化的最初，就已经接触到“排队”和“拥挤”的“人生常态”了。陈琳是北京市宣武区槐柏幼儿园的教师，回想起“千禧宝宝”进入幼儿园的那个时候，她说：“很难!”“因为我们收托有限，家长就想尽一切办法往里挤，园长办公室的电话后来都不敢随便接了。”
2006年9月，“千禧宝宝”上小学了。他们像湍急的小河一样冲进小学校的情景，可以视作6年后“金猪宝宝”上小学的一次不充分预演。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小学校长王英介绍说，去年，来平乐园小学报名的孩子远远超过以往，而学校有班额限制，每个年级只能有4个班，每个班只能有25～30个孩子，最后老师们只好通过面试筛选，招上来122个孩子。“2005年，我们招收了93个孩子，而今年的招生人数相当于比去年多一个班。”王英说。
可以预见，在学校数量、教学设施、升学机会稳步发展的6年、12年、15年、18年后，数量激增的“金猪宝宝”将会在争夺教育资源上掀起一轮又一轮不小的波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少杰说：“在教育资源总量正常增长的情况下，学生人数的突升，会导致教育资源的突发性稀缺。对处于人口急剧增长期或高峰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人均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资源量大大下降了，质量也降低了。”
艰辛的求职路
至于“金猪宝宝”在22年后就业的问题，翟振武认为这个情况可以和大学扩招做个类比。“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工作岗位在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数量也在逐年提升，但是几年前，我们突然性地进行了大学扩招，而且以每年30%的速度扩招，所以，四年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突然性地爆发出来。”
数据显示，从2003～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以每年6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然而平均就业率却稳定在72%上下，且2005年比2004年减少了0.4%，这不仅意味着在近三年里，每10个毕业生中，就有接近3个人找不到工作，而且可以说明，求职路越走越艰辛，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总人数在逐年增加。
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每年人口占有的资源也是均衡的。如果非要进行人为的干预，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时而过度紧缺，时而闲置浪费的情况，从而破坏了社会系统的资源均衡，也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命运。
社会影响力
可以预计，人口突升不仅会对个人构成“一生拥挤”的困扰，也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黑镜头”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翟振武说，美国在二战后的十几年里，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但在1946～1964年间出现过一波“婴儿潮”，当这批孩子涌入劳动就业市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工作，平均收入也较低。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精神颓废，寻衅滋事。所以，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美国战后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衰退，都发生在这段时期。”
不仅如此，如今“婴儿潮”一代虽已步入老龄阶段，并准备“隐退”，但他们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仍将持续几十年：一方面他们从劳动力市场上抽身而退，令美国政府一时找不到那么多人添补劳动力的缺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给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库投去了一张巨额账单。
人口老龄化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当一生疲惫的“婴儿潮”一代“退隐江湖”，其后果可能会比预期更加严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口的突升突降都会导致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养老设施等社会设施的紧张。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骤增骤减，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不利。”翟振武说，“所以，从社会发展来说，我们希望人口的出生应该是平稳的，像这种突升突降应该避免。”
翟振武说：“我觉得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发展来说，都应该劝那些在猪年抢着生‘金猪宝宝’的夫妇们，与其在猪年生，不如到一个冷清一点的年份去生，这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天的优势条件。你想啊，赶在猪年生宝宝，不就是希望孩子一生顺顺利利吗?别因为一种观念或者一个误传的说法，让他一生都活在‘拥挤’中。”
32岁的柴历历是2007年全国上千万准“猪妈”中的一位。和她一样，因为赶上了这么个特殊年份，多数“猪妈们”面临着排号难、检查时间有限、无法提早预约生产床位等诸多难处。北京市卫生局官员春节后称：今年北京的分娩量预计要创纪录，达到14万人，而去年北京的新生儿出生人数为12.9万人。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新出生儿近10万名，2005年为11万余名，2006超过12万名，2007年北京将会有14万名“金猪宝宝”。近几年北京住院分娩量每年约增1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称：中国第四次出生高峰已经来临。
从去年的金狗年到今年的“金猪”年，为讨个吉利兆头，很多年轻夫妇们选择在这两年生孩子。但扎堆生产现象似乎不仅出现在时间、年份的选择上，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孕产妇对医院的选择上。太注重“品牌效应”、只信任大的妇产专科医院，使得原本就已过度吃紧的医疗卫生系统显得更加不堪重负，
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
从年初至今，北京妇产医院的挂号大厅，每天都有几十位月嫂彻夜排队，为她们的雇主——孕产妇们挂一个专家号；与其相呼应的，位于西北四环边的海淀妇幼保健院，年初至今的日门诊量已突破3000人次，1月份分娩量近千，按照医院的说法，“已经突破自身现有承载能力”。为了应对住院分娩量明显上升、产科床位异常紧张的现状，北京市卫生局提出了各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停止产科门诊挂号的要求，并要求医院将产科信息每日在网上公示以方便孕产妇合理选择医院接受检查。
在北京各城区妇幼保健院内，农历丁亥年春节后，产科大夫们明显感觉自己比节前更忙了。“猪宝宝们已经开始出生了，我们的夜班都已加了人手还担心不够。”从事产科工作30年的北京宣武妇幼保健院主任医生陈淑平过去一天的工作时间就已超过12个小时，而最近她已不记得自己加了多少个班。“检查的、手术的都特别多。”对于今年这一轮“猪宝宝”热，她的分析是：父母们的年轻化为生育高峰添了“一把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代年轻人特别多，那时候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生育高峰，而在北京的人口结构中，这一代人占很大的数量。他们在北京很多已打拼出一定基础了，而且年龄也不小了，该生孩子了。此外，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现在也大都长大成婚，到了生育的年龄段。这两大阶段的适龄夫妇叠加在一起基数不小，加上社会上风传的生肖说，这两年我们产科就一直没闲着。”
对于已经怀上了这拨宝宝们的“猪妈猪爸们”，专家们的建议是：也不必太受媒体上紧张消息的影响而忧心忡忡，好好保养生个健康宝宝；而对于那些还没怀上但早有“宝贝计划”的年轻父母来说，最好还是别赶这拨风潮，太挤！
从丁亥年的大年初一起，全国各地的医院产房热闹非凡，一批批“金猪宝宝”趁着传说中的好年景，争相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北京，以最热门的北京妇产医院和海淀妇幼保健院为例，春节七天，北京妇产医院共降生了243个“猪宝宝”，平均每天出生35个婴儿；海淀妇幼保健院降生了228个“猪宝宝”，平均每天出生32个婴儿。有报导称，2007年，全北京预计有14万“金猪宝宝”出生，而在上海，预计降生的“金猪宝宝”数量为13万人。
为了应对这次来势汹涌的生育高峰，许多医院不得不制定紧急预案，设法增加床位、缩短产妇住院时间，甚至将医护值班室、示教室改造成产房，以缓解住院压力。
搭上早高峰公交车
“金猪宝宝”扎堆出生，不禁让人想起了7年前的“千禧宝宝”婴儿潮。但专家预计，2007年新生儿数量可能会达到2000多万，超过2000年的1771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狂做“猪爸”、“猪妈”梦的人们恐怕不会想到——他们为心肝宝贝精心安排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中国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开始启动的年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介绍说，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第二是在1963～1976年，第三次是在1985～1990年。而全国数据预测显示，2008年前后，正是全中国要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时候。在这一次的人口出生高峰中，一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1800万，峰值大概出现在2011年前后，届时新生儿数量将达到一年2011万。
正是因为迎来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千禧宝宝”婴儿潮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是无法同这次“金猪宝宝”婴儿潮相“媲美”的。这同时也预示着，这批“金猪宝宝”从一出生，就搭上了一辆在早高峰时间驶出的公交车，在漫漫旅途中，若想在车上找个座位，或者寻个宽敞地方站着，很难。“毫无疑问，‘金猪宝宝’将面临一个严重的‘一生拥挤’问题。”翟振武说。
壅塞的上学路
“凡是扎堆出生的孩子，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排队。”翟振武说，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初中、高中，考大学，再到就业，激烈的竞争将会存在于这些孩子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上。
以“千禧宝宝”为例，他们从社会化的最初，就已经接触到“排队”和“拥挤”的“人生常态”了。陈琳是北京市宣武区槐柏幼儿园的教师，回想起“千禧宝宝”进入幼儿园的那个时候，她说：“很难!”“因为我们收托有限，家长就想尽一切办法往里挤，园长办公室的电话后来都不敢随便接了。”
2006年9月，“千禧宝宝”上小学了。他们像湍急的小河一样冲进小学校的情景，可以视作6年后“金猪宝宝”上小学的一次不充分预演。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小学校长王英介绍说，去年，来平乐园小学报名的孩子远远超过以往，而学校有班额限制，每个年级只能有4个班，每个班只能有25～30个孩子，最后老师们只好通过面试筛选，招上来122个孩子。“2005年，我们招收了93个孩子，而今年的招生人数相当于比去年多一个班。”王英说。
可以预见，在学校数量、教学设施、升学机会稳步发展的6年、12年、15年、18年后，数量激增的“金猪宝宝”将会在争夺教育资源上掀起一轮又一轮不小的波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少杰说：“在教育资源总量正常增长的情况下，学生人数的突升，会导致教育资源的突发性稀缺。对处于人口急剧增长期或高峰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人均可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资源量大大下降了，质量也降低了。”
艰辛的求职路
至于“金猪宝宝”在22年后就业的问题，翟振武认为这个情况可以和大学扩招做个类比。“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工作岗位在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数量也在逐年提升，但是几年前，我们突然性地进行了大学扩招，而且以每年30%的速度扩招，所以，四年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突然性地爆发出来。”
数据显示，从2003～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以每年6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然而平均就业率却稳定在72%上下，且2005年比2004年减少了0.4%，这不仅意味着在近三年里，每10个毕业生中，就有接近3个人找不到工作，而且可以说明，求职路越走越艰辛，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总人数在逐年增加。
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每年人口占有的资源也是均衡的。如果非要进行人为的干预，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时而过度紧缺，时而闲置浪费的情况，从而破坏了社会系统的资源均衡，也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命运。
社会影响力
可以预计，人口突升不仅会对个人构成“一生拥挤”的困扰，也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黑镜头”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翟振武说，美国在二战后的十几年里，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但在1946～1964年间出现过一波“婴儿潮”，当这批孩子涌入劳动就业市场，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工作，平均收入也较低。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精神颓废，寻衅滋事。所以，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美国战后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衰退，都发生在这段时期。”
不仅如此，如今“婴儿潮”一代虽已步入老龄阶段，并准备“隐退”，但他们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仍将持续几十年：一方面他们从劳动力市场上抽身而退，令美国政府一时找不到那么多人添补劳动力的缺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给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库投去了一张巨额账单。
人口老龄化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当一生疲惫的“婴儿潮”一代“退隐江湖”，其后果可能会比预期更加严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人口的突升突降都会导致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养老设施等社会设施的紧张。随着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骤增骤减，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不利。”翟振武说，“所以，从社会发展来说，我们希望人口的出生应该是平稳的，像这种突升突降应该避免。”
翟振武说：“我觉得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发展来说，都应该劝那些在猪年抢着生‘金猪宝宝’的夫妇们，与其在猪年生，不如到一个冷清一点的年份去生，这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天的优势条件。你想啊，赶在猪年生宝宝，不就是希望孩子一生顺顺利利吗?别因为一种观念或者一个误传的说法，让他一生都活在‘拥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