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英（诸如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等）在众多媒体的透视下，常常引起大众的瞩目。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理所当然会在社会上有较之平民百姓不可比拟的影响力。人们在讨论买房难、上学难和看病难的同时，也常常讨论社会精英吝于慈善捐助。社会精英是否缺少公益精神？孰是孰非可以讨论。这里需要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慈善关爱是每个人，不论官民，不论贫富，抑或健康人、残疾人，都期望享有的，只是关爱的内容可能不同。时代在前进，慈善关爱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人人期望享有的一种福利。它尚不属于“人权”，但近似“人权”，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近似人权”。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昭示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改善人权状况的决定。尊重人权，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是关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尊重人、爱人，同样的，也得到他人的爱和尊重。这是人类的善良愿望。这种愿望不同于自由择业、自由择偶等等，其内涵是非常广阔的，是多种多样的。人板的原则是平等。慈善关爱作为一种“近似人权”，要求我们关爱贫者，也关爱富人；关爱平民，也关爱官员；关爱残疾人，也关爱健康人。只要他们有烦恼、有忧愁、有不幸、有祸患，我们都要给予慈善关爱，其方式则会因现实需要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诚然，这种关爱是超越血缘关系的，乃至超越民族和宗教的，超越国界的，并且是以仁爱、兼爱、博爱、慈悲等多元文化呈现出来。
　　
　　人人献出自己的爱
　　人人得到他人的爱
　　
　　慈善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慈善理念（慈善意识），二是慈善事业。慈善理念是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慈善是慈悲之善，慈能与乐，悲能拔苦。慈善理念是我们利益一切众生的意愿，表现为行动则是心怀爱心的服务。这种服务的项目是无量无边的。我们社会的男女老少，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在我们的本份岗位上，尽心尽力，把自己本份的事情做好，乃至做得圆满，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众生的服务。比如被称为“苍生大医”的郭春园大夫、防艾滋病勇士桂希恩教授等等，多若夏夜繁星。这种服务，其意义，胜过捐款捐物。人们往往重视外在的捐款捐物，而忽视了内在的服务。内在的服务是长期的，不在一时，而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长期的服务需要真诚心，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虚伪，对人、对事、对物清净无染，没有一丝一毫的占有或控制的意图。慈善家生活在各行各业当中，他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是给社会大众做出好样子。他们起心动念，举手投足都是为了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他们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告诫人们，修身需要在“质”和“文”两方面下苦功。“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质，诸如诚信、质朴、正直、礼敬、谦让等。这是做人的底色。“文”是一个文明人的典雅的文采。“质”是“文”的依据，“文”是“质”的表露。《乐记》中说：“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倘若人们在自己的家庭、工作岗位、社区、社团，乃至社会中做好模范，特别是在不同族群、阶层、宗教、文化中存异求同，共存共荣，崇德兴仁，互相合作，就能实现社会安定与和谐。每个人尽心尽责地服务就是慈善。这些是从慈善理念上讲的。自1970年代开始，世界上开始传播“责任伦理”思想，其内容就是每个不同的社会角色都担负着自己的伦理责任，每个人从自己的行业和社会角色的角度来审视和反思“责任伦理”，并进而将“责任伦理”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人人都为自己的行为的可预见的结果负责。人人在家庭、工作岗位、社团、社区中尽责的时候，也是在做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工作。这可以作为“服务是慈善”的解释。
　　大家都企求这一生不空过，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倘若每一桩事情都做好，给世间做个好榜样，乃至给后世做典范，这一生就有意义，有价值了。把慈善理念落到我们生活中，使生活与慈善理念合而为一。这样，慈善就是生活，慈善就是学过日子，知道如何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决定是清净，对别人，决定是真诚、平等、慈悲，帮助和关爱别人不讲条件。做好本职工作，扮演好自己所有的社会角色（儿子、丈夫、父亲、公民等），由念念为自己，转变为念念为一切众生的利益，就知道了以什么心态去做人、做事、赚钱，然后，以什么心态去用钱，而悟出慈善的道理。这是“反诸己”，从自己心底做起。
　　一事当前，人们难以不考虑自己的利害，但与其同时，还要考虑别人的得失。每个人的慈善心量有大有小。心量如何拓开呢？念念多想别人，想众生，少想自己。比如，一个教师，从念念自己班级的学生，到念念自己学校的学生，乃至全中国的学生，他的慈善心量就不断扩大了。
　　慈善事业主要是指慈善捐献。世界上的慈善家很多，其中不少人品德高尚。倘若进行慈善捐献的人真诚、清净、平等，那么他们不但是慈善家，而且是道德家。中国古代的范仲淹，近代的陈嘉庚是俯拾即是的例子。倘若一个企业家曾镇压过罢工的工人，乃至枪杀过罢工工人，但于晚年捐出巨款，做善事，这是将功折过，这值得鼓励，承认他是一位慈善家，但他不是道德家。美国的洛克菲勒即为一例。
　　人们习惯以捐赠的多少论英雄。其实，慈善不在形式，不在捐钱的多少，而在慈善心量的大小。田家炳是一位香港老人。据记载，他卖掉价值上亿元的豪宅，捐资办学，成了没有私宅、没有私车，每天坐公车的老人。他不是中国或者香港最有钱的人，也不是捐献钱财最多的慈善家，但却是捐出财产比例最高的人。他受到世人的尊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他说：“做慈善要有钱来支持才好，但做慈善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我到大学演讲，和同学们说，你们爸爸妈妈给了你一些零花钱，你节省下来，什么时候有同学发生困难了，你能把1000块拿出来，帮他渡过难关，你这1000块要比我的1000万块还要多，还要慷慨。做慈善要用‘心’来衡量，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他的话点明了慈善捐献的真谛。慈善是最符合人性、人伦、人道、人情的。
　　
　　社会精英要率先垂落
　　
　　目前，我国慈善救助尚处于“穷帮穷”或“平民帮平民”阶段。比如，据报载，山东省自2004年至今，其“慈心一日捐”已接受善款12亿多元。这些善款主要来自全省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部分国有企业，以工资收入为主的普通市民、离退休老人、大中专学生占了目前捐款人总数的9%以上。这些普通的捐款人善良、厚道、诚诚恳恳助人。在茫茫人海中，我们难觅他们的身影，但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纯净的品格闪耀着的动人光辉。“穷帮穷”是人们随分随力帮助众生，将自己所享受的衣食省吃俭用，匀出一部分帮助比自己更苦的人。
　　我们赞颂、鼓励所有人尽份尽力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们会感到社会精英率先垂范的重要性。比如，官善、民则善。一种慈善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其根源不在小民，而在官。官门好做善事。一个好政策，如真正实行义务教育，会惠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少年。在百姓眼里，公仆尽责，把人当人，把事当事，把百姓的利益当成根本利益，这就是好官、善官。倘若为官者都能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能听民声、理民声、解民难，则社会必定和谐。这样的官必然有悲悯的情怀、道德激情、求真勇气、反省的自觉，保持着对社会慈善问题的追问和长远的考虑。人性的美丽，人性的善良，往往不是学者们能阐释出来的，而是在关系到民众利益的事情上，在刹那间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让闻者怦然心动。据报载，重庆开县发生井喷时，离井喷不远的高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第一时间派人到井队察看，十分钟后又组织村镇干部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分四路转移。几十位干部在刺鼻的硫化氢毒气中救人两小时，直到全镇成了空城，他们才最后撤离。湖北妹归县千将坪工业园区发生山体滑坡。园区党委书记带领42名干部和公安干警，在地动山摇的时候抢救老百姓，1200个生命因此得救。两小时后，整个园区在地图上消失。为官当为社会民众的楷模。权位的背后是责任。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官员立天地间，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永葆一腔浩然之正气，让慈善成为举国的共识。倘若他们带头捐款捐物，追随者会数以百万计。
　　同样的，财富的背后是责任。然而《北京日报》曾透露，国内99%的企业无慈善捐助记录。《央视国际》曾报道，中国慈善事业十年中，仅有15%捐赠来自大陆富豪。媒体上说富人要补上“公益课”，指责中国富人缺少责任感。不过，也有学者说，中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造成捐款越多，纳税越多的情况，而且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政府特别许可，有权开出可以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民政部一位司长作过一次捐款，然后申请减免税，手续多达10道，历时两个月。减免税手续太过繁琐可能会让愿捐款者望而生畏。善款有时也去向不明。我们中国大陆的慈善捐助情况有点类似20世纪初的美国，其实美国刚刚开始大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时代。不同的是，美国企业家对慈善捐助项目或领域有自主选择、自主决策的自由，没有政府的行政干预，也不受媒体所左右，他们遇到土匪、痞子的勒索，自有政府迅速按法治理。从美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看，免税的确推动了慈善捐助，然而比免税更具慈善驱动力的是美国企业家大多有信仰及与信仰相攸关的财产观。在中国大陆，公益精神的缺失不限于企业家，这是全国性问题，是复杂的社会因素所使然的。至于“穷帮穷”的慈善救助阶段，其实有时也是表面现象，因为中国近几十年来，往往是一处有难，八方支援。而近来，支援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法，又常常是先确定善款数目，然后下达基层，按户收钱。中国大陆这样批评乃至怦击企业家缺失公益精神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给企业家提供良好的慈善捐助环境。须知，慈善捐助是自愿的，不应从外面施以压力，包括舆论压力，更不能摊派。这不同于批评政府官员，如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考察旅游等，这是帮助政府反腐昌廉。对于企业家，我们需要更多的宽容、理解和沟通。近二十、三十年来，人们过度地投身于赚钱，其结果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心灵；享受比任何朝代更加丰美的物质，却比任何时代更感到精神失落。要增强慈善意识，这不是政治力量，也不是军事力量、科技经济做得到的，只有靠慈善教化。现在的学校只搞智育，疏忽了德育，没有或很少教育人认知人与人的关系，所以造成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掛起的心态。慈善教化是真正的慈悲救护，是推动人们觉悟，引导人们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觉悟人只为三桩事情活着：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众生幸福。觉悟就是念念为一切众生服务。倘若念念为别人，还带着自己，也算觉悟，只是不彻底，不究竟。努力做到究竟圆满的觉悟是看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淡多少，为他人、为民族、为社会着想的念头增加多少。你学着对人、对物一片真诚，你会快乐，会自在。你有多余的钱，给有难的人分享，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跟他们结善缘。大家知道你是善人，会保护你。倘若有坏人对你图谋不轨，大家会奋力拯救你。陈嘉庚的儿子曾被绑票，但不久被释。这可资说明。诚然，陈嘉庚是高尚的人，他信奉《礼记》所说的“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慢、物欲、志满、乐极生悲都要避免。他做到了，所以他对人、对事真诚恭敬。他一生对中西优秀的慈善思想文化深信不疑；他对中国的经典理论透彻了解；他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实践慈善救助；他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善行，证得了如经典所说的高尚境界。在我们时代里，一个人还能相信并尊重、接受古圣时贤的教诲，还能相信传之千古的经典，肯定他是与慈善事业有缘的人，有可能成长为慈善家与道德家相结合的伟人。我赞同一位作家的话。他说，中国将来要称雄世界，不在于有多少富豪，而在于富而仁、富而廉、富而和的和谐文化。我们的社会精英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群，能不能常常想想，在自己顺境里，如果没有他们或它们，我们不会走得那么顺利；在逆境里，如果没有他们或它们，我们可能非常狼狈；没有他们或它们，我们不会成为今日成功的人。能不能常常想想孤苦的老人、单亲家庭的儿童，常去老人院、孤儿院、残疾人的家、下岗职工的家，常去医院，这会触发我们的怜悯心，会使我们自觉地以慈善捐助回馈社会。权力、财富的背后是责任。社会精英倘若率先垂范，增强社会慈善意识，带动同胞们通过慈善活动，归真返璞，成就人格的完美和精神的升华，社会的和谐和公正就会早日同我们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