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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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绘制背景、资料来源、地理要素梳理和考释的基础上,结合北方民族的地缘状况及历史演变,文章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绘制过程中的北部疆界“模糊性”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北方民族政权疆界划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审视与梳理。着眼未来,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出土资料将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夏幅》修订的重要信息补充和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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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
自曹魏以来,楼兰文书一直行用中原纪年,却于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中断。根据楼兰简纸文书、元康三年(293)苻信简等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作者认为学界已有树机能叛乱使纪年中断的观点恐不能成立,苻信简透露出西部鲜卑南下滋扰,西晋为此采取了收缩政策。张轨刺凉后,彻底肃清了河西寇乱,重建了楼兰的屯戍,楼兰文书得以再现西晋正朔。
文章将唐代佛教汉文文献中所见唐北部、西部疆域变化的有限资料,结合正史记载进行了诠释。认为唐前期北部、西部疆域大幅伸张与收缩,各方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贯穿始终。唐朝是以政治归属来判定版图所至,即以政治控制为依据,政治势力所及地区即为唐版图。今天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疆域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遵循古代疆域观念予以判定,唯有如此才能对唐朝疆域的形成与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
吐蕃“玛冲”即唐代开元初吐蕃进入青海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其地望问题学界还未有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通过汉藏文献对勘和对前人“kog yul”研究的纠误,“玛冲”地望可定为今青海贵德。
随着外部威胁的加剧,高昌国末期的砖志中出现了一些以本地的“交河郡”为籍贯的书写,这是“高昌人”认同觉醒的表现。高昌国的灭亡以及部分高昌人内迁中原让入居内地的高昌人感受到自身文化习俗的特殊性,也促进了“高昌人”认同的增强,这在龙门石窟的题记中也留下清晰的表达。贞观年间来自中原的卫士、移民等外来势力涌入唐西州,部分高昌人的遗民认同潜滋暗长;永徽初年麹智湛及徙居中原的高昌豪族返回西州,他们的“高昌人”认同与当地既已存在的遗民认同合流,进而出现了永徽、龙朔年间墓志中“高昌人”书写显著增多的现象。此后对唐朝认同的逐
《藏行纪程》详细记载了康熙末年杜昌丁自云南昆明至西藏洛隆宗的往返行程,是《三省入藏程站记》、《西藏通览》、《西藏新志》、《西藏志》等书滇藏交通部分的直接或间接资料来源,是研究清代滇藏交通的珍贵史料。文章通过对道路沿线地名的考证和梳理后发现该书多处地名顺序有误;该道路只在康熙末年及雍正年间用兵西藏时设过台站,其间屡设屡撤,云南的驿道也未延伸至西藏,称其为滇藏驿道并不恰当;与之相比,《藏纪概》所载滇藏台站更加准确和权威。
盛世才治新时期,新疆局势渐趋稳定后,他效仿中共基层民主建政做法,使新疆基层政权革新初步凸显中共政治民主化色彩。在县级政权,盛世才效仿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置县政务委员会,民主议决与执行;在县级以下政权建设中推行区村制、民主选举区村长、实施村代表会制。通过借鉴中共基层民主建政经验,盛世才不仅首次健全了新疆基层政权体系,而且率先引入了中共政治民主化的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的村落,根据人口结构不同,可以分为宗族、地理相近与地理相错三种类型。由于三种类型村落的自治程度不同,造成了政府对其治理方式上存在区别,也突出了国家对其控制力上存在差别。文章主要以村落个案分析为中心,针对每种类型的村落,以个案的形式说明村落类型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及反映出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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