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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是推进当代中国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作为组织体系，党中央权威的维护是实现政党远大目标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权威观、列宁的政党权威观及国际共运发展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其理论基础。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历程的考察，我们发现，维护党中央权威要深刻理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要增强“四个意识”，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加强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各项制度，增强制度的执行力。
[关键词]党中央;权威;理论;历史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8-0009-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全会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建党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要深刻理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大意义，需要深刻认知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性，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得出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要求。
一、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有着充分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国际共运史发展的教训总结，从理论层面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应当怎样”的规范。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所在
1.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权威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恩格斯在革命初期就认识到了维护权威对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重要性，“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226。
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开门见山地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1]123《论权威》是一部维护无产阶级政党中央权威的一部经典著作，其写作背景和动因是揭露巴枯宁大肆宣传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的谬论。1872年至1873年，欧洲先后爆发了3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和运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迫切需要发挥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领导作用。但是，巴枯宁却发表《国家状态和无政府主义》一文，在工人中鼓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起到了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2.列宁的政党权威观。增强工人和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和组织纪律性，需要发挥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工人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这种意识必须依靠外界的灌输，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地灌输和教育。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列宁要求无产階级政党必须实行铁的纪律，通过铁的纪律来约束党员服从党中央的意志。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实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致使组织处于一种较为松散和无序的状态，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无法胜任指导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革命任务。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批驳了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强调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实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2]。
在革命生涯和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列宁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先后开展了与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坚持要求入党的成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党的活动，服从党的管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1919年俄共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党员重新登记，那些被揭发出来有不服从党中央领导、不服从党组织管理的共产党员，经过核实之后均不予以登记，清除出党。在“入口”方面，列宁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入党条件和程序。他要求对请求入党的同志一定要全方位多方面的综合考察，要听取非党人员、红军战士、住宅管理等部门的反应。他还要求要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凡是自愿入党的人，不论是谁，都要经过预备期的考验，入党介绍人需要对被介绍人负责。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对国际共运发展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1871年3月，法国巴黎工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崭新的国家政权存在72天后被梯也尔政府残酷镇压，巴黎公社宣告失败。巴黎公社建立了10个委员会，但委员会之间互不隶属，没有一个对委员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这使得巴黎公社政权内部权力分散，意见很难统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剖析了公社失败的教训，批判了政治投机主义分子对政权的破坏。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批判了反对权威的种种错误观点，也对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1]227？由于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太短，没有时间和实践经验来应对党内混进来的革命投机分子，致使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树立起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无法及时处理政权内部的分歧，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失败。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关键保证。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弱化党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不服从苏共中央领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共发展党员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也不重视对新党员的培养教育，致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逐渐弱化，党的威信下降，在群众中的执政形象受损，执政党的权威受到挑战。1990年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各级党组织可以实行“自治原则”，苏共逐渐放弃民主集中制，各加盟共和国可以拒绝执行苏共中央的决议。苏共执政后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苏共由过度集权开始走向自由主义主张的所谓自由和民主，而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和民主否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理论和组织纪律性，其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秩序。 维护党中央权威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方向。从1960年开始，南斯拉夫尝试着进行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状况的复杂性，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威观，逐渐逐步地弱化共产党中央权威，为南斯拉夫改革失败和走向分裂埋下了伏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不断下放中央权力，“把南斯拉夫统一的市场分割成8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形成共和国、自治省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3];在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实现由“党的领导”到“党的引导”转变，党建理论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的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在各个方面的控制力、领导力逐渐削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抵挡住了苏东剧变、“颜色革命”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成功应对了汶川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演进
（一）1921年至1945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初步探索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确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全体党员在没有经过党中央特许的情况下，不得担任资产阶级政务官;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对泄漏本党秘密的党员予以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对全国重大政治问题的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党章里的这些论述说明了下级组织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要维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威。但是，由于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作保障，加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和核心，并没有严格落实和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保留了红军的政委制度，使得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历史时期是我党成立以来军事武装力量增长速度较快的历史时期，也是数量最多的历史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在1941年已经达到了44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断壮大，抗日民主政权所辖人口已突破1000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力量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事业面临重大挑战，国民党队伍中的分裂分子、汉奸及其他反动势力想方设法瓦解中国共产党，削弱党的军事力量。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彰显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7月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党内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行进行了集中清理，并提出了加强对执行中央决议决定督查的要求，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修养，从而更好地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
（二）1945年至1956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确立与发展时期
党的六大以来，我党历史上先后发生了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另立党中央，向党中央伸手要权，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行为;王明回国后在军事上主张放弃军事领导权，在政治上过分依靠国民党的错误思想。他们藐视党中央的思想和行為在党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此，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明确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同时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向全体党员和组织提出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党要在“政治上进行建设”的概念。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在政治路线问题上最大限度地排除了错误思想的干扰，从而实现了全党的高度统一，最大范围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实现了全党的团结，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通过统一财经、加强请示报告、维护党的团结、成立领导小组等方式，初步确立起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党中央权威”[4]。
（三）1956年至1978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曲折发展时期
由于执政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制度也处在幼年时期，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出现了失误。尽管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党中央专门发出通知，政治局负责党的大政方针，书记处负责具体部署落实。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以及受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党内出现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内政治生活也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党的九大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载入党章，取消了党员的权利，取消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这一历史时期，党中央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曲折发展时期。
（四）1978年至2012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巩固时期
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党章总纲部分，成为党的最高政治纪律，也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纪律保证。要将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到党员基本政治生活中，就需要在党章基础上制定出党内生活与活动的各项具体条例和准则，使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相互衔接，提高民主集中制的可操作性，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针对“文革”期间无组织无纪律，党中央权威被践踏的教训，邓小平强调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服从党中央并不排斥民主。对于党组织已经做出的决定，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意见”[5]。为此，党中央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使得包括政治纪律在内的党纪执行有章可循。
（五）2012年至今：维护党中央权威不断完善和强化时期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央权威的巩固和维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党章》的重要地位，加大新修改的《党章》的学习宣传贯彻力度，牢固树立《党章》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行动根本遵循的地位;对照新修改的《党章》，对党内法规进行一次新的再审查修订，使党内各类政策法规与《党章》这个“根本大法”相一致。二是强化党的政治规矩，加强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宣传和传承，形成党的政治规矩的集成性文件，使政治规矩始终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内在的明确的行动指南。三是继续加大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力度，同时探索建立轻微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函询、告诫制度，及时帮助同志改正错误。四是制定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各项制度，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这些规定和制度的出台，使得维护党中央权威更加制度化、具体化和规范化，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机制不断完善，党中央权威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要求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深刻理解其合理性和重要性
维护党中央权威符合党章宗旨。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章又规定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行全国党代会的职权，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有利于保证全党高度团结统一。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中央有了权威，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才能高度团结，才能凝聚全党意志，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的向心力和团结力。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保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党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力量抗震救灾，形成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并取得了灾后重建的重大胜利。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党中央权威的持续巩固和维护。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增强“四个意识”
增强政治意识，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要始终旗帜鲜明，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始终拥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大局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在党的历史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个人都缺乏大局意识，没有大局观念，将个人荣辱得失、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诸如张国焘、陈公博等人。要增强核心意识，自觉维护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每一名党员要将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内化于心，自觉认同核心、拥戴核心。要增强看齐意识，全力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维护党中央权威，要体现在对党中央的高度认同上，体现在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时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上”[6]，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做到知信行的统一。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党员和党组织的纪律要求。党员服从并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纪律。一是要坚持用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来约束党员，将遵守政治纪律摆在第一位，对于拒绝执行党中央决定或者执行不力的组织和个人予以严厉的纪律处分。二是要加强政治巡视。“巡视是一把利剑，巡视全覆盖破解了党内监督的不少难题，对违纪违规党员和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和警示作用，发挥出令人瞩目的利剑作用。为了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巡视过程中要将政治意识、政治定力、政治品格、政治道德纳入巡视的重点内容”[7]。
（四）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要有制度作保障
维护党中央权威要加强制度建设。没有制度作保障，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就会出现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党中央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一是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强化制度思维，提高制度执行力，善于用制度推进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工作落实，用制度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用制度引导党员树立敬畏意识。二是要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包括中央组织、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和基层组织在内的严明组织体系。要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注重组织体系的完善，突出政治功能，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三是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切实将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在重要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党的全面领导的法律地位，党的领导工作与组织建设，党的组织活动的法律法规保障”[8]。四是要贯彻执行党的监督制度。将上级组织监督、基层群众监督和同级监督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尤其要深化政治巡视、经济审计、生活巡查、作风调研，同时要促进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通力合作，增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合力”[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
[3]张海雷.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弱化党中央权威的教训[J].世界社會主义研究，2019，（9）：45-51.
[4]方涛.新中国70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逻辑与实践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9，（11）：26-36.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2.
[6]童颖.列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9，（2）：5-12.
[7]梁晓宇.党章视域下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演进及现实思考[J].观察与思考，2019，（1）：68-76.
[8]陈希.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J].党建研究，2019，（11）：19-23.
[9]王芬阳.领导干部廉政心态培育困境、成因及路径优化[J].实事求是，2018，（5）：42-47.
责任编辑：王玉倩
[关键词]党中央;权威;理论;历史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8-0009-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全会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建党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要深刻理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大意义，需要深刻认知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性，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得出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要求。
一、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必然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有着充分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国际共运史发展的教训总结，从理论层面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应当怎样”的规范。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所在
1.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权威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恩格斯在革命初期就认识到了维护权威对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重要性，“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226。
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开门见山地指出：“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1]123《论权威》是一部维护无产阶级政党中央权威的一部经典著作，其写作背景和动因是揭露巴枯宁大肆宣传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的谬论。1872年至1873年，欧洲先后爆发了3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和运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迫切需要发挥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领导作用。但是，巴枯宁却发表《国家状态和无政府主义》一文，在工人中鼓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起到了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2.列宁的政党权威观。增强工人和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和组织纪律性，需要发挥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工人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这种意识必须依靠外界的灌输，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地灌输和教育。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列宁要求无产階级政党必须实行铁的纪律，通过铁的纪律来约束党员服从党中央的意志。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实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致使组织处于一种较为松散和无序的状态，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无法胜任指导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革命任务。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批驳了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强调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实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2]。
在革命生涯和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列宁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先后开展了与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坚持要求入党的成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党的活动，服从党的管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1919年俄共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党员重新登记，那些被揭发出来有不服从党中央领导、不服从党组织管理的共产党员，经过核实之后均不予以登记，清除出党。在“入口”方面，列宁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入党条件和程序。他要求对请求入党的同志一定要全方位多方面的综合考察，要听取非党人员、红军战士、住宅管理等部门的反应。他还要求要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凡是自愿入党的人，不论是谁，都要经过预备期的考验，入党介绍人需要对被介绍人负责。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对国际共运发展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1871年3月，法国巴黎工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崭新的国家政权存在72天后被梯也尔政府残酷镇压，巴黎公社宣告失败。巴黎公社建立了10个委员会，但委员会之间互不隶属，没有一个对委员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这使得巴黎公社政权内部权力分散，意见很难统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剖析了公社失败的教训，批判了政治投机主义分子对政权的破坏。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批判了反对权威的种种错误观点，也对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1]227？由于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太短，没有时间和实践经验来应对党内混进来的革命投机分子，致使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树立起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无法及时处理政权内部的分歧，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失败。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关键保证。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弱化党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不服从苏共中央领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共发展党员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也不重视对新党员的培养教育，致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逐渐弱化，党的威信下降，在群众中的执政形象受损，执政党的权威受到挑战。1990年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各级党组织可以实行“自治原则”，苏共逐渐放弃民主集中制，各加盟共和国可以拒绝执行苏共中央的决议。苏共执政后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苏共由过度集权开始走向自由主义主张的所谓自由和民主，而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和民主否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理论和组织纪律性，其实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秩序。 维护党中央权威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方向。从1960年开始，南斯拉夫尝试着进行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状况的复杂性，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威观，逐渐逐步地弱化共产党中央权威，为南斯拉夫改革失败和走向分裂埋下了伏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不断下放中央权力，“把南斯拉夫统一的市场分割成8个相互封闭的市场，形成共和国、自治省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3];在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实现由“党的领导”到“党的引导”转变，党建理论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的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在各个方面的控制力、领导力逐渐削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抵挡住了苏东剧变、“颜色革命”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成功应对了汶川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演进
（一）1921年至1945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初步探索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确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全体党员在没有经过党中央特许的情况下，不得担任资产阶级政务官;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对泄漏本党秘密的党员予以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对全国重大政治问题的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党章里的这些论述说明了下级组织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决定，要维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威。但是，由于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作保障，加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和核心，并没有严格落实和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保留了红军的政委制度，使得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牢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这一历史时期是我党成立以来军事武装力量增长速度较快的历史时期，也是数量最多的历史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在1941年已经达到了44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断壮大，抗日民主政权所辖人口已突破1000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力量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事业面临重大挑战，国民党队伍中的分裂分子、汉奸及其他反动势力想方设法瓦解中国共产党，削弱党的军事力量。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彰显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7月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党内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行进行了集中清理，并提出了加强对执行中央决议决定督查的要求，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党性修养，从而更好地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
（二）1945年至1956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确立与发展时期
党的六大以来，我党历史上先后发生了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另立党中央，向党中央伸手要权，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行为;王明回国后在军事上主张放弃军事领导权，在政治上过分依靠国民党的错误思想。他们藐视党中央的思想和行為在党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此，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明确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同时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向全体党员和组织提出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党要在“政治上进行建设”的概念。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在政治路线问题上最大限度地排除了错误思想的干扰，从而实现了全党的高度统一，最大范围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实现了全党的团结，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通过统一财经、加强请示报告、维护党的团结、成立领导小组等方式，初步确立起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党中央权威”[4]。
（三）1956年至1978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曲折发展时期
由于执政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制度也处在幼年时期，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出现了失误。尽管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党中央专门发出通知，政治局负责党的大政方针，书记处负责具体部署落实。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以及受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党内出现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内政治生活也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党的九大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载入党章，取消了党员的权利，取消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这一历史时期，党中央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曲折发展时期。
（四）1978年至2012年：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进一步巩固时期
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党章总纲部分，成为党的最高政治纪律，也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纪律保证。要将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到党员基本政治生活中，就需要在党章基础上制定出党内生活与活动的各项具体条例和准则，使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相互衔接，提高民主集中制的可操作性，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针对“文革”期间无组织无纪律，党中央权威被践踏的教训，邓小平强调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服从党中央并不排斥民主。对于党组织已经做出的决定，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意见”[5]。为此，党中央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使得包括政治纪律在内的党纪执行有章可循。
（五）2012年至今：维护党中央权威不断完善和强化时期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央权威的巩固和维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党章》的重要地位，加大新修改的《党章》的学习宣传贯彻力度，牢固树立《党章》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行动根本遵循的地位;对照新修改的《党章》，对党内法规进行一次新的再审查修订，使党内各类政策法规与《党章》这个“根本大法”相一致。二是强化党的政治规矩，加强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宣传和传承，形成党的政治规矩的集成性文件，使政治规矩始终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内在的明确的行动指南。三是继续加大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力度，同时探索建立轻微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函询、告诫制度，及时帮助同志改正错误。四是制定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各项制度，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这些规定和制度的出台，使得维护党中央权威更加制度化、具体化和规范化，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机制不断完善，党中央权威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要求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深刻理解其合理性和重要性
维护党中央权威符合党章宗旨。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党章又规定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行全国党代会的职权，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服从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维护党中央权威有利于保证全党高度团结统一。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党中央有了权威，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才能高度团结，才能凝聚全党意志，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的向心力和团结力。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保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党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力量抗震救灾，形成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并取得了灾后重建的重大胜利。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党中央权威的持续巩固和维护。
（二）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增强“四个意识”
增强政治意识，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要始终旗帜鲜明，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始终拥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大局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在党的历史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个人都缺乏大局意识，没有大局观念，将个人荣辱得失、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诸如张国焘、陈公博等人。要增强核心意识，自觉维护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每一名党员要将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内化于心，自觉认同核心、拥戴核心。要增强看齐意识，全力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维护党中央权威，要体现在对党中央的高度认同上，体现在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时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上”[6]，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执行，做到知信行的统一。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党员和党组织的纪律要求。党员服从并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纪律。一是要坚持用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来约束党员，将遵守政治纪律摆在第一位，对于拒绝执行党中央决定或者执行不力的组织和个人予以严厉的纪律处分。二是要加强政治巡视。“巡视是一把利剑，巡视全覆盖破解了党内监督的不少难题，对违纪违规党员和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和警示作用，发挥出令人瞩目的利剑作用。为了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巡视过程中要将政治意识、政治定力、政治品格、政治道德纳入巡视的重点内容”[7]。
（四）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要有制度作保障
维护党中央权威要加强制度建设。没有制度作保障，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就会出现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党中央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一是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强化制度思维，提高制度执行力，善于用制度推进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工作落实，用制度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用制度引导党员树立敬畏意识。二是要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制度。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包括中央组织、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和基层组织在内的严明组织体系。要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注重组织体系的完善，突出政治功能，确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三是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切实将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在重要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党的全面领导的法律地位，党的领导工作与组织建设，党的组织活动的法律法规保障”[8]。四是要贯彻执行党的监督制度。将上级组织监督、基层群众监督和同级监督有机结合，“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尤其要深化政治巡视、经济审计、生活巡查、作风调研，同时要促进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通力合作，增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合力”[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
[3]张海雷.南斯拉夫政治改革弱化党中央权威的教训[J].世界社會主义研究，2019，（9）：45-51.
[4]方涛.新中国70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逻辑与实践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9，（11）：26-36.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2.
[6]童颖.列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9，（2）：5-12.
[7]梁晓宇.党章视域下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演进及现实思考[J].观察与思考，2019，（1）：68-76.
[8]陈希.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J].党建研究，2019，（11）：19-23.
[9]王芬阳.领导干部廉政心态培育困境、成因及路径优化[J].实事求是，2018，（5）：42-47.
责任编辑：王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