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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学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核心期刊、CSSCI及硕博论文收录的1999—2019年有关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482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处理，本文以科学知识图谱方式对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研究机构共现等进行分析，力图呈现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与趋势，探寻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盲点和可开发拓展的研究空间，为相关学者对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进行理论或应用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播音与主持艺术 CiteSpace 知识图谱
播音与主持艺术是专业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较为全面、清晰、准确地把握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发展现状，对加强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建设以及拓宽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研究视角至关重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1999—2019年间发表的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相关文献为数据源，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系统梳理国内二十年来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与趋势。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择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CSSCI以及博硕论文作为数据来源类别，以“播音主持”“播音主持艺术”“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有效文献总量为482篇，其中期刊论文381篇、硕博论文101篇，时间跨度为1999—2019年，检索时间为2020年1月30日。每篇文献都包含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机构及来源等信息。
本文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学软件对所获有效文献进行分析，CiteSpace是由美国华裔学者陈超美团队研发的一款可视化软件，可以通过引文网络分析，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找出关键文献（即知识拐点）、分析潜在动力机制并预测学科发展前沿。本研究所使用的是CiteSpace 5.5 R2版本，将482篇文章按要求格式导出，通过转码形成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样本数据库；在参数上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9—2019年，时间切片设为1年，其余参数根据具体需要对节点类型、强度等进行相应设置。
二、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概况
将检索获得的1999—2019年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482篇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及主要的研究机构。
1.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在期刊论文方面，有关播音与主持艺术的文献在2005—2013年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2013年最为明显，2013年达到最高峰的45篇，这与媒介环境的变化及国家方针政策有直接关系——2013年是新旧媒体竞合、跨界资源聚合、行业内横向整合的媒介转型关键年，所以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2014—2019年发文量相对稳定，年均发文数量为25篇。硕博论文方面，2007—2012年文献数量上升明显，2013—2016年文献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呈波浪式分布，略显不稳定。
2.主要研究机构。在CiteSpace软件中将机构作为分析单元，把时间切片设置为1、阈值设置为50，经程序运行得到研究机构图谱。如图2所示，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机构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和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为主，其余大多是国内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校和广播电视相关媒体机构，如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较为分散，合作研究较少。
三、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热点与趋势
在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文献中，关键词反复出现的次数越多、频率越高则说明它就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将关键词作为分析单元，时间切片设置为1，阈值设置为50，经过程序运行共形成节点81个、连线98条，网络密度为0.0302，最终形成了关键词共现图谱。
如图3所示，节点圆形的直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次数，直径越大说明出现频次越高，关键词字体的大小则代表其重要程度的不同，字体越大说明其重要性和中心性越强。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通过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及突现程度等方面进行判断。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研究文献中所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见表1）。
如表1和图3所示，“播音主持、主持人、播音员、播音主持艺术、人才培养”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语，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始终同媒介技術的变革密切相连，所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使用CiteSpace的“Time Zone View”功能绘制1999—2019年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热点时区图谱，可以看出该领域在不同时期出现频率较高、增长较快的关键词；通过对关键词和合并后的聚类标识词语进行总结归纳，能够概括出1999—2019年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播音与主持艺术主体研究。如图4，“播音员”“主持人”“节目主持人”的节点大小可以看出，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创作主体是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围绕主体研究出现了“副语言”“语言艺术”“影响力”等词。通过精读相关文献，该研究主要关注播音员主持人的素质与能力方面。 2004年12月，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布了《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倡导播音员主持人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要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在能力方面，相关研究探讨了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能力，包括有声语言、副语言及语言规范等；谢伦浩、杨多发现“播音主持副语言在主持传播中辅助有声语言进行表达，但又不完全依赖于有声语言”，提出副语言有着巨大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在语言规范方面，高国庆总结了播音员主持人语言使用的不规范问题，主要表现为“放弃标准——港台化；视野狭隘——方言化；崇洋媚外——洋泾浜化。”
2.相關大赛及代表人物研究。如图4和表1出现的“大赛”这个关键词，与其相关联的关键词有“选手”“电视节目主持人”等，这些研究均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有关——截至2020年2月，共举办7届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其中以2004年“厦新杯”主持人大赛研究成果居多，主要讨论了选手“伪交流”“形体”等问题。
柴璠发现在主持人大赛访谈环节选手出现了“伪交流”现象，“集中表现就是‘表演’访谈”；吴洁茹针对主持人的形体问题谈到“选手们应将自己的特点自然流露，而不是凭空编造或生搬硬套。”通过精读文献，发现对播音主持领域代表人物的研究，例如对张颂、罗京、赵忠祥、敬一丹等人的研究，也成为相关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代表人物的研究得出启示，以便对其他播音员主持人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3.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研究。如图4和表1，可以发现“人才培养”这个关键词都赫然在列，并出现了相关的“培养模式”“学科建设”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还与“融媒体”“人工智能”等关键词存在关联，反映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理念的变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播音主持学科发展的研究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前行，走过了一条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媒介融合的道路。彭雨晴、刘玉萍提出媒介融合时代的播音主持人才培养要“注重学生互联网思维，突出人才个性化”，谢晓旻、林小珏则建议播音主持的教学和研究可以采用“人工智能+播音主持”的思路。“人才培养”一直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只有跟上传播媒介发展的步伐才能培养出行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4.媒介技术变革的影响研究。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发展与媒介技术密切相连，技术的更迭必然引起传播形式的变化。如图3所示，“人工智能”“媒介融合”“电视”“电信”等关键词都和媒介技术息息相关，并记录了播音与主持艺术因技术发展而发生的改变。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使用，对播音与主持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者探讨了融媒时代人工智能环境下主持人职能重构、播音主持融合创新、播音员主持人的转型发展等问题。例如，赵广远、田力发现“AI主播与真人主播在信息传播、文稿表达、情绪传递和受众感知等层次各有优长，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而言，播音主持的人文传播、情感传播、互动传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一系列新兴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为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从研究整体现状而言，近年在权威期刊发文数量相对稳定但整体数量不高，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力军，媒体机构研究成果较少；其次，从研究领域和主题来看，针对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研究居多，研究范围相对较窄、深度不够，缺乏创新理论和交叉学科研究；最后，从研究的前沿趋势来看，从2013年开始朝向媒介融合、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方面转变，但还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相对成熟的理论暂未形成。
对相关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解读以及对关键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贯穿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程也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虽然学界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具体的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引领、助推作用，但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更需吸收和借鉴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从跨学科的视角去探讨该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通过转变旧有思维模式、更新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培养适合不同媒介需求的人才，在变化迅速的媒介生态中持续的创新与发展；通过跨学科融合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有助于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认同、产生共识，共同探索，推进发展；通过科学使用研究方法、多元呈现研究成果，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不能只依靠主观的经验总结，还需要从其他学科汲取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去探寻创新。
通过对二十年来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基本厘清了研究的发展历程；借助文献数量分布图、研究机构以及关键词的共现图，清楚呈现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与局限，识别出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研究前沿，并针对当前不足提出可行性建议。伴随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知识版图尚存探寻的空间，目前暂未成熟的分支研究领域未来将取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8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生、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陈悦，刘则渊，陈劲，侯剑华.科学知识图谱的发展历程[J].科学学研究，2008（03）.
[2]谢伦浩，杨多.播音主持副语言的学理定位[J].现代传播，2016（05）.
[3]高国庆.播音主持语言不规范问题刍议[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08）.
[4]柴璠.电视主持人大赛访谈“伪交流”现象[J].现代传播，2004（02）.
[5]吴洁茹.关于主持人大赛中的形体问题[J].现代传播，2004（02）.
[6]彭雨晴，刘玉萍.媒介融合时代播音主持人才培养变革路径[J].传媒，2017（22）.
[7]谢晓旻，林小珏.人工智能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带来的新思考[J].当代电视，2018（11）.
[8]赵广远，田力.技与艺的博弈：人工智能语境下主持人职能重构[J].当代电视，2019（10）.
关键词：播音与主持艺术 CiteSpace 知识图谱
播音与主持艺术是专业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较为全面、清晰、准确地把握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发展现状，对加强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建设以及拓宽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研究视角至关重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1999—2019年间发表的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相关文献为数据源，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系统梳理国内二十年来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与趋势。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择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CSSCI以及博硕论文作为数据来源类别，以“播音主持”“播音主持艺术”“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有效文献总量为482篇，其中期刊论文381篇、硕博论文101篇，时间跨度为1999—2019年，检索时间为2020年1月30日。每篇文献都包含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机构及来源等信息。
本文采用CiteSpace可视化计量学软件对所获有效文献进行分析，CiteSpace是由美国华裔学者陈超美团队研发的一款可视化软件，可以通过引文网络分析，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找出关键文献（即知识拐点）、分析潜在动力机制并预测学科发展前沿。本研究所使用的是CiteSpace 5.5 R2版本，将482篇文章按要求格式导出，通过转码形成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样本数据库；在参数上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9—2019年，时间切片设为1年，其余参数根据具体需要对节点类型、强度等进行相应设置。
二、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概况
将检索获得的1999—2019年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482篇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及主要的研究机构。
1.研究文献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在期刊论文方面，有关播音与主持艺术的文献在2005—2013年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8—2013年最为明显，2013年达到最高峰的45篇，这与媒介环境的变化及国家方针政策有直接关系——2013年是新旧媒体竞合、跨界资源聚合、行业内横向整合的媒介转型关键年，所以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2014—2019年发文量相对稳定，年均发文数量为25篇。硕博论文方面，2007—2012年文献数量上升明显，2013—2016年文献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呈波浪式分布，略显不稳定。
2.主要研究机构。在CiteSpace软件中将机构作为分析单元，把时间切片设置为1、阈值设置为50，经程序运行得到研究机构图谱。如图2所示，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机构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和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为主，其余大多是国内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校和广播电视相关媒体机构，如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国内高校研究机构较为分散，合作研究较少。
三、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热点与趋势
在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文献中，关键词反复出现的次数越多、频率越高则说明它就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将关键词作为分析单元，时间切片设置为1，阈值设置为50，经过程序运行共形成节点81个、连线98条，网络密度为0.0302，最终形成了关键词共现图谱。
如图3所示，节点圆形的直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次数，直径越大说明出现频次越高，关键词字体的大小则代表其重要程度的不同，字体越大说明其重要性和中心性越强。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可以通过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及突现程度等方面进行判断。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研究文献中所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见表1）。
如表1和图3所示，“播音主持、主持人、播音员、播音主持艺术、人才培养”为出现频次较高的词语，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始终同媒介技術的变革密切相连，所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使用CiteSpace的“Time Zone View”功能绘制1999—2019年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热点时区图谱，可以看出该领域在不同时期出现频率较高、增长较快的关键词；通过对关键词和合并后的聚类标识词语进行总结归纳，能够概括出1999—2019年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播音与主持艺术主体研究。如图4，“播音员”“主持人”“节目主持人”的节点大小可以看出，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创作主体是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围绕主体研究出现了“副语言”“语言艺术”“影响力”等词。通过精读相关文献，该研究主要关注播音员主持人的素质与能力方面。 2004年12月，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布了《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倡导播音员主持人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要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在能力方面，相关研究探讨了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能力，包括有声语言、副语言及语言规范等；谢伦浩、杨多发现“播音主持副语言在主持传播中辅助有声语言进行表达，但又不完全依赖于有声语言”，提出副语言有着巨大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在语言规范方面，高国庆总结了播音员主持人语言使用的不规范问题，主要表现为“放弃标准——港台化；视野狭隘——方言化；崇洋媚外——洋泾浜化。”
2.相關大赛及代表人物研究。如图4和表1出现的“大赛”这个关键词，与其相关联的关键词有“选手”“电视节目主持人”等，这些研究均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有关——截至2020年2月，共举办7届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其中以2004年“厦新杯”主持人大赛研究成果居多，主要讨论了选手“伪交流”“形体”等问题。
柴璠发现在主持人大赛访谈环节选手出现了“伪交流”现象，“集中表现就是‘表演’访谈”；吴洁茹针对主持人的形体问题谈到“选手们应将自己的特点自然流露，而不是凭空编造或生搬硬套。”通过精读文献，发现对播音主持领域代表人物的研究，例如对张颂、罗京、赵忠祥、敬一丹等人的研究，也成为相关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代表人物的研究得出启示，以便对其他播音员主持人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3.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研究。如图4和表1，可以发现“人才培养”这个关键词都赫然在列，并出现了相关的“培养模式”“学科建设”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还与“融媒体”“人工智能”等关键词存在关联，反映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理念的变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播音主持学科发展的研究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前行，走过了一条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媒介融合的道路。彭雨晴、刘玉萍提出媒介融合时代的播音主持人才培养要“注重学生互联网思维，突出人才个性化”，谢晓旻、林小珏则建议播音主持的教学和研究可以采用“人工智能+播音主持”的思路。“人才培养”一直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只有跟上传播媒介发展的步伐才能培养出行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4.媒介技术变革的影响研究。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发展与媒介技术密切相连，技术的更迭必然引起传播形式的变化。如图3所示，“人工智能”“媒介融合”“电视”“电信”等关键词都和媒介技术息息相关，并记录了播音与主持艺术因技术发展而发生的改变。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使用，对播音与主持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者探讨了融媒时代人工智能环境下主持人职能重构、播音主持融合创新、播音员主持人的转型发展等问题。例如，赵广远、田力发现“AI主播与真人主播在信息传播、文稿表达、情绪传递和受众感知等层次各有优长，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而言，播音主持的人文传播、情感传播、互动传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一系列新兴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为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从研究整体现状而言，近年在权威期刊发文数量相对稳定但整体数量不高，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力军，媒体机构研究成果较少；其次，从研究领域和主题来看，针对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研究居多，研究范围相对较窄、深度不够，缺乏创新理论和交叉学科研究；最后，从研究的前沿趋势来看，从2013年开始朝向媒介融合、新媒体、人工智能等方面转变，但还处于探索发现阶段，相对成熟的理论暂未形成。
对相关研究的知识图谱进行解读以及对关键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贯穿于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程也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虽然学界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具体的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引领、助推作用，但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更需吸收和借鉴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从跨学科的视角去探讨该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通过转变旧有思维模式、更新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培养适合不同媒介需求的人才，在变化迅速的媒介生态中持续的创新与发展；通过跨学科融合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有助于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认同、产生共识，共同探索，推进发展；通过科学使用研究方法、多元呈现研究成果，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不能只依靠主观的经验总结，还需要从其他学科汲取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去探寻创新。
通过对二十年来播音与主持艺术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基本厘清了研究的发展历程；借助文献数量分布图、研究机构以及关键词的共现图，清楚呈现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与局限，识别出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研究前沿，并针对当前不足提出可行性建议。伴随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知识版图尚存探寻的空间，目前暂未成熟的分支研究领域未来将取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8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生、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陈悦，刘则渊，陈劲，侯剑华.科学知识图谱的发展历程[J].科学学研究，2008（03）.
[2]谢伦浩，杨多.播音主持副语言的学理定位[J].现代传播，2016（05）.
[3]高国庆.播音主持语言不规范问题刍议[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08）.
[4]柴璠.电视主持人大赛访谈“伪交流”现象[J].现代传播，2004（02）.
[5]吴洁茹.关于主持人大赛中的形体问题[J].现代传播，2004（02）.
[6]彭雨晴，刘玉萍.媒介融合时代播音主持人才培养变革路径[J].传媒，2017（22）.
[7]谢晓旻，林小珏.人工智能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带来的新思考[J].当代电视，2018（11）.
[8]赵广远，田力.技与艺的博弈：人工智能语境下主持人职能重构[J].当代电视，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