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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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人类“目治”思维模式的表征视作西方音乐的特质,将“耳治”与“目治”的属性差异置换为中、西音乐特征的比较参数,由此,中国音乐始终在西方近现代音乐的“示范”之下建构自身,这样的错位比较,今天观之并不合理.谋求文化的发展,不能将客观的信息技术革命简单地类比为主观的价值判断.在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有必要跳出“民族独有”的既定观念,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在多维向度中认知自我与他者,继而探索不同时期、不同信息媒介所驱动的人类表达文化共同的深层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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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将人类“目治”思维模式的表征视作西方音乐的特质,将“耳治”与“目治”的属性差异置换为中、西音乐特征的比较参数,由此,中国音乐始终在西方近现代音乐的“示范”之下建构自身,这样的错位比较,今天观之并不合理.谋求文化的发展,不能将客观的信息技术革命简单地类比为主观的价值判断.在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有必要跳出“民族独有”的既定观念,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在多维向度中认知自我与他者,继而探索不同时期、不同信息媒介所驱动的人类表达文化共同的深层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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