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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5年携家眷移民美国,而今,年过半百的我,虽然儿女已长大成人,但妻子却不幸患病,于去年初去世了。感情生活空虚的我,在喜欢怀旧中忽而想起了青年时代曾暗恋过我的她。
于是,我毅然回乡亲自找她。但回到家乡我想来想去,就算找到她,也不知如何开口向她求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朋友冯艺儒,他说《江门文艺》有一个叫做“我听你说”的栏目,并叫我把和茹的故事说出来,他帮我写给《江门文艺》,如能发表,《江门文艺》的读者就会帮我出谋划策。我欣然答应。
1981年,我被大队推选上县办的农学院学习农科技术知识,为期三个月,回来后在大队农科站工作,而茹正好也一样。在农科院学习的人很多,但我们二人同一个公社,同上县城学习,彼此间自然显得十分亲热。那年,我是20岁出头的年青小伙子,还没有结婚,而茹却是个28岁的少妇了,况且她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
在生活上我们是无微不至地互相照顾着,比如在饭堂排队打饭,是我帮她打的;我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是她主动拿去帮我洗的;有时出街吃宵夜,是我约她去的;看到电影海报有新影片看时,是她约我去的。
我虽然喜欢她,但对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有一次与她去看电影,因买不到头场票,只好买二场票。因离电影开场还有很久,她建议先去附近公园玩。趁着夜色,我与她坐在公园的石板凳上挨得很近,真是两肩厮磨,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我对她爱慕的心突然有了一股强烈的欲望,真想在她的唇上亲上几口。但我一下子意识到她已为人妻,而且是准妈妈,而我是比她少了8岁的小弟弟。于是,这股强烈的欲望又一下子冷却了下来。心想:我只能当她是姐姐。
三个月的学习期很快过去了,我们各自回去自己的大队农科站工作。从此我和茹失去了联系。
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不久,所有大队的农科站都被逐步淘汰了,因此,我也领了责任田,回家当农民。我凭着自己学了一点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除了种好水稻外,还将三分之一的农田改种蔬菜。干了一年,收入可观。第二年,我还号召村中的其他人把一部分农田改种蔬菜。很快,邻村的人也效仿起来,种植了很多蔬菜。因此,我村逐步形成了一个蔬菜批发市场。1985年春,我看准了“商机”,在村子里开了一间杂货店,除了经营日用品之外,还代理菜贩收购蔬菜。这段时间,生意做得红火,我家成为了这一带村庄人所共知的暴发户。而我也忙于自己的事业,把人生的婚姻大事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10月的一天,我上镇子里的日用品批发店取货,路过农贸市场时,正好遇着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茹,邀她进一间小茶馆饮下午茶,她欣然随往。我问她现在干啥,她说现在除了干好责任田外,家庭副业是靠养猪,加上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经济负担很重。我对她说,我村有蔬菜批发,价钱肯定比你村便宜很多,你不妨试试做蔬菜生意。她说也好,还叫我帮她收购一些便宜的蔬菜。
从此,茹每隔三两天便来我的杂货店取一批蔬菜回去,在她的村子里摆摊卖早市。尽管她村与我村路途有30公里之遥,她依然是风雨不改。
1986年冬日的一天,茹如常来我店取货,她说为了感谢这一年多来我对她的关心、帮助,并指导她做蔬菜生意赚了一些钱,她今天要请我吃顿饭才带货回家。既然她盛情邀请,我也不好推辞,于是,我便领她去到邻村的一家饭店吃饭。这顿饭,我俩都喝了一些啤酒。出来后,她说可能喝了酒,有点头晕,要休息一会才能回家。我说,你可以在我的杂货店里休息一会。于是,她在我店里的长椅子上躺了下来。我偷看她时,但见她两腮潮红,面若桃花,好一幅“美人春睡图”。我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动着,再也不敢正视她,只好搬张椅子走出店门口,坐了一个下午。至她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不用我说,她也知道县内车站的最后一班过路車也开走了很久。今晚回家不成了,只待明天。
那晚,我们在店内做了简单的晚饭吃了。她毫无睡意,我只好陪她上村子里的一家录像放映室,看了一场香港爱情故事片。期间,当荧屏上出现一些情侣亲嘴的镜头时,茹对我讲了一些挑逗性的话,我只好装聋作哑,不理会她。但我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剧。夜晚睡觉的时候。我把店内室的床让给她睡,她说二人共睡一床也无妨,我说喜欢夜读。心里却坚持一条底线:在结婚前永远不应该与女人上床。人言可畏,我只得打开店门,开亮收银台的光管,拿起一本《三国演义》阅读,直至天明。夜间,茹也曾经出来看过我两次,并叫我上床歇息,还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娇滴滴地说,她反正睡不着,可以帮我看店,但都被我以种种理由婉拒了。这晚的事虽然过了很多年,但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
1990年,茹外出打工,我们又失去了联系。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她喜欢上了我。后来通过朋友帮助我找到茹的住宅电话。试打后,果然找到了她。与她通上了几次电话,得知她早已在三年前离婚。交谈中我感觉到她还是很爱我,但我始终不敢开口向她求婚。
现在,我所烦恼的是:一方面我不知茹会不会愿意嫁给我;另一方面,就算她愿意嫁给我,应该如何做好双方子女的思想工作呢?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电:13717295790限短信)
于是,我毅然回乡亲自找她。但回到家乡我想来想去,就算找到她,也不知如何开口向她求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朋友冯艺儒,他说《江门文艺》有一个叫做“我听你说”的栏目,并叫我把和茹的故事说出来,他帮我写给《江门文艺》,如能发表,《江门文艺》的读者就会帮我出谋划策。我欣然答应。
1981年,我被大队推选上县办的农学院学习农科技术知识,为期三个月,回来后在大队农科站工作,而茹正好也一样。在农科院学习的人很多,但我们二人同一个公社,同上县城学习,彼此间自然显得十分亲热。那年,我是20岁出头的年青小伙子,还没有结婚,而茹却是个28岁的少妇了,况且她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
在生活上我们是无微不至地互相照顾着,比如在饭堂排队打饭,是我帮她打的;我每天换下来的脏衣服,是她主动拿去帮我洗的;有时出街吃宵夜,是我约她去的;看到电影海报有新影片看时,是她约我去的。
我虽然喜欢她,但对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有一次与她去看电影,因买不到头场票,只好买二场票。因离电影开场还有很久,她建议先去附近公园玩。趁着夜色,我与她坐在公园的石板凳上挨得很近,真是两肩厮磨,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我对她爱慕的心突然有了一股强烈的欲望,真想在她的唇上亲上几口。但我一下子意识到她已为人妻,而且是准妈妈,而我是比她少了8岁的小弟弟。于是,这股强烈的欲望又一下子冷却了下来。心想:我只能当她是姐姐。
三个月的学习期很快过去了,我们各自回去自己的大队农科站工作。从此我和茹失去了联系。
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不久,所有大队的农科站都被逐步淘汰了,因此,我也领了责任田,回家当农民。我凭着自己学了一点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除了种好水稻外,还将三分之一的农田改种蔬菜。干了一年,收入可观。第二年,我还号召村中的其他人把一部分农田改种蔬菜。很快,邻村的人也效仿起来,种植了很多蔬菜。因此,我村逐步形成了一个蔬菜批发市场。1985年春,我看准了“商机”,在村子里开了一间杂货店,除了经营日用品之外,还代理菜贩收购蔬菜。这段时间,生意做得红火,我家成为了这一带村庄人所共知的暴发户。而我也忙于自己的事业,把人生的婚姻大事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10月的一天,我上镇子里的日用品批发店取货,路过农贸市场时,正好遇着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茹,邀她进一间小茶馆饮下午茶,她欣然随往。我问她现在干啥,她说现在除了干好责任田外,家庭副业是靠养猪,加上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经济负担很重。我对她说,我村有蔬菜批发,价钱肯定比你村便宜很多,你不妨试试做蔬菜生意。她说也好,还叫我帮她收购一些便宜的蔬菜。
从此,茹每隔三两天便来我的杂货店取一批蔬菜回去,在她的村子里摆摊卖早市。尽管她村与我村路途有30公里之遥,她依然是风雨不改。
1986年冬日的一天,茹如常来我店取货,她说为了感谢这一年多来我对她的关心、帮助,并指导她做蔬菜生意赚了一些钱,她今天要请我吃顿饭才带货回家。既然她盛情邀请,我也不好推辞,于是,我便领她去到邻村的一家饭店吃饭。这顿饭,我俩都喝了一些啤酒。出来后,她说可能喝了酒,有点头晕,要休息一会才能回家。我说,你可以在我的杂货店里休息一会。于是,她在我店里的长椅子上躺了下来。我偷看她时,但见她两腮潮红,面若桃花,好一幅“美人春睡图”。我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动着,再也不敢正视她,只好搬张椅子走出店门口,坐了一个下午。至她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不用我说,她也知道县内车站的最后一班过路車也开走了很久。今晚回家不成了,只待明天。
那晚,我们在店内做了简单的晚饭吃了。她毫无睡意,我只好陪她上村子里的一家录像放映室,看了一场香港爱情故事片。期间,当荧屏上出现一些情侣亲嘴的镜头时,茹对我讲了一些挑逗性的话,我只好装聋作哑,不理会她。但我的心跳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剧。夜晚睡觉的时候。我把店内室的床让给她睡,她说二人共睡一床也无妨,我说喜欢夜读。心里却坚持一条底线:在结婚前永远不应该与女人上床。人言可畏,我只得打开店门,开亮收银台的光管,拿起一本《三国演义》阅读,直至天明。夜间,茹也曾经出来看过我两次,并叫我上床歇息,还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娇滴滴地说,她反正睡不着,可以帮我看店,但都被我以种种理由婉拒了。这晚的事虽然过了很多年,但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
1990年,茹外出打工,我们又失去了联系。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她喜欢上了我。后来通过朋友帮助我找到茹的住宅电话。试打后,果然找到了她。与她通上了几次电话,得知她早已在三年前离婚。交谈中我感觉到她还是很爱我,但我始终不敢开口向她求婚。
现在,我所烦恼的是:一方面我不知茹会不会愿意嫁给我;另一方面,就算她愿意嫁给我,应该如何做好双方子女的思想工作呢?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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