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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量的商人的确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西方价值观和生活观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模仿外国人的时候，也一直在努力拒绝模仿。尤其是商业层面的民族主义在通商口岸迅速成长，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是通商口岸，而不是封闭的内地，经济民族主义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以至于人们将通商口岸看成近现代以来真正商业民族主义的摇篮
朱志尧，生于1863年，逝于1955年，自小就在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成长，有着深厚的基督文化背景，他很年轻就加盟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国总部，成为晚清著名的买办，是近代史以来横跨几个时代的著名商人之一。
事实上，类似朱志尧这样的商人，从晚清末年到整个民国，不在少数。他们有几个共同特征。第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基本西化。比如他们居住在欧式的别墅里，使用着从欧洲进口过来的家具。他们很早就脱掉了蓝色的丝绸长衫，改穿笔挺的西装长裤。事實上，当年这身打扮，即使在人潮汹涌的上海滩，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更是一种人身安全的需要。的确，当这些受雇于外国商业集团的买办们需要深入到内地处理商务，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衣服格调，使得内地的生意人刮目相看，尊重有加。有趣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这种洋格调，他们纷纷说起了一种奇怪的语言，这就是在传统的汉语句子中，夹杂一些英语、印度语或者是葡萄牙语的单词，这被后来的模仿者戏称为“洋泾浜”。正是这种发音并不标准，只在华人中才流行的日常说话方式，让这些买办们增添了一种外来的虚荣感，同时也让那些深处内地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羡慕不已。第二，他们很快就确认了自己的基督信仰，不仅他们自己确定，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成为基督徒。这种信仰层面的改变，其意义可能更加重要。比如他们相信博爱，力图在生意的过程中讲究诚信原则；比如他们要求自己要交纳十一税，也就是要求自己必须过一种有奉献细节的生活。当这样的信仰人数变得更多，在东南沿海的主要通商口岸，教会学校变得很普遍，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不再继续进入传统的中国学校，而是改进教会学校，让自己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领受来自上帝的话语。
市场逻辑终将超越官场逻辑
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一种西化的生活方式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元素，人们用尽全力，都要介入到这样的价值观里去。
这和过去的生活方式太不相同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人阶层一直需要接受官僚设定的游戏规则，经商的第一原则，是建构比较稳固的官商合作关系，以至于在晚清末年，商人捐买官爵，成为商人的生意的一种必须。可以说，这可能是一个处在末日的时代最特别的景象，大量的商人愿意花大钱购买官位，主动向国库提供金钱，不仅自己要跻身于官僚之列，更希望自己的儿孙之辈要由此进入仕途。在官僚主宰一切的时代，商人们的这种构想，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融合到主流的社会秩序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自己不再是一名处于底层的商人，而是身处上层的官僚。刚好，末日晚清的体制为商人们提供了这样的途径，更多的商人进入到了官场，当这样的人数足够多，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出现变量，过去单一的，仅仅由官僚主导的社会结构，变得松弛、柔软起来。也就是说，市场的力量越过坚硬的官场台阶，开始影响曾经牢不可破的官僚阶层。
在任何时代，商人的利润原则都在主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晚清末年的市场风景是，商人们很快发现，曾经强势的官僚阶层不再是生意的最佳保护伞，比官场人脉更加有商业价值的资源，是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业集团，有鉴于此，人们开始大面积融入通商口岸的城市社会，在各个领域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一种比较开阔的利润原则，将一部分中国人带进了更加开阔的市场，市场的逻辑开始主导他们的生意与生活，而不再是过去的官场逻辑。
这当然更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遵循市场的规律，用开阔的视野来主导商业的演进。长久来看，只有市场的变化，才能推动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而可能推动政策的变化。这样的社会嬗变逻辑，在晚清末年也是如此。有观点认为，正是这种比较肤浅的西化式的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走进现代化的起点。当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的趋势，人们发现，政府的变化出现了。1902年，清政府下发文件，禁止妇女缠足，这个绵延中国几百年的虐待妇女的文化终于寿终正寝。1904年，朝廷颁发创办新学的政策，并同时颁布了新学教学大纲，这意味着新式教育，包括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的秩序与内容正式被政府接纳，掌控中国教育几千年的经子典籍教育被加进了更多的现代化内容，思想的营地因此变得比过去活跃起来。1907年，朝廷更是发布诏令，允许女人出国留学，中国妇女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所有这些，都是晚清政府在法律的层面承认通商口岸最近十几年的价值观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育与发展已经推进到了现代化的层面，即使在封闭的政府，也必须与时俱进，跟上现代化的脚步。
民族主义的商业逻辑
需要强调的是，身为中国商人，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不太可能彻底做到西化，或者说，当年晚清政府对整个社会被西化的担忧，几乎没有道理。人们看到，一方面，大量的商人的确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西方价值观和生活观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模仿外国人的时候，也一直在努力拒绝模仿。尤其是商业层面的民族主义在通商口岸迅速成长，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是通商口岸，而不是封闭的内地，经济民族主义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以至于人们将通商口岸看成近现代以来真正商业民族主义的摇篮。
这可能得益于商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来都是中国人的第一理念，即使在各种新兴价值观纷至沓来的时代，人们对这一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在坚守。更重要的是，差不多百年以来，晚清政府面对外国力量，长期采取一种容忍的政策，并没有一个强势的民族性力量。当更多的中国商人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变化事实上是出乎意料的，他们将那些来自西方的商业技术与理念看成了救国救民的手段。这正是传统家国思维方式的价值所在，商人们在竞争中接受来自西方商业力量的挑战，希望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步，并进而推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这被看成是一种使命，一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视为责任的集体意识。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商业思维方式！自从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商人，所有的企业家都将它们商业上的成功看作拯救国家的工作，每一个中国企业家在这个时候都是一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例外。无论是在本土经营的企业家，还是在海外经营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总是挥之不去。
民族主义商业精神的本质
面对这种现象，有两个历史层面的意义需要辨析。
第一层面的追问是，商业的目的，只能是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吗？这个看似像真理的答案，其实隐含着巨大的谬误。这种巨大民族主义情结的商业精神，在短期來看，的确可以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市场，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推动商业的发展，找到公司的中期利润，但却由此失去了更加宽阔的市场自由交换，失去了寻找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并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商业阶层，都紧紧抓住这种民族主义的商业逻辑，有人看得更远。17世纪以来欧洲一批具有基督精神的企业家，都愿意把企业获得的利润看作是上帝的恩赐，把获得的财富看成是对上帝的荣耀。他们坚信，企业家只是财富的管家，没有人能真正完全永远拥有财富，企业家的使命是帮助上帝管理好财富，而不是彻底拥有财富。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成为这些企业家一生的财富生活。这种极为开阔的财富观念，反而让更多的欧洲企业家找到了财富真正的逻辑，这样的观念，越过了个人的欲望，越过了民族主义财富观，真正指向了一个能够持续展开的自由市场。当这样的观念成为企业家普遍的价值观，人们惊讶地发展，市场的逻辑出现了，整个欧洲、北美、日本、韩国相继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之内，用自由市场经济的方法，找到了巨大的财富，国家相应地变得强大，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自由，而且有尊严。
第二，民族主义商业精神，能够把我们带到哪里？必须在常识上说出一个事实，民族主义让市场变小了，让市场交换变得不自由了，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经济发展的大忌，是典型的画地为牢。不过，更值得分析，更加具体的历史事实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内，正是民族主义的商业逻辑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力量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并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最醒目的窝里斗，这就是日后盛行一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对立现象。那些钦定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就是纯粹用本国的资本经营，敢于和外国商业力量进行竞争，全面发对外国在华商业机构特权的企业家群体。而买办资产阶级，则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依附于外国商业机构的企业家群体。
但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分类，却经不起起码的分析。在20世纪初期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中，并不存在完全不依赖于外国商业力量的所谓纯粹的中国企业。事实上，中国的近代商业最大的主题，就是对外贸易，这是区别传统商业秩序的惟一特点，而近现代工业最大的特点，则是借助于西方的工业新技术，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带进了以机械化为主导的工业革命之中。在分工意义上，这种中外合作的模式更为明显。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企业，有的是在资本投资的层面与外国企业合作，有的是通过原材料供应，让民族企业成为更大的产业链的一部分。而有的则是通过技术设备的合作，或者是商业渠道的合作，构成一种分工意义上的间接关系。
合作才是现代经济秩序的主题。市场所有的力量事实上都处在依赖或者依存的商业关系里。因此，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按照意识形态的分野，划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只是背离市场的逻辑，给市场主体安置了一种人为的标签，便于谋求一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后来我们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决定对社会各阶层的联盟与打压。凡是接受合作的企业家，则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凡是拒绝合作的，则定义为买办资产阶级。一个纯粹的市场合作现象，由此演变成粗糙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的商业精神在这里仅仅是一句口号，它的效用，表面看上去可能是寻找一种商业精神和商业层面的独立，尤其是针对国外商业势力的独立，但更加本质的作用在于，它以一种反市场的逻辑，首先煽动起来一种内部的资本层面的窝里斗。不仅商人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窝里斗，大量的学生、农民也卷入其中，就此掀起一种盲目排外，抵制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远离世界，远离市场，这正是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本相。
朱志尧，生于1863年，逝于1955年，自小就在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成长，有着深厚的基督文化背景，他很年轻就加盟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中国总部，成为晚清著名的买办，是近代史以来横跨几个时代的著名商人之一。
事实上，类似朱志尧这样的商人，从晚清末年到整个民国，不在少数。他们有几个共同特征。第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基本西化。比如他们居住在欧式的别墅里，使用着从欧洲进口过来的家具。他们很早就脱掉了蓝色的丝绸长衫，改穿笔挺的西装长裤。事實上，当年这身打扮，即使在人潮汹涌的上海滩，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更是一种人身安全的需要。的确，当这些受雇于外国商业集团的买办们需要深入到内地处理商务，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衣服格调，使得内地的生意人刮目相看，尊重有加。有趣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这种洋格调，他们纷纷说起了一种奇怪的语言，这就是在传统的汉语句子中，夹杂一些英语、印度语或者是葡萄牙语的单词，这被后来的模仿者戏称为“洋泾浜”。正是这种发音并不标准，只在华人中才流行的日常说话方式，让这些买办们增添了一种外来的虚荣感，同时也让那些深处内地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羡慕不已。第二，他们很快就确认了自己的基督信仰，不仅他们自己确定，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成为基督徒。这种信仰层面的改变，其意义可能更加重要。比如他们相信博爱，力图在生意的过程中讲究诚信原则；比如他们要求自己要交纳十一税，也就是要求自己必须过一种有奉献细节的生活。当这样的信仰人数变得更多，在东南沿海的主要通商口岸，教会学校变得很普遍，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不再继续进入传统的中国学校，而是改进教会学校，让自己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领受来自上帝的话语。
市场逻辑终将超越官场逻辑
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一种西化的生活方式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元素，人们用尽全力，都要介入到这样的价值观里去。
这和过去的生活方式太不相同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人阶层一直需要接受官僚设定的游戏规则，经商的第一原则，是建构比较稳固的官商合作关系，以至于在晚清末年，商人捐买官爵，成为商人的生意的一种必须。可以说，这可能是一个处在末日的时代最特别的景象，大量的商人愿意花大钱购买官位，主动向国库提供金钱，不仅自己要跻身于官僚之列，更希望自己的儿孙之辈要由此进入仕途。在官僚主宰一切的时代，商人们的这种构想，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融合到主流的社会秩序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自己不再是一名处于底层的商人，而是身处上层的官僚。刚好，末日晚清的体制为商人们提供了这样的途径，更多的商人进入到了官场，当这样的人数足够多，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出现变量，过去单一的，仅仅由官僚主导的社会结构，变得松弛、柔软起来。也就是说，市场的力量越过坚硬的官场台阶，开始影响曾经牢不可破的官僚阶层。
在任何时代，商人的利润原则都在主导人们的生活方式。晚清末年的市场风景是，商人们很快发现，曾经强势的官僚阶层不再是生意的最佳保护伞，比官场人脉更加有商业价值的资源，是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业集团，有鉴于此，人们开始大面积融入通商口岸的城市社会，在各个领域与外国资本进行合作。一种比较开阔的利润原则，将一部分中国人带进了更加开阔的市场，市场的逻辑开始主导他们的生意与生活，而不再是过去的官场逻辑。
这当然更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遵循市场的规律，用开阔的视野来主导商业的演进。长久来看，只有市场的变化，才能推动人们观念的变化，进而可能推动政策的变化。这样的社会嬗变逻辑，在晚清末年也是如此。有观点认为，正是这种比较肤浅的西化式的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走进现代化的起点。当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的趋势，人们发现，政府的变化出现了。1902年，清政府下发文件，禁止妇女缠足，这个绵延中国几百年的虐待妇女的文化终于寿终正寝。1904年，朝廷颁发创办新学的政策，并同时颁布了新学教学大纲，这意味着新式教育，包括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的秩序与内容正式被政府接纳，掌控中国教育几千年的经子典籍教育被加进了更多的现代化内容，思想的营地因此变得比过去活跃起来。1907年，朝廷更是发布诏令，允许女人出国留学，中国妇女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所有这些，都是晚清政府在法律的层面承认通商口岸最近十几年的价值观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育与发展已经推进到了现代化的层面，即使在封闭的政府，也必须与时俱进，跟上现代化的脚步。
民族主义的商业逻辑
需要强调的是，身为中国商人，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不太可能彻底做到西化，或者说，当年晚清政府对整个社会被西化的担忧，几乎没有道理。人们看到，一方面，大量的商人的确在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与西方价值观和生活观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模仿外国人的时候，也一直在努力拒绝模仿。尤其是商业层面的民族主义在通商口岸迅速成长，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是通商口岸，而不是封闭的内地，经济民族主义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以至于人们将通商口岸看成近现代以来真正商业民族主义的摇篮。
这可能得益于商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来都是中国人的第一理念，即使在各种新兴价值观纷至沓来的时代，人们对这一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在坚守。更重要的是，差不多百年以来，晚清政府面对外国力量，长期采取一种容忍的政策，并没有一个强势的民族性力量。当更多的中国商人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变化事实上是出乎意料的，他们将那些来自西方的商业技术与理念看成了救国救民的手段。这正是传统家国思维方式的价值所在，商人们在竞争中接受来自西方商业力量的挑战，希望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步，并进而推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这被看成是一种使命，一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视为责任的集体意识。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商业思维方式！自从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商人，所有的企业家都将它们商业上的成功看作拯救国家的工作，每一个中国企业家在这个时候都是一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例外。无论是在本土经营的企业家，还是在海外经营的华裔企业家，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总是挥之不去。
民族主义商业精神的本质
面对这种现象，有两个历史层面的意义需要辨析。
第一层面的追问是，商业的目的，只能是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吗？这个看似像真理的答案，其实隐含着巨大的谬误。这种巨大民族主义情结的商业精神，在短期來看，的确可以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市场，用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推动商业的发展，找到公司的中期利润，但却由此失去了更加宽阔的市场自由交换，失去了寻找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并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商业阶层，都紧紧抓住这种民族主义的商业逻辑，有人看得更远。17世纪以来欧洲一批具有基督精神的企业家，都愿意把企业获得的利润看作是上帝的恩赐，把获得的财富看成是对上帝的荣耀。他们坚信，企业家只是财富的管家，没有人能真正完全永远拥有财富，企业家的使命是帮助上帝管理好财富，而不是彻底拥有财富。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成为这些企业家一生的财富生活。这种极为开阔的财富观念，反而让更多的欧洲企业家找到了财富真正的逻辑，这样的观念，越过了个人的欲望，越过了民族主义财富观，真正指向了一个能够持续展开的自由市场。当这样的观念成为企业家普遍的价值观，人们惊讶地发展，市场的逻辑出现了，整个欧洲、北美、日本、韩国相继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之内，用自由市场经济的方法，找到了巨大的财富，国家相应地变得强大，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自由，而且有尊严。
第二，民族主义商业精神，能够把我们带到哪里？必须在常识上说出一个事实，民族主义让市场变小了，让市场交换变得不自由了，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经济发展的大忌，是典型的画地为牢。不过，更值得分析，更加具体的历史事实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内，正是民族主义的商业逻辑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力量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并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最醒目的窝里斗，这就是日后盛行一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对立现象。那些钦定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就是纯粹用本国的资本经营，敢于和外国商业力量进行竞争，全面发对外国在华商业机构特权的企业家群体。而买办资产阶级，则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依附于外国商业机构的企业家群体。
但这样的二元对立的分类，却经不起起码的分析。在20世纪初期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中，并不存在完全不依赖于外国商业力量的所谓纯粹的中国企业。事实上，中国的近代商业最大的主题，就是对外贸易，这是区别传统商业秩序的惟一特点，而近现代工业最大的特点，则是借助于西方的工业新技术，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带进了以机械化为主导的工业革命之中。在分工意义上，这种中外合作的模式更为明显。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企业，有的是在资本投资的层面与外国企业合作，有的是通过原材料供应，让民族企业成为更大的产业链的一部分。而有的则是通过技术设备的合作，或者是商业渠道的合作，构成一种分工意义上的间接关系。
合作才是现代经济秩序的主题。市场所有的力量事实上都处在依赖或者依存的商业关系里。因此，将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按照意识形态的分野，划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只是背离市场的逻辑，给市场主体安置了一种人为的标签，便于谋求一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后来我们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决定对社会各阶层的联盟与打压。凡是接受合作的企业家，则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凡是拒绝合作的，则定义为买办资产阶级。一个纯粹的市场合作现象，由此演变成粗糙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的商业精神在这里仅仅是一句口号，它的效用，表面看上去可能是寻找一种商业精神和商业层面的独立，尤其是针对国外商业势力的独立，但更加本质的作用在于，它以一种反市场的逻辑，首先煽动起来一种内部的资本层面的窝里斗。不仅商人之间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窝里斗，大量的学生、农民也卷入其中，就此掀起一种盲目排外，抵制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远离世界，远离市场，这正是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