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章元 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退休后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垃圾处理问题,为国内“反对垃圾焚烧”主要代表人物。在过去4年间,亲身参与了国内十数起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公共事件。
　　在垃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赵章元好像总是以一个“异类”的形象出现。
　　在广州举行的“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上,他是31:1中孤零零的那个1,坚决反对垃圾焚烧;在国内诸多垃圾处理专家认为垃圾焚烧是处理生活垃圾的最优选择时,他以一个“半路出家”的环境研究员身份,用详实的数据资料一次次佐证自己的观点;而在专家都被戏称为“砖家”的今天,赵章元被网友们自发评选为“最有良心的专家”,一次次奔波于大江南北与居民共同商讨阻止垃圾焚烧厂建立的对策,一名广州居民直称——“赵老师就是我们的希望。”
　　
　　偶然中的必然
　　今年67岁的赵章元,接触到垃圾处理问题,出于偶然,却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退休前,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2001年,他承担了一个追踪地下水污染源头的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质造成了极大毒害。在与十几名地学专家共同对北京当时三大垃圾填埋场都进行测量分析后,发现这些填埋场都存在着严重的渗漏现象。这是我国首次对地下渗漏污染进行探讨。自此,他开始对垃圾问题产生兴趣。随后,他将这一现象上报北京市管委,却遭到冷遇。他向上级主管部门上书《问责北京市管委》,市管委领导放言——“想出名就光屁股到大街上去跳舞!”
　　迫不得已之下,赵章元亲自带领新华社记者前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周围村庄调查,发现有三个村庄因此成为了高发病村,由此引发了国内对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的普遍警惕。
　　2003年后,退休的赵章元拥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他开始系统阅读相关文献,亲自调查垃圾处理过程。起初,他也认为被其他专家和官员大肆吹捧的垃圾焚烧技术先进科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发现垃圾焚烧技术并没有“想象那么先进”,而是存在诸多弊端。
　　2006年,北京市筹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苦于争斗的当地居民多方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赵章元,打听国家相关环保政策规定。从那时起,赵章元开始了系统研究垃圾焚烧的过程。
　　“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个坚定的‘反烧派’。环保总局叫停了六里屯之后,全国各地都起了连锁反应。各地政府都想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各地居民都反对,就都来找我,我一一给他们解答。”
　　“十一五规划”中写到了一笔“推进垃圾焚烧”,这成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尚方宝剑”,而围绕着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牵扯到大量技术工程投资的项目,则有着一条完备的产业链。鲜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冒着触犯别人利益的风险,跳出来提反对意见。所以,不论赵章元愿意与否,他都成了那个“异类”。
　　此后4年间,出乎他意料的是,搞了一辈子水环境研究的他却在退休后,因为垃圾问题而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北京阿苏卫、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包括去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中,都能看到赵章元的身影。面对媒体采访,他来者不拒。因为“接受多一家媒体采访,就多一个机会来宣传我的观点,就算他们是想把我当枪使,我也会接受。只说自己观点,不偏不倚。”只是在遭受了几次别有用心的曲解之后,他会提出在稿子发表前自己审核一下。
　　
　　并不孤独的堂吉诃德
　　“主烧派”喜欢利用赵章元的水环境专家身份,用不懂垃圾、是个“外行”来攻击他。“我说我不是垃圾焚烧专家,那是自嘲,他们都听不懂。”赵章元愤愤不平,“我是从环境角度来关注垃圾问题,不是业外人士。而且我参阅了大量资料,还有数据。现在的那些垃圾专家,其实更多的是搞垃圾管理,到底谁是内行?”
　　而且,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许多振振有词的环境专家都在长年累月的论战与媒体报道中,被发现与垃圾焚烧产业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专家的另一重身份,往往就是利益集团内部人士。例如“主烧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华大学垃圾处理专家聂永丰,就被揭发拥有一项名为“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章元的身份始终都显得超脱——“我是个利益无关者,一心只为环保。”
　　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赵章元还因为始终坚持反对垃圾焚烧而被暗中坑害过。他被称为“环保界的刺头儿”,早有相关领导放话要让他好看。一名领导几次在研讨会上被赵章元据理力争,因而恼羞成怒。直接利用手中权力出具政府公函,在环保局专家库名单中去掉了他的名字。赵章元莫名其妙失去了一年多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专家”称号。
　　“当时这对我来说是精神损失,我原来一直是专家,突然有一天,我不能再做一个专家了……”
　　与此同时,在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类研讨会中,他总是形单影只,以少数派的身份出现。在探讨垃圾焚烧厂与居民点距离设置时,由政府组织了“国内知名专家关于垃圾焚烧发电论证会”,拟通过由聂永丰起草制订的“300米防护距离”。面对压倒多数即将通过方案的局势,赵章元据理力争,令这一距离设定第一次并未通过。在会上被气坏了的聂永丰失去理智地漫骂他:“你要报考我的研究生我还未必能收呢!”
　　由于垃圾焚烧厂与居民点距离问题很难确定,国家环保总局制订文件,提出今后不再规定距离数。然而,事隔几个月后,国家环保总局悄悄地发布了“300米防护距离”。赵章元发现该问题后,连夜写信反映该标准缺乏依据,建议设法改正或弥补。但至今未见任何回音。
　　不过,赵章元并不认为自己孤独,“‘主烧派’看起来多,其实就几个人。大多数人都是反对的,但是家属有顾虑,不敢出来讲话。”“广州那个31:1,其实大多数专家投的是赞成票,私下里却握着我的手,说觉得我讲得十分有道理。”
　　站在他背后的还有广大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赵章元常能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嘘寒问暖,说上一声“加油,赵老师我们支持你”,便匆匆挂断;逢年过节,北京乃至上海的业主还会自发组织去他家中看望;在深圳做讲座时,有业主在机场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只为与他吃上一顿饭……
　　尽管妻子常开玩笑,说他“做的都是义务劳动”,但家人都选择了支持他。生性耿直的他也并不惧怕任何有可能的打击报复,坚持“该说什么,我还会说什么”。
　　在许多人抱怨居民素质不达标、城市垃圾不焚烧已经无法处理的当口,赵章元斩钉截铁地反驳,“不是老百姓做不到,而是政府必须主导垃圾分类处理,并且鼓励分类回收利用企业,产生经济效益后才能长久发展。政府不是不能主导,而是不想。”
　　在过去的4年间,赵章元始终像是拿着长矛的堂吉诃德,在努力与垃圾焚烧及其背后利益链这座庞大的风车进行搏斗。但渐渐地,越来越多人受到了他的感召,认识到垃圾处理问题的严重性。而赵章元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反垃圾焚烧,而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