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是历史悠久的。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日本在上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之后，其经济逐渐趋于稳定并快速发展，这是与其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当代；日本文化；社会意识
一、传统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文化发展对于一个民族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同属于儒家文化，这时，有很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东亚经济发展原因上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运用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求实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识。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点：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种。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儒教文化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然而可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
可以这样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对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企业和利益共同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民表现出空前规模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动荡减少。另外，企业根据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内部之间保持良好配合、协调的工作秩序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二、中流意识的出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政府也吸取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国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内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们收取税务，以确保人民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日本社会中流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主要是企业的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等，这一阶层的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社会机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学术界也有了“中间社会”的说法和“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等论点。在日本的文化学术界中对于“一亿总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有相关学者探讨是否存在着阶级社会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问题等，如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间大众”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論”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这一概念，而是从阶层化概念的角度来定义：第一，阶层化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都阶层化。第二，日本社会中流阶层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倾向。
“中流阶层”，这种在中间社会上形成的阶层终身享受着雇佣的权利，其职业稳定，消费生活趋向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均等，在财力和社会形态上也处于平均化地位，处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数人都没有“仇富心理”，他们不仅追求完美你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有着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关注与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对社会和政治并不关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这使得日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日本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个人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识。
三、社会差距、新穷困现象的出现
中等级差别在2006年进入了高潮，特别是2007年的金融风暴爆发，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很多大型企业转而趋向国外发展，而中小型企业多数只是自保，不得已情况下倒闭。企业的用工变得十分苛刻，多数情况下是选用廉价临时工，工资水平较经济发达时明显降低，从整个社会来看，失业人员也有上升趋势。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意识和文化发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社会现象。“新穷人”一词源于著名学者鲍曼所著的《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new poor》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贫困的根源，讲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临时雇佣制和无薪休假制，福利国家的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长期失业问题等。该书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现“差距社会”的时期，书中的“新穷人”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众多专家学者相继围绕新穷困和解决这一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政治理论上表现出了政党的生态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日本的共产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变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产党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关注“新穷苦”问题的解决，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于非正式雇工和劳动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锐的指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了人权，因而广受穷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中流”意识已然走入其末期阶段，而经济低靡时代，差距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和意识发展中成为了主流，因而也产生了“新贫穷意识”、“社会差别意识”。
【关键词】当代；日本文化；社会意识
一、传统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文化发展对于一个民族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同属于儒家文化，这时，有很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东亚经济发展原因上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运用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求实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识。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点：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种。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儒教文化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然而可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
可以这样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对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企业和利益共同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民表现出空前规模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动荡减少。另外，企业根据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内部之间保持良好配合、协调的工作秩序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二、中流意识的出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政府也吸取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国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内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们收取税务，以确保人民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日本社会中流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主要是企业的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等，这一阶层的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社会机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学术界也有了“中间社会”的说法和“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等论点。在日本的文化学术界中对于“一亿总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有相关学者探讨是否存在着阶级社会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问题等，如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间大众”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論”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这一概念，而是从阶层化概念的角度来定义：第一，阶层化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都阶层化。第二，日本社会中流阶层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倾向。
“中流阶层”，这种在中间社会上形成的阶层终身享受着雇佣的权利，其职业稳定，消费生活趋向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均等，在财力和社会形态上也处于平均化地位，处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数人都没有“仇富心理”，他们不仅追求完美你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有着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关注与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对社会和政治并不关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这使得日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日本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个人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识。
三、社会差距、新穷困现象的出现
中等级差别在2006年进入了高潮，特别是2007年的金融风暴爆发，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很多大型企业转而趋向国外发展，而中小型企业多数只是自保，不得已情况下倒闭。企业的用工变得十分苛刻，多数情况下是选用廉价临时工，工资水平较经济发达时明显降低，从整个社会来看，失业人员也有上升趋势。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意识和文化发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社会现象。“新穷人”一词源于著名学者鲍曼所著的《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new poor》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贫困的根源，讲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临时雇佣制和无薪休假制，福利国家的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长期失业问题等。该书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现“差距社会”的时期，书中的“新穷人”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众多专家学者相继围绕新穷困和解决这一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政治理论上表现出了政党的生态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日本的共产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变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产党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关注“新穷苦”问题的解决，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于非正式雇工和劳动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锐的指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了人权，因而广受穷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中流”意识已然走入其末期阶段，而经济低靡时代，差距在整个日本社会文化和意识发展中成为了主流，因而也产生了“新贫穷意识”、“社会差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