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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畜牧业就和种植业平分秋色，被作为社会安定的重要衡量标志。
近些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的消费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植物蛋白的消费逐步下降，而动物蛋白的消费则日趋增长。
畜牧业产值在大农业中所占的比例节节攀升。其中我国生猪饲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排名世界第一。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畜牧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40%左右。
但挑战也随之到来，畜牧业污染破坏着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消费者心有余悸。
一方面，消费者对畜产品供应的品种和质量不断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畜牧业发展迷雾重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中国畜牧业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决定行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而问题的答案已经预设。这就是，既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又要保证农民增收，同时更要变废为宝，消除污染，为美丽乡村建设加分。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浙江总是最先遇到挑战，又最先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
治水倒逼促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三农”发展始终领先全国。而在一系列“率先”的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浙江演进，随着农民身份的转变，延续了上千年的散养模式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一时间，全省畜牧业养殖数量急剧下降，保障供应压力陡增。
畜牧业发展的出路在于“规模”。2000年和2002年，浙江审时度势，先后两次召开全省会议，推动规模养殖。经过努力，规模化水平迅速提升，其中生猪和家禽的规模养殖水平分别达到了82%和91%，在全国高居首位。
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这就是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对生态环保提出了新的要求。
畜牧业发展的关键从“规模”演变成了“生态”。2008年，浙江专门召开会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牧结合、资源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
正是这两次产业发展重要关口的正确决策，保证了浙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目前浙江猪肉产品的自给率仍保持在80%。
但畜牧业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大起大落的市场行情、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断警示着浙江。如果在产业链构建上没有作为，今后的发展，势必越来越被动。
浙江决定启动新型畜牧产业体系构建工程，以应对不测。
从2010年开始，用5年时间，组建200家大型畜牧专业合作社。将饲料、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主体，通过重组整合，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共同体，彻底根治畜牧业发展中的顽疾。
至今，浙江已经培育了100多家新型畜牧联合体。
从散养到规模养、生态养，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回顾浙江畜牧业发展的轨迹，因为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浙江畜牧业的发展也最先面临种种挑战。但浙江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总能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成为全国畜牧业发展的标杆，为大家提供着借鉴与启示。
2013年初春，“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把浙江畜牧业推入风口浪尖。问题何在？症结何在？浙江畜牧业如何前行，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浙江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接连召开常委会，专题讨论畜牧业出路问题。
转型一直是浙江畜牧业发展的主题。围绕着生态养殖，光是三轮“811”环境治理，浙江就投入了巨额资金，力度不可谓不大，收效也不可谓不明显。“黄浦江死猪事件”只能证明，老百姓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畜牧业只有进一步加快转型，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免遭重创。
浙江人没有解释，没有推诿，更没有躲避。而是“危中求机”，将压力变为动力，拉开了“五水共治”的大幕。该省省委书记夏宝龙利用任何一个机会，阐述“治水倒逼产业转型”的理论。
农业厅厅长史济锡告诉记者，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五水共治”，农业部门首先要做好排头兵，抓好水环境治理。通过治水，倒逼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完成“生态农业、美丽田园”的涅槃之旅。
在史济锡看来，农业水环境治理，尤以畜牧业为重中之重。首先畜牧业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其次畜牧业在大农业中所占的份额举足轻重；最后浙江畜牧业一直引领着全国，盛名之下，必须相符。
从这个角度看，畜牧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浙江农业的命运，也决定着“五水共治”的成败。
在生态文明已然来临的新阶段，浙江有何良策，如何应对？
畜牧业关系到保供给、保安全、保增收，在大农业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畜牧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优化布局，推行区域大循环
浙江要不要拥有自己的畜牧业？这个问题和浙江要不要自己种粮一样，有人异想天开，认为浙江应该出台禁养政策，以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猪肉全部通过外调加以解决；也有人提出，应该改变消费习惯，让浙江人向外国学习，改吃牛羊肉。一些地方政府也因为畜牧业污染的问题，乘机下达“逐客令”。
该省省委副书记王辉忠曾经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对畜牧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畜牧业尽管没有多少税收，但事关市场供给、事关质量安全、事关百姓增收，而且在大农业格局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浙江不是要不要畜牧业的问题，而是怎么发展畜牧业的问题。
浙江现有耕地3000万亩，生猪年饲养量也在3000万头。根据科学测算，一般每亩土地可消纳2头生猪的排泄物。因此，浙江现有的生猪饲养量并未超载。
问题的关键是，生猪养殖在区域之间很不平衡。如嘉兴市，18万农民竟然养了800万头生猪。而浙南温台等地，则饲养密度过低，所需生猪基本靠外地供应。
农牧结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土壤肥力的改良、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可谓益处多多。但前提是，要在同一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资源才能得以有效的循环利用。而区域之间的这种严重失衡，正是长期以来影响农牧结合的症结所在！ 该省副省长黄旭明算了本账：假如嘉兴、衢州分别调减45%和15%，减量达到400万头；而温州、台州猪肉自给率提高15%，宁波、丽水提高10%，其他地区保持稳定。在区域布局调整优化的前提下，再落实1000万亩消纳地，畜牧业和种植业之间就可以基本循环起来。
一系列政策要求随之出台。
每个县都被要求明确禁限养区。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将一律于今年年底前关停或搬迁；限养区内的养殖场，必须按照生态消纳或达标排放标准进行限期整治、达标审核；宜养区内养殖场，则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养殖规模，实现转型提升。为了推广有机肥使用，浙江还出台补助政策，政策要求明确之后，浙江层层分解任务，领导实现包干，时间上倒计时，定期进行汇报会商。由于部署周密，责任到位，加上借助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东风，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势如破竹。笔者获得的其中一个统计数字是，仅仅半年时间，过载区域低小散乱的养殖户调减了40500个，饲养量压缩了480万头。
布局调整和数量调减，为形成种养配套、农牧结合的循环农业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前已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业主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区域大循环等一整套模式，得以进一步快速推广。
业主小循环指的是同一个老板，将种养业相结合，进行配套计划、循环发展，以达到全利用、零污染的目的。产业中循环指的是同一个产业园区内，不同老板之间所进行种养业无缝对接。史济锡认为，在三个循环模式中，最具价值、最值得推行的，当数区域大循环。因为中、小型的循环，生产主体自身即可实施，但区域大循环涉及面广、收效大，需要政府层面政策支持。
浦江是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据了解，该县在摸清各养殖场的饲养规模和周边种植基地布局情况的基础上，由大型养殖场或种植基地出资，政府补助50%的办法，购置了11辆3吨装沼液配送车。并且，将每辆车每年的配送数量、哪个养殖场与哪个消纳基地对接，都进行了细化。规定每配送3吨，政府补助50元、养殖场出40元、种植基地出10元。
笔者了解到，这种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区域大循环，不仅让排泄物资源化利用这一困扰畜牧业发展多年的难题得以一举解决，而且解决了生态循环农业点状、线性、局部发展的空间制约，让畜牧业真正成了体面的产业、有效益的产业。
目前，这种以县域为单位整体推行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模式在浙江正在被快速复制。
死亡动物的无害化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厂，还要建网；不仅要靠政府，更要靠市场。如何构建有效运行机制？
政府+市场，无害化处理布下天罗地网
2013年3月，笔者曾采访嘉兴南湖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该村1400多户，家家都养猪，由于养殖密度过高，生猪死亡率也特别高：1月份生猪死亡10078头，2月份生猪死亡8325头。
死猪的处理成了竹林村无法治愈的隐痛。挖坑掩埋？年复一年，没那么多土地可供处理。许多养殖户为了去晦气、图方便，就到处乱抛，任其腐烂。
“死亡动物的无害化处理是一件等不起的大事，”在最近召开的全省畜牧业转型升级现场会上，王辉忠异常焦急。浙江每天产生大批的死猪，无疑是生态环境、生命安全的杀手。
但死猪的处理并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设无害化处理厂，符合环保与防疫要求，与当地实际需要相匹配；还要构建起全面覆盖的死亡动物收集网络，由政府主导，企业作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政府还需要出台“堵疏并重”的政策措施，财政支持与保险跟进统筹；最后，还要组建一支监管执法队伍，进行高效巡查。
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浙江全省45个畜牧业重点县，在2014年底前，要全部完成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厂建设。为此，该省财政加拨资金1.55亿。无害化集中处理究竟选用哪种技术模式，采用何种设备，在选址、构建收集体系、做好卫生防护等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工作中势必遭遇的问题，但对浙江而言，不仅是新问题，从未碰到，而且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浙江组织专家，编印了全国第一个“技术导则”，在评估的基础上，推出了“焚烧法”和“高温化制法”，供各地根据实际选用。
“焚烧法”与“高温化制法”利弊。成本、可操作性、更倾向于资源化利用。
建厂固然重要，但如果政策不跟进，机制不到位，死亡动物收集不起来，那么，再好的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最后只能成为摆设。
这方面，龙游县作出了积极探索。该县联手当地保险公司，在全国首次推行“生猪保险试点”。猪崽只要一出生就可投保，每头保费30元。其中农户承担15%，政府补助85%。理赔时，小猪赔付30元，大猪每公斤赔付5元。但理赔金必须经保险员到无害化处理现场认定后方可兑现。
收集网络的建设方法是，规模养殖场自建冷库；散户则按村配置冰柜，由村保洁员负责统一回收。回收中心根据收集点的通知随时上门回收。
目前，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的建设，在浙江各地正紧锣密鼓进行。据了解，已经建好的处理厂有3个，已经立项启动建设的有29个，其余的排定时间表，用倒计时的办法，由省局领导一对一正在抓紧落实之中。
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是两大“软肋”，必须首先进行医治。但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根本上还得依靠新型畜牧体系的构建。
连横合纵，快速打通产业链
与许多省份不同，浙江畜牧业尽管规模化程度比较高，但真正上规模、上档次的屈指可数。
“尽管与以前散养相比，浙江规模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从产业链上看，主体之间异常分散，大家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缺乏利益连结。整体竞争力并不高。可以说，污染问题、食品质量问题、安全问题等等，都与这一行业特征紧密相关。”该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张火法分析认为。
2009年，浙江开始试点，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 “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只是解决了畜牧业发展中的两大软肋。要真正实现转型升级，还必须培养壮大畜牧主体，”张火法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化的办法培育长大畜牧主体，才是“王道”所在。
浙江的做法是先连横，将畜牧养殖场组建成利益紧密的联合体；再合纵，由联合体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最后将原来分散的种业、饲料、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环节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主体。而每一个新型主体，到时候都是一条比较完整、比较强大的产业链。
连横合纵的做法，显示出快速的优势。既保护了养殖场的利益，免受大型饲料或加工企业的挤压，又可彻底解决养殖业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如果有200家新型畜牧联合体，就上可保供给，下可保生态、保安全，政府部门就可从“热锅上的蚂蚁”成功变身为“市场的监管者”。
挂牌于2010年的“龙游龙珠畜牧专业合作社”就是最早试水全产业链的主体之一。当时，合作社由29家规模养殖场联合组建而成，实际注册资金1000万。
吸引养殖场加盟的是“贷款基金”。合作社成立后，将注册资金的690万存入银行，按1∶10的比例，可从银行得到6900万的贷款。养殖场上项目、购设备、进饲料所需资金可以基本解决。
由于众多养殖场的加盟，合作社具有了打通上下游，形成产业链的能力。
在原料采购环节，“龙珠”加入了更大的平台——良牧饲料原料进行原料统一采购。在饲料加工环节，则采取先委托加工后合作建设饲料厂的办法，与浙江科盛公司达成了合作。此外，“龙珠”还与浙江大学合作建立公司，进行产品开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在杭州迅速开出数十家“九号牧场”门店。
如今，不过3年多时间，因为运用了连横合纵的新思路、新理念，“龙珠”的全产业链梦想已经基本成为成型。
目前，像“龙珠”这样，将饲料、养殖、屠宰、销售、有机肥生产整合在一起，相互参股、利益紧密的共同体，在浙江已经有100多家。
另据了解，为了配合家禽杀白上市，浙江省政府最近出台政策，重点支持20家家禽养殖企业建立屠宰厂。这就通过政策的杠杠，直接将养殖和屠宰结合在一起，为家禽业产业链整合创造了更为快捷、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五水共治”的背景下，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大会战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如破竹之势向前推进。
记者几次约请张火法，希望能够当面采访，但都未能如愿。不是在这个地区检查落实进度，就是在哪个地区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从业30多年，张火法感到压力从未如此巨大，目标和路径也从未如此清晰。
“通过治水倒逼畜牧业转型升级，这个思路错不了，”张火法在电话里大声对笔者表明。诚如这个永远充满激情的畜牧局长所言，浙江畜牧业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刚刚启开大幕，要说凤凰涅槃还为时过早。但记者相信，只要有如此的理念，如此的毅力，如此的力度，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畜牧业发展之路，再创辉煌。到那时，一个“与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田园特色鲜明”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格局将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近些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的消费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植物蛋白的消费逐步下降，而动物蛋白的消费则日趋增长。
畜牧业产值在大农业中所占的比例节节攀升。其中我国生猪饲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排名世界第一。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畜牧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40%左右。
但挑战也随之到来，畜牧业污染破坏着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消费者心有余悸。
一方面，消费者对畜产品供应的品种和质量不断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畜牧业发展迷雾重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中国畜牧业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决定行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而问题的答案已经预设。这就是，既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又要保证农民增收，同时更要变废为宝，消除污染，为美丽乡村建设加分。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浙江总是最先遇到挑战，又最先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
治水倒逼促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三农”发展始终领先全国。而在一系列“率先”的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浙江演进，随着农民身份的转变，延续了上千年的散养模式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一时间，全省畜牧业养殖数量急剧下降，保障供应压力陡增。
畜牧业发展的出路在于“规模”。2000年和2002年，浙江审时度势，先后两次召开全省会议，推动规模养殖。经过努力，规模化水平迅速提升，其中生猪和家禽的规模养殖水平分别达到了82%和91%，在全国高居首位。
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这就是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对生态环保提出了新的要求。
畜牧业发展的关键从“规模”演变成了“生态”。2008年，浙江专门召开会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牧结合、资源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
正是这两次产业发展重要关口的正确决策，保证了浙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目前浙江猪肉产品的自给率仍保持在80%。
但畜牧业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大起大落的市场行情、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断警示着浙江。如果在产业链构建上没有作为，今后的发展，势必越来越被动。
浙江决定启动新型畜牧产业体系构建工程，以应对不测。
从2010年开始，用5年时间，组建200家大型畜牧专业合作社。将饲料、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主体，通过重组整合，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共同体，彻底根治畜牧业发展中的顽疾。
至今，浙江已经培育了100多家新型畜牧联合体。
从散养到规模养、生态养，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回顾浙江畜牧业发展的轨迹，因为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浙江畜牧业的发展也最先面临种种挑战。但浙江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总能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成为全国畜牧业发展的标杆，为大家提供着借鉴与启示。
2013年初春，“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把浙江畜牧业推入风口浪尖。问题何在？症结何在？浙江畜牧业如何前行，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浙江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接连召开常委会，专题讨论畜牧业出路问题。
转型一直是浙江畜牧业发展的主题。围绕着生态养殖，光是三轮“811”环境治理，浙江就投入了巨额资金，力度不可谓不大，收效也不可谓不明显。“黄浦江死猪事件”只能证明，老百姓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畜牧业只有进一步加快转型，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免遭重创。
浙江人没有解释，没有推诿，更没有躲避。而是“危中求机”，将压力变为动力，拉开了“五水共治”的大幕。该省省委书记夏宝龙利用任何一个机会，阐述“治水倒逼产业转型”的理论。
农业厅厅长史济锡告诉记者，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五水共治”，农业部门首先要做好排头兵，抓好水环境治理。通过治水，倒逼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完成“生态农业、美丽田园”的涅槃之旅。
在史济锡看来，农业水环境治理，尤以畜牧业为重中之重。首先畜牧业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其次畜牧业在大农业中所占的份额举足轻重；最后浙江畜牧业一直引领着全国，盛名之下，必须相符。
从这个角度看，畜牧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浙江农业的命运，也决定着“五水共治”的成败。
在生态文明已然来临的新阶段，浙江有何良策，如何应对？
畜牧业关系到保供给、保安全、保增收，在大农业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畜牧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优化布局，推行区域大循环
浙江要不要拥有自己的畜牧业？这个问题和浙江要不要自己种粮一样，有人异想天开，认为浙江应该出台禁养政策，以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猪肉全部通过外调加以解决；也有人提出，应该改变消费习惯，让浙江人向外国学习，改吃牛羊肉。一些地方政府也因为畜牧业污染的问题，乘机下达“逐客令”。
该省省委副书记王辉忠曾经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对畜牧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畜牧业尽管没有多少税收，但事关市场供给、事关质量安全、事关百姓增收，而且在大农业格局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浙江不是要不要畜牧业的问题，而是怎么发展畜牧业的问题。
浙江现有耕地3000万亩，生猪年饲养量也在3000万头。根据科学测算，一般每亩土地可消纳2头生猪的排泄物。因此，浙江现有的生猪饲养量并未超载。
问题的关键是，生猪养殖在区域之间很不平衡。如嘉兴市，18万农民竟然养了800万头生猪。而浙南温台等地，则饲养密度过低，所需生猪基本靠外地供应。
农牧结合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土壤肥力的改良、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可谓益处多多。但前提是，要在同一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资源才能得以有效的循环利用。而区域之间的这种严重失衡，正是长期以来影响农牧结合的症结所在！ 该省副省长黄旭明算了本账：假如嘉兴、衢州分别调减45%和15%，减量达到400万头；而温州、台州猪肉自给率提高15%，宁波、丽水提高10%，其他地区保持稳定。在区域布局调整优化的前提下，再落实1000万亩消纳地，畜牧业和种植业之间就可以基本循环起来。
一系列政策要求随之出台。
每个县都被要求明确禁限养区。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将一律于今年年底前关停或搬迁；限养区内的养殖场，必须按照生态消纳或达标排放标准进行限期整治、达标审核；宜养区内养殖场，则根据环境容量确定养殖规模，实现转型提升。为了推广有机肥使用，浙江还出台补助政策，政策要求明确之后，浙江层层分解任务，领导实现包干，时间上倒计时，定期进行汇报会商。由于部署周密，责任到位，加上借助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东风，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势如破竹。笔者获得的其中一个统计数字是，仅仅半年时间，过载区域低小散乱的养殖户调减了40500个，饲养量压缩了480万头。
布局调整和数量调减，为形成种养配套、农牧结合的循环农业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前已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业主小循环、产业中循环、区域大循环等一整套模式，得以进一步快速推广。
业主小循环指的是同一个老板，将种养业相结合，进行配套计划、循环发展，以达到全利用、零污染的目的。产业中循环指的是同一个产业园区内，不同老板之间所进行种养业无缝对接。史济锡认为，在三个循环模式中，最具价值、最值得推行的，当数区域大循环。因为中、小型的循环，生产主体自身即可实施，但区域大循环涉及面广、收效大，需要政府层面政策支持。
浦江是在县域范围内整体推进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据了解，该县在摸清各养殖场的饲养规模和周边种植基地布局情况的基础上，由大型养殖场或种植基地出资，政府补助50%的办法，购置了11辆3吨装沼液配送车。并且，将每辆车每年的配送数量、哪个养殖场与哪个消纳基地对接，都进行了细化。规定每配送3吨，政府补助50元、养殖场出40元、种植基地出10元。
笔者了解到，这种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区域大循环，不仅让排泄物资源化利用这一困扰畜牧业发展多年的难题得以一举解决，而且解决了生态循环农业点状、线性、局部发展的空间制约，让畜牧业真正成了体面的产业、有效益的产业。
目前，这种以县域为单位整体推行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模式在浙江正在被快速复制。
死亡动物的无害化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厂，还要建网；不仅要靠政府，更要靠市场。如何构建有效运行机制？
政府+市场，无害化处理布下天罗地网
2013年3月，笔者曾采访嘉兴南湖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该村1400多户，家家都养猪，由于养殖密度过高，生猪死亡率也特别高：1月份生猪死亡10078头，2月份生猪死亡8325头。
死猪的处理成了竹林村无法治愈的隐痛。挖坑掩埋？年复一年，没那么多土地可供处理。许多养殖户为了去晦气、图方便，就到处乱抛，任其腐烂。
“死亡动物的无害化处理是一件等不起的大事，”在最近召开的全省畜牧业转型升级现场会上，王辉忠异常焦急。浙江每天产生大批的死猪，无疑是生态环境、生命安全的杀手。
但死猪的处理并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建设无害化处理厂，符合环保与防疫要求，与当地实际需要相匹配；还要构建起全面覆盖的死亡动物收集网络，由政府主导，企业作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政府还需要出台“堵疏并重”的政策措施，财政支持与保险跟进统筹；最后，还要组建一支监管执法队伍，进行高效巡查。
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浙江全省45个畜牧业重点县，在2014年底前，要全部完成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厂建设。为此，该省财政加拨资金1.55亿。无害化集中处理究竟选用哪种技术模式，采用何种设备，在选址、构建收集体系、做好卫生防护等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工作中势必遭遇的问题，但对浙江而言，不仅是新问题，从未碰到，而且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浙江组织专家，编印了全国第一个“技术导则”，在评估的基础上，推出了“焚烧法”和“高温化制法”，供各地根据实际选用。
“焚烧法”与“高温化制法”利弊。成本、可操作性、更倾向于资源化利用。
建厂固然重要，但如果政策不跟进，机制不到位，死亡动物收集不起来，那么，再好的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最后只能成为摆设。
这方面，龙游县作出了积极探索。该县联手当地保险公司，在全国首次推行“生猪保险试点”。猪崽只要一出生就可投保，每头保费30元。其中农户承担15%，政府补助85%。理赔时，小猪赔付30元，大猪每公斤赔付5元。但理赔金必须经保险员到无害化处理现场认定后方可兑现。
收集网络的建设方法是，规模养殖场自建冷库；散户则按村配置冰柜，由村保洁员负责统一回收。回收中心根据收集点的通知随时上门回收。
目前，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的建设，在浙江各地正紧锣密鼓进行。据了解，已经建好的处理厂有3个，已经立项启动建设的有29个，其余的排定时间表，用倒计时的办法，由省局领导一对一正在抓紧落实之中。
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是两大“软肋”，必须首先进行医治。但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根本上还得依靠新型畜牧体系的构建。
连横合纵，快速打通产业链
与许多省份不同，浙江畜牧业尽管规模化程度比较高，但真正上规模、上档次的屈指可数。
“尽管与以前散养相比，浙江规模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从产业链上看，主体之间异常分散，大家各行其是，互不相干，缺乏利益连结。整体竞争力并不高。可以说，污染问题、食品质量问题、安全问题等等，都与这一行业特征紧密相关。”该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张火法分析认为。
2009年，浙江开始试点，构建新型畜牧产业体系。 “排泄物资源化利用和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只是解决了畜牧业发展中的两大软肋。要真正实现转型升级，还必须培养壮大畜牧主体，”张火法认为，只有通过市场化的办法培育长大畜牧主体，才是“王道”所在。
浙江的做法是先连横，将畜牧养殖场组建成利益紧密的联合体；再合纵，由联合体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最后将原来分散的种业、饲料、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环节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主体。而每一个新型主体，到时候都是一条比较完整、比较强大的产业链。
连横合纵的做法，显示出快速的优势。既保护了养殖场的利益，免受大型饲料或加工企业的挤压，又可彻底解决养殖业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如果有200家新型畜牧联合体，就上可保供给，下可保生态、保安全，政府部门就可从“热锅上的蚂蚁”成功变身为“市场的监管者”。
挂牌于2010年的“龙游龙珠畜牧专业合作社”就是最早试水全产业链的主体之一。当时，合作社由29家规模养殖场联合组建而成，实际注册资金1000万。
吸引养殖场加盟的是“贷款基金”。合作社成立后，将注册资金的690万存入银行，按1∶10的比例，可从银行得到6900万的贷款。养殖场上项目、购设备、进饲料所需资金可以基本解决。
由于众多养殖场的加盟，合作社具有了打通上下游，形成产业链的能力。
在原料采购环节，“龙珠”加入了更大的平台——良牧饲料原料进行原料统一采购。在饲料加工环节，则采取先委托加工后合作建设饲料厂的办法，与浙江科盛公司达成了合作。此外，“龙珠”还与浙江大学合作建立公司，进行产品开发、品牌推广、市场营销，在杭州迅速开出数十家“九号牧场”门店。
如今，不过3年多时间，因为运用了连横合纵的新思路、新理念，“龙珠”的全产业链梦想已经基本成为成型。
目前，像“龙珠”这样，将饲料、养殖、屠宰、销售、有机肥生产整合在一起，相互参股、利益紧密的共同体，在浙江已经有100多家。
另据了解，为了配合家禽杀白上市，浙江省政府最近出台政策，重点支持20家家禽养殖企业建立屠宰厂。这就通过政策的杠杠，直接将养殖和屠宰结合在一起，为家禽业产业链整合创造了更为快捷、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五水共治”的背景下，浙江畜牧业转型升级的大会战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如破竹之势向前推进。
记者几次约请张火法，希望能够当面采访，但都未能如愿。不是在这个地区检查落实进度，就是在哪个地区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从业30多年，张火法感到压力从未如此巨大，目标和路径也从未如此清晰。
“通过治水倒逼畜牧业转型升级，这个思路错不了，”张火法在电话里大声对笔者表明。诚如这个永远充满激情的畜牧局长所言，浙江畜牧业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刚刚启开大幕，要说凤凰涅槃还为时过早。但记者相信，只要有如此的理念，如此的毅力，如此的力度，浙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畜牧业发展之路，再创辉煌。到那时，一个“与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田园特色鲜明”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格局将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