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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的《癸辛杂识》和《齐东野语》两部笔记内容广泛，记载着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美丑尊卑的历史人物、山川都城的盛况美景，作者秉持保存国史的自觉意识，造就其笔记著述极高的史实价值。其中关乎贾似道和宋末三学诸生活动的记载与评述，正是文人透过文字表达反思和控诉、追忆心声、深切眷恋家国的例证。
一、有关贾似道事的评述
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有关贾似道的事迹20余条，分别是《贾母饰终》《施行韩震》《三学之横》《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簿录权臣》《马相去国》《贾廖刊书》《贾廖碑帖》《道学》《鲁港风祸》《襄阳始末》《机速房》《置士籍》等条，这些内容与贾似道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例如，《三学之横》介绍了“大全时极力与之（三学）为敌……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贾似道深知其中利害，“以术笼络”太学生，“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一条讲述贾似道以“术”打击外戚和宦官专权，周密虽对贾似道品行颇为憎恶，但仍感慨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故不可以人而废也”。《襄阳始末》则介绍在刘整投北，俞大忠父子为一己私利杀害杨政、马忠，守臣吕文焕病逝，“朝廷虽屡督制府出师救援，而不克进，往往失利不一”等不利条件下，贾似道多次提出巡边守襄的要求，但昏聩无能的宋度宗堅持“师相岂可一日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在襄阳被围危难之时，南宋朝廷和贾似道虽为解围做出诸多努力，却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襄阳失陷。又如《施行韩震》《廖莹中仰药》《失诰碎带》《鲁港风祸》《簿录权臣》则介绍丁家洲之战失败后贾似道的行迹，也见其谎报军情、贪生怕死、独揽大权的种种劣迹。而《贾廖刊书》和《贾廖碑帖》则表现出贾似道对文学的偏爱。
《齐东野语》记述有关贾似道的材料包括：《方巨山争体统》《杭学游士聚散》《出师旗折》《贾相寿词》《徐谓礼相术》《咸淳三事》《景定行公田》《景定彗星》《贾氏前兆》《明堂不乘辂》《贾氏园池》等10余条。《景定行公田》《景定彗星》较为详实地记录了推行公田法的过程，其契机是“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又“可免和糴，可以军饷，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内。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带头投献自己的土地，既而后续有其他官员、皇家宗族的配合，反对之声锐减，可见其希望挽救社会危机、实现富国强兵的初衷。然在具体实施中，首先需明确公田法的回买对象，主要是“买逾限之田”，也就是指针对官户的逾限之田，民户的占田亩数是不限的，这与《宋季三朝政要》言“置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记载相似，这应是考虑到佃农的利益。公田法的回买对象主要是占田大户，即大官僚和大地主，其有“抑强嫉富之意”。不过，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难以按照限额的规定，“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这样回买的田产最低限额转为百亩，不仅大地主，就连中小地主也包含在内，这必然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抵制和反对。回买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既定价格每亩从二百贯往下递减，按地租的多少来定。然而到了回买实地时，“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回买价格大为缩水，这使地主们更无积极性可言，从而使回买公田的进程愈加困难。正如宋理宗御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公田法推行期间出现了诸多弊端，例如，虽然严格规定“每租一石，明减两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且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亩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官租，强迫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更为繁重，可谓“其害尤惨”。
《景定彗星》条中记载，景定五年七月，“彗见东方柳宿，光芒煊赫，昭示天变”，这是灾难的预兆。为平息天灾人怒，宋理宗要求群臣上书，因公田法得罪了很多大臣，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群臣借此纷纷上书直言公田法弊端，要求惩处贾似道并废除公田法。面对群臣的反对呼声以及贾似道的上书请辞，宋理宗表明公田法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缓解了许多难题的态度，言“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可见，公田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饷供给，而且对减少和籴数量和楮币发行起到了一定作用。公田法的实行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在贾似道身败名裂以后，这项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载入史册。
《贾相寿词》则反映了文人集团对贾似道极尽阿谀谄媚。《贾氏园池》是对贾似道生活居住场所的细致描写。《出师旗折》《徐谓礼相术》《贾氏前兆》等条也可见周密对贾似道此人品行行径的憎恶与愤恨，是否事实已无可考证。
贾似道腐败、专权的奸臣形象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应更全面周详地认识和解读历史人物，摒弃个人偏见，甄别文人作家主观评断的偏差。周密的两部笔记对了解贾似道打击宦官和外戚，实行公田法，防守襄阳等事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宋末“三学”的记述
（一）《癸辛杂识》有关“三学”的记述
《癸辛杂识》中与三学诸生有关的记载有：《三学之横》《学舍燕集》《开庆六士》《道学》《余晦》《马光祖》《史嵩之始末》《史嵩之致仕》《置士籍》等。
南宋三学，分别是太学、武学、宗学，它们是宋代中央三大学府，其参与政治的意识极强。例如，《三学之横》一条记载，他们合力声讨史嵩之、丁大全等权臣，“虽一时权相知史高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入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
反对史嵩之起复，是南宋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其中三学连连上书，展现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与群体力量。《宋季三朝政要》记述，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弥忠忧，诏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永国公，令学士院降制……太学生黄愷伯、金九万、孙翼凤、何子举等百四十四人上书”，“武学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书言史嵩之”，“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书”。从史料中可见反对史嵩之起复的成员之多，规模之大，语言文辞之激烈，这在宋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周密笔记《癸辛杂识·史嵩之始末》也有记载：“淳祐初年，嵩之独运化权。癸卯，长至雷，三学上书攻之;明年，徐霖伏阙上书，疏其罪。是岁仲冬，嵩之父弥忠殂于家，不即奔丧，公论沸腾。未几，御笔史嵩之复起右丞相，于是三学复上书，将作监徐元杰、少监史季温、右史韩详皆有疏，言其不可。于是范钟拜左，杜范拜右，尽逐史嵩之之党……” 然而，三学诸生中也有才能、名节不符其实之人，如有“六君子”之称的“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宜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倡为期之论”，因反对史嵩之起复而名噪一时，这却成为仕途亨通的手段，“同声合党，孰敢攖其锋”，一旦有人论其“虚名之弊”，便群起而攻之，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数公，皆相继卖降”。周密感慨道：“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
三学在宋末之际有着骄横、狭隘、嚣张、不可一世的特点，只要侵犯其利益，小则辱骂责打，大则逼迫官员离职免职。例如，《余晦》记载：“上痒世人与市人有竞，以不能奉学舍之意。既而斋生有毙于斋中者，遂命总辖辈入斋看验，遂肆诸生之怒。时祭酒蔡杭入奏，三学捲堂伏阙上书，直攻晦为仆。及晦轿出，将白堂，则诸生拦截于路，欲行打辱，于是晦即绝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罢职。”余晦为自己辩护，竟然差点遭到学生打骂，最后只能以罢职了事。《馬光祖》言及“光祖尹京，又创为一议，应学舍词讼，须先经本监用印保明，方许经有司。学舍尤怒之”。马光祖深感不安，力求外任，只为自保。从诸事中皆见三学之人狭隘的心胸，嚣张之气焰。
宋季世风衰落直接影响到学校风气，学舍燕集必点妓，还专有一群为学生召妓送帖为生之人，召妓之事在南宋末蔚然成风，正可谓是“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周密清楚意识到“道学”在宋季俨然成为学生沽名钓誉的工具，对他们的道德、责任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抚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最终落得“万事不理，丧身亡国”的结局。
（二）《齐东野语》有关“三学”的记述
《齐东野语》中与三学有关的记述有：《杭学游士聚散》《洪君畴》《咸淳三事》《景定彗星》《巴陵本末》《庆元开庆六士》等。
三学诸生高谈阔论，造成极大声势，在贾似道专权时期似乎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社会力量。例如，《景定彗星》记载：“景定五年，彗星出见。贾右相第一疏乞罢免，以塞灾咎，五疏皆不允。”借由宋理宗下诏求言之机，众臣纷纷上书指责贾似道实行公田法，使得东南民力竭矣，“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彗妖之所以示变也”，“自是三学京痒，投匦上书者日至。太学生吴绮、许求之等书有云：‘今彗之示变，已渝旬浹月，陛下恐惧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犹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误陛下者，未有所思也。’且并及市舶、公田之害云”。从材料中可见，三学诸生直接有力地抨击了贾似道在政治上的失误，但又无法针对时弊提出主张，改变国之现状。
贾似道深知三学的作用与价值，他们是党争舆论的重要工具，入相以来一直对其采取怀柔笼络的政策，并大加利诱。例如，《咸淳三事》条记载，时局动荡，国之将亡，贾似道仍欲优学舍收买人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痒拟试……于是群四方之士试者纷然。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周密在笔记中陈述评论的正是不顾国家安危，只为沽名钓誉的“三学”诸生。
“三学”之人也有心系国事之人，却鲜少考虑整体全局，所引发的学生运动有时收效甚微。例如，《洪君畴》一条中，宝祐年间，洪君畴弹劾宦官董宋臣、卢允升，而被“径出江干待罪”。三学上书乞留，太学生林自养受贿诋毁谢方叔、洪君畴，“于是学舍鸣鼓攻之，上书以声林自养之罪”，最后只落得谢方叔罢免，洪君畴去国，林自养尽除学籍，而董宋臣、卢允升二珰毫毛未伤的结果。
南宋后期，三学的主要活动仍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大多关心国家、国事，并有效地约束了权臣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等人对朝廷、朝纲的垄断。在贾似道执政期间，虽“以术笼络”，“于是诸生唤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贾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但三学诸生中还是有人不断书，以指责其为政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贾似道的专权专政。
三、结语
周密身处国势日衰之时，历经南渡，直至宋亡后，其始终秉持保存国史的自觉意识。因现存南宋末期史实材料匮乏，只有细读探析仅存材料，今人才能梳理出南宋社会各个层面的大致轮廓。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尚艳（1981-），女，重庆酉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方向）。
一、有关贾似道事的评述
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有关贾似道的事迹20余条，分别是《贾母饰终》《施行韩震》《三学之横》《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簿录权臣》《马相去国》《贾廖刊书》《贾廖碑帖》《道学》《鲁港风祸》《襄阳始末》《机速房》《置士籍》等条，这些内容与贾似道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例如，《三学之横》介绍了“大全时极力与之（三学）为敌……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贾似道深知其中利害，“以术笼络”太学生，“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一条讲述贾似道以“术”打击外戚和宦官专权，周密虽对贾似道品行颇为憎恶，但仍感慨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故不可以人而废也”。《襄阳始末》则介绍在刘整投北，俞大忠父子为一己私利杀害杨政、马忠，守臣吕文焕病逝，“朝廷虽屡督制府出师救援，而不克进，往往失利不一”等不利条件下，贾似道多次提出巡边守襄的要求，但昏聩无能的宋度宗堅持“师相岂可一日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在襄阳被围危难之时，南宋朝廷和贾似道虽为解围做出诸多努力，却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襄阳失陷。又如《施行韩震》《廖莹中仰药》《失诰碎带》《鲁港风祸》《簿录权臣》则介绍丁家洲之战失败后贾似道的行迹，也见其谎报军情、贪生怕死、独揽大权的种种劣迹。而《贾廖刊书》和《贾廖碑帖》则表现出贾似道对文学的偏爱。
《齐东野语》记述有关贾似道的材料包括：《方巨山争体统》《杭学游士聚散》《出师旗折》《贾相寿词》《徐谓礼相术》《咸淳三事》《景定行公田》《景定彗星》《贾氏前兆》《明堂不乘辂》《贾氏园池》等10余条。《景定行公田》《景定彗星》较为详实地记录了推行公田法的过程，其契机是“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又“可免和糴，可以军饷，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内。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带头投献自己的土地，既而后续有其他官员、皇家宗族的配合，反对之声锐减，可见其希望挽救社会危机、实现富国强兵的初衷。然在具体实施中，首先需明确公田法的回买对象，主要是“买逾限之田”，也就是指针对官户的逾限之田，民户的占田亩数是不限的，这与《宋季三朝政要》言“置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记载相似，这应是考虑到佃农的利益。公田法的回买对象主要是占田大户，即大官僚和大地主，其有“抑强嫉富之意”。不过，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难以按照限额的规定，“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这样回买的田产最低限额转为百亩，不仅大地主，就连中小地主也包含在内，这必然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抵制和反对。回买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既定价格每亩从二百贯往下递减，按地租的多少来定。然而到了回买实地时，“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回买价格大为缩水，这使地主们更无积极性可言，从而使回买公田的进程愈加困难。正如宋理宗御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公田法推行期间出现了诸多弊端，例如，虽然严格规定“每租一石，明减两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且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亩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官租，强迫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更为繁重，可谓“其害尤惨”。
《景定彗星》条中记载，景定五年七月，“彗见东方柳宿，光芒煊赫，昭示天变”，这是灾难的预兆。为平息天灾人怒，宋理宗要求群臣上书，因公田法得罪了很多大臣，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群臣借此纷纷上书直言公田法弊端，要求惩处贾似道并废除公田法。面对群臣的反对呼声以及贾似道的上书请辞，宋理宗表明公田法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缓解了许多难题的态度，言“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可见，公田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饷供给，而且对减少和籴数量和楮币发行起到了一定作用。公田法的实行损害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在贾似道身败名裂以后，这项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载入史册。
《贾相寿词》则反映了文人集团对贾似道极尽阿谀谄媚。《贾氏园池》是对贾似道生活居住场所的细致描写。《出师旗折》《徐谓礼相术》《贾氏前兆》等条也可见周密对贾似道此人品行行径的憎恶与愤恨，是否事实已无可考证。
贾似道腐败、专权的奸臣形象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应更全面周详地认识和解读历史人物，摒弃个人偏见，甄别文人作家主观评断的偏差。周密的两部笔记对了解贾似道打击宦官和外戚，实行公田法，防守襄阳等事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宋末“三学”的记述
（一）《癸辛杂识》有关“三学”的记述
《癸辛杂识》中与三学诸生有关的记载有：《三学之横》《学舍燕集》《开庆六士》《道学》《余晦》《马光祖》《史嵩之始末》《史嵩之致仕》《置士籍》等。
南宋三学，分别是太学、武学、宗学，它们是宋代中央三大学府，其参与政治的意识极强。例如，《三学之横》一条记载，他们合力声讨史嵩之、丁大全等权臣，“虽一时权相知史高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入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
反对史嵩之起复，是南宋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其中三学连连上书，展现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与群体力量。《宋季三朝政要》记述，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弥忠忧，诏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永国公，令学士院降制……太学生黄愷伯、金九万、孙翼凤、何子举等百四十四人上书”，“武学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书言史嵩之”，“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书”。从史料中可见反对史嵩之起复的成员之多，规模之大，语言文辞之激烈，这在宋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周密笔记《癸辛杂识·史嵩之始末》也有记载：“淳祐初年，嵩之独运化权。癸卯，长至雷，三学上书攻之;明年，徐霖伏阙上书，疏其罪。是岁仲冬，嵩之父弥忠殂于家，不即奔丧，公论沸腾。未几，御笔史嵩之复起右丞相，于是三学复上书，将作监徐元杰、少监史季温、右史韩详皆有疏，言其不可。于是范钟拜左，杜范拜右，尽逐史嵩之之党……” 然而，三学诸生中也有才能、名节不符其实之人，如有“六君子”之称的“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宜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倡为期之论”，因反对史嵩之起复而名噪一时，这却成为仕途亨通的手段，“同声合党，孰敢攖其锋”，一旦有人论其“虚名之弊”，便群起而攻之，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数公，皆相继卖降”。周密感慨道：“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
三学在宋末之际有着骄横、狭隘、嚣张、不可一世的特点，只要侵犯其利益，小则辱骂责打，大则逼迫官员离职免职。例如，《余晦》记载：“上痒世人与市人有竞，以不能奉学舍之意。既而斋生有毙于斋中者，遂命总辖辈入斋看验，遂肆诸生之怒。时祭酒蔡杭入奏，三学捲堂伏阙上书，直攻晦为仆。及晦轿出，将白堂，则诸生拦截于路，欲行打辱，于是晦即绝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罢职。”余晦为自己辩护，竟然差点遭到学生打骂，最后只能以罢职了事。《馬光祖》言及“光祖尹京，又创为一议，应学舍词讼，须先经本监用印保明，方许经有司。学舍尤怒之”。马光祖深感不安，力求外任，只为自保。从诸事中皆见三学之人狭隘的心胸，嚣张之气焰。
宋季世风衰落直接影响到学校风气，学舍燕集必点妓，还专有一群为学生召妓送帖为生之人，召妓之事在南宋末蔚然成风，正可谓是“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周密清楚意识到“道学”在宋季俨然成为学生沽名钓誉的工具，对他们的道德、责任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抚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最终落得“万事不理，丧身亡国”的结局。
（二）《齐东野语》有关“三学”的记述
《齐东野语》中与三学有关的记述有：《杭学游士聚散》《洪君畴》《咸淳三事》《景定彗星》《巴陵本末》《庆元开庆六士》等。
三学诸生高谈阔论，造成极大声势，在贾似道专权时期似乎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社会力量。例如，《景定彗星》记载：“景定五年，彗星出见。贾右相第一疏乞罢免，以塞灾咎，五疏皆不允。”借由宋理宗下诏求言之机，众臣纷纷上书指责贾似道实行公田法，使得东南民力竭矣，“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彗妖之所以示变也”，“自是三学京痒，投匦上书者日至。太学生吴绮、许求之等书有云：‘今彗之示变，已渝旬浹月，陛下恐惧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犹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误陛下者，未有所思也。’且并及市舶、公田之害云”。从材料中可见，三学诸生直接有力地抨击了贾似道在政治上的失误，但又无法针对时弊提出主张，改变国之现状。
贾似道深知三学的作用与价值，他们是党争舆论的重要工具，入相以来一直对其采取怀柔笼络的政策，并大加利诱。例如，《咸淳三事》条记载，时局动荡，国之将亡，贾似道仍欲优学舍收买人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痒拟试……于是群四方之士试者纷然。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周密在笔记中陈述评论的正是不顾国家安危，只为沽名钓誉的“三学”诸生。
“三学”之人也有心系国事之人，却鲜少考虑整体全局，所引发的学生运动有时收效甚微。例如，《洪君畴》一条中，宝祐年间，洪君畴弹劾宦官董宋臣、卢允升，而被“径出江干待罪”。三学上书乞留，太学生林自养受贿诋毁谢方叔、洪君畴，“于是学舍鸣鼓攻之，上书以声林自养之罪”，最后只落得谢方叔罢免，洪君畴去国，林自养尽除学籍，而董宋臣、卢允升二珰毫毛未伤的结果。
南宋后期，三学的主要活动仍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大多关心国家、国事，并有效地约束了权臣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等人对朝廷、朝纲的垄断。在贾似道执政期间，虽“以术笼络”，“于是诸生唤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贾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但三学诸生中还是有人不断书，以指责其为政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贾似道的专权专政。
三、结语
周密身处国势日衰之时，历经南渡，直至宋亡后，其始终秉持保存国史的自觉意识。因现存南宋末期史实材料匮乏，只有细读探析仅存材料，今人才能梳理出南宋社会各个层面的大致轮廓。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尚艳（1981-），女，重庆酉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