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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统计数据，对《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苏轼文章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进行解读，发现其文具有爱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特点，即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他也是有条件的，或是用不客气的“我”表达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或是获得他的“自我”认同的同道中人，才会被他称之以“吾”。这透露了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
关键词：第一人称代词苏轼主体意识独立人格
苏教版高中语文《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共选取了唐宋八大家的32篇文章。笔者对其中仅充当句子主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余”“予”“某”的使用情况（文中引用话语除外，下同）做了统计（详见表1）。
难免有人质疑：为何要专门统计第一人称代词“余”和“予”呢？之所以把这两个第一人称代词放在一起统计，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到，“余”与“予”属于同一个语音系统（d系），并认为它们自古为同音词；另一方面，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中指出，“予（余）”是专用于单数的，“我”“吾”则可兼用于复数。
由表1可以看出，使用专用作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频率较高的为苏洵和苏轼，其中苏洵所涉文章总字数较少，可比性显然不大；苏辙所涉文章总字数为999字，韩愈所涉文章的总字数最多，为5904字，均未出现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情况；八大家中的其他几大家所涉文章皆为2000字左右，可比性较大，相较而言，苏轼使用“余”“予”作主语的频率为高。
而专门统计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情况，是基于语法学的认识。黄伯荣、廖序东曾在《现代汉语·下册》中指出：“主语，表示发出动作、行为的主体。”韩礼德（MAK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一书中，分析了传统意义上“主语”的实际含义，认为“主语”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消息关涉的对象”的心理主语，一是作为“断言的对象”的语法主语，一是作为“动作的发出者”的逻辑主语，并解释“心理主语”为“它之所以叫作‘心理’主语，是因为它是说话人心里所想的出发点”。陈脑冲在《论“主语”》一文中阐述了所谓“心理主语”“语法主语”和“逻辑主语”等名称的含义、由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王平在《英汉语法主语差异对比研究》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主语一般分为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和心理主语”。
鉴于此，苏轼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使用频率较高，可以说明他的心里所想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独立的“苏轼”，而不是包含苏轼的“苏轼+们”，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故而他有意无意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为心理主语。同时，郑媛媛、李晓庆在《主语优先现象及其认知机制》中指出，主语优先是言语加工中的一种语序效应。而苏轼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优先考虑的，便是仅表示单数的“自我”概念的“余”“予”这类第一人称代词。
如在《后赤壁赋》一文中，苏轼有4次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予”做句子主语，甚至文中有一处本该用表示复数的人称代词作主语，而苏轼却用了专用于单数的“予”（“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作主语。此文开篇明明交代了“二客从予”，后文又明确叙述“须臾客去，予亦就睡”，那么中间段落所叙述的“摄衣而上”的逻辑主语应该是苏轼和“二客”，应是他们一起“游于赤壁之下”，一起“摄衣而上”（据后文可知，只不过“二客”没有跟上苏轼的脚步而已，未能如苏轼那般登到顶处“俯冯夷之幽宫”），但苏轼却使用了专用于单数的“予”做“摄衣而上”的心理主语，可见苏轼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潜意识里就有一种排他性与独立性，所谓言为心声，心理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总会外显于文字层面。
又如，在《方山子传》一文中，苏轼7次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做句子主语，尽管可以选用既可表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但对于心理主语，苏轼对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情有独钟，很少涉及其他。即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吾”，他也是有条件的，或许只有与其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才会获得苏轼的“自我”认同，才会被他称之以“吾”。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苏轼仅有一次使用“吾”，是在《方山子传》中与陈季常对话时言及的（“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大概是出于对陈季常的“自我”认同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毕竟陈季常才是他的同道中人——同样有着独立人格的人。
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苏轼大量使用只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心理主语，不仅可视为其主体意识较强，亦可看作是他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的外显。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说：“自称为‘余’‘我’之类也是不客气的，因此古人對于称呼有一种礼貌式，就是不用人称代词，而用名词。称人则用一种尊称，自称则用一种谦称。”苏轼使用“不客气”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的频率相较为高，如苏轼在《后赤壁赋》中言及：“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一句话中竟两次使用不礼貌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即便与之对话者是道士，亦是如此；此文中还有一句：“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此处的“我”，看似是“妇”的话语，其实不妨也将其看作是苏轼的言语，毕竟苏轼善借主客（其实，主客皆是自己）的形式表达一己的内心博弈，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的“苏子”与“客”的主客问答，亦是如此。
相较之下，韩愈除了在《圬者王承福传》一文中使用了一次第一人称代词“我”（我岂异于人哉！），之外，他或用单复数皆可指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字（43次），或用“愈”（6次）来谦称自我；或用写作对象之字以示尊称，如在《柳子厚墓志铭》一文中称柳宗元为“子厚”高达21次。柳宗元则或者“以地代人”，如在《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中12次称王参元为“足下”；或以爵位称呼人，如在《段太尉逸事状》一文中，“段太尉”之称竟高达28次，尽是尊敬之语。他们不像苏轼那样高频率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主体意识，没有苏轼那么强烈与鲜明吧。 再看与苏轼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家。欧阳修，北宋文坛一代领袖，他大量使用谦词“修”（见《丰乐亭记》和《泷冈阡表》，共9次）或“小子修”（2次，见《泷冈阡表》一文）或“臣”（3次，见《朋党论》一文），却无一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作其文句的主语；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一文中五次称欧阳修为“公”，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则四次用“伏”，五次尊称“陛下”，七次自称为“臣”。同为奏议，于《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苏轼则罕见此类谦敬词，更不愿降低自己而用“伏”，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显然可见。作为同袍兄弟，苏辙却缺乏其兄那样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于已则六次谦称为“辙”，于位居高官者韩某则四次尊称其官爵为“韩太尉”；至于曾巩，他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中，十次以“公”尊称赵抃。
借助统计数据的纵横比较，我们发现，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的32篇文章中，无论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还是与苏轼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家，在行文称谓上，他们较多使用谦敬词，甚至使用谦卑的“伏”字等，他们没有谁能像苏轼那样，高频率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苏轼言语背后的心理出发点只有一个独立的“苏轼”，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故而他不仅罕用谦敬词，让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恣意张扬，更不愿屈尊而用含有异常谦卑之意的“伏”字，而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为心理主语，进而外现为文句的主语。即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苏轼也是有条件的，或是用不客气的“我”表达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或是获得他的“自我”认同的同道中人，才会被他称之以“吾”。
总之，本文以统计语言学为支架，从第一人称代词视角切入，对《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的文本进行相关的数字统计与比较，虽然能借助“数据之镜”直观地窥见文字背后的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但只是探究文本活动的尝试之一。如欲以此类探究活动为契机，调动起学生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此类选修教材的兴趣和主动性，教师不仅要进一步提高自身古代散文领域的素养，更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学功底，尤其要掌握相关的统计语言学知识，深入认识统计语言学于文言文教学的潜在价值，如此，或可有益于我们发现一定的语言规律，深层次地解读文本。
参考文献：
[1] 丁帆，杨九俊.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增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 【英】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M].彭宣维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6] 陈脑冲.论“主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7] 王平.英汉语法主语差异对比研究[J].时代报告（學术版），2012（5）.
[8] 郑媛媛，李晓庆.主语优先现象及其认知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1（12）.
关键词：第一人称代词苏轼主体意识独立人格
苏教版高中语文《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共选取了唐宋八大家的32篇文章。笔者对其中仅充当句子主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余”“予”“某”的使用情况（文中引用话语除外，下同）做了统计（详见表1）。
难免有人质疑：为何要专门统计第一人称代词“余”和“予”呢？之所以把这两个第一人称代词放在一起统计，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到，“余”与“予”属于同一个语音系统（d系），并认为它们自古为同音词；另一方面，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中指出，“予（余）”是专用于单数的，“我”“吾”则可兼用于复数。
由表1可以看出，使用专用作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频率较高的为苏洵和苏轼，其中苏洵所涉文章总字数较少，可比性显然不大；苏辙所涉文章总字数为999字，韩愈所涉文章的总字数最多，为5904字，均未出现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情况；八大家中的其他几大家所涉文章皆为2000字左右，可比性较大，相较而言，苏轼使用“余”“予”作主语的频率为高。
而专门统计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情况，是基于语法学的认识。黄伯荣、廖序东曾在《现代汉语·下册》中指出：“主语，表示发出动作、行为的主体。”韩礼德（MAKHalliday）在《功能语法导论》一书中，分析了传统意义上“主语”的实际含义，认为“主语”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消息关涉的对象”的心理主语，一是作为“断言的对象”的语法主语，一是作为“动作的发出者”的逻辑主语，并解释“心理主语”为“它之所以叫作‘心理’主语，是因为它是说话人心里所想的出发点”。陈脑冲在《论“主语”》一文中阐述了所谓“心理主语”“语法主语”和“逻辑主语”等名称的含义、由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王平在《英汉语法主语差异对比研究》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主语一般分为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和心理主语”。
鉴于此，苏轼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主语的使用频率较高，可以说明他的心里所想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独立的“苏轼”，而不是包含苏轼的“苏轼+们”，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故而他有意无意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为心理主语。同时，郑媛媛、李晓庆在《主语优先现象及其认知机制》中指出，主语优先是言语加工中的一种语序效应。而苏轼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优先考虑的，便是仅表示单数的“自我”概念的“余”“予”这类第一人称代词。
如在《后赤壁赋》一文中，苏轼有4次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予”做句子主语，甚至文中有一处本该用表示复数的人称代词作主语，而苏轼却用了专用于单数的“予”（“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作主语。此文开篇明明交代了“二客从予”，后文又明确叙述“须臾客去，予亦就睡”，那么中间段落所叙述的“摄衣而上”的逻辑主语应该是苏轼和“二客”，应是他们一起“游于赤壁之下”，一起“摄衣而上”（据后文可知，只不过“二客”没有跟上苏轼的脚步而已，未能如苏轼那般登到顶处“俯冯夷之幽宫”），但苏轼却使用了专用于单数的“予”做“摄衣而上”的心理主语，可见苏轼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潜意识里就有一种排他性与独立性，所谓言为心声，心理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总会外显于文字层面。
又如，在《方山子传》一文中，苏轼7次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做句子主语，尽管可以选用既可表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但对于心理主语，苏轼对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情有独钟，很少涉及其他。即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吾”，他也是有条件的，或许只有与其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才会获得苏轼的“自我”认同，才会被他称之以“吾”。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苏轼仅有一次使用“吾”，是在《方山子传》中与陈季常对话时言及的（“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大概是出于对陈季常的“自我”认同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毕竟陈季常才是他的同道中人——同样有着独立人格的人。
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苏轼大量使用只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心理主语，不仅可视为其主体意识较强，亦可看作是他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的外显。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说：“自称为‘余’‘我’之类也是不客气的，因此古人對于称呼有一种礼貌式，就是不用人称代词，而用名词。称人则用一种尊称，自称则用一种谦称。”苏轼使用“不客气”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的频率相较为高，如苏轼在《后赤壁赋》中言及：“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一句话中竟两次使用不礼貌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即便与之对话者是道士，亦是如此；此文中还有一句：“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此处的“我”，看似是“妇”的话语，其实不妨也将其看作是苏轼的言语，毕竟苏轼善借主客（其实，主客皆是自己）的形式表达一己的内心博弈，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的“苏子”与“客”的主客问答，亦是如此。
相较之下，韩愈除了在《圬者王承福传》一文中使用了一次第一人称代词“我”（我岂异于人哉！），之外，他或用单复数皆可指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字（43次），或用“愈”（6次）来谦称自我；或用写作对象之字以示尊称，如在《柳子厚墓志铭》一文中称柳宗元为“子厚”高达21次。柳宗元则或者“以地代人”，如在《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中12次称王参元为“足下”；或以爵位称呼人，如在《段太尉逸事状》一文中，“段太尉”之称竟高达28次，尽是尊敬之语。他们不像苏轼那样高频率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主体意识，没有苏轼那么强烈与鲜明吧。 再看与苏轼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家。欧阳修，北宋文坛一代领袖，他大量使用谦词“修”（见《丰乐亭记》和《泷冈阡表》，共9次）或“小子修”（2次，见《泷冈阡表》一文）或“臣”（3次，见《朋党论》一文），却无一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我”作其文句的主语；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一文中五次称欧阳修为“公”，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则四次用“伏”，五次尊称“陛下”，七次自称为“臣”。同为奏议，于《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苏轼则罕见此类谦敬词，更不愿降低自己而用“伏”，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显然可见。作为同袍兄弟，苏辙却缺乏其兄那样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于已则六次谦称为“辙”，于位居高官者韩某则四次尊称其官爵为“韩太尉”；至于曾巩，他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中，十次以“公”尊称赵抃。
借助统计数据的纵横比较，我们发现，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的32篇文章中，无论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还是与苏轼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家，在行文称谓上，他们较多使用谦敬词，甚至使用谦卑的“伏”字等，他们没有谁能像苏轼那样，高频率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苏轼言语背后的心理出发点只有一个独立的“苏轼”，他的自我主体意识较强，故而他不仅罕用谦敬词，让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恣意张扬，更不愿屈尊而用含有异常谦卑之意的“伏”字，而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专用于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作为心理主语，进而外现为文句的主语。即便要用可表示复数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吾”，苏轼也是有条件的，或是用不客气的“我”表达其傲视一切的独立人格，或是获得他的“自我”认同的同道中人，才会被他称之以“吾”。
总之，本文以统计语言学为支架，从第一人称代词视角切入，对《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中的文本进行相关的数字统计与比较，虽然能借助“数据之镜”直观地窥见文字背后的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但只是探究文本活动的尝试之一。如欲以此类探究活动为契机，调动起学生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此类选修教材的兴趣和主动性，教师不仅要进一步提高自身古代散文领域的素养，更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学功底，尤其要掌握相关的统计语言学知识，深入认识统计语言学于文言文教学的潜在价值，如此，或可有益于我们发现一定的语言规律，深层次地解读文本。
参考文献：
[1] 丁帆，杨九俊.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增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 【英】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M].彭宣维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6] 陈脑冲.论“主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7] 王平.英汉语法主语差异对比研究[J].时代报告（學术版），2012（5）.
[8] 郑媛媛，李晓庆.主语优先现象及其认知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