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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经济思想变迁与财税体制改革间的关系，认为历次改革体现我国公共管理者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理解和判断，服务于国家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升治理能力做出了贡献。新时代新常态下财税改革还在路上，还将继续深化。
关键词：财税体制;中国经济思想;国家治理
王绍光、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阐述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时，将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视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财税体制是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从一方面来说良好的税收体系能够为公共品供给、维持国家机构运行提供物质基础，也成为再分配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另一方面，公开透明的财政制度能够使税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减少在资金运用中的腐败和公款私用问题。不同的财税安排背后是不同时代的主导经济思想。厘清财税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思想变迁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对应的财政税收制度。
1 “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财税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习前苏联经验，为应对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实现工业自给，建立起了一套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指标调控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主要体现在：
（1）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和低工资条件使得国家能够以低成本集中大量资源;
（2）大包大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财政支出结构，国家不仅对基础设施进行大力投资，更承担教育、文化等方面公共服务责任。
这是建国后在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经济学，并结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旧时代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对工人运动压迫的历史让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实现公有制、按劳分配是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不学习苏联经验，要不经过“血腥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下“又好又快”建立工业国，就要利用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为重工业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和工农矿原材料，同时对接苏联接受援助也是重要原因。大量国有企业的格局必然引致非税的财政收入结构，为了弥补市场在生活产品供给中的缺位，从粮食配给制到公共住房，一切都由国家财政承包了，这是应有之义。
高度集中的财税制度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是建立了独立地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必要条件，其次有利于稳定物价、防止金融内战，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最后发展公共事业，在当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财税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预示着以分权为主题的财税改革到来。在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摆脱以国有企业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完善税制，以适应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前提下国家财政的新要求，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相区别，公共财政以集中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旨归。这一系列改革在财税上的体现主要表现在：
（1）从“分灶吃饭”到“分税制”财政分配关系。在1980年到1985年，渐进式的建立了以“分税种， 核定收支， 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财税管理体制，但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保证公平竞争和解决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占比过少的问题，我国进一步于1994年开启分税制改革，既注重地方搞经济的能力和能动性，也有利于中央政府调控经济、建设重大工程和调节贫富不均。
（2）通过“利润留成”、“利改税”、“利税分流”的财税制度促进国有企业“产权明晰”，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供制度保证。这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相呼应，最终于20世纪末基本使国有大中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扭亏为盈。
这些财税改革体现了市场经济思想，中央不再认为仅靠严格的计划经济就能保证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从分税制来看，处理好央地财权有利于保证全国性公共品供给的同时发挥地方经济微观主体积极性，并通过一整套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使得“政绩锦标赛”成为地方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财税推动国有经济转型看，是“所有制中立”思想的必然要求，通过两步“利改税”完成国有企业从利润上缴到依法纳税的转变，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提供一个各种所有制能够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这是市场经济改革前提。
可见改革开放时期的财税改革充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場经济体制的要求，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为一系列制度变革做了贡献。
3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建构的基本框架延续至今，虽然取得的成绩理应肯定和积极评价，但也产生不少新问题，不仅是由于其不能与新常态经济形势相适应，也是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不少心观点和作出新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逐渐成型，财税制度理应吸收新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新变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关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财税体制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这是整体主义的视角。在这一文件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之基础和重要支柱，而财税体制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的经济思想更注重国家干预与市场自发秩序的协调。基于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解读，对未来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作出展望：
（1）完善税制结构，不断提高直接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防止间接税垫高产品成本消解政府调控物价的努力;
（2）从基础设施投资导向向民生导向的政府支出转型，这是出于近年政府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双重考虑;
（3）进一步改进分税制，调整央地财政分配关系，匹配财权事权。
参考文献：
[1]贾康.中国财税改革30年：简要回顾与评述[J].财政研究，2008（10）：2-20.
[2]高培勇.由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到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关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讨论[J].财贸经济，2014（03）：5-20.
[3]吕炜，陈海宇.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定位、路线、障碍与突破[J].财经问题研究，2014（01）：3-10.
[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税改革课题组，刘克崮，贾康，高培勇，满燕云，于长革，杨志勇，蒋震，赵全厚，刘红灿，刘威，刘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2014（07）：2-10.
[5]付敏杰，张平.供给侧改革中的财税制度[J].税务研究，2016（02）：12-17.
关键词：财税体制;中国经济思想;国家治理
王绍光、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阐述现代国家的国家能力时，将汲取能力和调控能力视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财税体制是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从一方面来说良好的税收体系能够为公共品供给、维持国家机构运行提供物质基础，也成为再分配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另一方面，公开透明的财政制度能够使税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减少在资金运用中的腐败和公款私用问题。不同的财税安排背后是不同时代的主导经济思想。厘清财税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思想变迁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对应的财政税收制度。
1 “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财税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学习前苏联经验，为应对国内外不稳定因素、实现工业自给，建立起了一套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指标调控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主要体现在：
（1）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和低工资条件使得国家能够以低成本集中大量资源;
（2）大包大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财政支出结构，国家不仅对基础设施进行大力投资，更承担教育、文化等方面公共服务责任。
这是建国后在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经济学，并结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旧时代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对工人运动压迫的历史让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实现公有制、按劳分配是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不学习苏联经验，要不经过“血腥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下“又好又快”建立工业国，就要利用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为重工业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和工农矿原材料，同时对接苏联接受援助也是重要原因。大量国有企业的格局必然引致非税的财政收入结构，为了弥补市场在生活产品供给中的缺位，从粮食配给制到公共住房，一切都由国家财政承包了，这是应有之义。
高度集中的财税制度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是建立了独立地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必要条件，其次有利于稳定物价、防止金融内战，巩固社会主义改造成果，最后发展公共事业，在当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财税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预示着以分权为主题的财税改革到来。在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摆脱以国有企业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完善税制，以适应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前提下国家财政的新要求，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相区别，公共财政以集中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旨归。这一系列改革在财税上的体现主要表现在：
（1）从“分灶吃饭”到“分税制”财政分配关系。在1980年到1985年，渐进式的建立了以“分税种， 核定收支， 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财税管理体制，但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保证公平竞争和解决中央政府税收收入占比过少的问题，我国进一步于1994年开启分税制改革，既注重地方搞经济的能力和能动性，也有利于中央政府调控经济、建设重大工程和调节贫富不均。
（2）通过“利润留成”、“利改税”、“利税分流”的财税制度促进国有企业“产权明晰”，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供制度保证。这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相呼应，最终于20世纪末基本使国有大中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扭亏为盈。
这些财税改革体现了市场经济思想，中央不再认为仅靠严格的计划经济就能保证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从分税制来看，处理好央地财权有利于保证全国性公共品供给的同时发挥地方经济微观主体积极性，并通过一整套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指标的官员晋升制度使得“政绩锦标赛”成为地方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财税推动国有经济转型看，是“所有制中立”思想的必然要求，通过两步“利改税”完成国有企业从利润上缴到依法纳税的转变，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提供一个各种所有制能够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这是市场经济改革前提。
可见改革开放时期的财税改革充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場经济体制的要求，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为一系列制度变革做了贡献。
3 国家治理视角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建构的基本框架延续至今，虽然取得的成绩理应肯定和积极评价，但也产生不少新问题，不仅是由于其不能与新常态经济形势相适应，也是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不少心观点和作出新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逐渐成型，财税制度理应吸收新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新变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关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财税体制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这是整体主义的视角。在这一文件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之基础和重要支柱，而财税体制更要“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的经济思想更注重国家干预与市场自发秩序的协调。基于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解读，对未来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作出展望：
（1）完善税制结构，不断提高直接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防止间接税垫高产品成本消解政府调控物价的努力;
（2）从基础设施投资导向向民生导向的政府支出转型，这是出于近年政府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双重考虑;
（3）进一步改进分税制，调整央地财政分配关系，匹配财权事权。
参考文献：
[1]贾康.中国财税改革30年：简要回顾与评述[J].财政研究，2008（10）：2-20.
[2]高培勇.由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到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关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讨论[J].财贸经济，2014（03）：5-20.
[3]吕炜，陈海宇.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定位、路线、障碍与突破[J].财经问题研究，2014（01）：3-10.
[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税改革课题组，刘克崮，贾康，高培勇，满燕云，于长革，杨志勇，蒋震，赵全厚，刘红灿，刘威，刘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2014（07）：2-10.
[5]付敏杰，张平.供给侧改革中的财税制度[J].税务研究，2016（0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