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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中美两国主要媒体关于对方国家的报道为切入点，总结中美两国在对方媒体中的形象，归纳两国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所采用的主要技巧，并分析形成两国报道侧重点与风格的主要原因。文章以1998年《人民日报》中有关美国的报道、《纽约时报》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以及两份报纸中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媒体/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报道／比较
中美两国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前提下，一种健康的双边关系才可能得以建立，而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本文以媒体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考察中美两国在对方主要媒体中的形象来探讨中美关系、分析两国记者报道差异的成因。
本文选取了两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它们分别是《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的内容是党和国家基本政策的体现。可以说，这份报纸是中国最具政治权威性的报纸。《纽约时报》虽然是一份私人商业性报纸，但其对社会公众乃至领袖人物的影响力也是毋庸质疑的--该报长期承担着史料性报纸的业务，被公认为国际上一份重要的档案记录报。这两份报纸的报道与态度可以代表中美两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态势和价值取向，因而进行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
本文分析的时间段是1998年全年，分析对象是新闻报道和评论性文章(含《纽约时报》中刊登的读者来信和专栏文章)中针对对方国家或以对方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报道。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未分析《纽约时报》中纯粹关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报道。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法，其中既包括对报道数量的分析，也包括对报道质量的研究。分析中涉及的变量有日期、专题和类型，以及报道的总体态度。这里所说的报道态度是指记者在写作时有意或无意地对报道对象流露出来的态度和表达的感情色彩。通过对文章报道内容和遣词造句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报道态度大致分为三类：正面报道中常常使用诸如"合作"、"友好"、"积极"这样可以使读者对报道对象产生美好联想的词汇；负面报道主要揭露阴暗面，对报道对象持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常常使用"镇压"、"秘密的"、"迫害"等词汇；而纪实性报道则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词汇向读者介绍新闻事实。但是有些文章看似采用客观的纪实报道，实则通过对客观事实和叙事角度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比如，有位美国记者在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进行纪实性报道时，从"烟灰色的住宅楼"和"处于半停产状态中的工厂"等画面入手，自然给读者留下了一派凄凉的印象,笔者将这类文章列为"带刺"的纪实性报道。另一方面，有些纪实性报道则带有一种"赞赏口吻"。比如，有中国记者在一篇旅美游记中通过对当地美国人热情待客的描写充分渲染了两国人民之间友谊。
一数量分析
经过对1998年度这两份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统计，《人民日报》以美国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共有1037条，即平均每天有2.84条这类报道。《纽约时报》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共有713条，即平均每天有1.95条这类报道。详细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有关美国政治的报道比例最多，约占全年报道量的42%。其中，在中美关系方面，仅有7%为负面报道，而65%为正面报道或"赞赏口吻"的纪实性报道。这样的报道态度比例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自然是中美关系良好。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报道共有226条，比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211)条略高。这表明，《人民日报》十分关注美国的国内政策与政治。另外，在美国国内政治报道这一类别中，比例最高的要属"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这类报道共有169条，占全部美国国内政治报道量的75%。这种偏重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人民日报》承认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报道量占第二位的是经济方面的报道，占全年报道量的22%。有关美国国内经济的新闻数量(108条)与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新闻数量(116)大体相当。《人民日报》在报道美国经济时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包括美国经济政策、整体经济状况、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合并，以及一系列关于美国股市波动的消息。此外，该报还陆续刊登了九篇有关"新经济"的讨论，而这一概念当时在美国也是刚刚提出来。
教育、学术与科技报道排名第三，占总报道量的18%。由于这类报道的98%是关于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突破与发明，所以报道的总体态度不是正面报道就是纪实性报道。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读者除了能够读到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严肃新闻以外，还能够读到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软新闻"。比如，该报刊登了三篇有关一位休斯敦产妇生下八胞胎的消息。
图1总结了《人民日报》1998年有关美国报道的总体态度。通过这张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到，从报道口吻上讲，《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以正面报道和纪实性报道为主。图1：《人民日报》报道态度
表2展示了《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报道的分类和态度情况。
我们发现，《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相同，最为重视政治类报道。这类报道占当年总报道量的48%。然而，两份报纸对待对方国家的态度则有天壤之别。在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中，65%的报道是负面报道或"带刺"的纪实性报道，而仅有7%的报道采用较为积极的口吻(这一比例与《人民日报》刚好相反)。这样大量的负面报道自然给人留下中美关系紧张的印象。中美两国的争端与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常常成为报纸的热点话题。有关中国内部政治的报道量(165条)略低于中美关系的报道量(175条)，而这类报道大多也集中于西藏和人权之类的问题。有关体育和文化的报道量位居第二，占14%。这类报道中很多是正面报道(共28条)。这种正面报道主要是缘自对中国文化(通过报道在美国举办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展览)的赞赏。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占全年报道量的12%，排名第三。《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关注程度(55条报道)稍高于对中美贸易与合资企业的关注程度(30条报道)。从栏目角度看，该报还比较重视刊登非专职记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读者来信和专栏文章总计有105篇，占全年报道量的15%。由于这两个栏目中的绝大部分为针对政治性问题的看法，所以这类文章的基调多为负面的(73%为负面口吻或"带刺"的纪实性报道)。
图2总结了《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报道的总体态度，可以看出，该报对中国的报道口吻大多是负面的。这与《人民日报》1998年对美国的报道口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质量分析
（一）《人民日报》有关美国的报道
主题一：超级大国的作用
在报道美国时，《人民日报》突出表现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所发挥的作用。在外交方面，美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一名积极的参与者。1998年《人民日报》共报道了五大洲39个不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一方面，美国以一种"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主要通过美国在中东和北爱地区和平谈判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报道中得以体现。美国还与一些曾是其"敌人"的国家修复关系。但另一方面，该报也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倾向作了一定批判。比如，由伊拉克核设施检查危机而引发的美国空袭伊战略目标这一事态就被《人民日报》记者批评为一次"难以得逞的图谋"，并"在国际事务中开创了一个危险的恶劣先例"。《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0日，第4版。
如果说《人民日报》对美国政治的态度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报道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时，该报则主要持一种积极态度。1998年该报多次报道了美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说明美国的经济状况处在十年以来的最佳状态。当然，《人民日报》也有文章介绍美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打了一个"喷嚏"。但即便是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仍然看好美国经济，他总结道，"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比较强劲，因此，一般认为，即使是负增长，也不意味着经济衰退，而是一个暂时现象。"《人民日报》1998年7月29日，第7版。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同时认为，美国经济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方面。这类报道的标题多为"......的启示"。《人民日报》邀请一些专家和记者讨论"新经济"的话题也是一个明证。对美国科技成果的报道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重点项目。在以上两个方面如此之多的正面报道其实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样一种报道实际上是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科技兴国"的国策相吻合的。
主题二：超级大国存在的问题
在承认美国实力的同时，《人民日报》也暴露了美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1998年发生的一系列校园枪击案件就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一篇《儿童开枪与美国文化》的报道中，作者认为这类惨案的发生可追溯到美国的"媒体暴力"和"枪支文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说穿了，这是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作祟。来复枪协会......代表着军火商、射击和狩猎爱好者们的利益，他们在国会有着强大的势力和举足轻重的影响，议员们岂敢开罪这些掌握着钱袋和选票的上帝？"《人民日报》1998年4月2日，第7版。该报还刊登了其它一些暴力事件。虽然这类报道数量并不多，但目的在于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主题三：克林顿-有远见的政治家
《人民日报》1998年对克林顿总统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被刻画为一名多才多艺、有远见的政治家。如在他访华当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就特别提道克林顿"兴趣广泛，尤其爱好音乐，擅长演奏萨克斯管"。《人民日报》1998年6月25日，第1版。《人民日报》对克林顿绯闻的报道也明显偏向克林顿。9月13日的一篇刊登在要闻版的报道题为《美国会公布斯塔尔报告，白宫法律顾问据理反驳》就十分说明问题。从报道上看，克林顿和白宫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斯塔尔似乎在无理取闹。该报还多次报道美国人民支持克林顿完成其任期。至于克林顿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人民日报》就更加赞赏了。
主题四： 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在中美关系方面，《人民日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方面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从政治角度讲，克林顿总统成功地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人民日报》在克氏访华之前两个星期内先后刊登了七篇有关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记录片的报道，早早开始营造积极气氛。克林顿总统抵达中国后，中美关系良好的报道出现频率明显增加。一篇由九名记者共同采写的新闻几乎罗列了中美两国所有的合作领域，这篇文章还总结道，"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第1版。克林顿访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的谈话也是《人民日报》报道的重点。"克林顿在北大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希望在新世纪里与中国建立一种新关系"《人民日报》，1998年6月30日，第4版。这一新闻标题总结了克林顿访华的主要意图，而他在上海发表的"三不"声明则普遍被中国记者认为是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也被置于一个战略性背景之下进行讨论。一篇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应该"以战略眼光拓展中美经贸合作"。文章还指出，"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十分重要和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北京会晤，将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人民日报》，1998年6月23日，第1版。
除了报道两国的合作之外，《人民日报》中很大的篇幅是关于访问和专访的报道。这类报道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家领导人接待美国来宾，全年共127条这类消息，占年度总报道量的12%。这类报道通常很短，内容较单一，主要是概要介绍来访者，列明参加会见的领导，并用一两句话概括宾主双方讨论的话题。但是，这类消息的信息很明确，一方面突出了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表现出对美国客人的重视。第二类报道是由记者对中美专家学者进行的专访。所有的被访者对中美关系均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当然，所谓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种目标导向，中美关系并非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换言之，虽然中美关系中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但是两国间也有严重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因此，《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些有关两国关系紧张与摩擦的报道。但这类报道大多是针对美国对中国批评的消极反应，而并非"主动进攻"。而且这类报道的结尾通常会强调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比如，在外交部发言人批驳美国媒体关于中国"政治献金"和"技术转让"的指控后，这位发言人说道，"中美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两国广大人民的愿望。"《人民日报》，1998年5月25日，第4版。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有关美国的报道大多采用了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态度。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报道方式、口吻与侧重点并不一定非常有效。首先，过于僵化地突出"主调"掩盖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正面报道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中美关系似乎是一片"莺歌燕舞"，而一旦出现了起伏与冲突，一般读者就会缺乏思想准备。其次，有关报道的信息量太少，且文体单一。
（二）《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
主题一：冷战主题的延续-中美关系紧张
《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态度与《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报热衷于报道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1998年中，有关中国的两大指控主题贯穿了该报全面的讨论。第一个指控是中国军队为美国民主党提供资金。比如《纽约时报》5月15日报道钟育翰自供其交给民主党的10万美元来自刘朝英，后者则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工作。两天后，该报又报道克林顿推翻了国务卿有关限制中国发射美国卫星的决定。这些报道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的"政治献金"发挥了作用。第二个指控是中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盗窃美国的导弹技术。该报还指控美国的劳拉公司向中国泄露了机密技术。在一篇报道中，记者这样写道，"一名五角大楼资深专家指出，1990至1996年之间，运载商业卫星的中国火箭每四次发射便有一次失败。但自1996年起，中国人便拥有了完美的（火箭发射）记录：连续10次成功发射。"这名专家最后发出疑问，"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持续性技术转让的结果？"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8, A6.为了说明中国人"盗窃"美国技术，一名记者还举了"鲜活"的例子：在一次火箭发射失败后，中国有关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允许美国人接近火箭坠毁地区，而"当美国人最终到达该地并打开虽然破损但尚完整的卫星控制盒时，他们发现一块加密的电路板不见了......美国官员怀疑中国当局将其拿走了。"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4, 1998, A1.当然，报纸也刊登了少量反对观点的文章。比如6月9日一篇标题为《美国的调查似乎表明中国人与电路板失踪事件无关》的报道写道，五角大楼的调查表明，那块"加密的电路板"有可能在"坠落中被毁坏了。"此外，有关机构证实，即便中国人"偷"了那块电路板，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也是"极小"的，因为"该技术已有20年的历史了。"在有关技术转让的57篇文章(含4篇专栏文章和5封读者来信)中，仅有这一篇是稍有利于中国的报道。
在克林顿访华之前的几个星期内，《纽约时报》大肆渲染两国之间的麻烦。6月份的许多文章认为，由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力，中国的"进步"很少。6月7日的一篇社论预言，"克林顿总统本月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大堆政治和安全麻烦，使其访问蒙上阴影。"这篇社论还列举了克林顿应该与中国人谈论的问题，并警告说，"如果美国领导人不强力捍卫美国利益，那么就永远不会出现一种稳定、互利的（中美）关系。"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98, 4-14.与《人民日报》一样，《纽约时报》对克氏访华也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但两报的态度和侧重点完全不同。《纽约时报》认为，克林顿是去中国"度假旅游"，美国人"不指望此行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98, A8.在对克林顿的跟踪报道中，专门报道较多，直到中美首脑进行了一次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后，总体气氛才稍有改善。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记者即使对直播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件也并非用一种十分积极的口吻进行报道。他们的侧重点不是两国元首进行了坦率的交流，而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对中国进行了尖锐批评。另外，《纽约时报》记者还多次写道，电视台并未事先对直播进行预报(意在说明观众人数有限)，而且中央台在播报晚间新闻时仅对招待会内容进行了部分报道(意在说明编辑故意删去了一些敏感内容)。
《纽约时报》还对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里的摩擦进行报道。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对华贸易已达每年约750亿美元，而中国则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98, A10.而中国政府禁止所有类型的直销则被认为是"商业中完全不可预测"的表现。至于有关中美人士会见的报道，《纽约时报》也与《人民日报》完全相反，该报强调的是会议的进展少，并聚焦于种种细节问题和障碍。美国记者还喜欢找"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采访。而这类人士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主题二：中国的形象-问题缠身的国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美国媒体中一直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词汇。《纽约时报》里的中国也常常与一些负面概念为伍。首先，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是世界上监狱中关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不仅如此，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即使是被执行死刑后还要摘取其器官进行商业性的器官移植。1998年，"人权斗士"吴宏达就导演了这么一出被《纽约时报》"忠实"记录的政治闹剧。该报就这一话题刊登了五篇报道和两篇读者来信。除了一篇文章以外，另外六篇文章无一不对中国政府所谓"系统地"贩卖犯人器官这种做法表示出严重"关注"和强烈不满。剩下的那篇文章报道了嫌犯律师指责吴宏达故意陷害，但由于其律师身份，又使得他的指控不那么"客观"。高墙之外的中国也处处受到监控。中国政府对地下宗教活动的取缔就常常受到美国记者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正是中国政府"系统迫害的证据。"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8, A1.关于西藏问题，美国记者总是把1951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说成是"以武力吞并"西藏，并把1951年之前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描写为一个"香格里拉"。而1951年以后的西藏成为了一个残酷的地方。汉人"有组织地摧毁"寺庙和藏文化，并"控制"喇嘛。连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援助也被解释成"威胁西藏精神"。The New York Times, Nov. 11, 1998, A1.其次，一些文章认为中国政府极不真诚，只做表面文章。比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克林顿访华之前，西安的城管人员禁止载客三轮车继续经营，而"中国的保安人员也在加班加点地杜绝任何反政府事件的发生。"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98, 4-6.第三，中国的经济境况不佳。中国下岗工人的处境似乎受到记者的特别关注。一些文章写道，"麻烦的迹象随处可见：想找到一个在过去一两年内没有一个人下岗的家庭颇不容易。......下岗工人或退休工人要求得到其拖欠工资或退休金的示威活动几乎是家常便饭。"The New York Times, Nov. 15, 1998, 1-6.在一篇题为《失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上一条危险的岔路》的报道中，记者从哈尔滨一个卖豆腐的小贩写起，继而说"眼下工厂关门的太多，大家连豆腐都买不起了。"The New York Times, Jan. 20, 1998, A1.
主题三：关于共产主义
在一些《纽约时报》记者看来，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万恶之源"。不少文章认为多数中国人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信念。一篇报道指出，"腐败之风盛行，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几乎没有人再信仰它了......"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98, 4-6.一些文章还把普通中国人说得更认同美国。一篇文章转引一名中国商人的话说，"我们已经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我们也想享受这种生活方式。"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1998, A1.在克林顿访华前，一篇文章报道一位中国大学生的话说，"克林顿的访问当然会促进中国的开放。"然后，她"满怀希望地问"采访她的记者，"这样一来，我们得到去美国的签证是否会容易些？"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1998, A10.
不少文章据此为中国开了张药方。首先，他们认为让中国保持对外开放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克林顿总统和金里奇议长都认为应该通过对华贸易向中国宣扬美国的理想和民主观念。其次，中国要取得经济繁荣，就得下决心拥抱资本主义。不少文章认为，中国近年来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模式。但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尚未彻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才导致了种种问题的出现。一篇社论这样写道，"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市场自由化作为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这种策略要求对个人生活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人民必须享有辩论和挑战政府政策的自由......，否则中国就不可能进步，中美关系也会更加紧张。"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1998, A26. 主题四：赞扬-以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为尺度
《纽约时报》也有对中国零星的赞扬。凡是被赞扬的都是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比如，人民币不贬值就多次被评论人士认为是一个积极、负责的举动。克林顿总统还说过，"在亚洲的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国际犯罪和毒品走私作斗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中美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因此"与中国接触是符合美国利益的。"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98, A10.另外,文章还普遍把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视为一种进步。有记者注意到，中国人现在敢于将自己的上司告上法庭，而这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在蓬勃发展。一些记者认为，这些人的思想越来越美国化了。他们之所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是因为那里"重视创造性思考和独立精神--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总之，中产阶级的出现就像一只"从共产主义废墟中升起的凤凰。"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98, A1.
很明显，在报道中国时，《纽约时报》大多数的报道是消极的。美国记者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采访、写作是十分自然的。但问题在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分歧的情况究竟如何？笔者认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并未对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给予足够的、平衡的正面报道，而过分夸大了两国之间的对立与分歧。
（三）主要写作技巧的比较
1.标题与结尾
由于新闻的标题首先映入读者眼帘，标题通常对文章的内容和态度加以总结。另外，很多人只读标题，而没有时间或兴趣通读全文。因此，标题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人民日报》的标题多为事实性陈述，感情色彩较弱，为全文确定基调。该报标题多遵循以下模式：(某位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国客人、中美关系改善等。相比之下，《纽约时报》的标题就生动许多。由于报道的结尾一般重申全文的主题和记者的态度，所以也很重要。《纽约时报》的记者常常引用被访者的评论作结尾，看上去更真实可信、没有偏见。但其实这些引用语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体现记者态度的。比如，在一篇介绍中国妇女失业问题的报道中，虽然记者提及政府帮助下岗妇女寻找工作机会，但记者却引用了一名退休律师的评论。他说，"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棉纺厂下岗女工。虽然一家银行为她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她们学得太慢了。这些人都40多岁，反应也不是那么快了。她们的速度怎么也上不来。"因此，读者读完这篇报道后的总体印象是"在中国，35岁以上+女性=不适宜雇佣"，而这恰恰是文章的标题。The New York Times, Oct. 13, 1998, A1.《人民日报》的结尾则往往表达一种鲜明的政治或道德意义。比如，一篇关于中国西藏少儿艺术团访美的报道这样结尾，"西藏儿童的歌舞表演及其天真活泼的形象将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人民日报》1998年9月30日，第7版。
2.重复与定型观念
某些主题、人物、观点和口号经常在报纸上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重复。而这样的重复会产生一些使现实简单化的定型观念(stereotype)。两份报纸都采用了重复这一手段。不过《纽约时报》是在重复和刻意塑造中国的不利形象，而《人民日报》则是在反复强调两国之间的友谊。美国记者最喜欢强调的一个事件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论记者的话题是什么，读者都可以看到天安门的影子。中国记者们则乐意强调两国的友好交往。尼克松访华就是常常挂在记者专家们嘴边的话题。一篇报道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共同倾注心血，人类美好的情愫滋润了这株红杉。以西子湖畔为起点，红杉引种扩种到中国18个省市的植物园和公园，现已繁衍到４万多株。这片和平的绿荫越来越宽广。"《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第4版。
3.肯定与否定-"好消息"变味、"坏消息"被冲淡
在新闻写作时选取一种特定的态度也是重要的技巧之一。《纽约时报》常常以否定的角度报道中国，寻找"敌人"。本来一件好事在一些记者的笔下也会变味。如北京自1998年2月28日起开始公布空气质量周报本应视为一条好消息，但《纽约时报》的记者则换了一个角度进行报道。她写道，"20年来，当地（北京）政府官员细致地测量这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他们也同样费尽心机地隐藏这些测量结果。"记者在解释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时引用了两种观点：一名中国官员认为这种作法可以使人民更加信任政府；另一名驻京西方外交官认为，公布可怕的污染数据可以使政府获得大众对关闭一些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这一作法的支持，即使代价是许多人要丢掉饭碗。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98, 1-18.经过如此"包装"，一条好消息变坏了。相反，《人民日报》记者常常在"坏消息"中寻找积极的一面。"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日益改善的主旋律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次在美国的采访活动使我们更加深信，中美关系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干扰，但必将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因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日报》1998年6月19日，第6版。这样一来，中国记者在承认道路曲折的同时展示了其对前途光明的信心。
4.有偏向性的词汇
记者的遣词造句是营造文章整体气氛的又一重要手段。从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记者所用的词汇比《人民日报》记者更生动，更"讲究"。所以，下文以《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首先，一些文章使用有负面涵义的词汇来描写中国。"秘密的"(secretive)就是这样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如，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生活与工作的秘密的大院子"；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专制的、隐密的"。由于"秘密"一词在英文中有"阴谋、可疑、不真诚"等涵义，所以重复使用这类词汇只会使中国的形象变坏。其次，文章使用的特定词汇可能使读者产生某种不正确的联想。如在一篇西安人民欢迎克林顿总统的报道中，记者写道，当克林顿发表讲话时，古城墙上的"军用探照灯在夜空中照射"。这里的"军用"一词就很别扭。探照灯是用来烘托喜庆气氛的，与军事目的毫不相干。但记者专门指出探照灯的军事性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快的联想，西安仿佛变成了一个军事化、要塞化的城市。第三，有些词语虽然正确地说明了某种事物的性质，但是这类词汇在美国文化中有另外的涵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官方的"(official)一词。当美国记者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时，总不忘加上这个词。比如，他们会说"官方的《中国日报》"、"官方的新华社"、"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和"由政府经营的广播电视"等等。虽然中国大多数媒体的确是"官方的"，而且由政府所有、控制和经营，但是在美国文化中，"官方的"被认为是不"独立的"，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不可信"。
5.信息选择
虽然记者在报道时一定要进行选择，但当记者总是选择某类事实、采取某种态度进行报道，而且成为一种模式时，就构成记者有意的信息选择。克林顿访华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人民日报》强调的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之间的友谊等等。《纽约时报》则选取不利于中美关系的信息进行报道，刻意渲染"政治献金"和"技术转让"事件，对中美间的合作几乎只字不提。
三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
在分析不同的新闻写作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对新闻加以定义。主流美国新闻学教材对新闻大体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对社会的真实及完整记录"等等。L. John Martin and Anju Grover Chaudhary, Comparative Mass Media Systems (New York: Longman Inc.,1983), p. 7.在中国，较权威的定义是由陆定一于1943年做出的，即"新闻是对最近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新华社北京分社主编：《中外新闻知识概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上述定义均强调对真实事件的报道，但它们并未涉及到新闻的其他重要特征。首先，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新闻。只有经过记者编辑选择并"包装"过的事件才是新闻。其次，既然有选择，就必定涉及记者编辑的个人倾向问题。换言之，新闻天然就不是"客观的"。相反，"主观性"才是新闻的特点。
在上述两个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记者编辑是如何"选择"新闻的，从而解释中美新闻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政治和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其媒体运作的环境，各国的主要媒体必然支持各自的政治哲学和理念。中国的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和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让中国人民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目标，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教育大众、动员人民，捍卫国家利益，因而政治性是中国媒体的一大重要特点。而美国则是媒体"高于"政治并向大众提供"中立的"信息。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这一神话是虚伪的。因为就表层的党派政治利益而言，美国媒体大体上(但并非总是和绝对)是中立的，媒体通常会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态度，并发挥着"看门狗"（watch dog）的作用，监督政府的行为。但是，就美国的根本政治利益而言，美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高于政治，而恰恰相反，媒体是为政治服务的。美国学者利昂*西格尔（Leon Sigal）在20世纪70年代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两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来源和内容所作之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他的结论是，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占新闻来源的50.6%，非政府来源的新闻仅占新闻总量的1/6。基于记者自身分析的新闻不到总量的1%，而90%以上的新闻则是照搬新闻主人公的观点。而近年来许多学者的分析表明，上述模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USA, 1996) pp. 107-108.
中美媒体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经济因素对媒体的作用。美国媒体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产业，新闻和观点作为一种商品互相竞争。只有"包装精美"、"内容刺激"的新闻才会受到读者(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媒体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几家大公司手中1987年，29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大众媒体。俞燕敏、鄢利群：《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另外，许多媒体公司完全按盈利公司运作，与工商界的关系十分密切。媒体还深受广告商的影响据调查，美国报纸75%的收入来自广告，一般杂志的广告收入占50%，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几乎占100%。俞燕敏、鄢利群：前引书。。因此，记者在报道时不得不考虑到上述经济因素。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虽然中国媒体也在走向市场，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媒体仍然在各级宣传部门的主持和影响下，还不能视其为纯粹的经济产业。
（二）文化和历史因素
美国有很强烈的反共政治文化传统。虽然美国自诩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思想五花八门，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却是排斥共产主义的。深受反共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些美国记者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成见，使他们无法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其次，美国记者还深受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影响。怀疑政府、强调知情权和新闻的信息功能是美国媒体的传统。第三，美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特点也塑造了一些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就是美国人的标志性特点之一，其特点是强调自立、自决、隐私权和对他人的尊重。个人主义的传统使美国公众把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视为己类--他们被认为是与"高压政权"作斗争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记者如此热衷于报道"持不同政见者"的状况。第四，宗教思想对美国人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一份由盖洛普公司于2000年8月所做的调查显示，88%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宗教在其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或非常重要，63%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宗教可以解决当今世界的全部或大部分问题。"Religion," Sept. 30, 2000. http://www.gallup.com/poll/indicators/indreligion.asp.。在美国建国之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约翰*温斯罗普就提出了"山巅之城"这一思想，要把新大陆建成一个可供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天定命运"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延伸。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义务向世界其他地区撒播"文明"的火种。当今的美国记者依然抱有这种引导世界的使命感，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向全世界宣扬美国自由、平等的梦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记者和编辑们常常在政治体制、人权、宗教自由等方面向中国"提出建议"的原因。
中国记者与美国记者一样，也受到本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记者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孔子早就提出，"士志于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以宣传真理为己任。个人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目标。而这种价值观可以用"群体主义"来概括。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群体主义观念非常发达，以致有时分不清个人目标和群体目标的区别。Hu Wenzhong and Cornelius L. Grove, Encountering the Chi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ress, Inc., 1991), p. 6.中国记者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把教育公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人民日报》许多文章都包含鲜明的道德或政治意义。中国人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观是和谐与合作。《人民日报》大量的正面报道，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三）新闻价值
所谓新闻价值，就是记者选择报道对象的标准。在美国，新闻价值可以概括为时效性、地域性、显要性、影响性、冲突性和离奇性这六条。符合上述特点的事件才有新闻价值。中国记者大体上也遵循这几条标准。如中美记者均十分重视报道领导人物的一言一行，这就体现了显要性。但中国记者在进行报道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在时效性方面，美国记者通常是一有重大事件就立即进行报道，有时甚至会由于资料有限而犯错误。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报纸，他们的编辑方针有很大差别。《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它的编辑方针是"在中共中央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布达中国政府的国内外政策，报道中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与经验，抨击各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思想与行为，同时对当代国际事件进行报道与评论。"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在这一编辑方针的影响下，《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即便是报道两国间存在的矛盾时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批评口吻。
《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一份重要的"独立"报纸，其编辑方针必然标榜为超阶级、超政党。将《纽约时报》发展成为一份高质量报纸的发行人阿道夫*奥茨在1896年接办时报的宣言中指出，时报的新闻报道"应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无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正是受到这种"客观性"的驱使，记者在很多情况下有意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虽然中美两国的政治家都意识到媒体报道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并呼吁两国的媒体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上多下功夫如江泽民主席在1998年会见美国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时指出，新闻媒体在人们了解世界、相互沟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和美国远隔重洋，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很多要通过新闻媒体。他还希望中美两国媒体在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沟通中起桥梁作用。1996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研讨会上也表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性报道过多。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也希望美国媒体能够"以平衡和全面的眼光展示一幅现代中国的图景"。，但是他们对本国媒体的影响力却不同。从美国方面讲，正如《纽约时报》上海记者站站长塞思*费森所说，"媒体的主要作用是大众传播工具，报道人们感兴趣的新闻，而不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纠正美中关系中的不平衡和误解。"他还说，"当人们谈论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时--如果媒体报道略有改善，更负一点儿责任，或更克制一点儿，那么情况会怎样好转--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媒体不会发生变化。"《美报批评传媒对华报道不负责任》，《参考消息》2000年3月3日。
四结论
通过对1998年《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份报纸在报道对方国家时的一些主要特点，即《人民日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对美国以正面报道或纪实报道为主，而《纽约时报》的记者则受到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更多地关注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和中国的阴暗面，而且常常以此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些特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适用的。
那么，《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针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国际报道是否也符合上述特点呢？笔者对两报在1998年对日本的报道也进行了粗略分析。日本在中美两国各自外交关系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两份报纸对日本报道都比较重视。首先从报道数量上看，《人民日报》关于日本的报道有584篇，虽然这一数字低于该报对美国的报道量，但日本仍是《人民日报》在国际报道关注对象中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而《纽约时报》则有1074篇日本报道，远远高出对中国的报道。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99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冬奥会在日本长野召开，以及日本出现经济动荡等，重大事件比较集中。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纽约时报》1996-1997年的数据后，我们发现，该报对中国和日本报道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大约在700篇左右)。
其次，从报道内容上看，《人民日报》也有大量对中国领导人接见日本客人进行的"套话"性质的报道。另外，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发展自身经济这一内在需要的驱动下，《人民日报》对日本的经济、教育、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客观报道。与此同时，该报还用大量篇幅烘托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比如宣传日本专家为中国作出的贡献、中日各种民间交流活动、日本政府和友好人士向中国受灾地区捐款等。但是，《人民日报》对中日之间的摩擦也比较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与日本侵华历史相关话题的报道。因此，正如该报对美国的态度一样，日本在《人民日报》上的形象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日本经济科技实力强大，与中国交流密切，日本人民对华友好；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时否认侵华历史、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伺机发展军事实力。这种二分法的报道同样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总方针。
《纽约时报》对日本的报道大多集中于经济方面，而且秉承"坏消息才是好消息"这一新闻价值取向，记者采写的报道很多是负面内容，如美日贸易争端、日本银行危机、日本经济衰退等。有的报道还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如一篇报道的标题为《日本告诉美国说日本的银行遇到了大麻烦》The New York Times, Oct. 5, 1998.。这种对负面新闻的关注同样也在美国的国内报道中得以体现--美国媒体对国内事务的报道也是以"坏事"居多。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这种负面报道是以不攻击美国现有体制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批评性文章越多，就越能体现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可是那些真正对美国体制提出深刻批评的人士(如美国著名批评家乔姆斯基)却很少有接受本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在分析《纽约时报》的对日报道时，我们也发现，记者只是评论日本经济中存在的弊端，并不会涉及到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批判，毕竟日本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国一手扶植下建立起来的。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许多负面报道虽然是在揭露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但字里行间表达的则是记者和编辑对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抨击。因而表面看来都是负面报道，实际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有所不同。
那么，中美两国媒体是否在"妖魔化"对方？自李希光教授等于1996年出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以来，这个话题就成为大洋两岸各界人士争论的焦点。从初期阶段一些中国人对美国媒体的批评发展到美国政客指责中国媒体同样在"妖魔化美国"。如2000年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访华时在中国国防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危险地"歪曲美国的国际政策目标，从而引起误解，诱发严重的错误判断。"中国常常以不但无益而且不正确的方式来报道美国，把美国描述为一个霸权、一个称霸世界、遏制和主宰中国的国家，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布什总统2002年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也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些错误印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些教科书"使用了一些"过去时代遗留产物"的语言，因此是"误导性的、有害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负面报道都构成"妖魔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中美两国的确都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李希光本人指出的那样，"妖魔化"这个词现在被滥用于任何负面、贬义的报道。他认为外国媒体对中国"建设性"的批评(比如说中国有妓女、吸毒、艾滋病、腐败问题等)不构成妖魔化，而只有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之类对中国的"破坏性"批评("那些读过之后，让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种族上和文化上产生厌恶和仇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支持西藏、台湾独立的言论、把中国人形容成屠杀少数民族的法西斯的报道等")才构成妖魔化。《中美在相互妖魔化吗？》李希光在2000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美国媒体 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new_new/reader.asp?Id=36。
就负面报道而言，《人民日报》大多是就事论事地批评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正如欧洲一些媒体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一样)，而《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的美国记者(尤其是驻华记者)大多也并非存心想"妖魔化"中国。他们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也作了多角度的报道，只是这类报道的数量较少而已。造成美国记者对中国进行大量负面报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记者是在为美国人介绍中国，他们选择新闻的方法是与美国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吻合的。
在深刻了解两国的背景、认识到两国记者所受到的种种局限后，我们就会发现，归根结底，记者是为其根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只要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利益冲突，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与平衡，而围绕"妖魔化"的争论大概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翟 峥：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媒体/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报道／比较
中美两国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前提下，一种健康的双边关系才可能得以建立，而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本文以媒体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考察中美两国在对方主要媒体中的形象来探讨中美关系、分析两国记者报道差异的成因。
本文选取了两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它们分别是《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的内容是党和国家基本政策的体现。可以说，这份报纸是中国最具政治权威性的报纸。《纽约时报》虽然是一份私人商业性报纸，但其对社会公众乃至领袖人物的影响力也是毋庸质疑的--该报长期承担着史料性报纸的业务，被公认为国际上一份重要的档案记录报。这两份报纸的报道与态度可以代表中美两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态势和价值取向，因而进行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
本文分析的时间段是1998年全年，分析对象是新闻报道和评论性文章(含《纽约时报》中刊登的读者来信和专栏文章)中针对对方国家或以对方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报道。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未分析《纽约时报》中纯粹关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报道。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法，其中既包括对报道数量的分析，也包括对报道质量的研究。分析中涉及的变量有日期、专题和类型，以及报道的总体态度。这里所说的报道态度是指记者在写作时有意或无意地对报道对象流露出来的态度和表达的感情色彩。通过对文章报道内容和遣词造句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报道态度大致分为三类：正面报道中常常使用诸如"合作"、"友好"、"积极"这样可以使读者对报道对象产生美好联想的词汇；负面报道主要揭露阴暗面，对报道对象持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常常使用"镇压"、"秘密的"、"迫害"等词汇；而纪实性报道则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词汇向读者介绍新闻事实。但是有些文章看似采用客观的纪实报道，实则通过对客观事实和叙事角度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比如，有位美国记者在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进行纪实性报道时，从"烟灰色的住宅楼"和"处于半停产状态中的工厂"等画面入手，自然给读者留下了一派凄凉的印象,笔者将这类文章列为"带刺"的纪实性报道。另一方面，有些纪实性报道则带有一种"赞赏口吻"。比如，有中国记者在一篇旅美游记中通过对当地美国人热情待客的描写充分渲染了两国人民之间友谊。
一数量分析
经过对1998年度这两份报纸的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统计，《人民日报》以美国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共有1037条，即平均每天有2.84条这类报道。《纽约时报》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共有713条，即平均每天有1.95条这类报道。详细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有关美国政治的报道比例最多，约占全年报道量的42%。其中，在中美关系方面，仅有7%为负面报道，而65%为正面报道或"赞赏口吻"的纪实性报道。这样的报道态度比例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自然是中美关系良好。有关美国国内政治的报道共有226条，比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211)条略高。这表明，《人民日报》十分关注美国的国内政策与政治。另外，在美国国内政治报道这一类别中，比例最高的要属"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这类报道共有169条，占全部美国国内政治报道量的75%。这种偏重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人民日报》承认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报道量占第二位的是经济方面的报道，占全年报道量的22%。有关美国国内经济的新闻数量(108条)与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新闻数量(116)大体相当。《人民日报》在报道美国经济时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包括美国经济政策、整体经济状况、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合并，以及一系列关于美国股市波动的消息。此外，该报还陆续刊登了九篇有关"新经济"的讨论，而这一概念当时在美国也是刚刚提出来。
教育、学术与科技报道排名第三，占总报道量的18%。由于这类报道的98%是关于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突破与发明，所以报道的总体态度不是正面报道就是纪实性报道。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读者除了能够读到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严肃新闻以外，还能够读到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软新闻"。比如，该报刊登了三篇有关一位休斯敦产妇生下八胞胎的消息。
图1总结了《人民日报》1998年有关美国报道的总体态度。通过这张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到，从报道口吻上讲，《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以正面报道和纪实性报道为主。图1：《人民日报》报道态度
表2展示了《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报道的分类和态度情况。
我们发现，《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相同，最为重视政治类报道。这类报道占当年总报道量的48%。然而，两份报纸对待对方国家的态度则有天壤之别。在有关中美关系的报道中，65%的报道是负面报道或"带刺"的纪实性报道，而仅有7%的报道采用较为积极的口吻(这一比例与《人民日报》刚好相反)。这样大量的负面报道自然给人留下中美关系紧张的印象。中美两国的争端与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常常成为报纸的热点话题。有关中国内部政治的报道量(165条)略低于中美关系的报道量(175条)，而这类报道大多也集中于西藏和人权之类的问题。有关体育和文化的报道量位居第二，占14%。这类报道中很多是正面报道(共28条)。这种正面报道主要是缘自对中国文化(通过报道在美国举办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展览)的赞赏。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占全年报道量的12%，排名第三。《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关注程度(55条报道)稍高于对中美贸易与合资企业的关注程度(30条报道)。从栏目角度看，该报还比较重视刊登非专职记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读者来信和专栏文章总计有105篇，占全年报道量的15%。由于这两个栏目中的绝大部分为针对政治性问题的看法，所以这类文章的基调多为负面的(73%为负面口吻或"带刺"的纪实性报道)。
图2总结了《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报道的总体态度，可以看出，该报对中国的报道口吻大多是负面的。这与《人民日报》1998年对美国的报道口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质量分析
（一）《人民日报》有关美国的报道
主题一：超级大国的作用
在报道美国时，《人民日报》突出表现了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所发挥的作用。在外交方面，美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一名积极的参与者。1998年《人民日报》共报道了五大洲39个不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一方面，美国以一种"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主要通过美国在中东和北爱地区和平谈判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报道中得以体现。美国还与一些曾是其"敌人"的国家修复关系。但另一方面，该报也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倾向作了一定批判。比如，由伊拉克核设施检查危机而引发的美国空袭伊战略目标这一事态就被《人民日报》记者批评为一次"难以得逞的图谋"，并"在国际事务中开创了一个危险的恶劣先例"。《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0日，第4版。
如果说《人民日报》对美国政治的态度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报道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时，该报则主要持一种积极态度。1998年该报多次报道了美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说明美国的经济状况处在十年以来的最佳状态。当然，《人民日报》也有文章介绍美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打了一个"喷嚏"。但即便是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仍然看好美国经济，他总结道，"由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比较强劲，因此，一般认为，即使是负增长，也不意味着经济衰退，而是一个暂时现象。"《人民日报》1998年7月29日，第7版。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同时认为，美国经济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方面。这类报道的标题多为"......的启示"。《人民日报》邀请一些专家和记者讨论"新经济"的话题也是一个明证。对美国科技成果的报道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重点项目。在以上两个方面如此之多的正面报道其实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样一种报道实际上是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科技兴国"的国策相吻合的。
主题二：超级大国存在的问题
在承认美国实力的同时，《人民日报》也暴露了美国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1998年发生的一系列校园枪击案件就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一篇《儿童开枪与美国文化》的报道中，作者认为这类惨案的发生可追溯到美国的"媒体暴力"和"枪支文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说穿了，这是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作祟。来复枪协会......代表着军火商、射击和狩猎爱好者们的利益，他们在国会有着强大的势力和举足轻重的影响，议员们岂敢开罪这些掌握着钱袋和选票的上帝？"《人民日报》1998年4月2日，第7版。该报还刊登了其它一些暴力事件。虽然这类报道数量并不多，但目的在于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主题三：克林顿-有远见的政治家
《人民日报》1998年对克林顿总统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被刻画为一名多才多艺、有远见的政治家。如在他访华当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就特别提道克林顿"兴趣广泛，尤其爱好音乐，擅长演奏萨克斯管"。《人民日报》1998年6月25日，第1版。《人民日报》对克林顿绯闻的报道也明显偏向克林顿。9月13日的一篇刊登在要闻版的报道题为《美国会公布斯塔尔报告，白宫法律顾问据理反驳》就十分说明问题。从报道上看，克林顿和白宫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斯塔尔似乎在无理取闹。该报还多次报道美国人民支持克林顿完成其任期。至于克林顿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人民日报》就更加赞赏了。
主题四： 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在中美关系方面，《人民日报》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方面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从政治角度讲，克林顿总统成功地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人民日报》在克氏访华之前两个星期内先后刊登了七篇有关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记录片的报道，早早开始营造积极气氛。克林顿总统抵达中国后，中美关系良好的报道出现频率明显增加。一篇由九名记者共同采写的新闻几乎罗列了中美两国所有的合作领域，这篇文章还总结道，"双方就中美关系和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第1版。克林顿访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的谈话也是《人民日报》报道的重点。"克林顿在北大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希望在新世纪里与中国建立一种新关系"《人民日报》，1998年6月30日，第4版。这一新闻标题总结了克林顿访华的主要意图，而他在上海发表的"三不"声明则普遍被中国记者认为是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也被置于一个战略性背景之下进行讨论。一篇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应该"以战略眼光拓展中美经贸合作"。文章还指出，"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十分重要和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北京会晤，将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人民日报》，1998年6月23日，第1版。
除了报道两国的合作之外，《人民日报》中很大的篇幅是关于访问和专访的报道。这类报道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国家领导人接待美国来宾，全年共127条这类消息，占年度总报道量的12%。这类报道通常很短，内容较单一，主要是概要介绍来访者，列明参加会见的领导，并用一两句话概括宾主双方讨论的话题。但是，这类消息的信息很明确，一方面突出了中国领导人，另一方面表现出对美国客人的重视。第二类报道是由记者对中美专家学者进行的专访。所有的被访者对中美关系均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当然，所谓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种目标导向，中美关系并非已经是战略伙伴关系。换言之，虽然中美关系中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但是两国间也有严重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因此，《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些有关两国关系紧张与摩擦的报道。但这类报道大多是针对美国对中国批评的消极反应，而并非"主动进攻"。而且这类报道的结尾通常会强调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比如，在外交部发言人批驳美国媒体关于中国"政治献金"和"技术转让"的指控后，这位发言人说道，"中美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两国广大人民的愿望。"《人民日报》，1998年5月25日，第4版。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有关美国的报道大多采用了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态度。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报道方式、口吻与侧重点并不一定非常有效。首先，过于僵化地突出"主调"掩盖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正面报道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中美关系似乎是一片"莺歌燕舞"，而一旦出现了起伏与冲突，一般读者就会缺乏思想准备。其次，有关报道的信息量太少，且文体单一。
（二）《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
主题一：冷战主题的延续-中美关系紧张
《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态度与《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报热衷于报道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1998年中，有关中国的两大指控主题贯穿了该报全面的讨论。第一个指控是中国军队为美国民主党提供资金。比如《纽约时报》5月15日报道钟育翰自供其交给民主党的10万美元来自刘朝英，后者则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工作。两天后，该报又报道克林顿推翻了国务卿有关限制中国发射美国卫星的决定。这些报道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的"政治献金"发挥了作用。第二个指控是中国通过发射美国卫星盗窃美国的导弹技术。该报还指控美国的劳拉公司向中国泄露了机密技术。在一篇报道中，记者这样写道，"一名五角大楼资深专家指出，1990至1996年之间，运载商业卫星的中国火箭每四次发射便有一次失败。但自1996年起，中国人便拥有了完美的（火箭发射）记录：连续10次成功发射。"这名专家最后发出疑问，"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持续性技术转让的结果？"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8, A6.为了说明中国人"盗窃"美国技术，一名记者还举了"鲜活"的例子：在一次火箭发射失败后，中国有关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允许美国人接近火箭坠毁地区，而"当美国人最终到达该地并打开虽然破损但尚完整的卫星控制盒时，他们发现一块加密的电路板不见了......美国官员怀疑中国当局将其拿走了。"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4, 1998, A1.当然，报纸也刊登了少量反对观点的文章。比如6月9日一篇标题为《美国的调查似乎表明中国人与电路板失踪事件无关》的报道写道，五角大楼的调查表明，那块"加密的电路板"有可能在"坠落中被毁坏了。"此外，有关机构证实，即便中国人"偷"了那块电路板，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也是"极小"的，因为"该技术已有20年的历史了。"在有关技术转让的57篇文章(含4篇专栏文章和5封读者来信)中，仅有这一篇是稍有利于中国的报道。
在克林顿访华之前的几个星期内，《纽约时报》大肆渲染两国之间的麻烦。6月份的许多文章认为，由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力，中国的"进步"很少。6月7日的一篇社论预言，"克林顿总统本月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大堆政治和安全麻烦，使其访问蒙上阴影。"这篇社论还列举了克林顿应该与中国人谈论的问题，并警告说，"如果美国领导人不强力捍卫美国利益，那么就永远不会出现一种稳定、互利的（中美）关系。"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98, 4-14.与《人民日报》一样，《纽约时报》对克氏访华也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但两报的态度和侧重点完全不同。《纽约时报》认为，克林顿是去中国"度假旅游"，美国人"不指望此行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98, A8.在对克林顿的跟踪报道中，专门报道较多，直到中美首脑进行了一次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后，总体气氛才稍有改善。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记者即使对直播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件也并非用一种十分积极的口吻进行报道。他们的侧重点不是两国元首进行了坦率的交流，而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对中国进行了尖锐批评。另外，《纽约时报》记者还多次写道，电视台并未事先对直播进行预报(意在说明观众人数有限)，而且中央台在播报晚间新闻时仅对招待会内容进行了部分报道(意在说明编辑故意删去了一些敏感内容)。
《纽约时报》还对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里的摩擦进行报道。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对华贸易已达每年约750亿美元，而中国则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98, A10.而中国政府禁止所有类型的直销则被认为是"商业中完全不可预测"的表现。至于有关中美人士会见的报道，《纽约时报》也与《人民日报》完全相反，该报强调的是会议的进展少，并聚焦于种种细节问题和障碍。美国记者还喜欢找"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采访。而这类人士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主题二：中国的形象-问题缠身的国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美国媒体中一直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词汇。《纽约时报》里的中国也常常与一些负面概念为伍。首先，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是世界上监狱中关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不仅如此，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即使是被执行死刑后还要摘取其器官进行商业性的器官移植。1998年，"人权斗士"吴宏达就导演了这么一出被《纽约时报》"忠实"记录的政治闹剧。该报就这一话题刊登了五篇报道和两篇读者来信。除了一篇文章以外，另外六篇文章无一不对中国政府所谓"系统地"贩卖犯人器官这种做法表示出严重"关注"和强烈不满。剩下的那篇文章报道了嫌犯律师指责吴宏达故意陷害，但由于其律师身份，又使得他的指控不那么"客观"。高墙之外的中国也处处受到监控。中国政府对地下宗教活动的取缔就常常受到美国记者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正是中国政府"系统迫害的证据。"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98, A1.关于西藏问题，美国记者总是把1951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说成是"以武力吞并"西藏，并把1951年之前农奴制度下的西藏描写为一个"香格里拉"。而1951年以后的西藏成为了一个残酷的地方。汉人"有组织地摧毁"寺庙和藏文化，并"控制"喇嘛。连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经济援助也被解释成"威胁西藏精神"。The New York Times, Nov. 11, 1998, A1.其次，一些文章认为中国政府极不真诚，只做表面文章。比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克林顿访华之前，西安的城管人员禁止载客三轮车继续经营，而"中国的保安人员也在加班加点地杜绝任何反政府事件的发生。"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98, 4-6.第三，中国的经济境况不佳。中国下岗工人的处境似乎受到记者的特别关注。一些文章写道，"麻烦的迹象随处可见：想找到一个在过去一两年内没有一个人下岗的家庭颇不容易。......下岗工人或退休工人要求得到其拖欠工资或退休金的示威活动几乎是家常便饭。"The New York Times, Nov. 15, 1998, 1-6.在一篇题为《失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上一条危险的岔路》的报道中，记者从哈尔滨一个卖豆腐的小贩写起，继而说"眼下工厂关门的太多，大家连豆腐都买不起了。"The New York Times, Jan. 20, 1998, A1.
主题三：关于共产主义
在一些《纽约时报》记者看来，共产主义是中国的"万恶之源"。不少文章认为多数中国人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信念。一篇报道指出，"腐败之风盛行，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几乎没有人再信仰它了......"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98, 4-6.一些文章还把普通中国人说得更认同美国。一篇文章转引一名中国商人的话说，"我们已经深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我们也想享受这种生活方式。"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1998, A1.在克林顿访华前，一篇文章报道一位中国大学生的话说，"克林顿的访问当然会促进中国的开放。"然后，她"满怀希望地问"采访她的记者，"这样一来，我们得到去美国的签证是否会容易些？"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1998, A10.
不少文章据此为中国开了张药方。首先，他们认为让中国保持对外开放是影响中国最有效的途径。克林顿总统和金里奇议长都认为应该通过对华贸易向中国宣扬美国的理想和民主观念。其次，中国要取得经济繁荣，就得下决心拥抱资本主义。不少文章认为，中国近年来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模式。但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尚未彻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才导致了种种问题的出现。一篇社论这样写道，"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市场自由化作为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这种策略要求对个人生活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人民必须享有辩论和挑战政府政策的自由......，否则中国就不可能进步，中美关系也会更加紧张。"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1998, A26. 主题四：赞扬-以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为尺度
《纽约时报》也有对中国零星的赞扬。凡是被赞扬的都是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比如，人民币不贬值就多次被评论人士认为是一个积极、负责的举动。克林顿总统还说过，"在亚洲的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国际犯罪和毒品走私作斗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中美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因此"与中国接触是符合美国利益的。"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98, A10.另外,文章还普遍把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视为一种进步。有记者注意到，中国人现在敢于将自己的上司告上法庭，而这在若干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在蓬勃发展。一些记者认为，这些人的思想越来越美国化了。他们之所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是因为那里"重视创造性思考和独立精神--而不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总之，中产阶级的出现就像一只"从共产主义废墟中升起的凤凰。"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98, A1.
很明显，在报道中国时，《纽约时报》大多数的报道是消极的。美国记者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采访、写作是十分自然的。但问题在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分歧的情况究竟如何？笔者认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并未对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给予足够的、平衡的正面报道，而过分夸大了两国之间的对立与分歧。
（三）主要写作技巧的比较
1.标题与结尾
由于新闻的标题首先映入读者眼帘，标题通常对文章的内容和态度加以总结。另外，很多人只读标题，而没有时间或兴趣通读全文。因此，标题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人民日报》的标题多为事实性陈述，感情色彩较弱，为全文确定基调。该报标题多遵循以下模式：(某位中国领导人)会见美国客人、中美关系改善等。相比之下，《纽约时报》的标题就生动许多。由于报道的结尾一般重申全文的主题和记者的态度，所以也很重要。《纽约时报》的记者常常引用被访者的评论作结尾，看上去更真实可信、没有偏见。但其实这些引用语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体现记者态度的。比如，在一篇介绍中国妇女失业问题的报道中，虽然记者提及政府帮助下岗妇女寻找工作机会，但记者却引用了一名退休律师的评论。他说，"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棉纺厂下岗女工。虽然一家银行为她们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她们学得太慢了。这些人都40多岁，反应也不是那么快了。她们的速度怎么也上不来。"因此，读者读完这篇报道后的总体印象是"在中国，35岁以上+女性=不适宜雇佣"，而这恰恰是文章的标题。The New York Times, Oct. 13, 1998, A1.《人民日报》的结尾则往往表达一种鲜明的政治或道德意义。比如，一篇关于中国西藏少儿艺术团访美的报道这样结尾，"西藏儿童的歌舞表演及其天真活泼的形象将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人民日报》1998年9月30日，第7版。
2.重复与定型观念
某些主题、人物、观点和口号经常在报纸上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重复。而这样的重复会产生一些使现实简单化的定型观念(stereotype)。两份报纸都采用了重复这一手段。不过《纽约时报》是在重复和刻意塑造中国的不利形象，而《人民日报》则是在反复强调两国之间的友谊。美国记者最喜欢强调的一个事件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论记者的话题是什么，读者都可以看到天安门的影子。中国记者们则乐意强调两国的友好交往。尼克松访华就是常常挂在记者专家们嘴边的话题。一篇报道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共同倾注心血，人类美好的情愫滋润了这株红杉。以西子湖畔为起点，红杉引种扩种到中国18个省市的植物园和公园，现已繁衍到４万多株。这片和平的绿荫越来越宽广。"《人民日报》1998年6月28日，第4版。
3.肯定与否定-"好消息"变味、"坏消息"被冲淡
在新闻写作时选取一种特定的态度也是重要的技巧之一。《纽约时报》常常以否定的角度报道中国，寻找"敌人"。本来一件好事在一些记者的笔下也会变味。如北京自1998年2月28日起开始公布空气质量周报本应视为一条好消息，但《纽约时报》的记者则换了一个角度进行报道。她写道，"20年来，当地（北京）政府官员细致地测量这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他们也同样费尽心机地隐藏这些测量结果。"记者在解释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时引用了两种观点：一名中国官员认为这种作法可以使人民更加信任政府；另一名驻京西方外交官认为，公布可怕的污染数据可以使政府获得大众对关闭一些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这一作法的支持，即使代价是许多人要丢掉饭碗。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98, 1-18.经过如此"包装"，一条好消息变坏了。相反，《人民日报》记者常常在"坏消息"中寻找积极的一面。"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日益改善的主旋律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次在美国的采访活动使我们更加深信，中美关系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干扰，但必将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因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日报》1998年6月19日，第6版。这样一来，中国记者在承认道路曲折的同时展示了其对前途光明的信心。
4.有偏向性的词汇
记者的遣词造句是营造文章整体气氛的又一重要手段。从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记者所用的词汇比《人民日报》记者更生动，更"讲究"。所以，下文以《纽约时报》为研究对象。首先，一些文章使用有负面涵义的词汇来描写中国。"秘密的"(secretive)就是这样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如，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生活与工作的秘密的大院子"；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专制的、隐密的"。由于"秘密"一词在英文中有"阴谋、可疑、不真诚"等涵义，所以重复使用这类词汇只会使中国的形象变坏。其次，文章使用的特定词汇可能使读者产生某种不正确的联想。如在一篇西安人民欢迎克林顿总统的报道中，记者写道，当克林顿发表讲话时，古城墙上的"军用探照灯在夜空中照射"。这里的"军用"一词就很别扭。探照灯是用来烘托喜庆气氛的，与军事目的毫不相干。但记者专门指出探照灯的军事性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快的联想，西安仿佛变成了一个军事化、要塞化的城市。第三，有些词语虽然正确地说明了某种事物的性质，但是这类词汇在美国文化中有另外的涵义。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官方的"(official)一词。当美国记者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时，总不忘加上这个词。比如，他们会说"官方的《中国日报》"、"官方的新华社"、"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媒体"和"由政府经营的广播电视"等等。虽然中国大多数媒体的确是"官方的"，而且由政府所有、控制和经营，但是在美国文化中，"官方的"被认为是不"独立的"，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不可信"。
5.信息选择
虽然记者在报道时一定要进行选择，但当记者总是选择某类事实、采取某种态度进行报道，而且成为一种模式时，就构成记者有意的信息选择。克林顿访华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人民日报》强调的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之间的友谊等等。《纽约时报》则选取不利于中美关系的信息进行报道，刻意渲染"政治献金"和"技术转让"事件，对中美间的合作几乎只字不提。
三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
在分析不同的新闻写作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对新闻加以定义。主流美国新闻学教材对新闻大体是这样定义的，新闻"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对社会的真实及完整记录"等等。L. John Martin and Anju Grover Chaudhary, Comparative Mass Media Systems (New York: Longman Inc.,1983), p. 7.在中国，较权威的定义是由陆定一于1943年做出的，即"新闻是对最近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新华社北京分社主编：《中外新闻知识概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上述定义均强调对真实事件的报道，但它们并未涉及到新闻的其他重要特征。首先，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新闻。只有经过记者编辑选择并"包装"过的事件才是新闻。其次，既然有选择，就必定涉及记者编辑的个人倾向问题。换言之，新闻天然就不是"客观的"。相反，"主观性"才是新闻的特点。
在上述两个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记者编辑是如何"选择"新闻的，从而解释中美新闻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政治和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其媒体运作的环境，各国的主要媒体必然支持各自的政治哲学和理念。中国的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和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让中国人民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目标，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教育大众、动员人民，捍卫国家利益，因而政治性是中国媒体的一大重要特点。而美国则是媒体"高于"政治并向大众提供"中立的"信息。我们当然不能笼统地说这一神话是虚伪的。因为就表层的党派政治利益而言，美国媒体大体上(但并非总是和绝对)是中立的，媒体通常会报道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态度，并发挥着"看门狗"（watch dog）的作用，监督政府的行为。但是，就美国的根本政治利益而言，美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高于政治，而恰恰相反，媒体是为政治服务的。美国学者利昂*西格尔（Leon Sigal）在20世纪70年代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两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来源和内容所作之分析很能说明问题。他的结论是，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占新闻来源的50.6%，非政府来源的新闻仅占新闻总量的1/6。基于记者自身分析的新闻不到总量的1%，而90%以上的新闻则是照搬新闻主人公的观点。而近年来许多学者的分析表明，上述模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USA, 1996) pp. 107-108.
中美媒体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经济因素对媒体的作用。美国媒体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产业，新闻和观点作为一种商品互相竞争。只有"包装精美"、"内容刺激"的新闻才会受到读者(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媒体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几家大公司手中1987年，29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大众媒体。俞燕敏、鄢利群：《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另外，许多媒体公司完全按盈利公司运作，与工商界的关系十分密切。媒体还深受广告商的影响据调查，美国报纸75%的收入来自广告，一般杂志的广告收入占50%，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几乎占100%。俞燕敏、鄢利群：前引书。。因此，记者在报道时不得不考虑到上述经济因素。相比之下，中国媒体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虽然中国媒体也在走向市场，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媒体仍然在各级宣传部门的主持和影响下，还不能视其为纯粹的经济产业。
（二）文化和历史因素
美国有很强烈的反共政治文化传统。虽然美国自诩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思想五花八门，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却是排斥共产主义的。深受反共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些美国记者对中国抱有深厚的成见，使他们无法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其次，美国记者还深受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影响。怀疑政府、强调知情权和新闻的信息功能是美国媒体的传统。第三，美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特点也塑造了一些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就是美国人的标志性特点之一，其特点是强调自立、自决、隐私权和对他人的尊重。个人主义的传统使美国公众把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视为己类--他们被认为是与"高压政权"作斗争而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记者如此热衷于报道"持不同政见者"的状况。第四，宗教思想对美国人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一份由盖洛普公司于2000年8月所做的调查显示，88%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宗教在其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或非常重要，63%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宗教可以解决当今世界的全部或大部分问题。"Religion," Sept. 30, 2000. http://www.gallup.com/poll/indicators/indreligion.asp.。在美国建国之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约翰*温斯罗普就提出了"山巅之城"这一思想，要把新大陆建成一个可供世界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天定命运"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延伸。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义务向世界其他地区撒播"文明"的火种。当今的美国记者依然抱有这种引导世界的使命感，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向全世界宣扬美国自由、平等的梦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记者和编辑们常常在政治体制、人权、宗教自由等方面向中国"提出建议"的原因。
中国记者与美国记者一样，也受到本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记者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孔子早就提出，"士志于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以宣传真理为己任。个人与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崇高的目标。而这种价值观可以用"群体主义"来概括。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群体主义观念非常发达，以致有时分不清个人目标和群体目标的区别。Hu Wenzhong and Cornelius L. Grove, Encountering the Chi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 (Yarmouth, Maine: Intercultural Press, Inc., 1991), p. 6.中国记者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把教育公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人民日报》许多文章都包含鲜明的道德或政治意义。中国人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观是和谐与合作。《人民日报》大量的正面报道，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三）新闻价值
所谓新闻价值，就是记者选择报道对象的标准。在美国，新闻价值可以概括为时效性、地域性、显要性、影响性、冲突性和离奇性这六条。符合上述特点的事件才有新闻价值。中国记者大体上也遵循这几条标准。如中美记者均十分重视报道领导人物的一言一行，这就体现了显要性。但中国记者在进行报道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在时效性方面，美国记者通常是一有重大事件就立即进行报道，有时甚至会由于资料有限而犯错误。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报纸，他们的编辑方针有很大差别。《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它的编辑方针是"在中共中央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布达中国政府的国内外政策，报道中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与经验，抨击各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思想与行为，同时对当代国际事件进行报道与评论。"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在这一编辑方针的影响下，《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即便是报道两国间存在的矛盾时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批评口吻。
《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一份重要的"独立"报纸，其编辑方针必然标榜为超阶级、超政党。将《纽约时报》发展成为一份高质量报纸的发行人阿道夫*奥茨在1896年接办时报的宣言中指出，时报的新闻报道"应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无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李子坚：《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正是受到这种"客观性"的驱使，记者在很多情况下有意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虽然中美两国的政治家都意识到媒体报道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并呼吁两国的媒体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上多下功夫如江泽民主席在1998年会见美国时代华纳公司董事长时指出，新闻媒体在人们了解世界、相互沟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和美国远隔重洋，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很多要通过新闻媒体。他还希望中美两国媒体在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沟通中起桥梁作用。1996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研讨会上也表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性报道过多。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也希望美国媒体能够"以平衡和全面的眼光展示一幅现代中国的图景"。，但是他们对本国媒体的影响力却不同。从美国方面讲，正如《纽约时报》上海记者站站长塞思*费森所说，"媒体的主要作用是大众传播工具，报道人们感兴趣的新闻，而不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纠正美中关系中的不平衡和误解。"他还说，"当人们谈论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时--如果媒体报道略有改善，更负一点儿责任，或更克制一点儿，那么情况会怎样好转--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媒体不会发生变化。"《美报批评传媒对华报道不负责任》，《参考消息》2000年3月3日。
四结论
通过对1998年《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份报纸在报道对方国家时的一些主要特点，即《人民日报》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对美国以正面报道或纪实报道为主，而《纽约时报》的记者则受到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更多地关注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和中国的阴暗面，而且常常以此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些特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适用的。
那么，《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针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国际报道是否也符合上述特点呢？笔者对两报在1998年对日本的报道也进行了粗略分析。日本在中美两国各自外交关系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两份报纸对日本报道都比较重视。首先从报道数量上看，《人民日报》关于日本的报道有584篇，虽然这一数字低于该报对美国的报道量，但日本仍是《人民日报》在国际报道关注对象中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而《纽约时报》则有1074篇日本报道，远远高出对中国的报道。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99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冬奥会在日本长野召开，以及日本出现经济动荡等，重大事件比较集中。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纽约时报》1996-1997年的数据后，我们发现，该报对中国和日本报道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大约在700篇左右)。
其次，从报道内容上看，《人民日报》也有大量对中国领导人接见日本客人进行的"套话"性质的报道。另外，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发展自身经济这一内在需要的驱动下，《人民日报》对日本的经济、教育、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客观报道。与此同时，该报还用大量篇幅烘托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比如宣传日本专家为中国作出的贡献、中日各种民间交流活动、日本政府和友好人士向中国受灾地区捐款等。但是，《人民日报》对中日之间的摩擦也比较关注，这主要体现在与日本侵华历史相关话题的报道。因此，正如该报对美国的态度一样，日本在《人民日报》上的形象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日本经济科技实力强大，与中国交流密切，日本人民对华友好；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时否认侵华历史、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伺机发展军事实力。这种二分法的报道同样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总方针。
《纽约时报》对日本的报道大多集中于经济方面，而且秉承"坏消息才是好消息"这一新闻价值取向，记者采写的报道很多是负面内容，如美日贸易争端、日本银行危机、日本经济衰退等。有的报道还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如一篇报道的标题为《日本告诉美国说日本的银行遇到了大麻烦》The New York Times, Oct. 5, 1998.。这种对负面新闻的关注同样也在美国的国内报道中得以体现--美国媒体对国内事务的报道也是以"坏事"居多。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这种负面报道是以不攻击美国现有体制为前提的。在这一前提下，批评性文章越多，就越能体现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可是那些真正对美国体制提出深刻批评的人士(如美国著名批评家乔姆斯基)却很少有接受本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在分析《纽约时报》的对日报道时，我们也发现，记者只是评论日本经济中存在的弊端，并不会涉及到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批判，毕竟日本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国一手扶植下建立起来的。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许多负面报道虽然是在揭露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但字里行间表达的则是记者和编辑对中国当前政治体制的抨击。因而表面看来都是负面报道，实际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有所不同。
那么，中美两国媒体是否在"妖魔化"对方？自李希光教授等于1996年出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以来，这个话题就成为大洋两岸各界人士争论的焦点。从初期阶段一些中国人对美国媒体的批评发展到美国政客指责中国媒体同样在"妖魔化美国"。如2000年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访华时在中国国防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危险地"歪曲美国的国际政策目标，从而引起误解，诱发严重的错误判断。"中国常常以不但无益而且不正确的方式来报道美国，把美国描述为一个霸权、一个称霸世界、遏制和主宰中国的国家，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布什总统2002年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也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些错误印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些教科书"使用了一些"过去时代遗留产物"的语言，因此是"误导性的、有害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负面报道都构成"妖魔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中美两国的确都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李希光本人指出的那样，"妖魔化"这个词现在被滥用于任何负面、贬义的报道。他认为外国媒体对中国"建设性"的批评(比如说中国有妓女、吸毒、艾滋病、腐败问题等)不构成妖魔化，而只有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之类对中国的"破坏性"批评("那些读过之后，让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种族上和文化上产生厌恶和仇恨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新闻报道和言论，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支持西藏、台湾独立的言论、把中国人形容成屠杀少数民族的法西斯的报道等")才构成妖魔化。《中美在相互妖魔化吗？》李希光在2000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美国媒体 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new_new/reader.asp?Id=36。
就负面报道而言，《人民日报》大多是就事论事地批评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正如欧洲一些媒体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一样)，而《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的美国记者(尤其是驻华记者)大多也并非存心想"妖魔化"中国。他们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也作了多角度的报道，只是这类报道的数量较少而已。造成美国记者对中国进行大量负面报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记者是在为美国人介绍中国，他们选择新闻的方法是与美国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相吻合的。
在深刻了解两国的背景、认识到两国记者所受到的种种局限后，我们就会发现，归根结底，记者是为其根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只要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利益冲突，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就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与平衡，而围绕"妖魔化"的争论大概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翟 峥：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