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晴山堂石刻收录了自洪武三年（1370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260余年间的文人题赠书法。它现存于江苏江阴徐霞客故居，其内容来自徐霞客及其先祖所得的当时文人题赠。明代，江南富豪之家刻帖风盛，徐霞客家族为江阴地区富庶望族。徐霞客为庆祝母亲八十大寿，建晴山堂时勒之于石，列于晴山堂四壁，其中收录了上自元末明初倪云林所题赠徐本中诗稿（洪武三年），下至崇祯六年南都国子监祭酒谢德溥题《秋圃晨机为徐孺人赋并赠霞客北游》，前后绵延两百多年，可旁窥整个明代的文化史。石刻为明代原刻，其中有不少图章。对乡贤文物的研究，自当必然，唯恐不能传真达意。本文选其中所见圆朱文艺术水准较高者进行简单介绍，分析这些图章中的圆朱文风格，旁证明代作为篆刻的萌芽时期，篆稿与镌刻分离、文字印化意识不明确的特征。
明代早期，篆刻艺术开始进入文人印阶段。早先刻章，一般是文人设计出印稿，匠人照样摹刻在铜、金、玉、水晶、象牙章上。宋代米芾篆而不刻，据传元初赵孟頫能自篆自刻，但印材用什么不得而知，后来也未见有更多文人篆刻的例子。一般都认为，自篆自刻的文人印，其开山鼻祖当属文征明长子文彭。周应愿《印说》曰：“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靡不逼古。”
从晴山堂石刻全部作品可见，有明一代，书法作品上盖章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准样式，落款后必定有章，卷首处的起首章则看各人的习惯。石刻中几乎每位作者都用章，但印章的艺术水准差距很大，毕竟还处于流派印的萌芽期，书家、学者对印章艺术性的关注普遍不足，对印章艺术性的认识自然不能苛求。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印章普遍采用圆朱文、仿汉印这两种形式。张绅在朱珪编的《印文集考跋》中指出：“国初，制度未定，往往皆循宋金旧法，至大、大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法。”所谓赵子昂法，简单说就是圆朱文的样式，细框细字，字体用小篆。晴山堂石刻中有这么几方圆朱文堪称佳作。
一、云林子（杨维桢、倪云林《赠徐本中诗稿》）
如图1所示，“云林子”印为典型的圆朱文样式，三字并列，“云”“子”两字分列左右，方圆对比明确，“子”静“云”动，林字在中间起到分隔调节的作用。一印之中，方圆、曲直、动静和谐融于一体，印人明显是个高手。
那么这人是谁呢？可能是朱珪（此论见于楚默著作《杨维桢研究》，但未见详解）。朱珪，字伯盛，昆山人，生卒不详，终身未娶，有出尘之志。倪云林和他交好，为他写《静寄轩诗》（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传世，开篇便是《朱伯盛小像赞》。写此诗时为辛亥年十二月，正好是给徐本中写诗的第二年，倪云林71岁。
关于朱珪和《印文集考》，明人陈继儒《妮古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朱珪字伯盛，崑山人。师濮阳吴睿大小篆，尤善摹刻，凡吴下碑版多出珪手，然非其人珪不屑也。又喜为刻印章，茅山张外史嘉珪，锡之名：方寸铁。所存有《名跡录》，盖其平生所刻名文也。性孤洁，不娶终。”
其实当时能刻印的并不多，江南地区，与倪云林等人交游的篆刻家就只有朱珪，所以，“云林子”印被认为是朱珪的作品，可能性极高。
但是，由于当时篆稿和镌刻分工的习惯，人们还无从考证这方印篆稿者是谁。
倪云林此作写给当时才十岁的徐麒。从文中可知，其父徐均平当时远征未归，交代儿子新年里去拜访自己的老朋友。徐麒拜访了倪云林，倪云林很高兴，觉得好久不见其父很是挂念，看他“清令不凡”，非常看好徐麒，但又担心他失“未发之意”，以“本中字之”，以志期望，当时是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初七（庚戌人日）。给徐麒赐表字，是非常亲近的师长辈才做的事情，可见倪云林和其父徐均平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当时，倪云林的朋友杨维桢（也写作杨维祯）也在，于是一并题了一首诗。杨维桢（1296-1370）是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杨维桢的诗中，最富特色的当属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人称其为“铁崖体”“一代诗宗”，今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
洪武三年正月，杨维桢奉诏到金陵，从云间（今上海）出发，路过无锡，顺便拜访朋友倪云林，正好徐麒到倪家来代父拜年，于是留下了这一段佳话。当年四月，杨维桢在金陵偶感风寒，回到云间养病，结果一病不起，五月去世，享年75岁。
倪杨两人友情深厚，有大量的诗歌唱和之作，并有倪画、杨书作品传世。例如，两人和王绎一起创作了著名的《杨竹西高士图》，王绎画，倪云林补松石，杨维桢跋。传闻，两人经常聚饮，杨维桢好声色，专喜用歌妓的鞋子当酒杯，“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倪云林有洁癖，受不了这样的重口味，连呼龌蹉，翻案而去。当然，两人友情依旧，一辈子都是好友，不然，怎么还会有后来给徐麒题诗的事。
二、宾之（李东阳《寿中书舍人徐君六十序》）
如图2所示，“宾之”印是李东阳所用印。此印呈圆朱文样式，布局平中寓奇，纤秾合度，整体风格静穆浑厚。同样，这是谁刻的呢？
李东阳在此寿序结尾的时候说“是岁冬十一月”，这个“是岁”，从上文看，“至辛丑寿六十，十二月九日初度，实今岁之春旦也”。一开始时，徐颐派人先送书信求字，或许李东阳很忙，也或许李东阳不想写，等了好几个月，徐家派人经常到李府探看，当时徐颐60岁，李东阳年仅35岁，时为翰林院侍讲，“使者载历月日，足及门者前后十数，义不可辞”，终于写成一篇。一篇文章，从春天等到冬天，正是1481年的事。而此文书法劲健温润，熠熠生灵光，远胜后期书法之僵化。
1481年，文彭还没出生，而之前的印人尚未有明确的以篆刻为专攻方向的人物。在元末明初这样一个时代，篆刻刚刚进入文人创作的萌芽期，很多书画家如柯久思、张雨、黄公望、吴睿、倪云林、王冕、杨维桢等，都是采用赵孟頫、吾丘衍的方法，自己设计印稿，请专人镌刻。与徐麒同时代的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人也是如此。周应愿《印说》曰：“祝（允明）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其中有云：“陈道复淳、王吏部谷祥俱善篆，陈有‘白阳山人’白文印，王有‘司勋氏’朱文印，疏朗多遗，通雅兼至。” “善篆”，而不是善篆刻，这里的篆，自然就是篆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篆刻艺术风格相对统一，又没有自己的刀法语言（篆、刻分工），要考证出篆刻作者似乎没有可能，其实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篆刻在这时候还不算是独立的一门艺术。
从现存的资料看，李东阳“宾之”章有四方（见图3），与晴山堂石刻中所见之印都不相同，因此，晴山堂石刻所见之印，丰富了李东阳研究资料。這五印中，以晴山堂石刻所见之印为最好。同好者可以细加品味，当知笔者所言不虚。
同页（P95）的“西涯钓游处”印（见图4）就没这么好了。
在篆刻中，有些字相互放在一起是怎么设计都弄不好的，这是文字的天性。笔者认为，此印如果能用比较纯粹的大篆，而不是大小篆混搭，可能效果会好一点。但在明代，因为可见的古文字资料不多，所以，印文安排不尽如人意也无可厚非，这是时代的遗憾，而不是当年的篆刻设计者的。从中也可见，当时的篆稿者，对文字印化的意识还没有明确。
三、衡山（文征明隶书《内翰徐公像赞》）
正德四年（1508），文征明写下隶书作品《内翰徐公像赞》，当时文彭才10岁。如米芾、赵孟頫等人篆、刻分工一样，人们也可以认为“衡山”印（见图5）是文征明篆印稿，而后印工镌刻的。对此印稿，文征明似乎一直比较满意，从现存的早期到晚期作品看，“衡山”两字章子大小不同。这似乎也可以作为明人自篆印稿、印工镌刻的旁证。
金陵大学创始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收藏的《观斋印存》中，收藏了一方文征明的印花（见图6）：“客梦芦花雨，诗情柳絮春。”如图7所示，下面用英文附注：白色石头，十个字，白文，分三行排列。长一寸八分之三，宽一寸四分之三，高三寸半。”
如图8所示，此印边款曰：“王贞生，白门之古狂也，卜居泰淮，每集文人，且诗且饮，挟故不拘，余□作此就正。时甲子仲冬篆于片石山房，徵明。”如果这印是真的，那么，如上文周应愿《印说》引文所见之“篆”一样，此“篆”就是篆稿，然后由印工刻石。这应该是当时篆而不刻的又一实证。
四、九和（顾鼎臣楷书《内翰徐公像赞》）
顾鼎臣是个大学问家，姓名章下面的章是“清华讲官”，明嘉靖中，做过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字九和，昆山人，同在吴门，与文征明岁数相仿。从“九和”印（见图9）字法上来说，整体以流动为主线，“九”与“和”之长竖婀娜灵动，“和”之口作略带方的圆形，极见巧思。以笔者个人拙见，此印和云林子两方，是整个《晴山堂石刻》中最具篆刻艺术性的。
五、吴宽（《明故乡贡进士徐君墓志铭》）
吴宽和顾鼎臣、文征明都是同时代的人，“吴宽”印（见图10）作于成化癸卯，即1483年。此印与“九和”印在设计理念上是类似的。特别是“口”的安排。此印温和静穆，是圆朱文一路不可多得的好印。
六、伯可氏（朱大受题《秋圃晨机图》诗）
“伯可氏”印特为列出，是因为文字中含有元代九叠篆章的遗风，且对边框的处理别出心裁，有适当的残破，显得苍茫古雅。圆朱文风格一般宁静深远，少有破边，而从此印中可见，作者对边框的残破处理是有意为之。这种做印手法在吴昌硕手里才得以发扬光大，却偶然于四百年前能别开新意，实属难能可贵。
从石刻全篇看，圆朱文如西涯、祝允明印、晞哲、文征明印等印，因其线条风格、排字习惯都有相似处，都可以认为是学习赵孟頫一路圆朱文的延续，这几方印都只能说差强人意，还不能说是佳作，原因在于入印的小篆未见巧思。可见文字的印化，从文人篆刻萌芽期始便是一大难题。而其他的如夏树芳印、陈继儒印，都是很不错的汉印风格。因不是圆朱文范畴，就不赘述了。
从晴山堂石刻中，人们可以从侧面证明，明代，印章还是由文人篆稿、印工镌刻的共同成果。对刀法的追求尚在萌芽中，远没有进入自觉状态;对文字印化的追求也还只是处在某人的灵光一现中。篆刻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文人参与的艺术，还在清代。当然，徐霞客是不可能见到了。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蒋君慧（1970-），男，江苏江阴人，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书法篆刻。
明代早期，篆刻艺术开始进入文人印阶段。早先刻章，一般是文人设计出印稿，匠人照样摹刻在铜、金、玉、水晶、象牙章上。宋代米芾篆而不刻，据传元初赵孟頫能自篆自刻，但印材用什么不得而知，后来也未见有更多文人篆刻的例子。一般都认为，自篆自刻的文人印，其开山鼻祖当属文征明长子文彭。周应愿《印说》曰：“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靡不逼古。”
从晴山堂石刻全部作品可见，有明一代，书法作品上盖章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准样式，落款后必定有章，卷首处的起首章则看各人的习惯。石刻中几乎每位作者都用章，但印章的艺术水准差距很大，毕竟还处于流派印的萌芽期，书家、学者对印章艺术性的关注普遍不足，对印章艺术性的认识自然不能苛求。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印章普遍采用圆朱文、仿汉印这两种形式。张绅在朱珪编的《印文集考跋》中指出：“国初，制度未定，往往皆循宋金旧法，至大、大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法。”所谓赵子昂法，简单说就是圆朱文的样式，细框细字，字体用小篆。晴山堂石刻中有这么几方圆朱文堪称佳作。
一、云林子（杨维桢、倪云林《赠徐本中诗稿》）
如图1所示，“云林子”印为典型的圆朱文样式，三字并列，“云”“子”两字分列左右，方圆对比明确，“子”静“云”动，林字在中间起到分隔调节的作用。一印之中，方圆、曲直、动静和谐融于一体，印人明显是个高手。
那么这人是谁呢？可能是朱珪（此论见于楚默著作《杨维桢研究》，但未见详解）。朱珪，字伯盛，昆山人，生卒不详，终身未娶，有出尘之志。倪云林和他交好，为他写《静寄轩诗》（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传世，开篇便是《朱伯盛小像赞》。写此诗时为辛亥年十二月，正好是给徐本中写诗的第二年，倪云林71岁。
关于朱珪和《印文集考》，明人陈继儒《妮古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朱珪字伯盛，崑山人。师濮阳吴睿大小篆，尤善摹刻，凡吴下碑版多出珪手，然非其人珪不屑也。又喜为刻印章，茅山张外史嘉珪，锡之名：方寸铁。所存有《名跡录》，盖其平生所刻名文也。性孤洁，不娶终。”
其实当时能刻印的并不多，江南地区，与倪云林等人交游的篆刻家就只有朱珪，所以，“云林子”印被认为是朱珪的作品，可能性极高。
但是，由于当时篆稿和镌刻分工的习惯，人们还无从考证这方印篆稿者是谁。
倪云林此作写给当时才十岁的徐麒。从文中可知，其父徐均平当时远征未归，交代儿子新年里去拜访自己的老朋友。徐麒拜访了倪云林，倪云林很高兴，觉得好久不见其父很是挂念，看他“清令不凡”，非常看好徐麒，但又担心他失“未发之意”，以“本中字之”，以志期望，当时是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初七（庚戌人日）。给徐麒赐表字，是非常亲近的师长辈才做的事情，可见倪云林和其父徐均平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当时，倪云林的朋友杨维桢（也写作杨维祯）也在，于是一并题了一首诗。杨维桢（1296-1370）是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杨维桢的诗中，最富特色的当属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人称其为“铁崖体”“一代诗宗”，今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
洪武三年正月，杨维桢奉诏到金陵，从云间（今上海）出发，路过无锡，顺便拜访朋友倪云林，正好徐麒到倪家来代父拜年，于是留下了这一段佳话。当年四月，杨维桢在金陵偶感风寒，回到云间养病，结果一病不起，五月去世，享年75岁。
倪杨两人友情深厚，有大量的诗歌唱和之作，并有倪画、杨书作品传世。例如，两人和王绎一起创作了著名的《杨竹西高士图》，王绎画，倪云林补松石，杨维桢跋。传闻，两人经常聚饮，杨维桢好声色，专喜用歌妓的鞋子当酒杯，“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倪云林有洁癖，受不了这样的重口味，连呼龌蹉，翻案而去。当然，两人友情依旧，一辈子都是好友，不然，怎么还会有后来给徐麒题诗的事。
二、宾之（李东阳《寿中书舍人徐君六十序》）
如图2所示，“宾之”印是李东阳所用印。此印呈圆朱文样式，布局平中寓奇，纤秾合度，整体风格静穆浑厚。同样，这是谁刻的呢？
李东阳在此寿序结尾的时候说“是岁冬十一月”，这个“是岁”，从上文看，“至辛丑寿六十，十二月九日初度，实今岁之春旦也”。一开始时，徐颐派人先送书信求字，或许李东阳很忙，也或许李东阳不想写，等了好几个月，徐家派人经常到李府探看，当时徐颐60岁，李东阳年仅35岁，时为翰林院侍讲，“使者载历月日，足及门者前后十数，义不可辞”，终于写成一篇。一篇文章，从春天等到冬天，正是1481年的事。而此文书法劲健温润，熠熠生灵光，远胜后期书法之僵化。
1481年，文彭还没出生，而之前的印人尚未有明确的以篆刻为专攻方向的人物。在元末明初这样一个时代，篆刻刚刚进入文人创作的萌芽期，很多书画家如柯久思、张雨、黄公望、吴睿、倪云林、王冕、杨维桢等，都是采用赵孟頫、吾丘衍的方法，自己设计印稿，请专人镌刻。与徐麒同时代的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人也是如此。周应愿《印说》曰：“祝（允明）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其中有云：“陈道复淳、王吏部谷祥俱善篆，陈有‘白阳山人’白文印，王有‘司勋氏’朱文印，疏朗多遗，通雅兼至。” “善篆”，而不是善篆刻，这里的篆，自然就是篆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篆刻艺术风格相对统一，又没有自己的刀法语言（篆、刻分工），要考证出篆刻作者似乎没有可能，其实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篆刻在这时候还不算是独立的一门艺术。
从现存的资料看，李东阳“宾之”章有四方（见图3），与晴山堂石刻中所见之印都不相同，因此，晴山堂石刻所见之印，丰富了李东阳研究资料。這五印中，以晴山堂石刻所见之印为最好。同好者可以细加品味，当知笔者所言不虚。
同页（P95）的“西涯钓游处”印（见图4）就没这么好了。
在篆刻中，有些字相互放在一起是怎么设计都弄不好的，这是文字的天性。笔者认为，此印如果能用比较纯粹的大篆，而不是大小篆混搭，可能效果会好一点。但在明代，因为可见的古文字资料不多，所以，印文安排不尽如人意也无可厚非，这是时代的遗憾，而不是当年的篆刻设计者的。从中也可见，当时的篆稿者，对文字印化的意识还没有明确。
三、衡山（文征明隶书《内翰徐公像赞》）
正德四年（1508），文征明写下隶书作品《内翰徐公像赞》，当时文彭才10岁。如米芾、赵孟頫等人篆、刻分工一样，人们也可以认为“衡山”印（见图5）是文征明篆印稿，而后印工镌刻的。对此印稿，文征明似乎一直比较满意，从现存的早期到晚期作品看，“衡山”两字章子大小不同。这似乎也可以作为明人自篆印稿、印工镌刻的旁证。
金陵大学创始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收藏的《观斋印存》中，收藏了一方文征明的印花（见图6）：“客梦芦花雨，诗情柳絮春。”如图7所示，下面用英文附注：白色石头，十个字，白文，分三行排列。长一寸八分之三，宽一寸四分之三，高三寸半。”
如图8所示，此印边款曰：“王贞生，白门之古狂也，卜居泰淮，每集文人，且诗且饮，挟故不拘，余□作此就正。时甲子仲冬篆于片石山房，徵明。”如果这印是真的，那么，如上文周应愿《印说》引文所见之“篆”一样，此“篆”就是篆稿，然后由印工刻石。这应该是当时篆而不刻的又一实证。
四、九和（顾鼎臣楷书《内翰徐公像赞》）
顾鼎臣是个大学问家，姓名章下面的章是“清华讲官”，明嘉靖中，做过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字九和，昆山人，同在吴门，与文征明岁数相仿。从“九和”印（见图9）字法上来说，整体以流动为主线，“九”与“和”之长竖婀娜灵动，“和”之口作略带方的圆形，极见巧思。以笔者个人拙见，此印和云林子两方，是整个《晴山堂石刻》中最具篆刻艺术性的。
五、吴宽（《明故乡贡进士徐君墓志铭》）
吴宽和顾鼎臣、文征明都是同时代的人，“吴宽”印（见图10）作于成化癸卯，即1483年。此印与“九和”印在设计理念上是类似的。特别是“口”的安排。此印温和静穆，是圆朱文一路不可多得的好印。
六、伯可氏（朱大受题《秋圃晨机图》诗）
“伯可氏”印特为列出，是因为文字中含有元代九叠篆章的遗风，且对边框的处理别出心裁，有适当的残破，显得苍茫古雅。圆朱文风格一般宁静深远，少有破边，而从此印中可见，作者对边框的残破处理是有意为之。这种做印手法在吴昌硕手里才得以发扬光大，却偶然于四百年前能别开新意，实属难能可贵。
从石刻全篇看，圆朱文如西涯、祝允明印、晞哲、文征明印等印，因其线条风格、排字习惯都有相似处，都可以认为是学习赵孟頫一路圆朱文的延续，这几方印都只能说差强人意，还不能说是佳作，原因在于入印的小篆未见巧思。可见文字的印化，从文人篆刻萌芽期始便是一大难题。而其他的如夏树芳印、陈继儒印，都是很不错的汉印风格。因不是圆朱文范畴，就不赘述了。
从晴山堂石刻中，人们可以从侧面证明，明代，印章还是由文人篆稿、印工镌刻的共同成果。对刀法的追求尚在萌芽中，远没有进入自觉状态;对文字印化的追求也还只是处在某人的灵光一现中。篆刻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文人参与的艺术，还在清代。当然，徐霞客是不可能见到了。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蒋君慧（1970-），男，江苏江阴人，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书法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