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凭借独特的政策和经济结构，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后果。一系列引发危机的因素，包括开放资本项目、依赖外债、汇率浮动、货币政策脱离政治控制、甚至国家失去金融流动主导力量的地位等等，这些情况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存在。10年之后，美国次贷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式金融危机，许多人认为，当年令中国避免危机的因素，今天仍将为中国提供缓冲。
　　但是全球风险价格的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只是简单的直接影响，间接的影响要大得多。对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国次贷市场的直接影响，或者说中国本国的类似市场是否容易受到直接传染，而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对风险的评估会更加苛刻。许多关于中国经济风险的假设需要重估，将对中国产生众多影响。
　　股市方面，次贷危机将推动调整。次贷危机对中国直接影响有限，然而，中国经济受到的间接影响可能会是巨大的。2007年年初到8月末，中国A股市场已经上涨了80%，平均市盈率已超过50倍。无论海外信贷市场是否会出现动荡，中国当前的股市价位都需要调整。目前，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正在持续上升，这就影响了两个关键的利润来源。贸易问题可能会抑制出口，而出口对许多行业是至关重要的。
　　今年秋季开始，一些国企将首次向国家支付红利。这会减少其留存受益，从而迫使它们重新通过金融机构为其固定资产投资筹集资金。进而，这种情况又会抑制企业的投资，并减少占营业利润很大一部分的备抵折旧。生活成本、尤其是食品价格的攀升正在抑制居民进一步购买股票的欲望。
　　热钱方面，风险重估可能导致热钱流向变化。大批热钱进入中国，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流入。能够在短期内撤出中国的热钱规模不致引发中国经济的动荡。为了抑制通胀，政府甚至可能乐于见到部分热钱外流，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并收缩资产泡沫。对于对冲基金、资金管理公司和中国资本外流策划者的预期，热钱流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信贷市场的熊市期间，这种情况就会更突出。
　　国内信贷方面，期待更公开的数据。中国没有次贷市场，但其国内信贷市场有自己的问题。在中国，企业和居民借贷的基础往往只是粗略的信用记录、复杂的帐目和审计不充分的财务报告。政治因素干预投资决策的情况很普遍；法律体系无法保证债权人的权利；居民会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继续存款、企业会偿还债务以及政府会为地方债务提供担保的假设都是不可靠的。美国次贷市场的局势会促使中国的债权人更加谨慎地看待债务人的偿还能力。
　　出口方面，次贷危机将扩大调整幅度。目前，中国一个月的对美贸易顺差约为100～150亿美元，对欧盟的顺差也超过了100亿美元。今年7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长了80%。虽然中国对美出口已接近极限，但对欧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由于美国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额的25%～30%，因此美国需求的收缩将给中国出口导向的行业造成痛苦。在这些行业的出口中，外企占了很大份额。然而，中国出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钢材。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走弱给这部分需求蒙上了阴影，而这些钢材是由中国大企业而非外企生产的。在未来9个月之中，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主体部分的问题将会逐渐暴露出来。中国已大力采取措施，限制高能耗行业的出口。美欧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不断升温，并且会随着经济衰退、选举周期的推进而进一步升级；而且，如果中国为了减少外汇损失，在寻找高回报投资方式的过程中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就有可能激化国外的保护主义政策。总之，仅仅是次贷危机造成的外需收缩或许是可控的，但如果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出现了调整，次贷危机就可能使调整的幅度超出中国愿意接受的水平。
　　汇率方面，加快升值的理由和减缓升值的前景。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速惊人；国内生产率持续上升，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年均4%～5%的升值速度太低了，而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速度更慢。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压力和中国国内的货币压力。面对这个问题，中国倾向于通过贸易政策进行干预，而非进行汇率改革。中国采取了削减出口退税等举措。但7月的贸易数据表明，这些措施没有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的宏观前景之所以良好，并不是因为全球信贷紧缩所放大的调整压力不会影响到中国，而在于中国愿意在必要时接受经济调整。中国的金融中介体系存在自身的弱点，如果在其他市场调整之际，中国市场却没有这样做，那么在资本流动性进一步增强的未来，中国金融业将会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