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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与之密切相关的体育实践问题涌现出大量的新现象，面临着诸多新挑战，提出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准确地预见和充分地解释和说明。体育的理论研究必须先行，而本文主要对后奥运期中国体育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阐释，希望能为我国体育实践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创新思路，为我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体育改革的目标
由于中国当前体育领域的问题多源自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仍需对体育体制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改革。总结以往体育改革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体育目标不明确是体育改革不彻底、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的主要原因。当今改革进入深层必然涉及一些利益集团、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对体制的改革触及了处于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时，改革的阻力会更大，更需要坚持改革方向，明确改革目标，选择合理有效的改革路径，最终实现改革的全面胜利。要尽快研究中国体育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为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体育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二、体育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任何一项社会改革都是解决各种社会集团利益冲突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新的体制、新的规范、新的行为必然与原有的、陈旧的框框产生冲突，而改革就是在新旧矛盾的交织、变革与保守的斗争、较量，改革动力与阻力的抗衡中曲折地向前推进的。
在过去20年中，我国基本上是以改革推动开放。而今后较长的时间里则更多地是以开放促进改革。中国体育是一个率先开放的系统，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开放必将成为体育改革的重要动力而推进体育体制的改革。利益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各项改革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遭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在改革中将失去垄断行业部分利益的集团和个人，体育改革是否也遭遇到同样的阻力，值得研究。同时，也要看到体育改革的特殊性，频繁的国际大赛和国内比赛，使得政府部门难有喘息机会，改革的事宜每每被搁置、推迟。而且，由于“金牌”的压力，国际体育比赛成绩的好坏，也成为人们对体育改革是否能获得成功的一种忧虑。
现阶段，如何看待体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如率先进入职业化体制的足球不能尽如人意，就有人公开主张退回原有联赛的官办体制。一些目光短浅认识不清的人，由于他们对改革的效果认识不确定，认为改了不如不改，政府一旦放手就会影响体育发展。这些阻碍体育改革的因素不消除，体育改革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举国体制”提法及体育改革前景
“举国体制”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是体育改革研究中讨论的热点。一些学者从行政垄断的角度出发，对“举国体制”的垄断性质进行分析，提出“举国体制”实质是一种“政府垄断体制”。有的人认为“举周体制”已经过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不宜再用此概念指称当前我国的体育工作；有的人则认为“举国体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最符合中同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何去何从，仍将成为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体育改革在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中的地位还缺乏共识。
2008年奥运会后，新一轮的体育改革路径应朝向社会化、产业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提高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进一步理顺关系、转变职能，推动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要融合市场与政府，构建新的竞技体育体制。实现计划经济机制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变迁。
四、关于体育社团实体化改革
体育社会化是未来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体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体育领域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经过了政府垄断，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过渡时期之后，必然走向政府主导，政府、社会各负其责的共同管理阶段。
中国体育社团化取向的发展必须沿两条主线同步进行：一是政府改革，精简机构，转换职能；二是体育社团自身的改革与自强。政府和社会在体育管理中的角色要转换、职能要转变、权限要改变。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体育方针、研究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强化体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社会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在体育社团的各个层次进行改革，建成一个独立自主、良性发展的体育社会组织体系。首先，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育总局“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应走进历史，“官民二重性”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将与体育总局相分离。在进一步完善我国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逐步理顺各级体育组织机构的关系，加快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区别不同情况，扩大协会在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国际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权，使协会逐步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社团法人。政府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规定，对各协会进行管理，行使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这样一个转制的过程，需要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在我国，社团的法律支持系统十分薄弱，对体育社团的法学研究严重不足，中国体育法学的基础相当薄弱，加强体育法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在历史上我国就缺乏民间团体的社会基础，对各种社团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方法，对体育社团管理的研究就更加紧迫；同时对体育社团的社会性质、社会功能、社会运行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弊端的社会解释和预见，也是十分必要的。
五、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中突显出来的问题
在当前进行的一场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大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中，明显暴露出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由于理论功底的不扎实，整个改革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体育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学生体质状况持续20多年滑坡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在理论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体育与健康之间是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还是目的与原则的关系，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分辨清楚。运动在体育教学中的地位问题。课程标准实验推行之初，运动受到强烈的排斥，认为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下降祸根在于运动技术的学习，甚至有“将竞技运动彻底赶出学校”、“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必须分道扬镳”的偏激理论出现。目前多数青少年和群众只能参加一般的健身活动，而被拒绝在富有乐趣的竞技体育之外。这一方面使一部分青少年儿童不能获得与其天赋相适应的运动成就；另一方面也使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活动手段变得单调枯燥，而难以吸引学生参加。
体育必须考虑国家意志的问题。体育对国家的国防、生产劳动、民族体质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否应该体现国家意志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启动了一场彻底否定中国50年学校体育经验的“运动”，将50多年来中国学校体育说得一无是处。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在全世界是得到公认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还以中国的基础教育为榜样。如何分辨中国50年体育的利弊，如何解决好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这场学校体育改革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总之，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改革就进入了一个“长考”的理论准备阶段，后奥运期的中国体育格局将如何变化就是一道最大的考题。体制创新是中国体育改革成功的重要途径，体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体制创新的结果。这种体制变革激发了我国体育发展的活力，加大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基础实力，增强了我国体育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改革无前车之鉴，体制创新的重要来源就是借鉴别国的体制优势，根据中国实际创新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体制。通过举办奥运会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管理机构的深入联系，以及为适应国际惯例而作出的体制调整都将为中国体育改革的体制创新提供动力，也奠定了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北京奥运会将大大促进民众体育意识的觉醒和体育需求的提升，这也将成为体育改革的重要动力，推动中国体育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责任编辑 付一静)
一、体育改革的目标
由于中国当前体育领域的问题多源自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仍需对体育体制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改革。总结以往体育改革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体育目标不明确是体育改革不彻底、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的主要原因。当今改革进入深层必然涉及一些利益集团、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对体制的改革触及了处于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时，改革的阻力会更大，更需要坚持改革方向，明确改革目标，选择合理有效的改革路径，最终实现改革的全面胜利。要尽快研究中国体育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为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体育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
二、体育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任何一项社会改革都是解决各种社会集团利益冲突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新的体制、新的规范、新的行为必然与原有的、陈旧的框框产生冲突，而改革就是在新旧矛盾的交织、变革与保守的斗争、较量，改革动力与阻力的抗衡中曲折地向前推进的。
在过去20年中，我国基本上是以改革推动开放。而今后较长的时间里则更多地是以开放促进改革。中国体育是一个率先开放的系统，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开放必将成为体育改革的重要动力而推进体育体制的改革。利益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各项改革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遭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在改革中将失去垄断行业部分利益的集团和个人，体育改革是否也遭遇到同样的阻力，值得研究。同时，也要看到体育改革的特殊性，频繁的国际大赛和国内比赛，使得政府部门难有喘息机会，改革的事宜每每被搁置、推迟。而且，由于“金牌”的压力，国际体育比赛成绩的好坏，也成为人们对体育改革是否能获得成功的一种忧虑。
现阶段，如何看待体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如率先进入职业化体制的足球不能尽如人意，就有人公开主张退回原有联赛的官办体制。一些目光短浅认识不清的人，由于他们对改革的效果认识不确定，认为改了不如不改，政府一旦放手就会影响体育发展。这些阻碍体育改革的因素不消除，体育改革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举国体制”提法及体育改革前景
“举国体制”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是体育改革研究中讨论的热点。一些学者从行政垄断的角度出发，对“举国体制”的垄断性质进行分析，提出“举国体制”实质是一种“政府垄断体制”。有的人认为“举周体制”已经过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不宜再用此概念指称当前我国的体育工作；有的人则认为“举国体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最符合中同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何去何从，仍将成为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体育改革在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中的地位还缺乏共识。
2008年奥运会后，新一轮的体育改革路径应朝向社会化、产业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提高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进一步理顺关系、转变职能，推动体育事业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要融合市场与政府，构建新的竞技体育体制。实现计划经济机制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变迁。
四、关于体育社团实体化改革
体育社会化是未来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体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体育领域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经过了政府垄断，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过渡时期之后，必然走向政府主导，政府、社会各负其责的共同管理阶段。
中国体育社团化取向的发展必须沿两条主线同步进行：一是政府改革，精简机构，转换职能；二是体育社团自身的改革与自强。政府和社会在体育管理中的角色要转换、职能要转变、权限要改变。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体育方针、研究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强化体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社会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行政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在体育社团的各个层次进行改革，建成一个独立自主、良性发展的体育社会组织体系。首先，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育总局“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应走进历史，“官民二重性”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将与体育总局相分离。在进一步完善我国运动项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逐步理顺各级体育组织机构的关系，加快训练体制、竞赛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区别不同情况，扩大协会在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国际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权，使协会逐步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社团法人。政府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规定，对各协会进行管理，行使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这样一个转制的过程，需要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在我国，社团的法律支持系统十分薄弱，对体育社团的法学研究严重不足，中国体育法学的基础相当薄弱，加强体育法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在历史上我国就缺乏民间团体的社会基础，对各种社团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方法，对体育社团管理的研究就更加紧迫；同时对体育社团的社会性质、社会功能、社会运行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弊端的社会解释和预见，也是十分必要的。
五、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中突显出来的问题
在当前进行的一场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大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中，明显暴露出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由于理论功底的不扎实，整个改革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体育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学生体质状况持续20多年滑坡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在理论上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体育与健康之间是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还是目的与原则的关系，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分辨清楚。运动在体育教学中的地位问题。课程标准实验推行之初，运动受到强烈的排斥，认为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下降祸根在于运动技术的学习，甚至有“将竞技运动彻底赶出学校”、“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必须分道扬镳”的偏激理论出现。目前多数青少年和群众只能参加一般的健身活动，而被拒绝在富有乐趣的竞技体育之外。这一方面使一部分青少年儿童不能获得与其天赋相适应的运动成就；另一方面也使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活动手段变得单调枯燥，而难以吸引学生参加。
体育必须考虑国家意志的问题。体育对国家的国防、生产劳动、民族体质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否应该体现国家意志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启动了一场彻底否定中国50年学校体育经验的“运动”，将50多年来中国学校体育说得一无是处。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在全世界是得到公认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还以中国的基础教育为榜样。如何分辨中国50年体育的利弊，如何解决好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这场学校体育改革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总之，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改革就进入了一个“长考”的理论准备阶段，后奥运期的中国体育格局将如何变化就是一道最大的考题。体制创新是中国体育改革成功的重要途径，体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体制创新的结果。这种体制变革激发了我国体育发展的活力，加大了我国体育发展的基础实力，增强了我国体育的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改革无前车之鉴，体制创新的重要来源就是借鉴别国的体制优势，根据中国实际创新出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体制。通过举办奥运会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管理机构的深入联系，以及为适应国际惯例而作出的体制调整都将为中国体育改革的体制创新提供动力，也奠定了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北京奥运会将大大促进民众体育意识的觉醒和体育需求的提升，这也将成为体育改革的重要动力，推动中国体育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