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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项全美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相对于特朗普总统的领先幅度已达到7%～14%不等。这已是自1944年以来候选人对即将卸任总统的最大领先优势。牛津经济研究院甚至预测，特朗普在大选中仅能得到35%的选票，将会创下一个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利。拜登真的已稳操胜券了吗？
虽然拜登在民调上大幅领先特朗普，有趣的是，美国舆论仍不怎么看好拜登。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2016年民调错误预测希拉里·克林顿会获胜所带来的“后遗症”。一种观点认为，民调在问题设置时就有一定的导向性，得出的结果自然存在偏差，大量所谓“害羞的特朗普支持者”被阻隔在民调之外，不愿在电话里告诉别人他们支持特朗普。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州的民调数据太少且准确度低，缺少详细的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数据，而这些选民恰是特朗普最关键的基本盘。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在复盘2016年大选民调数据时发现，正是由于没有对样本进行加权或调整以包括更多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才导致民调误判。皮尤研究中心主任考特尼·肯尼迪认为，2016年民调的这些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在2020年仍然存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拿特朗普和拜登各自選民基本盘的忠诚度相比，特朗普远高于拜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的最近民调发现，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为46%，他在温和派中的支持率仅为36%，但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高达89%。这种现象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是常态。拜登的“铁杆粉”则不多，换言之，拜登的民调领先并不完全是因为拜登受欢迎，而是因为特朗普太不受欢迎。这种差距可能会随着下半年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大选辩论的展开而逐渐缩小。
2020年2月2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艾奥瓦首府得梅因出席竞选造势活动。
另一方面，舆论还有一种“神话”特朗普的情绪，即，“关于特朗普，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皆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他是天生的“竞选大师”：善于给对手贴负面标签并利用社交和广播媒体以及竞选集会反复刻画——“瞌睡乔”“恋童癖”“无赖”……他将拜登及其子亨特定义为过于亲近中国和腐败;将民主党人描绘成“倡导社会主义”，贬低家庭、信仰和爱国主义;不断吹嘘说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宣称自己将在第二任期内复制这种成功;他好斗的推文、阴谋论和对事实的歪曲不得不让对手拜登疲于解释，在竞选中处于守势。这种情绪在共和党阵营里较为普遍，《政客》网站最近撰文称，华盛顿以外的共和党官员预测特朗普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6月底，因为疫情而经历了三个月几乎没有公开活动的竞选之后，两位候选人都准备启动秋季竞选活动，他们的竞选顾问们已在大规模预订广告位了，摇摆州地图的轮廓也初步成形。在遍布全美的抗议浪潮和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这场很可能会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丑陋、最个人化的大选进入锁定提名后的第二阶段，特朗普势必会变本加厉地丑化拜登，同时给支持者“画大饼”，重复“浮士德式”的竞选说辞，拜登的处境相当复杂。
其一，拜登在辩论台上的表现恐怕难敌特朗普。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的表现就不是很好，经常心不在焉、卡壳忘词、语无伦次。特朗普则是个更具侵略性和好斗性的辩论者。最近，特朗普阵营提出额外增加一场辩论的要求，被拜登团队拒绝。
其二，拜登尚未完全统合民主党进步左翼。民主党内的年轻进步派选民是拜登的短板，他们是桑德斯、科特兹等党内进步左翼领军人物的拥趸，希望系统性地改变制度，而不是投票给拜登这样的建制派人选。事实上，为应对左翼压力，拜登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向左转”的政策调整，最近又推出“自罗斯福以来最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承诺取消大量学生贷款、对中低收入家庭开放免费公立大学教育、提高社保基金并降低医保年龄门槛，等等。但是，拜登在国会山36年的中间温和派立场记录很难一夜之间“收服”左翼选民，反而让特朗普阵营看到了机会，他们给拜登贴上了“左派”标签，嘲笑他是“激进左翼的无助傀儡”。在特朗普阵营看来，如果拜登继续作为中间派存在，就有可能在不想支持激进派的摇摆选民中占据优势，但如能在舆论上把他与左翼意识形态拴在一起，就有可能分化温和选民对他的支持。
不过拜登的优势也是明显的，特别是选民人口结构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亲民主党”的非白人和“千禧一代”选民现在是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数量众多。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民厌恶特朗普，选择“抛弃”共和党。三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也倾向于民主党。四是65岁以上老年选民越来越“亲民主党”，而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摇摆州，老年选民占比相当高。换言之，2016年曾帮助特朗普在这三个摇摆州取胜的老年选民正变成他的负担。五是在美国人口占比中不断增大的郊区选民也在向民主党靠拢。有评论认为，随着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加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各种“失败”的“催化”，美国完成了始于1992年的政治重组，“选举人团地图”正在发生极为重要的改变，特朗普要想复制2016年的胜利困难重重。
摇摆州选民对拜登的看法也是一个有利的变量，美国媒体Axios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的“焦点小组讨论”就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受访的摇摆选民认为，与其说拜登是变革的推动者，不如说他是使国家恢复稳定的合适人选，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失去的国家自尊要靠民主党人来修补。许多摇摆选民并不知道拜登说了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只是对特朗普抱有极大厌倦和反感，即使他们对拜登没有热情，也愿投票给他。在他们看来，2020年大选与其说是对拜登的支持，不如说是对特朗普去留的公投。
今年3月，拜登在民主党第11次党内辩论中承诺提名一位女性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对拜登和民主党而言，选择女性作竞选搭档的好处十分明显：第一，有助于打造民主党多元形象，巩固在性别议题上的话语权。第二，理论上会提高女性和进步派选民对民主党的投票热情和支持度。在进步派组织MoveOn（“行动起来”）对成员进行的民调中，无论拜登选择哪位女性作搭档，都有约70%的受访者表示会更加支持拜登。第三，有助于抵消拜登性侵传闻的负面影响。
随着这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运动的不断升温，要求拜登选择一位黑人女性作搭档的呼声陡增。蒙莫斯大学最近针对超过2000名在民主党早期初选和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进行了一项调查，超过1/4的受访者选择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曾参加2020年大选民主党初选，今年1月退选）。这项调查没有采访全美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党选民样本，大多数选择的是在艾奥瓦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投票的人，因而受访者更有可能是参与程度高、党派色彩浓的民主党人。即便如此，也可看出，哈里斯在各种政治信仰的民主党人中都是首选，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其他被媒体提到的非洲裔女性人选还包括：前佐治亚州州长竞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因今年初發表弹劾特朗普演讲而走红的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瓦尔·德明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因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异军突起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凯莎·博托斯和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以及警察执法改革领军人物之一、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卡伦·巴斯。
虽然选择黑人女性担任竞选搭档可能有助于拜登在种族议题上掌握话语权，彰显多元进步价值，激发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投票热情，但最终能否如愿仍存变数。一方面，即使黑人女性选民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一位黑人女性竞选搭档能不能有效调动起黑人的投票率仍是问题，毕竟不是所有黑人政治家都像奥巴马一样享有高人气和魅力。另一方面，选择黑人女性竞选搭档显然是打“身份政治牌”，有可能招致“反向身份政治”，即，激起白人男性群体的不满和焦虑，从而客观上助长特朗普基本盘的投票热情。再者，如果说黑人选民是民主党基本盘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左翼选民也是如此。提名哈里斯、德明斯这样的副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引发左翼阵营的反弹，因为这两人在进入国会前都曾在执法部门担任要职，而在当下警察暴行问题发酵、警察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备受苛责的时候，她们如何表达相关立场有些难度。
进入美国媒体视线的拜登女性非洲裔竞选搭档可能人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哈里斯、前佐治亚州州长竞选人艾布拉姆斯、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德明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亚特兰大市长博托斯、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巴斯。
在击败特朗普前，拜登面临的主要难题还是在于自身的政策取向，作为“取向艰难”的外在表现形式，他是回到“起点”选择左翼白人伊丽莎白·沃伦来讨好自由派和郊区女性选民，还是选择哈里斯这样的“明星黑人”来讨好黑人选民而开罪自由派，抑或是选择艾布拉姆斯或者赖斯这类中规中矩却缺乏行政或立法履历的人，我们将在一个月内见到分晓。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法学专业研究助理）
辩证看拜登的民调领先
虽然拜登在民调上大幅领先特朗普，有趣的是，美国舆论仍不怎么看好拜登。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2016年民调错误预测希拉里·克林顿会获胜所带来的“后遗症”。一种观点认为，民调在问题设置时就有一定的导向性，得出的结果自然存在偏差，大量所谓“害羞的特朗普支持者”被阻隔在民调之外，不愿在电话里告诉别人他们支持特朗普。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州的民调数据太少且准确度低，缺少详细的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数据，而这些选民恰是特朗普最关键的基本盘。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在复盘2016年大选民调数据时发现，正是由于没有对样本进行加权或调整以包括更多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才导致民调误判。皮尤研究中心主任考特尼·肯尼迪认为，2016年民调的这些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在2020年仍然存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拿特朗普和拜登各自選民基本盘的忠诚度相比，特朗普远高于拜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的最近民调发现，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为46%，他在温和派中的支持率仅为36%，但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高达89%。这种现象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是常态。拜登的“铁杆粉”则不多，换言之，拜登的民调领先并不完全是因为拜登受欢迎，而是因为特朗普太不受欢迎。这种差距可能会随着下半年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大选辩论的展开而逐渐缩小。
另一方面，舆论还有一种“神话”特朗普的情绪，即，“关于特朗普，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皆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他是天生的“竞选大师”：善于给对手贴负面标签并利用社交和广播媒体以及竞选集会反复刻画——“瞌睡乔”“恋童癖”“无赖”……他将拜登及其子亨特定义为过于亲近中国和腐败;将民主党人描绘成“倡导社会主义”，贬低家庭、信仰和爱国主义;不断吹嘘说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宣称自己将在第二任期内复制这种成功;他好斗的推文、阴谋论和对事实的歪曲不得不让对手拜登疲于解释，在竞选中处于守势。这种情绪在共和党阵营里较为普遍，《政客》网站最近撰文称，华盛顿以外的共和党官员预测特朗普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拜登的优劣势
6月底，因为疫情而经历了三个月几乎没有公开活动的竞选之后，两位候选人都准备启动秋季竞选活动，他们的竞选顾问们已在大规模预订广告位了，摇摆州地图的轮廓也初步成形。在遍布全美的抗议浪潮和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这场很可能会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丑陋、最个人化的大选进入锁定提名后的第二阶段，特朗普势必会变本加厉地丑化拜登，同时给支持者“画大饼”，重复“浮士德式”的竞选说辞，拜登的处境相当复杂。
其一，拜登在辩论台上的表现恐怕难敌特朗普。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的表现就不是很好，经常心不在焉、卡壳忘词、语无伦次。特朗普则是个更具侵略性和好斗性的辩论者。最近，特朗普阵营提出额外增加一场辩论的要求，被拜登团队拒绝。
其二，拜登尚未完全统合民主党进步左翼。民主党内的年轻进步派选民是拜登的短板，他们是桑德斯、科特兹等党内进步左翼领军人物的拥趸，希望系统性地改变制度，而不是投票给拜登这样的建制派人选。事实上，为应对左翼压力，拜登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向左转”的政策调整，最近又推出“自罗斯福以来最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承诺取消大量学生贷款、对中低收入家庭开放免费公立大学教育、提高社保基金并降低医保年龄门槛，等等。但是，拜登在国会山36年的中间温和派立场记录很难一夜之间“收服”左翼选民，反而让特朗普阵营看到了机会，他们给拜登贴上了“左派”标签，嘲笑他是“激进左翼的无助傀儡”。在特朗普阵营看来，如果拜登继续作为中间派存在，就有可能在不想支持激进派的摇摆选民中占据优势，但如能在舆论上把他与左翼意识形态拴在一起，就有可能分化温和选民对他的支持。
不过拜登的优势也是明显的，特别是选民人口结构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亲民主党”的非白人和“千禧一代”选民现在是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数量众多。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民厌恶特朗普，选择“抛弃”共和党。三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也倾向于民主党。四是65岁以上老年选民越来越“亲民主党”，而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摇摆州，老年选民占比相当高。换言之，2016年曾帮助特朗普在这三个摇摆州取胜的老年选民正变成他的负担。五是在美国人口占比中不断增大的郊区选民也在向民主党靠拢。有评论认为，随着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加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各种“失败”的“催化”，美国完成了始于1992年的政治重组，“选举人团地图”正在发生极为重要的改变，特朗普要想复制2016年的胜利困难重重。
摇摆州选民对拜登的看法也是一个有利的变量，美国媒体Axios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的“焦点小组讨论”就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受访的摇摆选民认为，与其说拜登是变革的推动者，不如说他是使国家恢复稳定的合适人选，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失去的国家自尊要靠民主党人来修补。许多摇摆选民并不知道拜登说了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只是对特朗普抱有极大厌倦和反感，即使他们对拜登没有热情，也愿投票给他。在他们看来，2020年大选与其说是对拜登的支持，不如说是对特朗普去留的公投。
拜登的非洲裔女性竞选搭档呼之欲出
今年3月，拜登在民主党第11次党内辩论中承诺提名一位女性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对拜登和民主党而言，选择女性作竞选搭档的好处十分明显：第一，有助于打造民主党多元形象，巩固在性别议题上的话语权。第二，理论上会提高女性和进步派选民对民主党的投票热情和支持度。在进步派组织MoveOn（“行动起来”）对成员进行的民调中，无论拜登选择哪位女性作搭档，都有约70%的受访者表示会更加支持拜登。第三，有助于抵消拜登性侵传闻的负面影响。
随着这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运动的不断升温，要求拜登选择一位黑人女性作搭档的呼声陡增。蒙莫斯大学最近针对超过2000名在民主党早期初选和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进行了一项调查，超过1/4的受访者选择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曾参加2020年大选民主党初选，今年1月退选）。这项调查没有采访全美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党选民样本，大多数选择的是在艾奥瓦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投票的人，因而受访者更有可能是参与程度高、党派色彩浓的民主党人。即便如此，也可看出，哈里斯在各种政治信仰的民主党人中都是首选，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其他被媒体提到的非洲裔女性人选还包括：前佐治亚州州长竞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因今年初發表弹劾特朗普演讲而走红的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瓦尔·德明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因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异军突起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凯莎·博托斯和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以及警察执法改革领军人物之一、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卡伦·巴斯。
虽然选择黑人女性担任竞选搭档可能有助于拜登在种族议题上掌握话语权，彰显多元进步价值，激发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投票热情，但最终能否如愿仍存变数。一方面，即使黑人女性选民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一位黑人女性竞选搭档能不能有效调动起黑人的投票率仍是问题，毕竟不是所有黑人政治家都像奥巴马一样享有高人气和魅力。另一方面，选择黑人女性竞选搭档显然是打“身份政治牌”，有可能招致“反向身份政治”，即，激起白人男性群体的不满和焦虑，从而客观上助长特朗普基本盘的投票热情。再者，如果说黑人选民是民主党基本盘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左翼选民也是如此。提名哈里斯、德明斯这样的副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引发左翼阵营的反弹，因为这两人在进入国会前都曾在执法部门担任要职，而在当下警察暴行问题发酵、警察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备受苛责的时候，她们如何表达相关立场有些难度。
在击败特朗普前，拜登面临的主要难题还是在于自身的政策取向，作为“取向艰难”的外在表现形式，他是回到“起点”选择左翼白人伊丽莎白·沃伦来讨好自由派和郊区女性选民，还是选择哈里斯这样的“明星黑人”来讨好黑人选民而开罪自由派，抑或是选择艾布拉姆斯或者赖斯这类中规中矩却缺乏行政或立法履历的人，我们将在一个月内见到分晓。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法学专业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