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岭又称大庾岭，秦汉时称“塞上”。据说汉初有一位名为梅鋗的将军镇守于此，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便将此地称为“梅岭”。也有一种说法是此地多梅，有“南枝既落，北枝始开”的奇观，故有此名。梅岭位于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两地之间，是岭南与中原往来的通道。
　　岭南地区在古时被视为蛮荒之地。大庾岭为五岭之首，山石竦峙，林木繁密，颇有李白笔下蜀道的艰险意味。唐朝以前，此路长期荒废，但正是这种特殊条件，激发了众多途经此地的文人骚客的诗思，使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印下些痕迹。
　　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是“梅岭诗”的重要作品，其诗如下：“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宋之问本为武后的宫廷御用诗人，与沈佺期并称“沈宋”。他们将前人稍见繁琐的诗歌格律改良为后人所称的“沈宋体”，促进了唐诗格律的定型。春风得意的日子里，他们的眼光更多地停留在音律的精工和文字的华美，狭隘的宫廷生活限制了他们诗中的自然诗情和壮阔气象。其奉命制作的“奉和诗”更是如此，宋之问《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中的“蝶绕香丝住，蜂怜艳粉回”，沈佺期《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中“咏歌麟趾合，箫管凤雏来”等，皆徒见浮华，未能动人。
　　后来宋之问因政治变动获罪，被流放到岭南地区，贬谪经历使其哀愁从胸中缕缕生出，萦绕低徊。《度大庾岭》作于诗人“度岭方辞国”之时，其时诗人来到“华夷”分界的梅岭之巅，将要辞别中原，于是停下车回望故乡。“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承“望”而来，诗人的心向着北方开放的梅，身却随着南飞的鸟儿，情景交织，令人动容。从诗中可以看见诗人因不舍北国而时时回望的孑然身影，感受到他与汉时贬谪文人贾长沙（即贾谊）遥相顾惜的心情。诗中深切的情感与精工的形式结合，透露了情辞俱备的盛唐诗歌即将到来的讯息，闻一多称此为“宫体诗的自赎”。这是宋之问的不幸，却是唐诗的幸运。
　　当时埋怨着“林昏瘴不开”的宋之问没有料到，梅岭这一“天险”亦有变成通途的一天。这一功劳要属开元贤相张九龄，他也是岭南出身的第一位宰相。张九龄为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其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为世人耳熟能详。张九龄在朝期间主张选贤任能，曾提拔王维，征辟孟浩然，杜甫早年也曾想将诗呈献给他。
　　开元四年，张九龄回乡时路过大庾岭，看到“岭东废路，人苦险极”（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他痛感这条险路对百姓生活和岭南发展的不便，便上书朝廷，建议开凿大庾岭新路。朝廷出于加强中原与岭南的交流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批准了张九龄的建议，并任命他主持这一工程。在张九龄和当地大批民工不辞辛劳的努力下，终于在“千里连峰匝，迂回出万寻”的大庾岭至高处建成大道。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的梅岭，竟成了“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坦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有史料记载，梅岭古道“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后人為了纪念张九龄的历史功绩，于梅岭上建张文献公祠，以供后人瞻仰凭吊。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岭南地区是古时贬谪之地，同时也是贬谪文学的土壤。北宋时期，政坛上新旧党之争激烈，苏轼遭受新党打压而被贬惠州，再贬海南。其旷达之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细味似乎也有自嘲之意。即便是遇赦北归之时，苏轼途经梅岭，亦忍不住一吐六年来的辛酸。
　　宋代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记载了东坡北归途中的小故事。当时东坡路过大庾岭，在村里的一家小店小憩。一位老翁得知他是苏东坡，赶忙向前作揖道：“东坡先生，我听说有人想方设法要害您，今天您得以北归，是上天保佑好人啊！”东坡听了，笑着谢过老翁，在墙壁上题下一首《赠岭上老人》，诗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被贬海南时东坡已经六十三岁了，其地又荒凉，因此他去海南前便向大儿子苏迈交代了后事。虽然最终有幸被调回，但更多的还是悲观的心绪。北归时，东坡当年的意气风发已在人生的辗转蹉跎中渐渐消磨，化作心头的冷灰，溶化在末端的问句中。
　　但诗人并不至于绝望，岭头的梅花令他内心的想法更加清晰起来。东坡在《赠岭上梅》中写道：“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他不和百花一起开，要保持自己的生长节奏，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缓步前行，把心沉下来，等待属于自己的果实慢慢成熟。
　　宋之问、张九龄、苏轼在梅岭期间，或在此地做了一番民生事业，或在心灵与特殊风物的碰撞中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可见艰险的环境虽然给文人带来巨大考验，但也激发了他们灵敏的思维和坚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