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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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我们邀请蔡宗齐先生为学报写一篇文章,介绍自己如何在治学过程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诗学研究方法。对于这一邀请,蔡先生颇为踌躇。由于蔡先生为人谦逊,他担心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自我表彰之嫌;但同时,他又考虑到,毕竟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走上了与他相似的求学道路,在西方汉学的语境中开展或继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于这些日益增多的到海外求学的学子,自己算是过来人,如果能与这些人分享自己三十多年在中西方世界之间游学的心得,讲述所经历的逆境与顺境、挫折与成功、困惑与欢欣,应该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经过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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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我们邀请蔡宗齐先生为学报写一篇文章,介绍自己如何在治学过程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诗学研究方法。对于这一邀请,蔡先生颇为踌躇。由于蔡先生为人谦逊,他担心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自我表彰之嫌;但同时,他又考虑到,毕竟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走上了与他相似的求学道路,在西方汉学的语境中开展或继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于这些日益增多的到海外求学的学子,自己算是过来人,如果能与这些人分享自己三十多年在中西方世界之间游学的心得,讲述所经历的逆境与顺境、挫折与成功、困惑与欢欣,应该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经过这样的考虑之后,蔡先生终于接受了学报的邀请,以敬谨的态度讲述了自己治学的心路历程。我们谨录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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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致力于将维特根斯坦解读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保持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兴趣，并不遗余力地试图将它同新老实用主义挂起钩来。他的学术见解既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又遭到许多非议与批评。受到批评最多的是，他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挑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对他倡导的实用主义解读有利的论述的做法。那么，罗蒂的做法是否合适？他的解读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呢？事实上，只要更为仔细地加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罗蒂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解读尽管有其偏颇之处，却依然包含着富有价值的学术洞见。
《皇览》产生于1700年前的曹魏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类书。此后，类书的编纂，无论官修与私刻，卷帙难以计数，贯穿于魏晋直至明清千百年间。究其原因，骈赋催生了类书，类书孵化了骈赋。六朝以降，骈文独立成体，类书一如雨后春笋，冒地而出，蔚为大观。类书之所以为类书，其为骈赋、诗文的创作，提供了新词丽句、奇字僻典、历史掌故、天文地理等素材。同时对于骈文的独立发展、成熟及全盛，起到了涵养文化底蕴、提升文学功用、淬炼文人气质的作用。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轻忽类书，而骈文的研究与类书之关系尤为重要。
2017年11月3日至5日，第十四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及领导嘉宾相聚一堂，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总主题下，以“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为主题，共同探讨面对深度调整的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如何构建起能够应对全新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视频致辞。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事务前全权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卢金、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北京
以民国女性词集为中心来观照民国女性词,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词集刊刻数量上看,中期时间短,词集刊刻数量多,前期和后期时间相对长,词集刊刻数量少,间接反映了女性词创作在民国由低谷到高潮继而衰退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女性词发展流变观之,第一个阶段,1912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前,词集作者主要为官宦女子,词作集中表现为晚清闺秀词余风的笼罩与突围。第二个阶段,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词集作者主体以职业女性为主,词作集中表现在新学教育背景中词的因循与新变。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大范围传播,其经济学说亦随之受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领导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引领时代潮流,通过发表文章、编辑刊物、参与社团、公开讲演以及讲授课程等方式向青年学生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开创性贡献,并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道德共识既是人类道德生活一种基础性和起码性的共识,是人们对于道德底线或底线伦理的一种共同认识,也是对社会基本道德框架和共同信念的建构与认同,是对终极价值、至上目标的求索与渴望。道德生活多样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在带来一定道德解放和道德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评价带来了诸多困惑、彷徨和不确定性,从而彰显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达成道德共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道德共识形成的基础在于人类共生共存的需要、交互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和个体成员具有的共同性价值追求。达成道德共识,应该确保人们彼此间的自由平等地位,充分体现出
古代中华文明是秦汉政治制度和孔孟义理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唐以后佛教、道教由对人心的掌控而对儒教的文化地位与价值影响带来冲击,激起所谓“夷狄之法”与“圣人之教”的矛盾冲突。朱子心性论是其道统论的理论内涵,道统论则是其心性论的功能目的。朱子的努力巩固了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之精神结构的地位,甚至形塑了东亚儒教文化圈,但以心性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重组也留下诸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我们今天解决。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以文化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突出的价值意蕴,通过优秀文化滋养培育法治精神、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增强公共服务意识,有助于提升人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在优秀文化滋养中防范和化解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社会矛盾,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展治理理念,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完善国家治理体制,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发展治理能力,有助于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任何试图了解唐代后期政治和文化重要走向的人,尤其是9世纪唐宪宗以后几朝发生的那些变化,都无法绕开白居易留下的丰富的文字记录。通过对白居易生平中某些关键经验的历史还原,或能在两个层面上提供新的历史思考:一是通过对白居易早期和中期一些诗文的重新解读,对他个人与他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白居易的精神世界的造成;二是通过这一个案来寻求将生活史、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学史等不同取径加以整合的可能。作为一位时代转型中的人物,白居易虽然在价值观念上认同新的政治文化,但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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